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争夺战彻底把农民推到空前无助的地步

大饥荒的发生（下）

（续前）6．有关粮政的新决定

最后，我们不能不把目光集中到粮食问题上来。因为正是对它的处理，直接导致了大悲剧，因此不能不成为问题的症结和关注的重心所在。

对于粮食生产这一新政权的老大难问题，到合作化后，毛泽东的态度却是十分乐观。1956年初，他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按语中提出∶将来会出现从来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种种事业，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于现在农作物的高产量。 52 57年10月又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说∶现在一人三亩地太多，将来只用几分地种粮就尽够吃。 53 这留下了一个“伏笔”。尽管1956年和57年连续两年减产，若干省份都发出了粮食紧张的信息。 54

大跃进发动后，随着“高指标”的下达，“浮夸风”开始出现，58年8月毛在视察途中，听说徐水县能打11亿斤粮食，说：你们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开始考虑生产这么多粮食怎么办的问题。他还称赞了河北省委提出的大地园田化的口号。 55 随之在北戴河会议上便调集专家，研究怎样消化粮食，并提出了“三三制”的设想，即在全部耕地中，以三分之一种植农作物，三分之一休闲和种植绿肥，三分之一植树种草。 56

话说回来，早先“统购统销”的提出，本是粮食紧张的一个产物，在主观愿望里还保存一个随着粮情好转，逐步提高农民消费水准的企望。因此，1957年4月毛曾说：统购统销不搞不行，多搞也不行，明年准备除经济作物区以外，大多数合作社的粮、油、肉由合作社自理； 57 58年8月在安国指示∶粮食多了，每人每年可吃六七百斤。 58 年底，中央也批准了“1958年粮食增产较多，完成了国家的征购任务以后，可以分一部分粮食给社员，使每户都有三—五百斤储备粮”的意见。 59 可见并不是要一味地“高征购”到底。既使当年征购数字高达1,500亿斤，与当时报告的粮食产量（7,500亿斤）相比，还是一个较低的数值（约占20％），从帐面上看，尚给农民留下了较大的的余裕。

但是到1959年初，毛的态度却有了一个重大的改变，他要求制订一个“严格”的粮食管理制度，而且是“一万年”不变。这看似不经意的一个改变，对当时的粮食问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此开始的一场严重的粮食争夺战，彻底打破了原有的“道义经济”，把农民推到空前无助的地步。

导致毛思想变化的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可能就是当时的农产品收购和调运出现问题，导致城市和工矿区供应紧张。 60 无疑，这正是大跃进所造成的局面，类似的情况在56年也出现过，只是程度不等罢了。1958年里，中国城市人口有了成倍的增长，而在国民经济全面“跃进”的形势下，国营粮食部门的低效率更是暴露无遗（其实1953年的“统购统销”也有一部分是肇因于此）。因此他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指出∶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存在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最近4个月内（58年11月到59年2月）全国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1953年和1955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61 同时提出，关于粮食问题，应“严格规定一个收粮、管粮、用粮制，一万年还是如此。”并说：今后几年内不要宣传粮食问题已“解决”了。62

于是，政府在农村推行了一种新的制度之后，却不再承担它所带来的后果。随后，为了掩饰它在政策上的失败，开始讳灾、匿灾、不救灾，而不顾农村的实际情况。63 所以才出现了59年初的“豫东事件”和59年底的“信阳事件”。庐山会议即是这种态度的一个最为明显的表现。据说，直到1960年中政府才开始改变态度，但“三年困难”中最大一轮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已经发生。64

从1955年到1959年的5年之中，中共发生了三次重要的党内斗争，并导致了党的重大危机。一次是55年的“小脚女人”，在一次党的全国会议之后，又召开中央全会，三个月内连开两次大会批邓子恢；65 一次是56年“反反冒进”，矛头指向周恩来，66 58年初再次发作；一次就是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批彭德怀（再以后就是“文化革命”了）。从表面上看，在庐山彭德怀如果不写那封信，也许就不会发生那样激烈的反弹，和产生那一系列的严重后果。但实际上，59年上半年问题已十分严重，很多情况至今仍没有披露（也有待于我们去挖掘），彭德怀的信仅只讲出了他所知道的一小部分。庐山会议早期的“纠左”，是远远不足以解决大跃进“下马”的问题的。67

