2012年6月29日 星期五

巴金和胡乔木之间的复杂关系


  八九十年代,我听说了一些巴老和胡乔木之间的复杂关系。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一个是中央高级政要,意识形态主要领导人,常常既要表现他的礼贤下士,爱护团结知识分子的善意,同时又要紧紧控制党规定的思想空间,不容丝毫出格越轨的声音。其结果是胡萝卜和大棒的交替使用。另一个是有国际影响的大作家,无权无势但却向往自由、独立思考、决不丧失自己的良知。巴老个人无求于人,无欲则刚,不卑不亢,又奈我何!于是他们之间只是一种又好又不好的工作关系,但似乎还称不上是友谊。这对我们这个社会来说,是很有典型意义的。我曾几次向巴老叩问过此事,巴老也都作了回答。现在我按照时间顺序,记下他们的交往。

  1949年后,胡乔木领导新闻出版方面的工作。他认为巴金有丰富的出版工作经验。他写信给巴金,说文化生活出版社和平明出版社“对我国的文学事业是有难忘的贡献的”。希望巴金“能多多关切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新文艺出版社(这是两个新成立的文学出版社)的工作”。事实上,文化生活出版社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界确有重大功绩,是当时同人办的专业(文学)出版社中出的文学名著最系统最丰富,团结和推出有成就的作家也最多。

  1950年,胡乔木通过冯雪峰转告巴金,请他担任正在筹建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巴金以“我不会办事”为由,请雪峰代为辞谢。雪峰感到为难,说:“倘使你不肯去,我就得出来挑那副担子了!”巴金说:“我希望你也不做。”因为“事情难办”;雪峰又是个书生气十足的人,耿直而易动感情,不宜做这种具体领导工作。而巴金自己“为了文生社的事,与吴朗西有矛盾,弄得很苦恼,觉得抗战后,若不是文生社的事,《寒夜》之后,自己还能写几部长篇。”结果,雪峰回京复命,还是接受了那个工作。他是党员,是要服从组织的。

  这件事,说明胡乔木从一开始对巴金是有好感的,是想团结巴金的。

  1952年10月,巴金第一次去朝鲜战地七个月后回国。“胡乔木约我到设在中南海的中宣部去谈谈。他在谈话时,示意我应争取入党。我没有回应他。”(此处所引的巴老的话,是1993年10月在杭州灵隐创作之家,笔者对巴老访谈的笔录。)那时巴老大概连想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1954年7、8月间,巴老应苏联邀请,到莫斯科参加纪念契诃夫逝世50周年大会和有关活动。“那时,胡乔木正在苏联养病,从电台听到我在大会上的发言,就通过使馆参赞约我到医院见面,说了一些一般的话,鼓励的话。”(同前)

  之后,历史就翻到了七八十年代,他们才又有了较多的见面往来的机会。

  根据巴老当时的日记和书信,知道巴老为了沈从文、汝龙的住房问题,为了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馆舍,都曾多次向胡乔木或当面、或写信呼吁过。汝龙是位有成就的俄国文学专家,大量系列地翻译了契诃夫戏剧、小说作品。他本来是有自己的房子的,“文革”时被别人占了。这是政府理应给予解决的。但在那时却很不容易。1980年9月,巴老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期间,胡乔木到招待所来看望巴老,两人谈了整整两个小时。其间,巴老“对他谈了您的房子的事,希望他能帮助解决,他答应想个办法。”(《巴金全集》第22卷第378页)1981年9月,巴老去法国参加国际笔会大会,离沪前还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信中又谈到汝龙的房子事,“希望能早日解决”。(同前,第381页)胡乔木接得此信,经与有关方面联系,于12月1日复信巴老,告知已获解决。胡从中帮了忙。

