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山东大饥荒亲历者：大锅害死多少人？（下）
题解：“大锅”，就是“公共大食堂”。
採访者：依娃
受访人：潘永修，64岁，山东省郓城县杨庄集镇潘庄村人
时间：2012年5月10日
采访形式：电话
（续前）依：你说说你们村的情况，你当时看到的知道的情况，你们村大概饿死了多少人？
潘：我们潘庄村比较特殊，我们杨庄集公社周围有十几个村子，我们潘庄就处在这十几个村子的中心，因为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到了五八年的秋天，公社领导一声令下，让我们大搬家，全村人都搬出去了，有的搬到明楼，有的搬到周胡同，还有几户搬到曹庄。把我们全村的房屋都腾出来，变成了医院、青年突击队、敬老院等等，都变成了公共设施。把我们的房屋庭院都占掉了。就是一声命令，什么房租？什么商量？至少也该打个条子吧？什么都没有，就是共产风，限你几天之内，必须搬出去。设想，如果不搬家的话，我们村就不会那个样，就不会饿死那么多的人，至少不会那么惨。搬家之前，我们家里有很多方方正正的石头、大梁、木材等，父亲准备盖新房屋的，预备了好多东西。这些东西，搬家时也没法搬过去。等过了一段时间回来，整个院子里就什么都没有了，全部都充公了，唉_____！到五九年春天，我们从明楼搬回来的时候，别人家回来有家住，我们回来却没有了家。我们家、我伯父家、还有我们的邻居王姑奶奶家，三家都成了公社医院。我们的堂屋变成了公社医院的中西药房。搬家前留在家里没搬走的三个粮食囤，还有很多杂物，都给清理得没了踪影。
那几年，我们村的人死得可多了。那年月，死一个人就如同死一只鸡，一只耗子，没有人觉得惊讶，就过去了。在我父亲去世前的一个月，也就是十月份，天气还不太冷。有一天中午，我午饭后去常庄上学，我母亲说：“你爹赶集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你顺便看看怎么样了？”我刚一出村，路上就遇到一个人，问我是不是潘庄的，我说是呀，他说常庄集头上躺着一个老头，听说是你们潘庄的，四五十岁，穿着长袍子，瘦脸，黄胡子，饿死了。我一听，心想肯定是我父亲。我就使劲跑，跑到常庄集南头，果然看见好多人围着一个老头，那老头跟个大虾米似的蜷曲在地上，听人嚷嚷这人是潘庄的，我的头懵地一下胀得很大，差点哭出声来。我扑上去一看，幸亏不是我父亲。这人叫潘永河，村子东头的，和我是平辈，我喊他大哥，年龄和我父亲差不多，还不到五十岁。那是真正饿死的。那时，有好多人饿得头晕眼花的，也许正走着路，忽腾一下子摔倒，就再也爬不起来了。就那样饿死在路上的，死在城里大街上的，经常发生。
我们胡同最北头的一家，一个叫潘玉山的，当时也就是四十来岁，他辈份长，是我们村上的最长辈，全村人都喊他爷爷，我得喊他老老爷爷。他人很老实，嘴浓，不大好说话，但长得很壮实。那时候最先饿死的就是这些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很壮实的人，身体所需要的能量也就大，因此就很能吃。但是大锅上能分回来的东西特别少，他们又有孩子，要省给孩子们吃。结果营养供不上，身体很快就垮了。潘玉山是我们村里饿死比较早的，在他之后就逐渐多起来了。
