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对清王朝最后统治危机的观察与评论（下）

　　（续前）三
　
　　单有挫折失望的经历尚不足以使梁启超对清朝垮台作出准确判断。诚如前面所说，梁启超曾对清朝最后两年的经济形势，特别是其财政竭蹶的状况作过仔细、深入的观察与研究，所以他才能得出很准确的判断。事物总是先露其现象，通过现象深入观察、研究，方能渐及于本质。
　
　　清末最后几年，经济上最明显的表征就是物价腾涌，民为所困。而物价腾贵之一大原因，是恶币泛滥。1910年3月，梁启超发表文章《论币制颁定之迟速系国家之存亡》。梁氏指出，由于币制不定，各省滥铸铜元，或滥发纸币，使恶币风行，遂使物价攀高不可抑止。梁氏说，恶币就是名义价值与其实际价值不一致。如按规定，铜元一元＝制钱10个，则铜元100相当于制钱1000。清初，制钱1000枚含铜量6斤多。而当下铜元100枚，仅含铜1．4斤。如此，则100铜元的含铜量只是1000制钱的23％。在流通过程中，人们自然会选择用名义价值高的币种。所以梁启超说：“恶币一旦出现于社会，则气势之猖獗至于不可思议，非尽取良币而悉数驱逐于国外不止。”［24］
　
　　恶币泛滥会造成物价腾涌，梁启超在分析长沙抢米风潮时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他认为，“湘乱”的主要原因是币制混乱，恶币流行，加以失业者多，工银降低，人们之购买力亦遂降，故米价之涨愈显突出。所以他说：“官吏之罪，不在其弛米禁，而在其滥发恶币，……发恶币肥私囊之官吏紾吾臂探吾喉而夺吾食也。”［25］
　
　　长沙发生抢米风潮之后，清统治当局惧民乱继续扩大，各省纷纷采取禁米出境的办法。梁启超发表《米禁危言》一文，仍发挥前述他的主张。他说，造成米贵的原因是“由于政府滥发恶货币，以扰乱市面，而括取吾民之脂膏”。所以，造成米贵“非邻境买米之人也，非本境贩米之商也。而实为政府官吏所行之恶政”［26］。
　
　　既然滥发恶币，必导致物价腾涌，又加之以失业、工银减低，势必至于民不得饱暖。“夫人而终岁仅得半饱，则恒心固不可得保，若并半饱而不能得，……故今日中国人民之必出于作乱之一途，实为生计学之原则所支配，无所逃避。”［27］在此种情况下，各级官吏不知悛改，反而加速其乱。梁启超说，他们速其乱的手段有二：一是积极的；一是消极的。所谓积极的手段是增加捐税，横征暴敛。当年福建咨议局的一件议案可以充分证明梁氏之说属实。该议案是关于裁减关卡陋规的，其中揭露关卡勒索商户的名目竟有近20种之多［28］。梁氏所谓消极速乱是指官吏的腐败。梁启超说他们是“寡廉鲜耻，惟私是图，草菅斯民，上慢残下者也”［29］。
　
　　币制混乱，恶币流行，物价腾涌，民不得温饱，这是到处可见的现象。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则是国民生计陷入危机。因资本枯竭，百业凋敝，各行各业皆陷入困境。工业因无资本而不能振兴。前面提到，1906－1908年三年之间曾有一个投资兴业的小高潮，但1909年以后，再无此景象。1909年和1910年投资额都只有六七百万，较之1906年的2200余万，只当其1／3。资本之所以匮乏，主要是赔款和外债的沉重压轧。据梁氏个人之统计，自庚子以来，总须赔款和外债为13亿两白银。平均每年偿付额4000万至7000万左右。再加上贸易入超而外流之数，以1905－1908四年计，平均每年外流白银1．79亿两。把偿赔款、外债之数与贸易逆差相加，平均每年要失去2．19—2．49亿两。这一巨大的亏空都要靠全国的人民来承担。因此工业几无资本可筹，更何况，清政府于立宪没有诚意，资产者不敢投资。工业不能发展，手工业又遭外货排挤，几无生路，商业则沦为外商之补助性行业。而最苦的是农民。梁启超说：“举国家凡百经费，悉以责之农民之仔肩。农民负担之重，既已为世界所无。”［30］
