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山东大饥荒亲历者:大锅害死多少人?(中)
题解:“大锅”,就是“公共大食堂”。
採访者:依娃
受访人:潘永修,64岁,山东省郓城县杨庄集镇潘庄村人
时间:2012年5月10日
采访形式:电话
(续前)五九年春天,杨巴狗吃完了,就吃杨叶,吃柳芽。柳芽有苦味,不好吃,就用面粉或者榆树皮粉拌上吃。那一年,就是因为榆树皮能吃,我们村上的榆树皮全都被剥光了,白花花的长在那里,看着怪怪的,像没穿衣服的人在大庭广众之下。树被剥了皮,当年就死光了,一点都不能成活。后来又吃槐叶,槐叶吃着不苦,但是吃下去之后,第二天脸就浮肿,眼皮肿得睁不开眼,所以也不敢多吃。后来又改吃杏叶、葡萄叶。五九年春天把所有的树叶都吃遍了,到现在,我还记得每种树叶的味道。
那时候的粮食贵得要命,市面上也根本买不到。所有能吃的食物,啥都贵。别的不说,就说地瓜秧子吧。我说的是干了的地瓜秧子,那时候是十块钱三斤。简直就是天价,粮食是多少钱一斤就没数了,有钱也买不到,再说农民手里也没有多少钱。我父亲联系到一个人,常庄集理发店的老板,姓什么不记得了,名字叫慕真(或穆真),一脸麻子,弟兄五个,都会理发,还会吹喇叭,附近村上有红白事时都找他。他对我父亲说他家里有地瓜秧,说的是十块钱三斤,让我们来取,但要晚上来,白天怕被公社里查着,给没收了。那时候是不允许私人交易的。到了晚上,我父亲带着我和姐姐,三个人,推着个小车,拿着个大包袱,带着钱去了。那时农村没有电灯,理发店里就一个小煤油灯,黑糊糊的。地上堆着好大一堆地瓜秧子,都是干的,过了秤,大约二十来斤,六七十块钱。我们放在小车上,高高兴兴推了回来。到了第二天一看,全都是发霉的,黑呼呼的,这个叫慕真的人真不地道,为了骗我们,让我们晚上去,黑灯瞎火的什么都看不清。第二天发现霉了,要退给他肯定是不行了,还不敢嚷嚷。没办法,就吃个哑巴亏吧。拣能吃的留下,不能吃的扔掉。先把地瓜秧剪成段,然后放在碾上压,筛出面来,根本不是面,看上去土黄色,尽是一些植物纤维,闻着有一股呛人的霉味。就这东西,加上水,再掺上树叶或野菜,和到一块蒸着吃。没几天就吃光了。别提有多难吃,咽不下去。以前喂牛、喂猪、喂鸡、鸭,都不吃这东西。
那几年,我们吃过的的东西五花八门,现在能够想起来的有:麦秸、谷糠、稻子皮、茭草种子、高粱壳子、玉米芯子、花生皮、花生秧,这些都是粉碎成面吃。野草类有萋萋菜、富民秧、铁镰头棵、马蜂菜、米米蒿、灰灰菜、灰灰菜的种子、蓖麻花、南瓜花、莔叶、豆丝的种子,水里的有苲草(剁碎了用面粉和成团蒸熟吃,特腥气)、水稗子草及其种子(把草种子晒干用面粉和了烙小饼吃,感觉是唯一好吃的东西),此外还有用牛皮做的皮绠、皮带、皮鞋帮、车马輓具里的皮件,把这些东西剪碎,用水泡涨了,放锅里长时间煮,吃的时候,感觉是牛皮羊皮,有很浓的毛硝味,难以下咽。那时,人都饿极了,什么都敢吃,也有因中毒而死的。中毒死跟单纯的饿死没有多少差别,凡是都是死,感觉无所谓。
依:那时候,国家的征购怎么样?多不多?
