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中国各地就出现过一个“小跃进”

大饥荒的发生（中）


（续前）3．1956年的小跃进

我们本不奇怪，解放后的农村革命为什么不能停止在土地改革，25 但很少有人想过，合作化为什么不能停止在“初级社”、“高级社”，而非要逻辑地导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不可？

一项研究发现，1956年中国各地曾出现过一个“小跃进”，1958年大跃进中发生的所有事件，在这一年里差不多都出现了（除“大炼钢铁”这一件事之外）——如并大社、政社合一、高指标、瞎指挥、虚报数字、大办农田水利、社办工业商业、滥伐树木、作物弃置霉烂、牲畜生猪生产下降、平均分配、扩大留粮和社员福利、铺张浪费开支过大、起伙房办食堂、组办“共产主义农业社”、拆房倂居、大搞扫盲等文化建设、分配不兑现、粮食高征购、拼命苦干和劳动强度过高、发生伤亡事故和非正常死亡、出现饥灾、疾病和饿死人、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打骂社员、“一平二调三收款”、“挖底财”、收“金银铜铁锡”、没收个人生产生活资料、扒墓平坟、控制钱款和个人消费、城市供应紧张、出现“盲流”，等等，等等，——尽管在规模上尚有不足，但二者在性质上却是相同的。26

这就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全盘集体化”之后，就会“自发”（或“半自发”）地出现一个“跃进”？它们之间有着怎样的逻辑关系？不难看出，发动大跃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农村经济的不尽人意，初级社保留土地分红，劳动所得即已下降，收入往往不如单干农民；高级社取消土地分红，并未解决这一问题，缘因劳动力增大投入，工分“贬值”，只好讲“平均主义”、“不计代价”，……直至后来的“共产主义”云云。另一方面，随着五十年代中期城里干部和工人待遇的大幅度增加，一时之间，反差十分显著，更刺激了农民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这些都产生了巨大的压力，由此来说，大跃进带有明显的“还愿”性质。也可以说，就像苏联曾经过的那样，有多方面的原因需要集体化之后出现一个令人目眩的“成绩”。可能正是它，再加上体制上的变化，终于使事情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27

就在这次农业“小跃进”中，农村劳动力被大数量、超负荷、高强度的投入生产，并出现了众多的伤亡事故和非正常死亡，以及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各种后果。……

正像人们多知晓1956年国民经济的“冒进”（及“反冒进”），而不大了解农村的“小跃进”一样，1956年的农业大减产（包括57年的继续减产）也被掩盖了。一项研究表明，1956年中国粮食减产数量当不下400—500亿斤，约合总产量的百分之十几，成为共产党掌握政权六年以来粮食生产的最大下降。28 这无疑是“小跃进”的一个结果（也或多或少与后来一样归罪于“自然灾害”）。

也许是由于各方面条件的不够成熟，和当年“反冒进”的结果（也包含苏共二十大的影响），“小跃进”被制止了。直到1957年反右派以后，它又卷土重来，并终于在1958年形成了所谓“大跃进”。


4．大跃进的发动

1956年出现的小跃进，使我们不能不将事情追溯到1955—1956年。1955年中，毛泽东在“集体化大风暴”中，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即提出了经济和社会文化建设方面的许多宏伟目标。29 1956年初，发表《高潮》序言，提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于1957年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多快好省”方针（见于1956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促进委员会”（以上被并称为三个口号）， 30 同期，讨论“十大关系”问题（以上五点并列于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毛的讲话提纲之中）。 31 打算在苏联道路之外，寻找一条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用毛本人的话来说，即：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 32

1956年“冒进”（包括“小跃进”）的被制止，使毛大为光火。1957年，发生了整风、反右事件。毛说，反冒进在前，右派进攻在后，与右派相距大概五十米远。 33 随后的八届三中全会批评了反冒进，通过“四十条”，奠定了大跃进的思想基础。毛说∶将来只用几分地种粮就够吃。会上作出《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随即各地以“四大”形式（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批判“右倾保守”，掀起了农田水利建设高潮。投入的劳力从几千万人，发展到一亿人。 34 以为只要像战争年代那样，动员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就什么事情都能办好。 35 接着，《人民日报》社论（11月13日）号召：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 36