　
　　清末最后几年，国家经济可以说是在“空心化”的情况下运转。所以，时不时发生市面恐慌。梁启超认为，这是“国民破产之噩兆”。他根据统计资料指出，从1907年算起，至1911年5月，计发生市面恐慌20次。其中1907年1次，1908年3次，1909年3次，1910年则多达8次，1911年刚及5月，就发生了5次。可见，经济危机之形势愈益加剧，用梁启超的话说，“已现国家乃至全民破产之兆”。梁氏解释说：“夫所谓国民破产者，举一国所资以为生产之资本，岁朘月削至无复余，人民终岁勤动，而所得曾不足以自赡。于是弱者转于沟壑，悍者铤而走险，人人不乐其生，而全社会之秩序破，中外古今之亡国者，未有不循斯道也。呜呼！今日中国之现象近之矣。”［31］梁启超认为，从经济形势观察，当时社会如“悬崖转石，今垂及地，祸变之速，岂言思所能及。”［32］所以，他更进一步指出：“今者，晚汉晚唐晚宋晚明之病症悉具备矣。而所以自速死亡之手段又一一心摹力追之，惟恐不肖。……吾诚不知彼当局之百数十人者，与吾四万万人，历劫以来，果有何种不可解结之冤业，而今乃坐蒙其惨报一至此极也。呜呼，吾岂直为湘乱言哉！”［33］这两段话，直接是为清朝统治者发出警告：清朝之亡，已不远矣。
　
　　如果说，从经济运转情况已经可以看出清朝崩溃的迹象，那么，从清政府的财政状况，就更可以明显看出，这个老大帝国就像地基已被挖空了的大厦，即将坍塌了。
　
　　梁启超说：“纵观数千禩史乘，横览五大部洲，国家之嬗兴嬗亡于其间者何限，其得失之林虽殽杂纠纷，不可悉指，而筦其机者，未始不以财政。”［34］梁氏认为，国家将兴将亡，财政状况可睹其征兆。他曾自言，于财政学颇下过一番功夫［35］。他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一个国家如果财政运转不灵，又无救助的办法，确实难乎为继，临近死期了。那么，清朝政府当时的财政状况如何呢？梁启超说：“今者国家岁入一百三十兆，曾不足以当岁出之半。而稽其所谓岁出之数，则偿债于外者五而居一，耗于不能战之兵者，四而居一，朘于不事事之官吏者，二而居一，其所资以治国事民事者，抑尚余几？……夫以今日中国财政之实相，虽政府拱手，不复兴作一业，百官枵腹，以服公役，其势犹岌岌不足支数稔，而况于浮慕新政，日不暇给，其所费更什伯于今而未有已者耶！”［36］果然，度支部向资政院提交的宣统三年预算案，居然明示有5400余万的亏空，无法弥补［37］。要么，进一步搜刮民脂民膏，终至激起更多更严重的民变；要么，再向列强举债，饮鸩止渴，恶性循环，民不堪命，铤而走险，陷于乱亡。梁启超说：“今吾民迫于全世界生计竞争之大势，既已尽失其恒业矣，而政府复从而蹙之于死地，加恶税，募恶债，铸恶币，发恶钞，以致百物腾踊，四海困穷。”［38］梁启超接着说：“循此不变，不一二年，国中百业俱废民终岁不得一饱者必居其半。……民劳亦死，逸亦死，进亦死，退亦死，为乞丐亦死，为盗贼亦死，及乎举国皆有死之心而不乐其生，则虽有善者，亦不能为计矣。此仅就财政一端论之，而必至之趋势既已若是，而况乎他事之与之相缘者又更仆难数也。故使政治现象一如今日，则全国之兵变与全国之民变，必起于此一二年之间。此绝非革命党煽动之力所能致也，政府迫之使然也。”［39］梁氏预言，一二年之间，清朝政府将激起民变与兵变，而兵变与民变之结果，梁氏虽未明言，根据前面已提及的梁氏的说法，此处不言自明矣。
　
　　四
　
　　上面所述的极其严重的经济危机与财政危机，其产生的重要根源是列强的侵略与掠夺。梁启超有很多文章揭露了这一方面的事实。但清末最后两年，梁氏很明确地意识到，中国人民受苦受害，国家陷于空前的危机，其最大的根源还是在清朝政府。在这一点上，他与大多数革命党人的认识可谓殊途同归。梁启超一向认为，革命党是清政府腐败的产物。早在1907年，他就明确指出，清政府是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因为政治腐败乃是革命党所由发生的直接原因。在梁氏看来，清政府是自己制造自己的掘墓人，是饮鸩以自速其亡［40］。前述梁氏所谓“全国之兵变与全国之民变必起于此一二年间”者，显然是将革命党之发难估计在内的。