潘:那时候我年龄还小,还不懂事。只记得,每季庄稼打下来,堆在场里,第一是先满足交公粮。一布袋一布袋的装好,过磅,用牛车拉到红门厂粮所。一趟不行就再拉一趟,先把公粮交足了,然后才能分配给社员。那几年是怎么交的,我不知道。后来,正好我们文化馆的杨巨用(人名)会计,那时候曾在杨庄集粮所当会计。我问他:“五八年、五九年粮食是不是征收过头了?”他说:“当然过头了,每亩产量吹嘘得那么高?怎么会不收呢?”五八年,正是刮五风的时候,粮食征购没有什么阻力。为什么呢?五八年粮食丰收了,群众又管不了这些事,你收走了,我们的家里仓库里剩的少了,保管员更省心。反正,将来没有粮食吃的时候再跟国家要,让国家替我们保管着。但是征购容易,再返回来就难了。
到了五九年,虽然没有什么严重的自然灾害,但是收成很差。你想想,大搞深翻土地,把上面有肥料有营养的土壤都翻下去了,上面的都是生土,没有肥料,那时还不兴化肥。种了麦子根本就不好好长。麦子打下来,首先是完成征购,那时候群众就不满了。但也没有办法,拦也拦不住。到最后,分到社员手里的就很少。我记得麦子也就是每人平均二三十斤,谷子、高粱各是十几斤。这就是一年的口粮呀。说实在的,那时候,粮食不到成熟就被群众偷得差不多了。那时有个顺口溜:“十个社员九个贼,谁不偷,饿死谁。”我也去偷过呀,在地里割草的时候,用个小镰刀把还没有成熟的麦穗头割下来,放在小筐里,拿回来蒸,然后揉出麦粒吃。怎么都比野菜树叶好吃呀。到了五九年秋天再收地瓜的时候,就不是五八年那个马虎样子了,地瓜秧都成了宝贝东西了,地瓜本身就不用说了,地里刨的很干净。秧子疙瘩,就是秧子和地瓜之间的那段老根,都不舍得扔。有条件的就存起来,我奶奶就把地瓜秧疙瘩剁碎了,晒成干,到冬天压碎了吃。
到了五九年冬天,我的三个姑姑听说我奶奶饿病了,来看望我奶奶。本来我奶奶是穷苦人家出身,又是个大脚,能吃苦能耐劳,但毕竟吃的粮食太少,没有多少营养,慢慢就撑不住了。那时也不能说我们年轻人不孝顺,大家都是天天吃一样的野菜,都吃不饱。我奶奶我母亲的腿都浮肿了,肿的老粗,我经常去看我奶奶,她总是把裤子卷起来让我看她的腿,很白很粗很亮,用大拇指一按,就马上一个深坑,好半天都起不来,这就是水肿。那时候,我们家就是公社医院,来看水肿病的人太多了,前后大约有六七千人。特别是1960年春天,大量的水肿病人涌现出来,全公社二十多个村庄的水肿病人源源不断地涌来,医院里应接不暇,我们潘庄村家家户户的闲房子都住满了水肿病号。那时候的卫生院几乎成了专科水肿病院。得了这种病的人,男人都是先从肚子开始,有的是脚、腿先肿,最后才肿到脸上来。而女人正好反过来,先是从脸上肿,肿得两个眼睛都睁不开,脸肿得就像洗手盆那样大。严重的水肿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就会持续恶化,尤其是腿部,皮肤会裂开,流黄水,再到溃烂化浓,直至死亡。其实,这种病就是缺乏营养,只要能吃饱饭,过一段时间,就好了。来住院的大多是中老年人,其中又男人比较多。有的拄着棍子,有的被儿女搀扶着,有的扶着墙走路。有好多病人来医院时,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腿肿得好粗,像大象的腿,脚面肿得像发面馍馍,穿不下鞋,只能趿拉着。有的腿肿得流黄水,已经糜烂了,气味熏人。一旦到了这种程度,护士就不得不一次次地给病人涂抹紫药水。紫药水有拔干、祛湿的功效。但不抹还好,一旦抹了紫药水,皮是干了,可里边的毒水渗不出来,憋得发胀发疼。有的病人疼得大声呻吟,疼得睡不成觉,成夜的叫唤,搅得四邻不安。病人没治好就死在医院里的也时有发生。我就曾亲眼目睹过一个年轻小伙子,中午开饭前,因饥饿突然休克,做人工呼吸也没抢救过来,就死在我家的大门洞内。以后,我有好长一段时间不敢单独从我家大门洞里穿过。
