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和胡乔木之间的复杂关系

　　八九十年代，我听说了一些巴老和胡乔木之间的复杂关系。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一个是中央高级政要，意识形态主要领导人，常常既要表现他的礼贤下士，爱护团结知识分子的善意，同时又要紧紧控制党规定的思想空间，不容丝毫出格越轨的声音。其结果是胡萝卜和大棒的交替使用。另一个是有国际影响的大作家，无权无势但却向往自由、独立思考、决不丧失自己的良知。巴老个人无求于人，无欲则刚，不卑不亢，又奈我何！于是他们之间只是一种又好又不好的工作关系，但似乎还称不上是友谊。这对我们这个社会来说，是很有典型意义的。我曾几次向巴老叩问过此事，巴老也都作了回答。现在我按照时间顺序，记下他们的交往。

　　1949年后，胡乔木领导新闻出版方面的工作。他认为巴金有丰富的出版工作经验。他写信给巴金，说文化生活出版社和平明出版社“对我国的文学事业是有难忘的贡献的”。希望巴金“能多多关切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新文艺出版社（这是两个新成立的文学出版社）的工作”。事实上，文化生活出版社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界确有重大功绩，是当时同人办的专业（文学）出版社中出的文学名著最系统最丰富，团结和推出有成就的作家也最多。

　　1950年，胡乔木通过冯雪峰转告巴金，请他担任正在筹建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巴金以“我不会办事”为由，请雪峰代为辞谢。雪峰感到为难，说：“倘使你不肯去，我就得出来挑那副担子了！”巴金说：“我希望你也不做。”因为“事情难办”；雪峰又是个书生气十足的人，耿直而易动感情，不宜做这种具体领导工作。而巴金自己“为了文生社的事，与吴朗西有矛盾，弄得很苦恼，觉得抗战后，若不是文生社的事，《寒夜》之后，自己还能写几部长篇。”结果，雪峰回京复命，还是接受了那个工作。他是党员，是要服从组织的。

　　这件事，说明胡乔木从一开始对巴金是有好感的，是想团结巴金的。

　　1952年10月，巴金第一次去朝鲜战地七个月后回国。“胡乔木约我到设在中南海的中宣部去谈谈。他在谈话时，示意我应争取入党。我没有回应他。”（此处所引的巴老的话，是1993年10月在杭州灵隐创作之家，笔者对巴老访谈的笔录。）那时巴老大概连想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1954年7、8月间，巴老应苏联邀请，到莫斯科参加纪念契诃夫逝世50周年大会和有关活动。“那时，胡乔木正在苏联养病，从电台听到我在大会上的发言，就通过使馆参赞约我到医院见面，说了一些一般的话，鼓励的话。”（同前）

　　之后，历史就翻到了七八十年代，他们才又有了较多的见面往来的机会。

　　根据巴老当时的日记和书信，知道巴老为了沈从文、汝龙的住房问题，为了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馆舍，都曾多次向胡乔木或当面、或写信呼吁过。汝龙是位有成就的俄国文学专家，大量系列地翻译了契诃夫戏剧、小说作品。他本来是有自己的房子的，“文革”时被别人占了。这是政府理应给予解决的。但在那时却很不容易。1980年9月，巴老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期间，胡乔木到招待所来看望巴老，两人谈了整整两个小时。其间，巴老“对他谈了您的房子的事，希望他能帮助解决，他答应想个办法。”（《巴金全集》第22卷第378页）1981年9月，巴老去法国参加国际笔会大会，离沪前还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信中又谈到汝龙的房子事，“希望能早日解决”。（同前，第381页）胡乔木接得此信，经与有关方面联系，于12月1日复信巴老，告知已获解决。胡从中帮了忙。

