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的发生(上)
关于大饥荒发生的原因,目前已有许多说法,例如“灾害”、“高征购”、“吃食堂”等等,对于若干局部的或地区性的问题,也有了不少的分析。但大跃进是一整块,一有全有,没有一个因素是孤立的可以忽略的。它的关注点也集中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既不是只盯着政府(政策)一面,也不是仅仅关注其以下一层(如村庄内)。它既不是纯政治史的,也不应仅仅是纯社会史的研究对象。作为一个“事件”,它又不是偶然的或可有可无的,而自有其来龙去脉。本文即是对大跃进和大饥荒研究的一个“综合”,虽不能“一视同仁”,却争取把有关的各因素予以梳理,把它们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以为其后的研究提供一个框架,藉此了解大跃进“是什么”,和大饥荒“何以”发生?
在一项研究的开始,就把它的发生、发展,以及所有那些来龙去脉都说个清楚,这怕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但它似乎又有某种必要。初看起来,问题不是明摆在那里吗?“灾害”、“还债”、“高征购”、“吃食堂”,……就是它们导致了大饥荒。不错,这些可能都是重要的原因。在这一件事里,可以说没有一个因素是完全孤立的可以忽视的。它们是一整块,一有全有。1 单单讲哪一两条,可能都不足以说明问题。历史学家黄仁宇曾经指出:研究中国,在分析之前应该先有一个综合。我相信它也适用于此,否则,还不知道大跃进“是什么”,一上来就陷入一些具体的分析之中,可能正是研究的大忌。因此,我们或有必要做一个初步的尝试,展宽视角,看看都发生了一些什么,而把事情终于推到了这一地步?
现在大多数学者都会同意,大饥荒的发生泰半是由人为,譬如刘少奇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说; 2 或是中国传统的“天人感应论”即“天灾皆人祸”说。3 尽管二者间仍存在重大区别,但已足以构成立论的一个基点,使我们把目光集中于所谓“人事”上来。4
1.新政府的“道义经济”
提出这一问题的原因是,事情怎么会在“一夜之间”忽然变了?过去革命斗争的对象是地主富农剥削阶级,现在却指向了普通劳动人民,干部们也都转了性,变得“穷凶极恶”起来,这到底是因为什么?
有国外学者指出,历史上一向存在着所谓“道德经济”或“道义经济”。5 如果我们借用这一名词,可以说新社会也有它的“道义经济”(任何朝代如果没有一定的“道义经济”,恐怕都是不可想象的),而且在最初一个时期,曾达到了它的颠峰(当然它的对象是不包括所谓“地富”、“反革命”等“阶级敌人”在内的)。
不错,共产党一向宣称自己是为劳苦大众打天下、坐天下,6 新中国建立的又是一个工农联盟国家,劳动人民前所未有地成为了国家的“主人”。“不饿死一个人”,成为当时一个响当当的口号,及争取和维系人心中的重大措施。7 这种强调也许不是偶然的,而是国家权力急剧增长和即将建立的新的社会蓝图的一种反映。如1953年“统购统销”把一切“余粮”都掌控在政府手里,即为历来传统之所无。显然,在这个新社会里并没有“私人社会”的位置,这就不能不让政府负起更大的责任和义务。
在一些地方档案里我们发现,在早一个时期,农民的每一次“非正常死亡”都有详细的报告,包括其过程、原因、结果,特别是与政府有关部门、有关个人的关系,若涉及其责任,则必做出相应的处理。这种情况,到1956、1958年以后几乎就见不到了,更不用说在大饥荒年代。8
在全国范围,这种变化大约发生于1956年,虽然起初遇到此类问题时,仍对一些官员包括省级官员做出了处理(如广西第一书记陈漫远,1957年中)。9
到1958年,在大跃进的高潮中,事情就完全改变过来。58年10月,毛泽东针对云南发生的“陆良事件”(前后死亡39,712人),写了“一个教训”的批示,警告“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云南那样的错误”;10 而9月份安徽灵璧县饿死不下500人的报告,11 则查无下文,不了了之。最近有文章披露,在庐山会议以前,河南东部等地已发生饿死数万人的重大事件。12 据了解,其他一些地方(如湖北、山东)也有类似的情况,至今还被掩盖着。13
山西一些地方的农民反映说:“大跃进以来,对人不值钱了”;听说大兵团作战的社员病了,某乡长说:“打仗还怕死人,死几个不要紧”;某地淹死了两个人,从乡里到县里,反映几次没人答理。14 在湖南,有的县委提出:“搞大跃进死几个人没有问题”;“搞民主革命死了人,搞社会主义革命死几个人是难免的”。有公社书记经常“教育干部”说:“强迫命令比不干好,搞大跃进是要死几个人的。你们不要做胆小鬼!”有的公社主任常拿着枪,比着群众喊枪毙;在干部会上布置:为了完成任务,可以损兵折将。15 ……在湖北等地的调查中,我们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16
据当年国家公安部统计,解放后几年中国人口死亡率一直下降,但在58年上半年有了增长,推算全年死亡率约近千分之十三。 17 由此可见,1958年将比上年多死亡300余万人。然而这一报告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1959年初河南、湖北的死人事件亦是如此,也许还有许多类似的事件尚未见于报道。这将直接导致我们对庐山会议的从新认识。
