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30日 星期六

曲在人去说“红歌”

那个时代许多优秀的艺术家,被他曾讴歌的时代红潮所吞噬,这是中国一个大时代的悲剧,也是一个个文学家、艺术家的个人悲剧。无论这些文艺工作者的命运如何,对这些艺术创作者所做的努力,还是应该保留一份尊重。

曲在人去说“红歌” - 《看历史》 - 《看历史》原国家历史杂志

2012428日,朱正本在北京辞世,享年84岁。
今日中国,未必有多少人知道他。然而,提起他作曲的一首红歌:《十送红军》,我想但凡30岁以上者,恐怕是耳熟能详,不论男女老少,都能哼上两句。
朱正本,1928年出生,安徽凤台人,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即将取得在中国大陆的全面胜利,和军队的前辈文艺工作者相比,朱正本已经不用一边战斗一边创作了。作为一位军队专职的文艺工作者,他最为著名的代表作,是由其作曲、于1961年首次公演的《十送红军》。

由于当时中国大陆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全中国人民都被号召要“大公无私”,“名利”属于必须抛却的“私”,因此歌曲旋律虽唱遍大江南北,而创作者仅仅为小范围所了解,是很自然的事情。
以笔者为例,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我进入学校后,学唱这首《十送红军》时,中国大陆已告别“十年浩劫”,进入到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时期。其他一些当年比《十送红军》还要红的红歌,淡出了传播领域,而《十送红军》却一直在传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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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时代的艺术精品

春秋时期鲁国的大臣叔孙豹出使晋国,对晋国的权臣范宣子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三 立”从此成为中国人所追求的人生境界。对于文学艺术工作者来说,其所从事的行当,无论文学,还是美术、音乐创作,实则是“立言”的工作。多数赶时髦的作 品,往往与作者一道身名俱灭,湮灭在历史长河里。少数文学艺术精品,尽管世事变迁,仍广为流传,获得一代又一代后世者的接受与肯定。作品延续了一个人有限 的生命。
我相信,就艺术水平而言,《十送红军》是这样的精品。

我的同龄人,或者比我年长十岁左右的人,大概会有这样的人生经历:青少年时期学唱过很多《红歌》,但是人到中年后,依然能够撞击其心灵的并不多,而《十送红 军》以及《珊瑚颂》《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少数红歌依然有跨越时代的艺术魅力。回过头来深究原因,我想关键在于:能被时间证明其艺术魅力的作品,往往 直指人心,能表达人类永恒情感,从而能在褪去意识形态外衣后,仍然能被人们所欣赏。
以《十送红军》为例,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时,就感觉到它和其他那些歌颂领袖的红歌不一样。多数红歌豪迈、雄壮,而这首歌的旋律却能击中一个少年的内心,让其 感动。多年后,随着阅历增加,我明白了《十送红军》表达的是一种生离死别的凄美。“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无论是“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 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的《诗经》时代,还是“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誓欲随君去,形势反苍黄”的唐诗时代,抑或是“长亭外、古道边”的民国初年, 离情别绪,是人类永恒的情感。

这种将亲人、恋人、友人依依相别的普遍情感演绎得如此细腻、婉转、凄楚的旋律,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能打动人。


植根于民歌的红歌

关于《十送红军》曲调的源头,音乐界公认是来自江西民歌。朱正本的女儿介绍是“以江西采茶戏《长歌》的曲调为基调”。也有人认为这首歌直接脱胎于赣南客家人 民歌《十送情郎》。《十送情郎》一开头就唱:“一送里格情郎,给你嘛二吊钱,那是妹妹的心哪,给你做盘缠。”“里格”是客家山歌的衬词,在《十送红军》的 歌词中,亦被保留。
由此可见,《十送红军》被长期误认为是一首江西民歌,不为无因。事实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风靡全国的红歌,都来自各地的民歌。红歌之首《东方红》,即 源自陕北民歌《白马调》。不仅仅是人口众多、分布甚广、风俗差异甚大的汉族,其不同地区的民歌被改造成红歌,其他少数民族的优秀民歌曲调,也被改造成民 歌。如《洗衣歌》《北京的金山上》来自藏族民歌曲调;《赞歌》《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有浓郁的蒙古族民歌风;即使人口不多的佤族民歌曲调,也被音乐人整 理加工为《阿佤人民唱新歌》。