　　至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馆舍问题，胡乔木更是出了力，才得以在万寿寺筹建了临时馆舍。这都是因为支持巴老的呼吁之故。但无论是沈从文、汝龙的住房问题，还是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舍问题，既不是为巴老自己，也不仅仅是为沈、汝个人，正如巴老在给汝龙信中所说的那样：“是为了工作。”（同前，第379页）那时，巴老特别关心知识分子的工作、生活条件，希望能让这些有才华的知识分子更好地为国家多作贡献。

　　据巴老这个时期的日记所载，与胡乔木的往来如下：

　　1980年9月12日（晚），“八点胡乔木来，谈到十点十分。”（在北京）

　　1981年11月18日，“上午陈沂来并转胡乔木的信，复胡乔木信。”

　　1981年12月3日，“下午休息……乔木的秘书送信来。”

　　据《胡乔木书信集》第399页，此信就是上面说到的因汝龙房子问题给巴老的复信。信中提到的讲话稿是指胡乔木的《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全文如下：

　　巴金同志：十八日手书二十日收到，谢谢您相信我，肯把心里话告诉我。我在修改讲话稿时努力吸收了您的意见（同时也吸收了文艺界许多同志的意见），虽然很不充分。

　　上一个月我一直在感冒，完全不能出房门，直到这一两天才好转。因为这样，我未能按时参加这次人代会。现已定本月八日回到北京，那时将可面谈。汝龙同志的房子问题北京市最近已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并已征得他的同意。只是有些准备工作未完，故尚未迁住。这事您在京可能已听说了，恐悬念，特先告。

 　　致最真诚的敬意

　　胡乔木十二月一日

　　从信的内容和语气，都可见胡乔木对巴老是很尊重的。

　　1981年12月21日，“上午八点半到人大会堂浙江厅出席座谈会，和胡乔木交谈，十二点结束。”

　　参见曹禺当天的日记，载称：“上午到人大浙江厅，乔木同志接见作协理事会部分人员。巴金谈‘无为而治’，‘爱护作家’等。乔木同志大谈‘有为而治，治与不治”，实即反驳。”（《没有说完的话》第41页，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年版）显然，两人因意见不合，在会上公开交锋。巴老只是呼吁，胡乔木是领导，居高临下，是指示，是批评。巴老在日记中称“与乔木交谈”，是指会后两人又就此交谈，但各持己见。以后，胡乔木又写信给巴老，连批评带劝说，希望他放弃“无为而治”的主张。巴老复信说，各自保留己见吧！这两封信至今都未公开。但可见双方都很坚持自己的主张。巴老在“长官”面前，在原则问题上，一点没有退缩，或放弃自己的信念的意思。而此事发生距上封友好的信仅半个月时间，情势骤变。

　　1982年，我写了一篇评介巴金随想录第二集《探索集》的文章，冯牧打电话给我，叫我从将要付印的文艺报版面上撤下。冯牧说：“你的文章这期不要用了。不是说你的文章有什么问题，不是的。你的文章一点问题也没有。我只是在电话里无法跟你说清楚。前几天，乔木同志召我们几个人去谈问题，谈到巴老，说诺贝尔文学奖，如果来征求意见，我们可以推荐艾青，推荐沈从文，但不推荐巴金。有些话说得很严重，我都没法跟你说，我们听了都很吃惊。我们都是非常敬重巴老，爱护巴老的。他这样说话我们很难接受。但没有办法。至少现在不宜去对着干。所以你的文章先搁一搁，或者给别的报刊，怎么处理都可以。反正这期不要用了。”

　　冯牧说得非常恳切。他对我已经讲得“太多”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至于还有哪些严重得使他吃惊的话，当时他没有说，后来也不曾再告诉我。我也不便，也不想再去探问什么。我只是觉得好笑。因为我从未听说过，诺贝尔奖要征求哪个政府、政党、官方的意见。真的你以为你是谁了！

