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14日 星期四

粮食争夺战彻底把农民推到空前无助的地步


大饥荒的发生(下)

(续前)6.有关粮政的新决定

最后,我们不能不把目光集中到粮食问题上来。因为正是对它的处理,直接导致了大悲剧,因此不能不成为问题的症结和关注的重心所在。

对于粮食生产这一新政权的老大难问题,到合作化后,毛泽东的态度却是十分乐观。1956年初,他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按语中提出∶将来会出现从来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种种事业,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于现在农作物的高产量。 52 57年10月又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说∶现在一人三亩地太多,将来只用几分地种粮就尽够吃。 53 这留下了一个“伏笔”。尽管1956年和57年连续两年减产,若干省份都发出了粮食紧张的信息。 54

大跃进发动后,随着“高指标”的下达,“浮夸风”开始出现,58年8月毛在视察途中,听说徐水县能打11亿斤粮食,说:你们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开始考虑生产这么多粮食怎么办的问题。他还称赞了河北省委提出的大地园田化的口号。 55 随之在北戴河会议上便调集专家,研究怎样消化粮食,并提出了“三三制”的设想,即在全部耕地中,以三分之一种植农作物,三分之一休闲和种植绿肥,三分之一植树种草。 56

话说回来,早先“统购统销”的提出,本是粮食紧张的一个产物,在主观愿望里还保存一个随着粮情好转,逐步提高农民消费水准的企望。因此,1957年4月毛曾说:统购统销不搞不行,多搞也不行,明年准备除经济作物区以外,大多数合作社的粮、油、肉由合作社自理; 57 58年8月在安国指示∶粮食多了,每人每年可吃六七百斤。 58 年底,中央也批准了“1958年粮食增产较多,完成了国家的征购任务以后,可以分一部分粮食给社员,使每户都有三—五百斤储备粮”的意见。 59 可见并不是要一味地“高征购”到底。既使当年征购数字高达1,500亿斤,与当时报告的粮食产量(7,500亿斤)相比,还是一个较低的数值(约占20%),从帐面上看,尚给农民留下了较大的的余裕。

但是到1959年初,毛的态度却有了一个重大的改变,他要求制订一个“严格”的粮食管理制度,而且是“一万年”不变。这看似不经意的一个改变,对当时的粮食问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此开始的一场严重的粮食争夺战,彻底打破了原有的“道义经济”,把农民推到空前无助的地步。

导致毛思想变化的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可能就是当时的农产品收购和调运出现问题,导致城市和工矿区供应紧张。 60 无疑,这正是大跃进所造成的局面,类似的情况在56年也出现过,只是程度不等罢了。1958年里,中国城市人口有了成倍的增长,而在国民经济全面“跃进”的形势下,国营粮食部门的低效率更是暴露无遗(其实1953年的“统购统销”也有一部分是肇因于此)。因此他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指出∶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存在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最近4个月内(58年11月到59年2月)全国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1953年和1955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61 同时提出,关于粮食问题,应“严格规定一个收粮、管粮、用粮制,一万年还是如此。”并说:今后几年内不要宣传粮食问题已“解决”了。62

于是,政府在农村推行了一种新的制度之后,却不再承担它所带来的后果。随后,为了掩饰它在政策上的失败,开始讳灾、匿灾、不救灾,而不顾农村的实际情况。63 所以才出现了59年初的“豫东事件”和59年底的“信阳事件”。庐山会议即是这种态度的一个最为明显的表现。据说,直到1960年中政府才开始改变态度,但“三年困难”中最大一轮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已经发生。64

从1955年到1959年的5年之中,中共发生了三次重要的党内斗争,并导致了党的重大危机。一次是55年的“小脚女人”,在一次党的全国会议之后,又召开中央全会,三个月内连开两次大会批邓子恢;65 一次是56年“反反冒进”,矛头指向周恩来,66 58年初再次发作;一次就是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批彭德怀(再以后就是“文化革命”了)。从表面上看,在庐山彭德怀如果不写那封信,也许就不会发生那样激烈的反弹,和产生那一系列的严重后果。但实际上,59年上半年问题已十分严重,很多情况至今仍没有披露(也有待于我们去挖掘),彭德怀的信仅只讲出了他所知道的一小部分。庐山会议早期的“纠左”,是远远不足以解决大跃进“下马”的问题的。67

这样看来,这些争论围绕的就不是什么“速度”和“快慢”问题了。在这背后,还有很深刻的问题,如体制问题、政策问题,等等。也许,这就可以理解,1958年周恩来的检讨为什么那么苦涩和艰难了。

话说回来,从1959年初到其后的多次反瞒产运动,从粮政史的角度来看,就是要查清解放以来历年都没查清的粮情,它发展到挨门搜索,结果,粮食的底子“查清”了,农民的家底也就“光”了,从而不能不走上大饥荒的道路(在没有了粮食的情况下,即使还存在某些机制,它也没有能力来履行其职责了)。这打破了农民“生存条件的最低界限”;政府也不再为此负责。摆在大家面前的,已不是一般的负担轻重问题,而是留给农民的那点东西,还能不能让他们活下去?在这种情况之下,讳灾不救和继续高征购,就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了。……