  至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馆舍问题,胡乔木更是出了力,才得以在万寿寺筹建了临时馆舍。这都是因为支持巴老的呼吁之故。但无论是沈从文、汝龙的住房问题,还是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舍问题,既不是为巴老自己,也不仅仅是为沈、汝个人,正如巴老在给汝龙信中所说的那样:“是为了工作。”(同前,第379页)那时,巴老特别关心知识分子的工作、生活条件,希望能让这些有才华的知识分子更好地为国家多作贡献。

  据巴老这个时期的日记所载,与胡乔木的往来如下:

  1980年9月12日(晚),“八点胡乔木来,谈到十点十分。”(在北京)

  1981年11月18日,“上午陈沂来并转胡乔木的信,复胡乔木信。”

  1981年12月3日,“下午休息……乔木的秘书送信来。”

  据《胡乔木书信集》第399页,此信就是上面说到的因汝龙房子问题给巴老的复信。信中提到的讲话稿是指胡乔木的《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全文如下:

  巴金同志:十八日手书二十日收到,谢谢您相信我,肯把心里话告诉我。我在修改讲话稿时努力吸收了您的意见(同时也吸收了文艺界许多同志的意见),虽然很不充分。

  上一个月我一直在感冒,完全不能出房门,直到这一两天才好转。因为这样,我未能按时参加这次人代会。现已定本月八日回到北京,那时将可面谈。汝龙同志的房子问题北京市最近已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并已征得他的同意。只是有些准备工作未完,故尚未迁住。这事您在京可能已听说了,恐悬念,特先告。

   致最真诚的敬意

  胡乔木十二月一日

  从信的内容和语气,都可见胡乔木对巴老是很尊重的。

  1981年12月21日,“上午八点半到人大会堂浙江厅出席座谈会,和胡乔木交谈,十二点结束。”

  参见曹禺当天的日记,载称:“上午到人大浙江厅,乔木同志接见作协理事会部分人员。巴金谈‘无为而治’,‘爱护作家’等。乔木同志大谈‘有为而治,治与不治”,实即反驳。”(《没有说完的话》第41页,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年版)显然,两人因意见不合,在会上公开交锋。巴老只是呼吁,胡乔木是领导,居高临下,是指示,是批评。巴老在日记中称“与乔木交谈”,是指会后两人又就此交谈,但各持己见。以后,胡乔木又写信给巴老,连批评带劝说,希望他放弃“无为而治”的主张。巴老复信说,各自保留己见吧!这两封信至今都未公开。但可见双方都很坚持自己的主张。巴老在“长官”面前,在原则问题上,一点没有退缩,或放弃自己的信念的意思。而此事发生距上封友好的信仅半个月时间,情势骤变。

  1982年,我写了一篇评介巴金随想录第二集《探索集》的文章,冯牧打电话给我,叫我从将要付印的文艺报版面上撤下。冯牧说:“你的文章这期不要用了。不是说你的文章有什么问题,不是的。你的文章一点问题也没有。我只是在电话里无法跟你说清楚。前几天,乔木同志召我们几个人去谈问题,谈到巴老,说诺贝尔文学奖,如果来征求意见,我们可以推荐艾青,推荐沈从文,但不推荐巴金。有些话说得很严重,我都没法跟你说,我们听了都很吃惊。我们都是非常敬重巴老,爱护巴老的。他这样说话我们很难接受。但没有办法。至少现在不宜去对着干。所以你的文章先搁一搁,或者给别的报刊,怎么处理都可以。反正这期不要用了。”

  冯牧说得非常恳切。他对我已经讲得“太多”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至于还有哪些严重得使他吃惊的话,当时他没有说,后来也不曾再告诉我。我也不便,也不想再去探问什么。我只是觉得好笑。因为我从未听说过,诺贝尔奖要征求哪个政府、政党、官方的意见。真的你以为你是谁了!

