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殉难者邓拓

　　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奸幸覆乾坤。
　　――廖沫沙：挽邓拓诗


　　2012年2月26日，是邓拓同志百年诞辰，而他离开人世已有46年，百年生命，在刚过一半的时候就被掐断了。1966年5月17日深夜，他的生命之火黯然熄灭的时候，正是乌云满天，狂风遍地，那份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成为“文革”十年中第一份黑色号令的《五一六通知》，正高速度地撒向神州大地，掀起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动乱，将中华民族引向灾难的深渊。叶剑英元帅曾经估算过“文革”十年中死难大约1000万人，如果按时间排列，最早的一个就是邓拓。他出生于福州的书香门第，在上海参加革命文化活动，抗日炮火一响，投笔从戎，从书斋奔向五台山抗日根据地。从此“笔走龙蛇二十年”，编报纸（《抗敌报》《晋察冀日报》《人民日报》），编书（主编出版了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写了大量社论、报道、文章、诗词和学术论著，这样一位杰出的新闻家、历史学家、诗人、杂文家，竟成为那场大动乱的第一位殉难者。那年他才54岁，正是为国为民大展才华的中年，他的高风亮节，满腹经纶，都毁于一旦。他忍受着种种言词的诬陷、文字的侮辱、精神的摧残，坚持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士可杀而不可辱”的传统信条，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表现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铮铮铁骨。

　　1986年4月间，我曾多次拜访邓拓同志夫人丁一岚大姐，听她含泪回忆20年前那个乌云压城、电闪雷鸣日子里邓拓的艰危处境和痛苦心情。半年前突然爆发的对吴晗所作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正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新的风暴。邓拓根据自己的政治经验，感到这是由最高领导人亲自发动的又一场政治大风暴的前奏，却万万没有料到接着来的竟是对他自己在《北京晚报》上随笔专栏《燕山夜话》和同吴晗、廖沫沙两位好友在北京市委刊物《前线》上合写的专栏《三家村札记》的挞伐，声势之大，调门之高，压得他目眩神摇。那帮无耻文人从文章中寻章摘句，颠倒黑白，信口雌黄，任意罗织罪名，甚至无中生有将“叛徒”的帽子扔到他头上，使他震惊而且愤怒，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将成为又一场文字狱的祭品。前些天他曾同好友杨述一起议论过当前形势，都以为可能是他们所崇敬的最高领导人被一批心怀险恶的坏人所蒙蔽，并非出自他老人家本人的决策，如同唐初王勃在名篇《滕王阁序》一文中所写：“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在被逼得无路可走决定自己结束生命的时候，他留给北京市委领导的遗书中，坦率而恳切地表明心迹，要求党为他澄清种种不实的诬陷、还他以清白名声，最后仍然虔诚地写道：“我的这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再一次高呼：伟大、正确、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伟大事业在全世界胜利万岁！”。可惜，他们的估计都错了。邓拓临终的三呼万岁根本不可能被听到，听到了也必定无动于衷，因为在“万岁”心目中，邓拓已被列入应该被打倒的坏人之列。那份《五一六通知》对当时政治形势就作了完全不符实际的概括：“文化革命要彻底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学术权威，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毛泽东更亲笔增写了一段：“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未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些话，今天听起来，还使人不寒而栗。

　　对邓拓来说，他的悲剧性的命运，如同那一代知识分子一样，其实早已逐渐形成了。老一辈人大都亲身经历，记忆犹新，建国之初，当人们兴高采烈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准备为新的时代献出自己一切聪明才智、也诚心诚意愿意提高认识、纠正自己不正确思想的时候，便接二连三遇到对电影《武训传》、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和古典文学评论《红楼梦研究》等等文艺作品的政治性批判。1955年春，对胡风的批判由文艺理论之争迅速演变成对反革命的大讨伐，一批批文化人陷身囹圄，更使人瞠目结舌，心惊肉跳。1957年全国范围的那场“丁酉之难”让50多万知识分子及其家属子女沦为异类达22年。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风霜雨雪，五劳七伤，20世纪60年代初，紧接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造成几千万人饥饿而死的三年困难时期，又连续开展学术、理论、文学、艺术领域一场接一场的批判，知识分子都已是气息奄奄，朝不保夕，到了1966年6月1日，秉承最高领导人旨意，由一批刀斧手执笔的《人民日报》那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一发，黑风陡起，天下大乱，摆在邓拓这样坚贞不屈、正直无私的人面前的，必然只有死路一条，他不过是早走十天罢了。