　
　　清末政治之腐败，官吏之贪墨是出了名的。梁启超没有专门去揭露官吏贪污的具体情形，但他在抨击时政时每每都涉及这一问题。文字虽不多，然而字字霹雳，令贪官污吏们胆寒。如在谈论国会请愿问题时他写道：“彼内外臣工之循例报告粉饰太平者，亦何尝不知现在时局儳焉不可以终日。顾敢于以此欺皇上欺我王者，宁亡国灭种而必不肯舍一己一时之富贵利禄已耳。夫彼辈本以官职为传舍，以国家为利孔，精华已竭，褰裳去之，国亡之后，挟腰橐以走租界，或作赘子妾妇于外国，犹不失为富家翁，为计亦良得。”［41］梁氏又进一步解剖其阻挠国会的心理说，他们正是“利用此国会未开之数年间，侈然自恣，厚封殖而长子孙云耳。”［42］而为了“厚封殖长子孙”，他们“假新政之名，而日日朘人民之脂膏以自肥。数年以来，各省所兴种种杂捐，名目猥繁，为古今中外所未闻。”［43］巧立名目，搜刮民财，还不止于此。千方百计讨借外债，又是他们敛财的好途径。当清政府向列强借得一万万元外债的消息传出之后，梁启超立即撰文说：“呜呼！一万万元之新外债竟成矣。……自今以往，此一年中政府可以无忧库帑之竭蹶，除弥补预算案中七千万之不足外，尚可以有所赢（盈）余，又可以多立若干名目，多位置若干私人，大小上下，聚而咕嘬之，其高才捷足者腹彪然果，其次者，亦得沾余沥津津乎其有余味也。而当局经手之人尤得分莫大之扣头，以置田园长子孙。”［44］
　
　　既然政治腐败，官吏贪渎成风，权与利紧密交织，升官即可发财，而有权有钱便有势，有势便可长袖善舞，上下其手，位置私人，提拔亲信，使之势愈壮，权愈大，利愈多，民财国帑，取予随之。
　
　　梁启超认为，一个常态的国家，常态的社会，任官任职的人，一般情况下都须经过人品、能力与学问经验等方面的考察，达到一定的标准始能任用。但在清末，政治极端腐败，官场贪贿成风，任官任职全无标准。梁氏说：“治安之国，学焉然后受其事，能焉然后居其职。无学无能则终身为人役，人亦孰敢不自勉。今也不然，不知兵而任以兵，不知农而任以农，不知法而任以司理，不知教育而任以教育。不宁惟是，一人之身今日治兵，明日司农，又明日司理教育。不宁惟是，一人之身同时治兵，同时司农、司理教育。在其人曾不闻以不胜为患，而举国亦视为固然，莫之怪也。”［45］不仅如此，这种滥用私人的风气又必然造成冗官冗员大量增加，浪掷行政经费。梁启超说：“国家设官之原则，以人奉职。而今也，则以职豢人。故国家本可以不办此事，因有人欲办以自豢，斯办之矣。办此事本一机关而已足，因欲借以自豢之人太多，则分之为数机关矣。一机关本以若干员当之而已足，而待豢之人不能徧，则多为其员额矣。犹不能徧，则别立名目以位置之矣。”［46］所以，梁启超又说：“质言之，则凡今日财政所支出者，什之八九则有劳费而无效果者也。”［47］由于官吏之任用，全凭私人关系，全凭私人好恶，于是因“不学而可以能，溺职偾事干纪而可以无罪，则人亦何必忠于厥职。故相率纵情于饮食男女丝竹博弈，此荒嬉怠惰之习所由生也。荒嬉怠惰恒苦不给，则必求自进其地位，而地位之所以进，不恃学，不恃能，不恃忠职守法，而别有所恃，则钻营奔竞之所由生也。人人皆钻营奔竞，而有限之地位终不能尽应其所求，不得不排他人以自伸，此阴险倾轧之所由生也。”［48］全社会充斥荒嬉怠惰、钻营奔竞、阴险倾轧之风，则贤者尚何以洁其身，能者尚何以用其长，驯善者尚何以安其业？只有“相与皇皇惴惴不知安身立命于何所”［49］。而那些“寡廉鲜耻钻营奔竞嫉妒倾轧者流，其用尽心血所得傥来之地，亦不知被人搀夺之当在何时”［50］。终至于“举国中无贤无不肖无贵无贱无贫无富，而皆同此心理。譬诸泛舟中流，不知所届，此全社会杌陧不宁之象所由生也。呜呼，今日之中国岂不然哉！岂不然哉！”［51］梁启超在这里为我们描绘出一种社会将要崩离之乱象。“使人人有不慊于其上，不安于其职之心，则社会之秩序遂破，而乱象遂不可以收拾。”［52］