待到大饥荒之后,政府不得不改变政策,重新实行“三定”,即表示有一部分粮食即便搞不清楚也不再追查,并把相应的一定数量的“储备粮”留给农民,使他们改变在生产上的“不合作”态度,——为此刘少奇甚至表示:“单干总比不干好”(也许毛可以说:“让步总比不让好”),——这是政府所做出的又一次的妥协和让步(当然它不止于粮政一个方面),直到“农村包产到户改革”更大的让步为止。

在这一过程中,食堂的作用也是不能忽视的。近年以来有海外学者特别强调食堂的作用,甚至把它列为大饥荒的“元凶”、“罪魁祸首”,或至少把它与“高征购”等同看待。68 不错,食堂的存在确使农村的情况更为恶化,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把那一点粮食交给农民而不是由食堂控制,尽管仍不够吃,却可能多拯救一些人命(相应的它也可减少甚或避免干部的贪污);69 反过来说,正是在食堂里,干部才能掌握社员的“吃饭权”;食堂的存在,在毛心里恰是一个能够维持“劳动军”表面形式的重要措施,所以一直坚持不愿更改,……

但我认为,并不能因此就把食堂的作用过分夸大了。例如,在那些食堂办得最多的省份中, 70 除河南、四川、安徽之外,湖南、云南、上海等地死人并不特别的多;在一些食堂办得很多的省份(如安徽),其不同地区死亡情况也大相径庭。71 这一个例子即表明,在不同地域(省、县、村)之间和同一地域之内,都可能存在颇不相同的情况,这就为各种“偶然”、“例外”,小区域的个案的研究留下了很大的“余地”。它们当能回答许多不同层面的问题。

7.小结

就“大饥荒的发生”来说,本文只是一个初步的“综合”(也可以称为一个大略的研究纲要)。它的关注点仍集中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既不是只盯着政府(政策)一面,也不是仅仅关注其以下一层,如村庄内部这一层面的问题。不错,过去的研究太偏重于上层领域,现在则有必要把重心更多的放在下层,进行现场的、口述历史的调查研究,但这也带来了所谓“地方性知识”的“自足性”问题,反而忽略了我们研究的并不是什么孤立的乡村事件,而是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这样一个大的问题。

显而易见,大跃进是“一整块”,一有全有,在相应的综合之前就把它细碎分割,是不合适的。我们看到,新政权建立以来曾存在着一种“道义经济”。从1956年起,72 这种局面被打破了,从此直到1961年前后,进入了一个“超经济强制”的时期,颇像苏联早期曾推行的那样,73 只是把它进一步推广到了农业方面。所以,可以说大跃进是从1956年开始,前后经历了约5年左右。探讨大跃进及大饥荒的前因后果,也许更应重视其发生——并不仅仅是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首先了解它“是什么”,其后才是以后的一切,以及它在各方面的影响,等等,等等。

因此,研究计划的一个重心,当是面对政府一方的“制度安排”,农民在本格意义上的,直面的反应和行为,比如面对大跃进和大饥荒时,他是怎么想和怎么做的?他“出手”过吗(59年初毛称之为“反抗”)?还是什么也没有做(只是呆呆等着事件的结果或躺着等死)?他都有过怎样的一些想法(即令什么也没有做)?……为此,就有必要首先弄清政府方面到底都做了什么,才知道“外力”从何而来,性质如何,“反作用力”又是怎样,它朝向何方而去?以及在双方关系上,它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和影响?经过政府和农民的“两败俱伤”之后,关系又是如何“修复”(或是经过某种“互动”将制度修改)的?……我相信,这一步是必要的,而且,只有更深入地了解后者,才会进一步了解前者,反之亦然。

也许,我们应充分地认识到,大跃进是一场“战争”,是解放后农民和政府间的最为惨烈的一场恶战,——尽管它是不对称的,不是发生在敌国之间,而是发生在政府与它的人民之间,一方有着全副武装,从武装力量到意识形态,一方则几乎一无所有——但这毕竟是两军交战——尽管没有硝烟弥漫的战场,它仍成为一场特殊的战斗(只是战斗场合不同罢了)。……

但从目前的状况来说,可以说大跃进研究连同它的A、B、C,都还没有搞清(我在调查中就多次感受到这一点)。如仍有人坚持认为大跃进是一场“共产主义(或所谓“平均主义”云云)的试验”,其实“共产”是有的,哪里有什么“主义”呢?

