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还怕死人？死几个不要紧！”

大饥荒的发生（上）


    关于大饥荒发生的原因，目前已有许多说法，例如“灾害”、“高征购”、“吃食堂”等等，对于若干局部的或地区性的问题，也有了不少的分析。但大跃进是一整块，一有全有，没有一个因素是孤立的可以忽略的。它的关注点也集中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既不是只盯着政府（政策）一面，也不是仅仅关注其以下一层（如村庄内）。它既不是纯政治史的，也不应仅仅是纯社会史的研究对象。作为一个“事件”，它又不是偶然的或可有可无的，而自有其来龙去脉。本文即是对大跃进和大饥荒研究的一个“综合”，虽不能“一视同仁”，却争取把有关的各因素予以梳理，把它们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以为其后的研究提供一个框架，藉此了解大跃进“是什么”，和大饥荒“何以”发生？

在一项研究的开始，就把它的发生、发展，以及所有那些来龙去脉都说个清楚，这怕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但它似乎又有某种必要。初看起来，问题不是明摆在那里吗？“灾害”、“还债”、“高征购”、“吃食堂”，……就是它们导致了大饥荒。不错，这些可能都是重要的原因。在这一件事里，可以说没有一个因素是完全孤立的可以忽视的。它们是一整块，一有全有。1 单单讲哪一两条，可能都不足以说明问题。历史学家黄仁宇曾经指出：研究中国，在分析之前应该先有一个综合。我相信它也适用于此，否则，还不知道大跃进“是什么”，一上来就陷入一些具体的分析之中，可能正是研究的大忌。因此，我们或有必要做一个初步的尝试，展宽视角，看看都发生了一些什么，而把事情终于推到了这一地步？

现在大多数学者都会同意，大饥荒的发生泰半是由人为，譬如刘少奇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说； 2 或是中国传统的“天人感应论”即“天灾皆人祸”说。3 尽管二者间仍存在重大区别，但已足以构成立论的一个基点，使我们把目光集中于所谓“人事”上来。4

1．新政府的“道义经济”

提出这一问题的原因是，事情怎么会在“一夜之间”忽然变了？过去革命斗争的对象是地主富农剥削阶级，现在却指向了普通劳动人民，干部们也都转了性，变得“穷凶极恶”起来，这到底是因为什么？

有国外学者指出，历史上一向存在着所谓“道德经济”或“道义经济”。5 如果我们借用这一名词，可以说新社会也有它的“道义经济”（任何朝代如果没有一定的“道义经济”，恐怕都是不可想象的），而且在最初一个时期，曾达到了它的颠峰（当然它的对象是不包括所谓“地富”、“反革命”等“阶级敌人”在内的）。

不错，共产党一向宣称自己是为劳苦大众打天下、坐天下，6 新中国建立的又是一个工农联盟国家，劳动人民前所未有地成为了国家的“主人”。“不饿死一个人”，成为当时一个响当当的口号，及争取和维系人心中的重大措施。7 这种强调也许不是偶然的，而是国家权力急剧增长和即将建立的新的社会蓝图的一种反映。如1953年“统购统销”把一切“余粮”都掌控在政府手里，即为历来传统之所无。显然，在这个新社会里并没有“私人社会”的位置，这就不能不让政府负起更大的责任和义务。

在一些地方档案里我们发现，在早一个时期，农民的每一次“非正常死亡”都有详细的报告，包括其过程、原因、结果，特别是与政府有关部门、有关个人的关系，若涉及其责任，则必做出相应的处理。这种情况，到1956、1958年以后几乎就见不到了，更不用说在大饥荒年代。8

在全国范围，这种变化大约发生于1956年，虽然起初遇到此类问题时，仍对一些官员包括省级官员做出了处理（如广西第一书记陈漫远，1957年中）。9

到1958年，在大跃进的高潮中，事情就完全改变过来。58年10月，毛泽东针对云南发生的“陆良事件”（前后死亡39,712人），写了“一个教训”的批示，警告“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云南那样的错误”；10 而9月份安徽灵璧县饿死不下500人的报告，11 则查无下文，不了了之。最近有文章披露，在庐山会议以前，河南东部等地已发生饿死数万人的重大事件。12 据了解，其他一些地方（如湖北、山东）也有类似的情况，至今还被掩盖着。13