　
　　吏治官风如此之坏，自然不能指望还有多少人肯为朝廷办事，肯为国家人民着想。梁启超写道：“内外群僚，其乃心国家忠于职务者，千万人中不得一二焉；即有一二，又未必明于世界大势，知立宪国官吏所当有事，惟蹈常习故致谨于簿书期会之间已耳。然此已其最贤者也，其他则大率恃苞苴奔竞以进，视官职为市易之具，巧立名目，罔利自肥，一切要政，悉以敷衍了之。”［53］在这种情况下，“旧制之弊，旧习之坏，一切因而勿革，而徒骛新政之名，朝设一署，暮设一局，今日颁一法，明日议一章，凡他国所有新政之名目，我几尽有之矣。然人之有之，则以为国利民福之具；我之有之，则以为钻营奔竞之资。信如是也，则不如其无之，犹可以不致浪糜国帑，而斲丧国民之元气也。”［54］梁启超甚至怒斥道：“是无异朘小民粒粒辛苦之血汗以豢蛇虺也。”［55］梁启超揭露这些怙权尸位、虐民夺财的官吏们的阴暗心理说：“荀子有言，致乱而恶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贤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兽而又恐人之贼己也，今之从政者当之矣。其心目中未始有国家也，未始有君父也，未始有人民也，所见者权位耳，金钱耳，其自始未尝知宪政为何物也，且视宪政如寇仇也。”［56］
　
　　吏治败坏，人民自然对政府失望。前面第二部分里，我们已经论及这种情形，不过主要说的是立宪派和一般资产者。现在我们要指出平民，特别是下层群众的态度变化。有学者曾专门搜录清末民变的资料。据资料显示，1905年至1909年，每年民变事件都在200次以内，其中1905年和1908年，分别为107次和106次，1909年是124次，1906和1907两年都是184次。到1910年竟上升到259次，1911年武昌起义前，9个月的时间里，则已达135次。须知，1911年8月，四川保路军即已成立，随后不久，便有大规模罢市、罢课以及示威游行发生，且连绵不断。四川保路运动将推翻清朝统治的引芯点燃，到武昌则爆发成震撼全国并最终导致清朝灭亡的大起义。梁启超预言不出两年，必致大乱，以抵于亡的预言终成事实。
　
　　［参考文献］
　
　　［1］［2］耿云志：《梁启超在清末的政治宣传》，《近代中国人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406页。
　
　　［3］《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以下只简注《文集之……》），第4页。

　　［4］［38］［39］《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国风报》第17期，《文集之二十五》上，第107、108、109页。
　
　　［5］［41］［42］《为国会期限问题敬告国人》，《国风报》第18、19期，《文集之二十三》，第17、15、17页。
　
　　［6］《敬告中国之谈实业者》，《国风报》第27期，《文集之二十一》，第122页。
　
　　［7］《评一万万元之新外债》，《国风报》第28期，《文集之二十五》上，第156页。
　
　　［8］未刊信稿，中华书局藏。
　
　　［9］［11］［18］《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5、368、541－542页。
　
　　［10］汪敬虞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卷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654页。
　
　　［12］《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967页。