　　由最高领导人亲自发动、一手策划那场既毁灭一切文化、更同革命毫不沾边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给国家民族造成的灾难，罄竹难书，毁了两三代人，遗毒至今远未清除，它的种种危害，它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至今也还未彻底清算，我们还能不时感到它的影响，也还有人念念不忘在“文革”中得到的名利，因而一直含情脉脉。巴金老人晚年瞩望建立两座馆――现代文学馆和“文革”博物馆，为此再三呼吁，这是大家都长记心头的。由于中国作家协会几届领导和全体作家的共同努力，现代文学馆终于美轮美奂地屹立在首都，而且还在不断地扩大和充实，可以告慰巴老在天之灵。可是巴老剖心沥血、痛切陈词，希望建立的“文革”博物馆，尽管二三十年来有许多有识之士不断吁请，至今还在我们大家的梦想里。幸而这些年出版了不少追忆“文革”、控诉“文革”的著作和文章，记下那个荒唐岁月的许多冤案、许多血淋淋的史实，无形中成为文字的“文革”博物馆，让千万读者记住那荒唐的年代，却也仍然受到种种有形无形甚至振振有词的限制。如果忘却“文革”，我们怎么能对得起巴金老人？怎么对得起包括邓拓同志在内1000万被残忍地夺去生命的人？不必列举更多，就说紧接在邓拓去世之后五天，就有另一位曾被誉为“党内才子”的田家英，一样地含冤自尽。其后两三个月里，可以列出老舍、傅雷、姚溱、李平心、叶以群、陈笑雨等等一长串死于非命的文化精英名字。那位被抛出来为“文革”祭旗的《海瑞罢官》作者、历史学家吴晗，在受凌辱四年之后，1969年10月终于被迫害致死。我们不该永远缅怀他们的英名、永远诅咒“文革”的罪行吗？30年时光，冲淡了斑斑血迹，但是，成千上万人的伤痛，怎么可能轻易抚平以至泯灭呢？

　　在纪念邓拓同志百年诞辰之际，我自己在哀痛之余感到幸运的，是20世纪50年代初从上海调来北京到人民日报社工作，成为邓拓同志的部下，在他领导下做文艺编辑工作，也在他的人品和文品的言传身教下为人为文。他带领全社人员认真而细致地贯彻党中央交下的各种宣传任务，重视调查研究，反映民情民意。他待人宽、责己严，从不摆领导架子；他尊重不同意见，从不搞一言堂。报社许多工作较长的同事耳濡目染，都有深切的感受，如坐春风，终生受益。1954年10月，我第一次接受他直接布置的任务，便是起草一篇支持两位“小人物”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当时只听说江青来报社传达毛泽东主席的一封措词非常严厉的信，批评文艺界向资产阶级唯心论投降。我仓促受命，急忙忙赶写出来，经过当时文艺部领导林淡秋修改最后由邓拓改定见报，在署名时，他决定不用社论或“本报评论员”名义，而是署了我在报社用的本名。后来我才领会到，当时他同周扬等文艺界领导人一样，并不赞成像三年前批判电影《武训传》那种做法，对一本学术性文艺评论在《人民日报》大张旗鼓地批判，但是“上命”难违，就用一个普通编辑的名字发表，减轻些分量，也是用心良苦了。