1958年1月南宁会议提出“苦战三年”的口号。 37 2月政治局扩大会上，毛说：今年下半年你们就看到，要有一个大冒进就是了，我看是要比哪一年冒得还要利害。 38 5月八大二次会议确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将“四十条”规定的十二年任务一下子缩短到三年，并把它与超英赶美联系起来。 39 继1956年的小跃进之后，再接再厉，终于发动了58年大跃进。

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大跃进带有“偶然性”，似乎是“可有可无”的（我自己过去也曾持有类似的看法）；由于1962年实行“队为基础三级所有”之后，农村制度大体退回到公社化以前的高级社阶段，就更增强了这种印象；甚至在不少有关集体经济的研究中，“省略”了大跃进（及大饥荒）这段历史。现在看来，这些观点都值得重新考虑。

5．1958年大跃进

粗看起来，58年与56年的不同之处，即在于建立了人民公社这一新的社会组织形式。这当然是重要的，但“大跃进”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它是所谓“共产主义（或共产主义过渡）的试验”吗？后一说法尽管仍在知识界占有主导地位，据我们调查了解，却并不符合事实，也并未说到点上。 40

1958年8月，在大跃进的高潮中，毛泽东提出：过去革命打死很多人，是不要代价的，现在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干呢？41
表示要像战争年代一样，不计代价、不计报酬、不怕牺牲，包括生命的代价和牺牲，来实现一个生产上的大跃进。随后又说，当然，死人也不要过多，例如中国死一半人，或三分之一、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就不好了。42
他还在《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特别加写了一段话，说：我们现在就是要建立“农业产业军”。43
有证据显示，这正是毛在中国农村集体化问题上一以贯之的一个想法。44

什么是“农业产业军”呢？这在经典著作中很少进一步的解释。45
如果我们不把目光只局限于文字资料，而到乡间去走一走，就会发现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和了解到农民的思想感受和他们的看法。就会了解到：“大兵团作战”是产业军，“三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是产业军，“供给制”、“吃食堂”是产业军，“打破坛坛罐罐”、“留个箱子好行军”也是产业军，——所有这些，都不是指向所谓“共产主义（实验）说”，而相反只能以“产业军”来解释的，——也就会发现，正是它——“产业军”制造“瞎指挥”，制造“高指标”，制造“浮夸风”，制造“共产风”，制造“强迫命令”、“干部特殊化”，……通过这些现实生活中的实际情况而不是什么“教义”，就会发现，“产业军”制造大混乱、大饥荒。46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即“大跃进”、“产业军”是否打破了“苏联模式”呢？在这个问题上，恐怕也存在不同的意见。实际上，类似的做法在苏联“十月革命”的第二年就开始实行过（即所谓“军事共产主义”），只是没有把它运用在农村而已。47 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毛很多是学苏联的，而且，他好像还是《共产党宣言》的一个忠实执行者呢！

因此人民公社成立不过二个月，用毛本人的话讲，就“天下大乱”，不得不“降温”，开始了一个不断“纠偏”再“纠偏”的过程。毛说∶我们中国人包括我在内，是个冒失鬼。48 到1959年3月又说∶我担心苏联合作化时期大破坏现象可能在我国到来。 49 结果却不幸而言中……

解放后，政府本接管了忒多的权力和责任，而未计自己能否承担得了。在大跃进中，又通过公社化、军事化、共产、并居、大兵团作战、消灭家庭等，形成为对农民的一场最激烈的战争；将原有社会结构毁弃殆尽的结果（其方法远不止于派外乡人充任本村本队社干），也就消除了原有的社会保障机制（它早已所剩无多）。

经过长期的误解之后，人们可能终于发现，“传统社会”及其各种机制机能被严重贬低了。传统社会本是一个非中央集权、非统一划一的社会。成为现代生活一大主角的政府，还远远没有后来那么强大有力，人际关系也没有发展为日后的那种“金钱至上”、“惟利是图”。它是一个有着更多人情味的，重视亲戚、邻里、同乡、朋友关系而非高度政治化一元化的社会。存在着形形色色因地而异的乡俗、惯习、各种各样“猫儿匿”，可以实行一定程度的社会救济和多种互助。那时的人，也可能比“金钱至上”的现代人道德高尚，……但彻底反传统的结果，这些都被一扫而光。只剩下唯一的一家——政府，平日无事尚可，一旦出了问题，就可能是一场大灾难。