　
　　［13］《立宪九年筹备案恭跋》，《国风报》第1期。
　
　　［14］光绪帝于1908年11月去世后，溥仪于翌年登基，其父载沣为监国摄政王，载沣为其兄光绪帝复仇，于1909年1月初，将有背叛光绪帝嫌疑的袁世凯赶出军机处，令其“回籍养疴”。
　
　　［15］《帝京新闻》，宣统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16］《国风报》第26期。
　
　　［17］金毓黻：《宣统政纪》卷二十八。
　
　　［19］《国会请愿代表通问各省同志书》，《时报》宣统二年十月十三日（1910年11月14日）。
　
　　［20］《直省咨议局议员联合会第二届报告书》，《会议记事录》，第97－104页。
　
　　［21］《啬翁自订年谱》辛亥年。
　
　　［22］［55］《收回干线铁路问题》，《国风报》第11期，《文集之第二十五》下，第55页。
　
　　［23］《对外与对内》，《国风报》第二年第13期。
　
　　［24］《论币制颁定之迟速系国家之存亡》，《国风报》第3期，《文集之二十一》，第106页。
　
　　［25］［29］［33］《湘乱感言》，见《国风报》第10期，《文集之二十五》上，第65、63、67页。
　
　　［26］［32］《米禁危言》，见《国风报》第12期，《文集之二十五》上，第97、97页。
　
　　［27］《湘乱感言》，见《国风报》第9期，《文集之二十五》上，第62页。
　
　　［28］耿云志：《论咨议局的性质与作用》，《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
　
　　［30］《论国民生计之危机》，《国风报》第20期，《文集之二十一》，第36页。按，梁氏说国家全部负担都加在农民身上似不尽准确。中国是农业国，所有经济活动最终须靠农业来支撑。故国家的绝大部分负担，最后都要落在农民的肩上。但也只能说是绝大部分，终不能说是全部。其他行业凡可以创造增加值者，他们的税捐负担，在国家财政中也占有一定比例。然，农民之负担最重，生存状况最苦，则是毫无疑问的。
　
　　［31］《国民破产之噩兆》，《国风报》第14期，《文集之二十七》，第72页。
　
　　［34］［36］《论国民宜亟求财政常识》，《国风报》第6期，《文集之二十一》，第10、11页。
　
　　［35］梁氏在《论国民宜亟求财政常识》一文之末，附白曰：“两年以来，废百业以著成一编，名曰《财政原论》百余万言，以卷帙太繁，剞劂不易，杀青问世尚当期诸数月以后。将撷其要节先刊布之。”按此著似从未刊布。
　
　　［37］辛亥九月二十一日，熊希龄自北京致赵凤昌信谓：“弟昨至北京探询，度支部存款只余三四十万（现在惟有请内帑，然闻内帑亦不多）革军稍相持一两月，不待交战亦必亡矣。”见《赵凤昌藏扎》第10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466－467页。
　
　　［40］梁启超：《现政府与革命党》，《新民丛报》第89期。
　
　　［43］［53］［54］《上涛贝勒牋》，《〈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47、546、546页。
　
　　［44］《呜呼一万万元之新外债》，《国风报》第8期，《文集之二十七》，第63页。
　
　　［45］《侥幸与秩序》，《国风报》第2期，《文集之二十六》，第42页。
　
　　［46］［47］［48］［49］［50］［51］［52］《节省政费问题》，《国风报》第20期，《文集之二十二》，第39、40、40、40、42－43、43、40页。
　
　　［56］《国会期限问题》，《国风报》第3期，《文集之二十五》上，第75页。

　　耿云志，《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