　　他经常教育报社同仁不仅当党的喉舌，也要当党的耳目；不要高高在上，要经常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他说：一个人如果不先用耳目，了解情况，了解实际，了解理论、政策，这个喉舌就会说错话，闹笑话，一个党也是这样。1957年春夏之交，正当最高领导人在盘算着那场他自称“阳谋”的大动作的时候，认为邓拓行动迟缓，按兵不动，有一次严厉斥责他为“书生办报”、“死人办报”，是“汉元帝那样的庸君”，甚至认为他参加中央会议而未能尽快地贯彻中央意图是白来参加会议，要支付板凳折旧费。面对这些刻薄而粗野的呵责，有如泰山压顶，邓拓内心的痛苦可以想见。要求辞职又不被允许，他回到报社后除了神色凝重之外，仍旧按时上下班编报。慎重行事，决不轻举妄动，保护了《人民日报》没有被打成“右派”报纸，也保护报社一大批干部没有戴上帽子。当时全报社大楼内一片肃杀之气，人们的内心几乎都站在他一边，都不能认同所谓“书生办报”的罪名，更别说“死人办报”，但是嘴上又不能说什么，只能默默表示同情，那个斥责是完全错误的！回顾一百多年历史，从清末民初现代报纸在中国创刊以来，“书生办报”一直就是优良的传统，正因为有一代又一代忧时忧世、爱国爱民、有德有才的书生在办报，才能出现一份份为广大读者喜爱、从而对推动历史进程发挥不可替代的威力。正是由于这些杰出的书生们殚精竭虑、耗尽心血，那些报纸才能在鼓吹共和、推翻帝制、反对列强侵略、号召奋起救亡、抨击专制独裁，揭露贪污腐败，呼唤民主自由、启发群众觉悟、组织人民共同推翻三座大山的长期奋斗中，发挥教育人民、团结人民的巨大威力，这是百年历史反复证明了的真理。没有一代代前赴后继、九死不悔而博学多才的书生，是办不好报纸的。无论党报或者民间报纸，无论大报小报，都是如此，概莫能外。勉强办出来，也不会受到读者欢迎喜爱，只能自生自灭。那些违背良心，不说真话，靠大话、空话和假话骗人，甚至如“文革”大动乱十年中受命于阴谋家、野心家的刀笔吏们炮制出来所谓“舆论”，只会受到人民群众的鄙视和唾弃。在纪念邓拓同志百年诞辰的日子，我们仍然应该以他为榜样，继承“书生办报”优良的文化传统，不断地发扬光大。

　　1959年2月，邓拓同志奉调离开人民日报社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工作的时候，在报社欢送大会上念了一首诗《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情深意切，感慨遥深。对其中“文章满纸书生累”一句，还略作注释，说前几天还有一位老同志说他“书生习气未能无”，言下似乎有一点自责，更有一点自许。我们坐在台下，想起两年来“书生”二字在报社大楼里几乎成为一个不祥的禁语，今天竟由邓拓同志本人以如此平谈的口吻写入诗句，不禁都松了一口气。那天晚上，在报社食堂有个小型的送别宴会，我去敬酒时，他笑吟吟地说：“我不能喝酒，你写首诗给我吧！”我当时满口应诺，也真打算写，而且步他的原韵。不料一再蹉跎，到二十年后写出来，却已成了一首挽诗，不可能去请他指正，只能献到灵前了。

　　血海冤沉不记年，星霜历历付云烟。
　　峥嵘气节追高范，锦绣才华迪后贤。
　　劲骨遭谗甘愿折，蛾眉见嫉敢争先？
　　诗魂今日应无憾，泪溢银河注九天。

　　时光荏苒，又是二十年过去。遥望云天，百感交集，欲哭无泪，只能在心底深深呼唤：敬爱的邓拓同志，你真是太累太累了，雨过天晴，在九泉之下好好地安息吧！你毕生热爱忧思的祖国和人民，经历了无数灾难，终久会稳步“举国高潮望接天”地走上康庄大道！

　　（本文系作者在2月28日中国作家协会举行的“邓拓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上的发言）

　　（作者王科力为《人民日报》文艺部原主任）

　　《炎黄春秋》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