我们的近邻老王姑爷爷，全名叫王慎义，本是郓城县潘渡乡王屯村人，入赘到我村。那时候也就五十多岁，早年曾在张作霖部下当过兵的，因为剃发比较早，从部队回来时，村里人还都盘着辫子，就他是个光头，因此都称他叫“王秃子”。王秃子姑爷爷家三栋房子都被公社医院占着（作外科门诊和注射室），他们夫妻两个只好借住在老聋子家的房子。老聋子的儿子早年下了新疆，因为挨饿，夫妇俩早早地投奔新疆儿子那里去了。也就在我父亲饿死之后不久，王姑爷爷也饿死了。并且死在别人的房子里，连丧事也没能在自己家里办。
我们村东队饿死人更多。我记忆中最惨的要数潘若松一家。解放前，我们村过得最富的是潘若松一家，全村唯一的楼院就是他家的。只是到了土改时，他们家的地已不多了，所以只划了个富裕中农。但他们家的楼院成了乡公所。到了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取消了乡一级政府，他家的楼院又成了敬老院。潘若松一家老小就住在东边一个大园另盖的土房里。三年大饥荒中，潘若松家里先后饿死了至少是四人：若松的老伴、他的大儿子潘永行（小名猫眼）夫妻二人和他的二儿子潘永礼（小名二虾米）。若松的老伴当时也不过六十来岁。永行夫妇和永礼都不过是三四十岁。永礼一家人都长得身高体壮，被饿死时，他的妻子、儿子和女儿都在死亡线上挣扎。永行死得更惨，据说是孤身一人死在逃荒的路上，连个尸首都没见踪影。潘若松的堂孙一个叫小瓜的小伙子（想不起大名了），五九年正是十七八岁，人长得帅着呢，成天笑嘻嘻的，就因为长时间饥饿把肠子饿细了，偶然一次去红门厂粮所为队里拉黄豆，见了黄豆吃得太多，到家之后，又喝了不少水，接着就肚子疼,到了夜里胀肚子给活活胀死了。
我还亲眼见有这么一回事：我们胡同北头的潘耀坤，（排行老五，我应叫他五爷爷）那时还没五十岁，因家里孩子多，他顾这个顾那个，自己饿得日渐消瘦。一天下午，他坐在大伙房门口，饿得回不了家，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几个为伙房帮忙的妇女看着，觉得就这样活活饿死，心里过不去，就央求小队会计潘耀魁（兼司务长），开开恩，行行好，把中午开饭时多余下来的几个菜团子让他吃了吧，还说，“真不行的话，你就从我们几家里扣下来，算我们几个可怜他！”在几个妇女的反复哀求下，耀魁把几个剩菜团子给了他。耀坤五爷爷接过菜团子，狼吞虎咽，一气儿吃完，噎得直打嗝儿。从那以后，他又活了三十多年。每见到救过他命的那几个妇女，就感激不尽地说：“多亏了你们哪！”
我们家前边姓刘的一家，爷爷叫刘心强，有一手好手艺——会炸绿豆丸子，在常庄集上卖丸子汤，名气很大，在我们那一带堪称地方名吃。刘家在归大锅前过得很富有。长子刘学进家五八年生了个三女儿，出生后不久就赶上了挨饿，到了五九年，因为缺乏营养，一岁多了，还不会坐，一直躺在被窝里，也跟大人们一样，顿顿吃野菜团子。我曾经去她家看过，那三妮长得干瘦干瘦的，皮包骨头，一双呕喽眼，看上去很瘆人。哭声又小又弱，像小赖猫的叫声一样。到了夏天快割麦子的时候，终于饿死了。为了能多领一个人的口粮，刘家仍旧把三女儿的尸首留在被窝里，一瞒好多天，从门口走，都臭气薰人。……哎呀，这些事儿说起来，我心里别提有多难受。
说到这儿，我又想起来，那年秋天，我在村东李垓大洼里拾庄稼。已经到了天快黑的时候，太阳已经落下去了，一阵东南风吹过来，一股子烟熏火燎的夹杂着烧煳了什么的怪味儿，有人说：“那边有人烧死孩子吃哩！”我一听说，再加那难闻的气味儿，立马就反胃，恶心得不行，又害怕，吓得连腿都不会跑了。回到家，连着几天作恶梦。
