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高级外交官眼中的苏联

在读《历届外交部长的命运》一书的过程中，我第一次知道了一位曾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苏联高级外交官叛逃美国的故事。不久，在学校的图书馆里，我偶然翻到了这位外交官的自传《与莫斯科决裂》（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


阿尔季卡·舍甫琴柯（1930-1998），出生于乌克兰，前苏联高级外交官。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学历。先后在苏联外交部国际组织司、驻联合国代表处工作。后任外交部部长顾问、联合国负责政治和安理会事务的副秘书长。1978年叛逃美国。

叛逃他国的原因一般有三种：一，受到迫害；二，逃避法律责任；三，受到金钱或美色的诱惑。舍甫琴柯的叛逃属于哪种情况呢？他家庭出身良好，父亲是一名有地位的医生，哥哥在卫国战争中牺牲。他深受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的赏识，43岁就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前途无量。

在他叛逃之后，苏联方面说他酗酒、好色。舍甫琴柯说这是造谣和中伤。他的同事维克多？伊斯拉俄良大使认为舍甫琴柯酗酒。（见《在冷战的战场上：一位苏联大使的自白》）即便此事属实，酗酒如果不误事，那也不是大毛病。似乎舍甫琴柯没有因为喝酒误事或在外交场合失态。显然，这些不是他叛逃的主要原因。

舍甫琴柯从小到大一直很顺利。他靠自己的才识和机遇进入了上层社会。“上层人物和芸芸众生不同，他们享有独特的广泛特权：高薪金、高级公寓、别墅、政府提供的由司机驾驶的汽车、火车上的专座和卧室、机场贵宾待遇、外人不得进入的游览场所和医院、专供他们子女上学的学校以及供应减价出售、数量充足的消费品和食品的商店。他们居住在远离平民百姓的世外桃源之中，只有破例外出才能和下等人相遇。事实上，高干系统的最高级人物和大多数群众之间，在心理上有一座高如中国万里长城的屏障把他们隔开。”（第205-206页）

“以葛罗米柯为例。他在近四十年中从未涉足莫斯科的街道。所有其他人几乎也都是如此。在克里姆林宫涂成金色的陈旧而寂静的走廊里隐藏着一座博物馆——一座思想的博物馆，肉眼可以看得见，但却象琥珀所包裹着的一只苍蝇一样，已成为化石。那些因保存这种古迹而飞黄腾达的人，企图强迫苏联人民相信一个以乌托邦神话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第22页）

但是，这些物质上的享受不能抵消精神上的不安。他认清了社会主义的虚伪面目。党和人民的利益只是幌子，所有官场上的人都在追求个人利益。“在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已丧失信念的情况下，却还要每时、每事、每地弄虚作假——这不是人人都能忍受的。”（第20页）

舍甫琴柯厌倦了这个虚假的制度，无处不在的克格勃，以及无事不管的党组织。于是他决定离开这个丑恶的地方。他说：“我一贯热爱俄国，今后仍将永远如此。……我所‘背叛’的只是这个政权以及支撑它的那个社会制度。”（《前言》）因此，他说自己是“决裂”而不是“叛逃”。

1973年舍甫琴柯向美国官方表达了离开苏联的愿望。不料，美国中央情报局要求他做间谍。次后三年是舍甫琴柯一生最惶恐、最痛苦的一段时间。叛逃是他的愿望，但是做间谍却不是他情愿的。他的自传的第一部分就是“并非甘愿当间谍”。

《与莫斯科决裂》透露了苏联外交系统的一些见不得阳光的黑暗面。例如，外交官（包括外交部长）利用出国的机会购物，甚至走私物品挣钱。苏联驻外使馆中的工作人员有相当比例的克格勃或军事情报局成员。苏联甚至把间谍大量安插进联合国。

此书也有较多关于中苏关系的内容。在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中，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在政治局会议上积极主张对中国无限制地使用核武器。（第194页）这个记载可谓耸人听闻。如果所载属实，当是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目前，这一记载尚缺乏官方档案的印证。

叛逃后，舍甫琴柯在美国过着公开的生活。他的妻子始终蒙在鼓里，回到苏联后不久就自杀身亡。他的一对儿女受到牵连，所幸没有受到严重的政治迫害，这比斯大林时代好了很多。他在外交部的一些同事被连累。舍甫琴柯在美国再婚，20年后病死。

《与莫斯科决裂》记载了舍甫琴柯一生亲历的大事，透露了苏联的外交政策和制度鲜为人知的一面。尽管他对某些人物的姓名做了处理，但是措辞相当直率。他说：“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能在不受任何人控制的情况下发表自己的看法，也无需惴惴于政治观点和意识形态是否能被人接受。”（《前言》）

此书对叛逃前后的心理历程描写得非常详细。把那种变节者的恐惧、焦虑和期望的心态描写入微，看起来比较真实。伊斯拉俄良认为舍甫琴柯在此书中有自夸的成分。我无意评论舍甫琴柯与莫斯科决裂的对错与否。但是，他的行为最大的受害者是他的亲人和朋友。

甄鹏，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