民歌经千锤百炼,流传多年,这样的民歌植根于各地民众的生活习俗与传统审美观之中,已经被时间证明其艺术感染力。那么,把民歌改造成红歌,是一种聪明而讨巧 的方式。保留民歌旋律最美的核心部分——使红歌具有广为人民接受、便于迅速传播的艺术价值,再填上“新词”,使之符合新时代的要求,再插上民族优秀音乐传 统的翅膀,那么自然就能凌云驾雾,翱翔于九天了。

不能因为那些经典红歌的美妙曲调的源头是民歌,就否定朱正本这些音乐工作者的艺术才华以及创作的真诚。任何一个音乐工作者的艺术才华,不是从天而降,他们必 然在继承全人类特别是本民族传统音乐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十送红军》反映的是中央红军告别苏区,进行长征时,当地人民含泪相送的感人场面。如果以历史的 专业眼光来较真,当时中央红军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这样的军事行动是仓促的、秘密的,连红军一些失势的高层人士都不得与闻,而 目的地是何处,红军主要指挥者也心里没谱。这种情形下,很难出现当地百姓闻讯前来相送的场面。而且红军作为有史以来纪律最为严明的武装队伍,其主要战斗人 员和亲人的通信并非畅通——尤其在那种恶劣的战斗环境中,那么其父母、恋人闻讯前来相送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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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文艺作品有其历史背景,但并不能和真实的历史等同。杜甫的《兵车行》反映的是天宝年间唐王朝征伐不断、人民饱受兵燹之惑的惨状,但杜甫未必目睹过“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这样的一幕,而且大军出发时,很难想象执政者允许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兵车行》有艺术的想象,《十送红军》也有艺术的想象。区别是杜甫是一个诗人自发的艺术创作,而《十送红军》的词曲作者是奉政治任务进行创作的。

那么,完成一项政治任务的艺术创作是不是就没有了“艺术的真诚”?也未必。艺术的真诚亦是有时代性的,不能以后来者的眼光去衡量。比如杜甫飘零在巴蜀之地, 写出了中国律诗的顶峰作品《秋兴八首》,其中念念不忘长安的光复与君王的安危,念念不忘当年沐浴君恩的荣光,如“毎依北斗望京华”、“日绕龙鳞识圣颜”之 句。但杜甫作为那个时代在儒家文化中长大的士人,这种“每饭不忘君”的“政治正确”是真诚的。由此,我认为,要以历史的眼光去看待朱正本等一大批有才华的 文艺创作者在那个时代所创作的一些艺术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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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悲剧

提起红歌的创作者,不能不提李劫夫。劫夫简直就是一个为红歌而生的艺术家。早在1942年, 他创作了《歌唱二小放牛郎》,被一代代少年儿童演唱。几乎在朱正本创作出《十送红军》的同时,劫夫所创作的《我们走在大路上》,其气魄之浩大,同时代的歌 曲无出其右。后来,他专门将毛主席语录和诗词谱曲,可谓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贡献甚大。可是,作为一个艺术家,他跟随时代的潮流太紧密,反而因此获罪。因他 为林彪《重上井冈山》谱曲,获得林系统的赏识。“九一三”事件后,他误判了局势——国庆那天没看到北京庆祝、毛主席和副统帅一起出现的新闻,以为毛病重, 林顺利接班。于是在一张纸上写下了《紧跟林主席向前进》,准备创作新歌为新的最高领导人献礼。“九一三”事件公布后,劫夫因与林系统来往过密被牵连,夫妇 两人都被关进学习班。在强大的压力下,其夫人交代了他曾有过《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创作计划。从此,劫夫坠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于197612月猝逝于“学习班”中——那些他所创作的红歌,算是他自己的挽歌吧。比起同行劫夫,朱正本可算幸运之极了。 

那个时代许多优秀的艺术家,被他曾讴歌的时代红潮所吞噬, 这是中国一个大时代的悲剧,也是一个个文学家、艺术家的个人悲剧。无论主流意识形态标准如何变化,无论这些文艺工作者的命运如何,对朱正本这些艺术创作者所做的努力,还是应该保留一份尊重。
 

十年砍柴,《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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