山西一些地方的农民反映说：“大跃进以来，对人不值钱了”；听说大兵团作战的社员病了，某乡长说：“打仗还怕死人，死几个不要紧”；某地淹死了两个人，从乡里到县里，反映几次没人答理。14 在湖南，有的县委提出：“搞大跃进死几个人没有问题”；“搞民主革命死了人，搞社会主义革命死几个人是难免的”。有公社书记经常“教育干部”说：“强迫命令比不干好，搞大跃进是要死几个人的。你们不要做胆小鬼！”有的公社主任常拿着枪，比着群众喊枪毙；在干部会上布置：为了完成任务，可以损兵折将。15 ……在湖北等地的调查中，我们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16

据当年国家公安部统计，解放后几年中国人口死亡率一直下降，但在58年上半年有了增长，推算全年死亡率约近千分之十三。 17 由此可见，1958年将比上年多死亡300余万人。然而这一报告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1959年初河南、湖北的死人事件亦是如此，也许还有许多类似的事件尚未见于报道。这将直接导致我们对庐山会议的从新认识。

就这样，从有灾必救、不死一人，到造灾、讳灾、不救灾，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变。

也可以说，共产主义制度——从意识形态到政治结构——之中存在着两重性，二者之间似又互为依托。即一方面说“为人民服务”、“以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宗旨”，另一方面，从政治，特别是经济上大幅度的削减个人权利。这贯穿于从所谓“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整个过程，并最终导向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

所以毛泽东曾说，这个制度最可怕！如果不警惕，共产党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18

尽管这样，在随后几年的时间里，“共产党政府不会饿死人”的说法再度出现，从内部报道上看，农民又把它作为一种主要的诉求（奇怪的是，这时正有成千上万的农民被饿死），而且就在这种背景和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中国农村又从大饥荒中走了出来。这（或“自以为是”的某种“感觉”），或许可以解释农民面对“人民政府”的许多行为，特别是他们为什么“不反叛”？19

2．1955年的集体化高潮

上述变化有其机制上的原因。一项对农业集体化的研究指出：对于集体化的“成功”，原来人们以为，农民是在“高潮”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入社，跟上党走的。20 现在看来，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实际上，有大批农民是在“高级化”和“并社”的“高潮”中做出入社的决定的。这个决定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入社会（指社会主义）”、“吃官饭”！他们的态度就是：不是非让我入社不可吗？那我就“入”，我就给你“抗长活”了！……就这样，入社的农民就由1955年初的14％，达到了56年的几乎100％（而且是“高级化”了）！

这样的“国营化”（或曰“长工化”）恰是一个“不祥之兆”，甚至可以说是“凶险无比”。党没有想到，农民是给它当“长工”了，而且比长工还消极；21 农民也没有想到，政府既没有给他发放一定的可靠的“工资”（有如往日的雇工或现下国营农场的农业工人），而且在实行了那样全面的控制之后，却出现了一个由“承担后果”到“不承担后果”的转变（或者它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后果的可能发生），22 旧社会的长工尚能够勉强糊口，通常情况之下也并不至于陷入饥灾，23 但到1958年“大跃进”，这一特殊因素却终于使得大饥荒无可避免。

也可以说，集体化运动的高潮，使农民进入了“道义经济”的边缘状态，而不仅仅为以后的“跃进”提供了一种制度保证。这时，在对立双方之间什么是能做的和不能做的那一条重要的“界线”，已经不复存在。24 也许，“集体化”和“长工化”本身还不足以把中国农村推向灾难，而这种不了解（或互不了解）及建立在它上面的“莽撞实验”，却终于达到了这点。处于这种情况下的农民，只怕就要“大难临头”了。（未完待续）

注释：

1、参见高王凌：“1956年的小跃进”（未刊文稿）。

2、见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多处；又见《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337。

3、参见董仲舒《春秋繁露·必仁且智》：“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秧咎乃至”，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北京，1992，页259；又，《汉书?董仲舒传》亦有类似的记载：“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汉书》，中华书局，页2498。

4、不过，所谓“自然灾害”的问题仍不能就此跳过（据说，现在就有人打算立项“证明”那三年自然灾害的存在）。现有若干研究和官方统计资料表明，那几年的“天灾”并没有若是之大。而在地方史研究和口述史调查中，又常常发现老百姓“亲眼目睹”大灾的报道。对此，我们必须寻求出一种“观点”予以正确的“解读”。