我有个二表嫂子到我们家来看病,住在我家南屋里,我母亲让我去看她,和表嫂说说话。我跑去一看,哪有什么表嫂子,一屋子病号,脸都肿得老大,哪个是表嫂子?多亏表嫂子首先说话了,听声音我还知道,我经常上外婆家去,二表嫂的声音我是熟悉的。但那张脸太陌生了,我就问:“哎呀!二嫂子,你咋变成这样子了?我都认不出来了。”她的眼睛本来就小,这一肿肿得没有眼睫毛了,就一个大白脸。表嫂哭着说:因为挨饿,大表哥赵延歧、二表哥赵延作和人搭伴先后逃到新疆去了。有的当了伐木工人,有的修路,我二表哥则在一个建筑工地上当伙夫为人做饭。那时候,各处都是定量供给。因为吃不饱饭,闹水肿病的就很多。二表哥曾认识一个河南开封人,是个大个子,长得五大三粗。有一回,吃过晚饭后,那人仍在旁边坐着不走。就在我表哥刷完锅准备把泔水倒掉的时候,那人站起来说:“好兄弟,你那刷锅的泔水留给我吧!”表哥说:“你要那做什么?”那人说:“我澄澄渣,喝了它!”表哥说:“你不是吃过饭了吗?”那人说:“我饭量大,吃不饱哇!”从那以后,每次打饭的时候,表哥都是有意多给他打一点。
这些事情说起来就太多了,在这之前,我的大表哥和二表哥每个人都有一个儿子上东北了,是我的三表哥赵延勘带去的。在五三年、五四年,我的三表哥为了逃兵役,因为我舅舅、舅妈思想比较保守,不让儿子去当兵,认为当兵就是打仗,打仗就要死人,所以他们不让我三表哥当兵,就跑到东北去了。还幸亏他当年来到东北参加了工作,到了五八年底,他听说家里开始挨饿了,大锅饭不冒烟了。他就火急火燎地跑回来,要把我舅舅、舅妈带到东北去,就是哈尔滨郊区的阿城县。带我舅舅去的时候另外又带了两个男孩,一个是我大表哥的儿子庆聚,二表哥的大儿子庆池。为什么带他们去呢?我三表哥说:“我只给你们带一个男孩,就是为你们每家留一条根,将来好传宗接代。”其他人,他也顾不上管死活了。但三表哥还特别嘱咐一句:留在家里的,要真的饿死,宁肯先饿死孩子,再饿死大人。为什么呢?孩子太小,大人死了,剩下孩子也活不长,没爹没娘的孩子更可怜。三表哥带着两个老人两个小孩一路上的辛苦就不必说了,那时候,出门逃荒的人太多了,火车挤得像沙丁鱼罐头,连个站的地方都找不到。好容易到了东北,我三表哥辛辛苦苦求人找关系的把户口迁了过去,办了购粮证。只购了一个月,在第二次去粮店购粮的时候,由于庆池年小不懂事,把购粮证给弄丢了,这不是要命吗?丢了以后,一家人,三个月,不发给粮食,那时候我舅舅、舅妈老少一家人都是吃白菜叶,在垃圾里找烂东西吃,土豆皮、葱根什么的,舅舅、舅妈年纪大了,牙又不好,咬不动,连半饱都吃不上。为了糊口,庆聚、庆池跟随当地的孩子爬火车到60里外的庄稼地里拣拾发霉的豆子、玉米,一天拣上四五斤,回来轧碎掺上烂菜吃。那时候高价粮3块多钱一斤,而三表哥的工资才50多块钱,只能买一提包冻鱼。小庆池好多天吓得不敢见人,也不敢上饭桌吃饭,饿得皮包骨。真是很惨。三表哥后来每说起这事,都忍不住流泪。
依:你能不能讲的详细一点。家里人饿死的这个过程,身体的状况,他们说了什么话,都详细说一说,好吗?