我们村还算好一点的，邻村一个叫红门厂的几千口人的大村子，死的人太多了，一天都往外抬十几个死人。抬丧是个力气活，那时候，人都饿得不是皮包骨，就是得了水肿病，哪有力气干这活呢？到后来，连往外抬丧的人都找不到了，谁家死了人，孝子跪在当街，求人行行好，帮着把尸首抬出去。据说有的干脆套上牛，用拖车往外拉。
要说我们潘庄村那几年饿死了多少人？记得五八年归大锅以前，我们全村有三百五十多口人，到后来统计，大概死了有三四十口人，再加上跑到东北、新疆逃荒的，人口最少时只有二百多口人，差不多减少了三分之一。有些一家人一家人都走了。去东北的如二蛮子夫妇等。去新疆的，我们队里随便想起来的就有老聋子一家、潘若冉、潘若银、潘永富等。有些人后来又陆陆续续回来。去青海的有张青河（他父亲也是饿死的）连带他的母亲、妹妹一家人全迁，到现在也没回来。他家的房子当时空出来，我们从明楼回来正好就当做了大伙房。东队去新疆、去东北的更多。我们山东那几年逃往东北的，上百万人都不止。那个年代，哪个村上不是几十口上百口的往外跑呀。
那几年出外逃荒有个特点，就是喜欢扎堆。一听说哪里好，就趋之若鹜般朝那一个地方奔。我们村逃荒最多的是去泰安地区的肥城县，肥城与东平县交界的一个叫林马庄的地方。给我记忆最深的是：男人们到那里是挖“毛地粒”——一种类似三棱草一样的植物，它的根茎是一个黑色的圆球状的东西，外边有毛，去皮后，里边是细白的淀粉类，可以煮食，也可以切片后晒干，打面吃。我没有吃过，但我对邻居家的战果一直是垂涎三尺。而女人们去之前，都提前打点好粗布、线子、衣服、棉被等，到那里走村串户，用棉布类（肥城不种棉花，缺这些东西）换食品。如：地瓜干、萝卜丝什么的。与去东北、下新疆比起来，去肥城逃荒的好处很多：一是不需要多少盘缠（路费），二是去来方便，二三百路，步行两天就到了。农闲时去，农忙时回来，家里外边两不误。所以，我们村里去肥城的好多好多。
在我们村有一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铁的事实：五九年全年，我们潘庄村只出生了一个人，就是我的堂侄潘爱民。那还是得益于教师家属。爱民现年五十多岁了，全村上男的女的没有与他同岁的。那时妇女断经，男人水肿，人的生育能力都没有了。
还有一件事，我记忆深刻：那时候，我去常庄小学上学，正好路过集市，时常在集市上看热闹。我最感兴趣的是看人家卖烧饼、卖肉合的，自己没钱买，全当是精神会餐。另外，就是去邮政局门口看明老头给人写信。那时，常庄集十字口东北角是个邮政局（其实不过是个邮政所），绿色的木门外边置一张八仙桌，桌子后面总是坐着一个老头，这老头姓明，叫明传福，是明楼村的。据说明老头上过私塾，在我们那一带是很有名的文化人。这人看上去有五十来岁，白净，留着山羊胡须，长得慈眉善目的。平常戴着黑帽垫子，前额帽垫下方夹一张白纸，当作帽盖儿遮避阳光。一到冬天，就穿着长袍马褂，袖筒掖着一方粗布手帕，说话时笑咪咪的，不时地用手帕擦一擦溅在胡子上的唾沫。这老头坐在那里专门替人写信。每到一、六、三、八集市日，明老头就早早地背着褡裢（有时也骑自行车）来到邮局门口，把八仙桌架出来，从褡裢里取出蓝底白花的印花包袱，抖开，铺好，再掏出笔墨纸砚文房四宝，往桌面上一摆，他在长条凳上端端正正一坐，不大会，就有托他写信的人陆陆续续来到。那时候替人写一封信两毛钱，要是用他的信笺信皮和邮票（八分），另外再加一毛钱。那时农村识字的人少，会写信的人就更少。再加上六一、六二年，下新疆、去东北的人多，家信来往频繁，因此，明老头桌前常常是门庭若市。明老头为人写信时，往往先把托付人对方的家信打开，读上一遍。这老头读信有个特点，每一句首都要加上一个“是”字，有时遇着拦路虎，还需要额外再多加几个“是”字。