5、关于这一名词，参见《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页35及注73（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汤普森（E.P.Thompson）：“18世纪英国民众的道德经济学”（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English Crow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共有的习惯》（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斯科特（J.C.Scott）：《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中译本，译林出版社，2001）。

6、那时还不讲“无产阶级专政”，即使讲也是讲“人民民主专政”；强调“专政”和“阶级斗争”是以后的事了，它在文化革命中达到高峰。

7、1949年12月16日上海《大公报》社论，即提到了老解放区的口号：“不让一个人冻死饿死”，参见胡素珊（Suzanne Pepper）：《中国的内战》，中译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页479。

8、参见湖南省PJ县档案，以及刘君代的有关研究。

9、参见《内务部通讯》1957：7，以及1957年6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其中还提到：“力求作到不因自然灾害饿死一个人”）；事件主要发生在广西平乐、荔蒲、横县等3县，据统计，共饿死550余人，参见余习广：“环江悲歌”，见网上文章（2004年4月）：http://www.bjsjs.net/news/news.php?intNewsId=416。

1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2，页584—586。

1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七，页436。看来，安徽的瞒报欺骗，大约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12、李锐：“‘信阳事件’及其教训”，《炎黄春秋》2002：4，页19。

13、参见高王凌、王燕妮：“1959年上半年的形势”（未刊文稿）；韩海彬：“1959年上半年的饥荒及应对措施——以山东省巨野县为个案”（2006年，硕士论文）。

14、TG县档案∶3－1－58。

15、参见高王凌：“我眼中的大跃进”（未刊文稿）；这一调查是与刘君代同学一起作的。

16、MCH县档案中有记载说：建设社会主义一定要死人，否则不能建成社会主义（1－300，580313）；“死了人不要你们负责”（1－416，590112）；“捆死了你，少一个人也没有关系”（1－382，590102），等等。

17、参见香港中文大学所藏内部资料。

18、参见1963年5月9日，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好材料的批示；邓小平也说，无产阶级专政厉害得很，它比资产阶级的权力更集中，势力更大。毛主席在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就讲到搞得不好，可以变质，可以搞成法西斯专政，1962年7月7日，邓小平在接见出席青年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人员时的讲话。

19、处于这种情况之下，农民为什么不“反”？这是国外学者最常提出的疑问，但我们在访谈中（如在湖南），也有不少干部群众曾主动向我们提到这一问题，并作出了自己的解答。我在研究早期农民“反行为”时发现，本来中国的集体化就是一场从“同一个营垒”“内部”发动的运动，共产党支持农民“翻身”，“给了”农民土地，并宣称要为他们进一步的幸福而斗争，以及党的组织深入农村基层，和善于进行群众思想政治工作，——这一切都与苏联集体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谓“自愿”、“互利”尽管并非事实（它们都是党的语言，和政治思想工作的某种结果），它的关键却是不让群众说出一个“反”字，让你最终不得不“自觉”地随大流跟着党走，如此一来，这运动就成功了（至于以后如何那是将来的事）。在群众现下尚不能形成一个清醒的认识，甚至还看不出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清平世界，荡荡乾坤”，又怎能对“自己的政府”说出一个“反”字呢？参见高王凌：《当代农民反行为》，第二章，小结（未刊文稿）。

20、具体来说，在“高潮”之中农民是经过怎样的考虑才入了社的，是一个很值得详细考察的问题。在那种“阶级斗争”和“政治高压”之下，农民怕被当成阶级敌人（地富，甚或富裕中农），怕多征购个体户的粮食，等等，可能都是不可免的。

21、参见高王凌：“农村集体化的重新审视”（未刊文稿）。

22、秦晖语，他在一篇文章中说：人民公社制度是一种“由国家控制但由农民承担后果”的经济，见《问题与主义》，长春出版社，1999，页454。

23、在湖北调查中，不止一个“翻身农民”（他们大多是原来的基层干部和劳动模范，也有“旧社会”的生活经历），向我们做出了这种回忆和对比。

24、摩尔（B.Moore）在《正义论》中说：在任何分层的社会中，统治者和臣民，统治集团和从属集团所能做的事情，都有一套界线，见汤普森：“道德经济学的再考察”，《共有的习惯》，页347。

高王凌，《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