  1983年,也是冯牧告知,说胡乔木对巴老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持不同意见,后来还是上海市委领导说了公道的、肯定的话才解决的。凡此种种,我为了避免横生枝节、增加误会和是非,从没有将这些事传告过巴老。但是,巴老与胡乔木在许多问题上有不同看法,我是清楚的。例如,巴老说过的西湖周边墓葬问题,对文化工作如何领导的问题(“无为而治”),要不要写“文革”的问题,写光明与黑暗的问题,对于西方现代派问题,等等,都是存在着尖锐的分歧。上海和北京的宣传部门个别领导人,对巴老都有过指指点点的攻击性的批评,与胡乔木的态度是有关的。这我也是知道的。所以我很担心巴老只看到胡对他热情友好的一面,怕他吃了亏还不知道另外一面。这是我几次探问巴老和胡乔木关系的原因。

  在我记忆中,至少我问过巴老三次。第一次,大概在八十年代初。巴老说,因为他主张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最好是“无为而治”,“多鼓励,少干涉”,写作要“表达我自己的意志”;赞成赵丹遗言“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其实,“无为而治”的说法是从陈毅1962年广州会议讲话(文艺报1979年9月曾全文发表)中引来的。胡乔木又是当面,又是写信批评劝说巴老放弃这个说法。巴老没有同意。因此引起胡的不满。

  第二次,是在1987年2月,我在巴老家里又问巴老。巴老有点说得轻描淡写:胡乔木两次给他写信,一次是在北京开会胡乔木来信嘱巴老保养身体。巴老想没有什么话要说,就未回信。另一次,是1985年,话剧《家》去日本演出,胡来信祝贺是盛大成功。巴老想,这是别人演出成功,与原著不是一回事,故也未复。至于胡是不是因此不高兴了,则不得而知。巴老也未作更多的推测。

  那封祝贺信现存《胡乔木书信集》第657页,转录如下:

  尊敬的巴老:

  阅报欣悉《家》在日演出获得盛大的成功,谨函祝贺。这是说心里话,非关礼貌,请勿分劳回信。

  胡乔木十月二日

  胡不仅致信巴老,还在给吴祖光信中,批评新华社、人民日报对这类消息不够重视,没有及时显著报道。可以看出,胡乔木这时又是很关心巴老的成就的。但改编演出成功,毕竟不完全等同于原著的成功。这只是误会吧!这种热情,与另一种使冯牧都惊讶得说不出来的批评话,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想,巴老心里还是有数的,所以没有回信,是不是与此有关呢!

  第三次,是在1993年10月,我在杭州问巴老。巴老比较详细地说了与胡乔木交往的过程,说:“胡既是很关心我,也帮了一些忙,像为文学馆馆址呼吁,后来也得到了解决,在万寿寺建立起来。但也整了我。1980年,我在政协会上,说了对文艺‘无为而治’的意见,胡很不满意,颇多批评。后来我写信给胡,表示各自保留己见吧!”

  这段话证明我以前的猜测大致是对的。

  许多年过去了,中国的社会历史面貌和人们的认识,都发生了变化。令人意想不到的是,1992年胡乔木去世前的绝笔,竟还与巴老有关。据《胡乔木书信集》第832页,收有一封致巴金的信,是胡写于1992年9月27日。照录如下:

  连日卧病,不克到沪,亲临致贺。

  写给巴金文学大杰八十八岁大辰。

  胡乔木

  该书对这封信作了注释,称:1992年9月27日,胡乔木“病危,出现幻听,似从广播中‘听到’9月25日是巴金88岁生日。他硬要身边守护的人拿来纸笔,极其艰难地写下‘近日卧病,不克到沪,亲临致贺’十二个字,字写得歪歪扭扭,有的还重叠起来,很不好认。接着他要女儿胡木英按他的口述笔录,‘写给巴金文学大杰八十八岁寿辰’。第二天,胡乔木溘然长逝。”读到这里,真使人感慨:这是一位高级领导人的敬业,工作责任心的表现,还是弥留之际,念念不忘故人。且不管是哪一种,还都是值得人们敬重的。

丹晨,《读书文摘》200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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