如：“今去信不为别事”，让明老头一读，就成了“是——今去信——是——不为别事”。你要想听得懂，就必须把他加进去的那些“是”字儿删掉，才能理解。那时候，我正读小学五年级，说来惭愧，愚顿的我竟然还不会写信。我之所以观看明老头写信，一个是觉得稀奇，好玩，另一层就是想跟明老头学习一下写信的诀窍，以便给在徐州当兵的哥哥写信。一般来说，写封家书报平安，这是人之常情。但那几年正赶上亘古未有的大饥荒，这老头写信的大多数内容竟然都是写信报丧，报死人。老头一边听人家口述，一边握着笔杆一笔一划工工正正地写。信写完了，还要给对方念一遍，让人家听听是否按照对方的意思写的。这老头念这一遍，我就听得很有意思，他不厌其烦的总是重复“饿死”几个字。什么你大爷爷因饥饿而死，你大奶奶也因饥饿而死，你爹因饥饿而死，你娘因饥饿而死，你什么什么人也因饥饿而死，另外不过是加上几月几日，何年何月而已。这老头写的信竟然都是报死讯的。我每听过之后，觉得很不服气。心想，难道除了报丧，报饿死人，就没有别的话可说了？
然而，最最想不到的是：等我父亲饿死之后，我竟然真的就效仿明老头的口气，给我哥哥写了第一封书信：哥哥，今去信不为别事，只因咱父亲已于腊月初十日，因饥饿而死。……除此之外，竟然不知道再说些什么为好。
从明老头写信这一个细小的方面，你就能看到当时饿死人之多之惨，已然达到什么程度！
我那时候常常饿得四肢无力，中午放学后，饿得回不了家，趴在地里吃麦苗子。就因为那几年挨饿，我落下了饿伤症，用医学名词叫低血糖。每到饥饿时，便头晕眼花，虚汗淋漓，浑身发抖，手脚冰凉。因此，无论到哪里去，我衣兜里都忘不了带着饼干糖果这类，以备不时之需。小时候挨饿，落下一辈子的病。
依：在你们那里，据你所知，有没有发生过食人事件？
潘：有，全国其他地方有，我们那地方也有。吃人不仅现在听起来，就是当时来说也是惨绝人寰、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首先，我要声明，它是完完全全的真事。我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历届的政治运动我都亲眼目睹过，我知道说出这件事的事关重大。我就按我本人是如何耳闻目睹的说吧。
本来，在我们郓城县，类似这样的事情，总共发生了三起。其它两起，由于我没有去亲自访问、调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所以，暂且搁置不提。只说我多次接触到的大樊庄一起。
大樊庄位于城东七八里路，属戴老人公社管辖。戴老人公社一九五八年“五风”刮得最厉害，因此后来饿死人也最多。这是全县人所共知的。本来，在六零年春天，就听到大人们议论大樊庄吃小孩的事。那时候，我还年少无知，只是感到害怕，并没意识到什么。后来，一九七一年我参加工作以后，我所在的单位郓城县土产公司有个叫樊祥生的，他是公司的业务经理，他的家乡就是城东大樊庄。平时茶余饭后，他曾多次提到发生在他们村上的那件事：一个中年妇女把自己的孩子煮了吃了。但也就是说说而已，并没有刨根问底。一九八一年，我调到文化馆从事文学创作。到了八四年，新调来一位副馆长叫王彩银，他的爱人叫李作帅，刚从县人武部退休，我们是近邻。他对这事讲得较为详细：一九六零，他在县委宣传科。那年冬天，戴老人公社党委书记王云亭（梁山县虎台庙人）和社长宋廷诗（现住郓城馆前十一巷）报上来一个案子：他们所辖的大樊庄有人煮小孩吃。