“大跃进”又不同于一般的历史问题,它是一个“事件”研究,涉及面很宽,相当全面,决不能只考虑农民一个方面,其上下左右,包括“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以及“意识形态”,以致地区间的异同等等,都不能不顾及到。

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有几个事件,如“文化革命”和“大跃进”,可能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目前文化革命研究正盛极一时,但在我看来,大跃进可能更为重要,和更具挑战性。这样说有几条理由:大跃进是因,文化革命是果(可以说没有大跃进就没有文化大革命);大跃进没能实现的目标,文化革命在跟着追求(如“五七指示”;可见大跃进并非事出偶然,而已成为一种理想的代表);文化革命多在上层,大跃进及于上下;文化革命主要是在城里,74 大跃进却不只是在农村,在农村里发生的一切,在城里也有相当的表现(我见到过不少有关的材料);而且,大跃进也不是没整干部,整的且是很多(包括高级干部)。……

面对着如此具有挑战性的一个任务,我想,我们还应该下更大的力气;它是那样的严肃而艰巨,75 因此,从研究一开始到以后很长时间,我们可能都需要追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研究它——大跃进和大饥荒?

注释:

52、《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页675。

53、薄一波,页680;《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469。

54、参见“1956年的大减产”。

55、薄一波,页739;《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页56。

56、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8月17日、30日。

57、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谈话记录,1957年4月30日。

58、薄一波,页739。

59、《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108。

60、参见杜虹,页385;又,1958年全年粮食收购计划只完成了76%,实际征购1,175亿斤,已比上年增加22%,《当代中国的农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页161—162。

61、薄一波,页820—821。又,在庐山会议上,黄克诚也指出,粮食紧张是解放以来没有的,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106。

6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八,页64、73。

63、一项新的研究表明,这一时期国家尽管没有增加对农村的粮食投放数量,但省级和省级以下的一些地方政府却增加了“返销粮”的发放量(参见周飞舟:“‘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国省级政府对灾荒的反应和救助研究”,《社会学研究》2003:2);尽管它对救灾来说仍嫌不足,但总的发放量却也不能小觑,像我们在麻城(和在湖南一些地方)所看到的,一个县就有约6,000万斤的粮食在59年初“返销”了;不过,由于这些粮食实际是从“高征购”的过程中被核减下来的,所以不但难以在返销粮总数的统计中反映出来,也未必能真正起到赈济灾荒的作用;而且,它们多发生在一定时期之内(如59年中以前),对此就不能不予以分地区分阶段的过细的研究(参见“1959年上半年的形势”)。

64、其实,早在那以前,上面就对情况有所了解。何况有了1956年的经验,这一切就都是“意料之中”的了。1959年初的山东“济宁事件”(辛逸的谈话,2006年11月;巨野即济宁的属县之一),以及河南的“豫东事件”,中央都不是不知道的。也许,解救这场饥荒的唯一机会,就是在1958年底同意彭德怀立即停止高征购的提议。但,问题是,这一“路线问题”将由谁来承担呢?

65、高王凌:“关于杜润生回忆的回忆”。

66、参见高王凌:“1956-57年,读史随笔”(未刊文稿);1956年4月下旬,在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再追加基本建设投资20亿元。周恩来和大多数与会者表示不同意。毛仍坚持自己的意见。会后,周又找毛,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即周知“错”不改,快犯“路线错误”了。

67、对一个所谓“专制政权”或“群体运动”来说,最不愿意面对的就是“失败”了,它可能引起各种“连锁反应”,造成不可接受的后果,因此所谓“下马”就是一件极难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讲,大跃进在59年初就已经“失败”,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让“最高”认识到和下决心了。

68、参见龚启圣:“近年来之1958—61年中国大饥荒起因研究的综述”,《二十一世纪》1998:8。

69、如当时的农口负责人、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所说,食堂散得早的几个专区,肿病下降百分之四十,“关于河南人民公社给毛主席的调查报告”(1961年5月),《中共党史资料》总第77期(2001年3月),页11。

70、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292,这几省是河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上海和安徽,均达到了90%以上人口在食堂吃饭。

71、参见陈意新:“大跃进中安徽农民的生存研究”,《二十一世纪》2002:8。

72、如在1957年湖南省PJ县县乡干部鸣放中即有人说:县委一贯说:只要搞好了工作,搞死了人冒问题。即指这一时期的情况。见PJ县档案。

73、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中译本,三联书店,北京,1981,页118—128。布哈林认为,暴力和强制是“历史的火车头”;无产阶级革命、苏维埃共和国的“劳动军”,都是同强制问题(“超经济”强制)联系在一起的。暴力和强制也适用于内部,是劳动人民实行自我组织和对自己实行强制的纪律的因素。不但要对非无产阶级,也要对无产阶级自身实行强制,包括从枪毙到劳动义务制。参见“1956年的小跃进”。

74、这只是相对而言,是大体上的一个说法;海外现有学者(如史坦福大学魏昂德A.G.Walder教授)指出,文化革命时乡村也有不少人员的“非正常死亡”;这是不错的,实际上,有些地方的武斗也波及了农村。

75、关于“大跃进”的研究,可以大略的分成两个部分,一是“大跃进”,一是“大饥荒”(以庐山会议为界)。本文几乎还没有涉猎后一部分的问题:当时农民都遭遇到了什么?他们在身体上灵魂上都如何被“触及”?他们有什么想法或行动?……等等,等等,无数的最基本的问题都需要我们去调查和了解。

高王凌,《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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