　　1983年，也是冯牧告知，说胡乔木对巴老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持不同意见，后来还是上海市委领导说了公道的、肯定的话才解决的。凡此种种，我为了避免横生枝节、增加误会和是非，从没有将这些事传告过巴老。但是，巴老与胡乔木在许多问题上有不同看法，我是清楚的。例如，巴老说过的西湖周边墓葬问题，对文化工作如何领导的问题（“无为而治”），要不要写“文革”的问题，写光明与黑暗的问题，对于西方现代派问题，等等，都是存在着尖锐的分歧。上海和北京的宣传部门个别领导人，对巴老都有过指指点点的攻击性的批评，与胡乔木的态度是有关的。这我也是知道的。所以我很担心巴老只看到胡对他热情友好的一面，怕他吃了亏还不知道另外一面。这是我几次探问巴老和胡乔木关系的原因。

　　在我记忆中，至少我问过巴老三次。第一次，大概在八十年代初。巴老说，因为他主张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最好是“无为而治”，“多鼓励，少干涉”，写作要“表达我自己的意志”；赞成赵丹遗言“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其实，“无为而治”的说法是从陈毅1962年广州会议讲话（文艺报1979年9月曾全文发表）中引来的。胡乔木又是当面，又是写信批评劝说巴老放弃这个说法。巴老没有同意。因此引起胡的不满。

　　第二次，是在1987年2月，我在巴老家里又问巴老。巴老有点说得轻描淡写：胡乔木两次给他写信，一次是在北京开会胡乔木来信嘱巴老保养身体。巴老想没有什么话要说，就未回信。另一次，是1985年，话剧《家》去日本演出，胡来信祝贺是盛大成功。巴老想，这是别人演出成功，与原著不是一回事，故也未复。至于胡是不是因此不高兴了，则不得而知。巴老也未作更多的推测。

　　那封祝贺信现存《胡乔木书信集》第657页，转录如下：

　　尊敬的巴老：

　　阅报欣悉《家》在日演出获得盛大的成功，谨函祝贺。这是说心里话，非关礼貌，请勿分劳回信。

　　胡乔木十月二日

　　胡不仅致信巴老，还在给吴祖光信中，批评新华社、人民日报对这类消息不够重视，没有及时显著报道。可以看出，胡乔木这时又是很关心巴老的成就的。但改编演出成功，毕竟不完全等同于原著的成功。这只是误会吧！这种热情，与另一种使冯牧都惊讶得说不出来的批评话，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想，巴老心里还是有数的，所以没有回信，是不是与此有关呢！

　　第三次，是在1993年10月，我在杭州问巴老。巴老比较详细地说了与胡乔木交往的过程，说：“胡既是很关心我，也帮了一些忙，像为文学馆馆址呼吁，后来也得到了解决，在万寿寺建立起来。但也整了我。1980年，我在政协会上，说了对文艺‘无为而治’的意见，胡很不满意，颇多批评。后来我写信给胡，表示各自保留己见吧！”

　　这段话证明我以前的猜测大致是对的。

　　许多年过去了，中国的社会历史面貌和人们的认识，都发生了变化。令人意想不到的是，1992年胡乔木去世前的绝笔，竟还与巴老有关。据《胡乔木书信集》第832页，收有一封致巴金的信，是胡写于1992年9月27日。照录如下：

　　连日卧病，不克到沪，亲临致贺。

　　写给巴金文学大杰八十八岁大辰。

　　胡乔木

　　该书对这封信作了注释，称：1992年9月27日，胡乔木“病危，出现幻听，似从广播中‘听到’9月25日是巴金88岁生日。他硬要身边守护的人拿来纸笔，极其艰难地写下‘近日卧病，不克到沪，亲临致贺’十二个字，字写得歪歪扭扭，有的还重叠起来，很不好认。接着他要女儿胡木英按他的口述笔录，‘写给巴金文学大杰八十八岁寿辰’。第二天，胡乔木溘然长逝。”读到这里，真使人感慨：这是一位高级领导人的敬业，工作责任心的表现，还是弥留之际，念念不忘故人。且不管是哪一种，还都是值得人们敬重的。

丹晨，《读书文摘》200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