那时候，县委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拿不出意见来，只好报告给驻县的山东省工作队。省工作队立即派了几个人下去，经过调查了解，确有其事。这女人有三个儿子，其中最小的三儿子饿死了，她舍不得扔掉，而是煮熟了吃掉。这女人不疯不癫，看上去精神正常，就是因为肚里饿极了，才做出这样的事。这件事虽然令人震惊，但由于吃的是已死去的孩子，况且是她自己的，因此就不好定判什么罪。省工作队也拿不出处理意见。后来，就不了了之。因为我是搞文学创作的，很留心，所以就把这事记下来，并且专门访问了宋廷诗，得到证实。又骑车到大樊庄实地采访了一次，村上人说，这事是真的，但因为名声不好，说起来都是含糊其辞，甚至不敢说出真实姓名，更说不出具体细节。
说来凑巧，直到两年前，我的岳父大人去世，安葬在城东逸安园公墓（墓地所占土地都是大樊庄的）。立墓碑那天，天气很冷，看守逸安园的老人樊作运把我领进接待室，一边围着火炉取暖，一边聊天，无意中才得到详细情况：樊作运正是大樊庄人。一九六零年，他任大队团支书，那个煮孩子的事情恰好是他首先发现的。他说：那天大队委员们都在大队部里开会，一直开到深夜才散会。他从屋里出来，就闻到一股奇异的香味。那时候，家家都揭不开锅，哪里还会有肉香？他感到奇怪，就顺着香味飘来的方向寻找，找来找去，就找到了第六生产队的樊兆祥家。那时候，樊兆祥已经逃难去了新疆，只有兆祥家老婆在家里。喊了半天门，兆祥家才来开门。樊作运问她：锅里煮的啥这么香？兆祥的老婆眼神慌乱，然后低头不说话。作运就直接到厨房里察看，屋里点着煤油灯，锅里还冒着热气。作运把锅盖掀开，就看见一个蜷曲着的小孩，锅台上还放着扒下来的小衣裳。那时，他完全惊呆了，吓得魂不附体，胸口一阵阵恶心。他怒不可遏，问她为啥煮孩子？那女人可怜巴巴，用蚊子叫样的声音说：那是她的小三儿，下午饿死的，她已有两三天没饭吃了，家里已没有任何可吃的东西，饿得说话都没力气了，就想把小三煮了吃。大队班子立即将这事报给公社，公社又报到县里。整个过程就是这样。后来，这事传开了，樊兆祥的老婆遭到人人唾骂，在家里待不下去，就全家迁到新疆去了，在也没有回来过。人饥饿到吃亲生儿子的程度，不知道应该怪罪谁？
我头几年回老家的时候，正赶上村里响应政府号召写村史。那时，我就曾建议村里干部把那些饿死了的和逃荒到外地的各做一个花名册，做得越详细越好。不然，像我都已经六十多岁了，年轻一代就根本不知道那些年曾经发生过这些事情。当然，如果一个政府愿意为老百姓做事，愿意对历史负责的话，就更应该做这些事情。
我也曾在互联网上发出过呼吁，为正视历史、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并且为那些因饥饿而死的数千万亡灵讨个公道，我们是否应有国家政府出面，为三年大饥荒建一个资料库、立一座纪念碑、铸一口警世钟，但反响寥寥。苏联发生在1932一1933年的乌克兰大饥荒一直沉默了73年，直到2006年才第一次为那次大饥荒搞了个纪念活动。我们中国大陆，不知道还要等多久
依：我采访亲历人，是想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又是怎么活下来的，特别是过程和细节。
不去写他们，我觉得我是在犯罪。
依娃，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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