相应地，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反行为”也进入了新的阶段，一句话，他们“不干了”。 50 其结果，自然是生产的进一步下降和出现另一种人为的“天灾”。……

藉此，我们也可以回答——为何一些当代研究认为那“三年”并无灾害（或灾害不大）， 51 而当时各地却有大量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报道？——这一令人困惑的问题。
（未完待续）

注释：

25、对此的最新研究，参见刘洋：《征服——一个乡村土地改革的口述史研究》，2004，硕士论文。

26、参见“1956年的小跃进”。

27、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说：人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符合于客观规律的”，见鲁振祥：“共和国史上‘大跃进’一词的应用与演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1，页153；他也指出，大跃进一开始只是“农业大跃进”，以后才演变为“全面大跃进”；又，在合作化过程中，据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三令五申，要使农业社集体经济赶上并超过富裕中农的水平，但始终未能兑现（当时后者收入水平高于前者约42％），见杜虹：《20世纪中国农民问题》，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页311－312；另据研究，就是“大跃进”一词也并非中国人的创造。早在1930年代苏联大搞工业化时期，普遍使用的口号就是“大跃进”，见沈志华：“苏联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应及其结果——关于中苏分裂缘起的进一步思考”，见网上文章（2004年9月）：www.bjsjs.net/news/news.php?intNewsId=1008。

28、参见高王凌：“1956年的大减产”（未刊文稿）；按：与前几年比较，1960年全国粮食减产则接近百分之三十。

29、如认为“在合作化的基础之上，群众有很大的力量。几千年不能解决的普通的水灾、旱灾问题，可能在几年之内获得解决”，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人民出版社，北京，1956，页675。

3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1，页636、641、661。

31、薄一波，页642。

32、1964年12月毛泽东对政府工作报告的批语，1964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1986，页849，见鲁振祥，页158。

33、1958年2月政治局会议，薄一波，页645。

34、薄一波，页679—681、636；据说，从1957年10月到1958年4月，全国农民共投入130多亿工日，完成土石方总量达250亿立米，铺成厚一米、宽66米的路，可以从地球铺到月球，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页125—126。

35、薄一波，页660。

36、《新中国农村经济纪事》，页166。据说，“大跃进”的口号，最早是出现在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号召中，《大跃进亲历记》，页158。

37、薄一波，页681。

38、薄一波，页653。

39、薄一波，页667；《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的农业》，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1992，页141。

40、参见高王凌：“我眼中的大跃进”、王燕妮：“从MCH看公社化的ABC”（An Introduction to the ABCs of Commu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Macheng County /Wang Yanni,Introduction / Kimberley Ens Manning and Felix Wemheuer ,Eating Bitterness, New Perspectives on China's Great Leap Forward and Famin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2011）。

41、1958年8月21日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HN省档案馆。

42、1958年11月21日，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4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七，页573；据说，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也曾说过：不仅工人是产业大军，也把农民组织成产业大军，积极性更高，产量更多。我们现在办大公社，统一调配劳动力，这就是战争时期的经验，杜虹，页369－370。

44、高王凌：《关于杜润生回忆的回忆》（未刊稿），1953年杜润生和陈伯达的争论。

45、关于“产业军”，《共产党宣言》里仅仅说：革命成功以后，“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第八）实行普遍的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6，页272）。

46、在所有这些方面，MCH几乎都有上好的例子。如生产上的“掇秧”，及县委一班人如何在办公室里冥思苦想，遥控指挥；再如“亩产三万六”的“天下第一（卫星）田”；又如1956年的“强迫命令”如何在58年“复发”，等等。目前的研究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47、参见“1956年的小跃进”。

48、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薄一波，页813。

4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页87。

50、杜润生的谈话，1994年；参见高王凌：“大跃进时期的农民行为”，《当代中国研究》（美国）2006年第2期。

51、其代表作见金辉：“风调雨顺的三年——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方法》1998：3；另，在80年代初，万里曾说，这几年的灾害比“三年自然灾害”时大。但农业却出现了大增产（这当然也与“包产到户”的推行有关）。

高王凌，《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