潘:好的,再回过头说我奶奶吧,奶奶病重的时候,我的三个姑姑来看她。那时候,不论谁出门,都要提前从生产队大伙房里把中午的饭领出来,拿手帕包着。姑姑来看望自己的母亲,也没有什么好礼物,就是带几个菜团子,另外若带点儿干面,就是最贵重的礼品了。菜团子是留给自己吃的,如果不带给养,自己就得侵占别人的。那时候的母女亲情就到了这种程度。那天,我奶奶躺在床上,我姑姑们用面粉烧点糊糊,下了点小疙瘩,让我奶奶吃,其他人各人吃各人带来的菜团子。到了五九年的末尾,记得快要过年了,奶奶住在我们东院的一个房子里,房子是三间,奶奶就睡在东间里用柴草搭的一个地铺上,睡地铺是为了暖和。半夜里,我就听奶奶喊叫:“哎哟,哎哟,给点吃的呀,我饿呀,给点吃的呀?”就这么哀求着,我母亲也没有办法,家里没什么吃的呀,什么都没有呀。我就听我奶奶这样一夜一夜地呻吟哀求:“给点吃的吧,给点吃的吧。”没有人能满足她。一天的傍晚,奶奶就那样饿死了,当时是七十九岁。我奶奶是穷苦出身,没怎么裹脚,脚长得很大,在农村来说,大脚的女人都特别能干,做啥事都特别泼辣。在那之前,我奶奶本来身体很好,可就因为归大锅,就这样饿死了。我记得她死的时候,是傍晚五六点钟,我正在另一个院子里玩。我父亲本来已躺在床上准备睡觉,我姐姐告诉他我奶奶快不行了,我爹就不得不起来,披着棉袍子急急忙忙向外走。我问:“爹,你干啥去?”我爹说:“你不知道,你奶奶就要死了!”我那时候我太小,还不明白死人是怎么回事。以为人死了,就是到别的地方住两天,以后还会回来的,所以也不怎么悲伤。到了第二天,我的三个姑姑、姑父都来了,是来发丧的。那时候,死的人太多,办理丧事也很简单,把尸体用木头匣子一装,亲属哭几声,村里人吊唁一下,就把奶奶埋了,就入土为安了。这还是五九年的冬天。
两个多月后,刚过了六零年的春节不太久,我的大姑母就饿死了。她家在辛集村,距离我们村十几里路。我大姑家本来是一个富裕中农,本来生活都很好,大表哥还是一个中学教师,二表姐还是一个公社的副社长的媳妇,二表姐夫赵传美是个副社长,就是这样的家庭,我大姑姑也没办法,没熬过去,生生饿死了。大姑姑的年龄是五十九岁。我记得很准,因为我们家死的人都跟九有关系,我爷爷是六十九岁时死的,我奶奶是七十九死的,我父亲是四十九死的,我大姑姑死时正好是五十九岁,都占一个九字。大姑没名字,就叫潘吴氏,大姑的婆家姓吴。我的大表哥叫吴兴孝,退休前是全县有名的郓城县第二中学校长。
到了六一年的年初,我记得好像是农历的腊月初十,继我奶奶和我大姑姑之后,我的父亲也饿死了。我父亲本来身体就不好,从我记事起他就生了一种病叫“膈疝”,就是胸腔和腹腔之间的那个膈有问题,如果饿得很了,就产生一种疝气,学名叫“膈疝”。五四年五五年我父亲曾专门去济宁州大医院住了一段时间,也没有看好。他身体虽然不好,但是如果是正常年景,吃的好一点,不挨饿的话,不至于刚四十九岁就饿死。在我的记忆里,父亲身体一直很消瘦,因为他就比较馋,挑嘴,总想吃好吃的。我父亲没有文化,不识字,就是会打算盘,刚归大锅的时候,他给生产队里当保管。后来搬到明楼村之后,他的保管职务就免了。大锅饿停火后,我们家吃的不是烂瓜干,就是清水煮萝卜,我父亲嘴馋,不符合他的口味,他就到常庄集上下饭店,买杂菜汤喝。一来二去,把我们家里所有能换成钱的东西都换成钱,在集上买东西吃了。后来还是得了水肿病,住进了水肿病院。再后来,父亲已经动不了了,下不了床,我就给他去打饭,端给父亲吃。在路上,闻到那个饭香就流口水,因为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肚子里饿得扁扁的,闻着那饭菜真香。父亲有病,也比较自私,自己有什么好吃的,从来也不让给别人,当然也不给我吃。到了那时候人的自私性就暴露出来了,什么廉耻礼仪、尊老爱幼都没有了,丑陋的天性就暴露出来了。就那样只顾他自己,父亲还是吃不饱。