就这样,从有灾必救、不死一人,到造灾、讳灾、不救灾,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变。
也可以说,共产主义制度——从意识形态到政治结构——之中存在着两重性,二者之间似又互为依托。即一方面说“为人民服务”、“以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宗旨”,另一方面,从政治,特别是经济上大幅度的削减个人权利。这贯穿于从所谓“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整个过程,并最终导向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
所以毛泽东曾说,这个制度最可怕!如果不警惕,共产党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18
尽管这样,在随后几年的时间里,“共产党政府不会饿死人”的说法再度出现,从内部报道上看,农民又把它作为一种主要的诉求(奇怪的是,这时正有成千上万的农民被饿死),而且就在这种背景和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中国农村又从大饥荒中走了出来。这(或“自以为是”的某种“感觉”),或许可以解释农民面对“人民政府”的许多行为,特别是他们为什么“不反叛”?19
2.1955年的集体化高潮
上述变化有其机制上的原因。一项对农业集体化的研究指出:对于集体化的“成功”,原来人们以为,农民是在“高潮”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入社,跟上党走的。20 现在看来,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实际上,有大批农民是在“高级化”和“并社”的“高潮”中做出入社的决定的。这个决定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入社会(指社会主义)”、“吃官饭”!他们的态度就是:不是非让我入社不可吗?那我就“入”,我就给你“抗长活”了!……就这样,入社的农民就由1955年初的14%,达到了56年的几乎100%(而且是“高级化”了)!
这样的“国营化”(或曰“长工化”)恰是一个“不祥之兆”,甚至可以说是“凶险无比”。党没有想到,农民是给它当“长工”了,而且比长工还消极;21 农民也没有想到,政府既没有给他发放一定的可靠的“工资”(有如往日的雇工或现下国营农场的农业工人),而且在实行了那样全面的控制之后,却出现了一个由“承担后果”到“不承担后果”的转变(或者它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后果的可能发生),22 旧社会的长工尚能够勉强糊口,通常情况之下也并不至于陷入饥灾,23 但到1958年“大跃进”,这一特殊因素却终于使得大饥荒无可避免。
也可以说,集体化运动的高潮,使农民进入了“道义经济”的边缘状态,而不仅仅为以后的“跃进”提供了一种制度保证。这时,在对立双方之间什么是能做的和不能做的那一条重要的“界线”,已经不复存在。24 也许,“集体化”和“长工化”本身还不足以把中国农村推向灾难,而这种不了解(或互不了解)及建立在它上面的“莽撞实验”,却终于达到了这点。处于这种情况下的农民,只怕就要“大难临头”了。(未完待续)
注释:
1、参见高王凌:“1956年的小跃进”(未刊文稿)。
2、见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多处;又见《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337。
3、参见董仲舒《春秋繁露·必仁且智》:“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秧咎乃至”,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北京,1992,页259;又,《汉书?董仲舒传》亦有类似的记载:“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汉书》,中华书局,页2498。
4、不过,所谓“自然灾害”的问题仍不能就此跳过(据说,现在就有人打算立项“证明”那三年自然灾害的存在)。现有若干研究和官方统计资料表明,那几年的“天灾”并没有若是之大。而在地方史研究和口述史调查中,又常常发现老百姓“亲眼目睹”大灾的报道。对此,我们必须寻求出一种“观点”予以正确的“解读”。
5、关于这一名词,参见《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页35及注73(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汤普森(E.P.Thompson):“18世纪英国民众的道德经济学”(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English Crow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共有的习惯》(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斯科特(J.C.Scott):《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中译本,译林出版社,2001)。