那时候,我已经到常庄读小学五年级了。我记得到了腊月初十快过年了,村里人没什么东西吃,只有少量的胡萝卜,老吃老吃都吃翻胃了,就变着样儿吃,怎么吃呢,把胡萝卜切成片,放在碾盘上轧,把那个讨厌人的甜水压出来,然后和上面吃。我父亲嘴馋,想吃糖,又没地方买去。因为胡萝卜有甜味,父亲就央求我们用那种胡萝卜汁熬水喝,当糖吃。我和姐姐就到碾盘上,把别人不要的胡萝卜水接回来,熬水给他喝。那时候,我父亲最想吃的就是鸡蛋,可到那里搞鸡蛋去?那时找个鸡蛋,比找颗原子弹都难。整个村上,早就没有鸡了。人还没吃的呢,拿什么喂鸡?想买个鸡蛋也没地方买去呀。如果有个鸡蛋吃,我父亲也不至于饿死。那时我们都不懂,胡萝卜是凉性的,喝多了就会拉肚子。父亲嚷着要喝,我们也没有阻拦他,连着喝了两天胡萝卜水。到了夜里,他就喊肚子疼,老是拉肚子,一直拉,拉虚脱了,没睡到天明人就不行了。我父亲住在西院里的堂屋里,就是两年前曾当过医院中西药房的那个房子。我们住在东院里,离得远,父亲的喊声听不到。多亏住在南屋里的一个水肿病号老太太,因我父亲喊得久了,就来敲我们东院的门,叫我母亲:“你老头子饿了,喊也喊不应,快去看看。”我母亲就起来,冬天穿一身棉衣服就赶紧到西院去了。据我母亲后来说,她弄了一点面粉,给父亲做了一点疙瘩汤,煮熟端过去,对我父亲说:“煮了点小疙瘩,你喝吧。”我父亲不吱声。我母亲以为他睡着了,就摇他推他,怎么喊也不吱声。用勺子给他喂,父亲含在嘴里,已经不会咽了。我母亲就害怕了,赶紧回到东院里,把我和姐姐、嫂子喊起来,说:“快起来,起来,你爹不行了。”我赶紧穿上棉衣,吓得浑身哆嗦,脚不会迈步,从东边院子到西边院子,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跑过去的。过去一看,煤油灯下,我父亲已经不省人事了,只有微微的呼吸。我姐姐,比我大五岁,也就是十六七岁吧,就赶紧奔医院去敲人家的门,让医生快来看看。人家医生很好,我记得医生姓苏,叫苏茂芹,男的,是个老中医。他就起来,到我家里,摸摸我父亲的脉相,说:“人是不行了,虚脱,缺乏营养。”那时候,父亲已经瘦得皮包骨头了,没有几十斤重。我们慌张了,怎么办呀?我们连他穿的衣服都没有,更别说棺材了。苏医生说:“这样吧,我先给他打一剂强心针,你们抓紧时间准备一下。”什么是强心针?我们也不知道,就打了一个小针,医生说别的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我想,那时候,如果医生像现在这样打个点滴,输上营养液,也许能抢救过来,但即使抢救过来,以后又怎么办?没有吃的,照样是救不了父亲的命呀?
打了一个强心针,苏医生就走了。那时天还不亮,我母亲就把邻居几个大娘大嫂子都叫起来,赶快弄点布,弄点棉花,给我父亲做寿衣。人死了,总得穿件新衣服吧。从四更天到天亮这段时间,因为打了强心针,我父亲非常难受,他意识到自己快死了,他当然不想死,刚刚49岁,他还想多活几年。我记得,我父亲微微睁开眼,看着我们,他虽然不能活动,但他的神志还是清醒的。他想说话,想告诉我们什么,但他的舌头根儿已经硬了,只是发出“啊——”“啊——”的声音,我们连一个字也听不清楚。他想要说什么呢?那时候,我哥哥正在徐州6057部队当兵服役,父亲是要我们给我哥打电报,让他马上回来呢?还是他有什么重要的话要嘱咐我们?也许是对自己的后事有所安排?我们猜测父亲肯定有很多话要说,但就是说不出来。一个人,当他知道自己即将要死去,要一去不返地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心里肯定有很多话要说。当然,他也可能只是说自己肚子里很饿,饿得难受,让我们给他弄点好吃的。但是,不论他想说什么,都已经说不清了,无法表达了。我和姐姐就趴在床前,一声接一声地哭着,叫着:“爹——”,“爹——”“您想说什么呀?您说呀?”……(被采访者说到这里时,已是泣不成声,哽咽不止,录音时断时续)……总之,那时,我父亲一定是很痛苦、很难受,他想说的话说不出来,想表达的意思无法表达,自己很无奈。于是,就有泪水从他那深陷的眼窝里渗出来,顺着眼角往下流。就那样,持续了很长时间。后来,父亲的叫喊声越来越小,只剩下短促的呼吸声,再后来,就和睡着了一样,呼吸也慢慢地越来越细,到太阳初升的时候,人就断气了。那时,尽管人已经没了呼吸,但是他的下体还在不停地排泄,稀便像清水一样顺着褥子往下流。都是因为喝了太多的胡萝卜水,胃里没有一点淀粉,他怎么能受得了呢。后来我常想,如果父亲每天能吃上一点点淀粉,能有一点点营养补充着,再怎么他也不会49岁就死去。
那时候,我就很不理解,本来,58年以前,好好的日子着过,为什么要归大锅(公共食堂)呢?上级领导都昏了头了?这是谁出的主意?那次大饥荒又不是十里八乡,据说全中国都这个样子,这是谁造成的?这不是作孽吗?这不是活活坑害老百姓吗?(未完待续)
依娃,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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