6、那时还不讲“无产阶级专政”,即使讲也是讲“人民民主专政”;强调“专政”和“阶级斗争”是以后的事了,它在文化革命中达到高峰。
7、1949年12月16日上海《大公报》社论,即提到了老解放区的口号:“不让一个人冻死饿死”,参见胡素珊(Suzanne Pepper):《中国的内战》,中译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页479。
8、参见湖南省PJ县档案,以及刘君代的有关研究。
9、参见《内务部通讯》1957:7,以及1957年6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其中还提到:“力求作到不因自然灾害饿死一个人”);事件主要发生在广西平乐、荔蒲、横县等3县,据统计,共饿死550余人,参见余习广:“环江悲歌”,见网上文章(2004年4月):http://www.bjsjs.net/news/news.php?intNewsId=416。
1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2,页584—586。
1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七,页436。看来,安徽的瞒报欺骗,大约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12、李锐:“‘信阳事件’及其教训”,《炎黄春秋》2002:4,页19。
13、参见高王凌、王燕妮:“1959年上半年的形势”(未刊文稿);韩海彬:“1959年上半年的饥荒及应对措施——以山东省巨野县为个案”(2006年,硕士论文)。
14、TG县档案∶3-1-58。
15、参见高王凌:“我眼中的大跃进”(未刊文稿);这一调查是与刘君代同学一起作的。
16、MCH县档案中有记载说:建设社会主义一定要死人,否则不能建成社会主义(1-300,580313);“死了人不要你们负责”(1-416,590112);“捆死了你,少一个人也没有关系”(1-382,590102),等等。
17、参见香港中文大学所藏内部资料。
18、参见1963年5月9日,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好材料的批示;邓小平也说,无产阶级专政厉害得很,它比资产阶级的权力更集中,势力更大。毛主席在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就讲到搞得不好,可以变质,可以搞成法西斯专政,1962年7月7日,邓小平在接见出席青年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人员时的讲话。
19、处于这种情况之下,农民为什么不“反”?这是国外学者最常提出的疑问,但我们在访谈中(如在湖南),也有不少干部群众曾主动向我们提到这一问题,并作出了自己的解答。我在研究早期农民“反行为”时发现,本来中国的集体化就是一场从“同一个营垒”“内部”发动的运动,共产党支持农民“翻身”,“给了”农民土地,并宣称要为他们进一步的幸福而斗争,以及党的组织深入农村基层,和善于进行群众思想政治工作,——这一切都与苏联集体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谓“自愿”、“互利”尽管并非事实(它们都是党的语言,和政治思想工作的某种结果),它的关键却是不让群众说出一个“反”字,让你最终不得不“自觉”地随大流跟着党走,如此一来,这运动就成功了(至于以后如何那是将来的事)。在群众现下尚不能形成一个清醒的认识,甚至还看不出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清平世界,荡荡乾坤”,又怎能对“自己的政府”说出一个“反”字呢?参见高王凌:《当代农民反行为》,第二章,小结(未刊文稿)。
20、具体来说,在“高潮”之中农民是经过怎样的考虑才入了社的,是一个很值得详细考察的问题。在那种“阶级斗争”和“政治高压”之下,农民怕被当成阶级敌人(地富,甚或富裕中农),怕多征购个体户的粮食,等等,可能都是不可免的。
21、参见高王凌:“农村集体化的重新审视”(未刊文稿)。
22、秦晖语,他在一篇文章中说:人民公社制度是一种“由国家控制但由农民承担后果”的经济,见《问题与主义》,长春出版社,1999,页454。
23、在湖北调查中,不止一个“翻身农民”(他们大多是原来的基层干部和劳动模范,也有“旧社会”的生活经历),向我们做出了这种回忆和对比。
24、摩尔(B.Moore)在《正义论》中说:在任何分层的社会中,统治者和臣民,统治集团和从属集团所能做的事情,都有一套界线,见汤普森:“道德经济学的再考察”,《共有的习惯》,页347。
高王凌,《观察》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