这样看来，这些争论围绕的就不是什么“速度”和“快慢”问题了。在这背后，还有很深刻的问题，如体制问题、政策问题，等等。也许，这就可以理解，1958年周恩来的检讨为什么那么苦涩和艰难了。

话说回来，从1959年初到其后的多次反瞒产运动，从粮政史的角度来看，就是要查清解放以来历年都没查清的粮情，它发展到挨门搜索，结果，粮食的底子“查清”了，农民的家底也就“光”了，从而不能不走上大饥荒的道路（在没有了粮食的情况下，即使还存在某些机制，它也没有能力来履行其职责了）。这打破了农民“生存条件的最低界限”；政府也不再为此负责。摆在大家面前的，已不是一般的负担轻重问题，而是留给农民的那点东西，还能不能让他们活下去？在这种情况之下，讳灾不救和继续高征购，就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了。……

待到大饥荒之后，政府不得不改变政策，重新实行“三定”，即表示有一部分粮食即便搞不清楚也不再追查，并把相应的一定数量的“储备粮”留给农民，使他们改变在生产上的“不合作”态度，——为此刘少奇甚至表示：“单干总比不干好”（也许毛可以说：“让步总比不让好”），——这是政府所做出的又一次的妥协和让步（当然它不止于粮政一个方面），直到“农村包产到户改革”更大的让步为止。

在这一过程中，食堂的作用也是不能忽视的。近年以来有海外学者特别强调食堂的作用，甚至把它列为大饥荒的“元凶”、“罪魁祸首”，或至少把它与“高征购”等同看待。68 不错，食堂的存在确使农村的情况更为恶化，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把那一点粮食交给农民而不是由食堂控制，尽管仍不够吃，却可能多拯救一些人命（相应的它也可减少甚或避免干部的贪污）；69 反过来说，正是在食堂里，干部才能掌握社员的“吃饭权”；食堂的存在，在毛心里恰是一个能够维持“劳动军”表面形式的重要措施，所以一直坚持不愿更改，……

但我认为，并不能因此就把食堂的作用过分夸大了。例如，在那些食堂办得最多的省份中， 70 除河南、四川、安徽之外，湖南、云南、上海等地死人并不特别的多；在一些食堂办得很多的省份（如安徽），其不同地区死亡情况也大相径庭。71 这一个例子即表明，在不同地域（省、县、村）之间和同一地域之内，都可能存在颇不相同的情况，这就为各种“偶然”、“例外”，小区域的个案的研究留下了很大的“余地”。它们当能回答许多不同层面的问题。

7．小结

就“大饥荒的发生”来说，本文只是一个初步的“综合”（也可以称为一个大略的研究纲要）。它的关注点仍集中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既不是只盯着政府（政策）一面，也不是仅仅关注其以下一层，如村庄内部这一层面的问题。不错，过去的研究太偏重于上层领域，现在则有必要把重心更多的放在下层，进行现场的、口述历史的调查研究，但这也带来了所谓“地方性知识”的“自足性”问题，反而忽略了我们研究的并不是什么孤立的乡村事件，而是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这样一个大的问题。

显而易见，大跃进是“一整块”，一有全有，在相应的综合之前就把它细碎分割，是不合适的。我们看到，新政权建立以来曾存在着一种“道义经济”。从1956年起，72 这种局面被打破了，从此直到1961年前后，进入了一个“超经济强制”的时期，颇像苏联早期曾推行的那样，73 只是把它进一步推广到了农业方面。所以，可以说大跃进是从1956年开始，前后经历了约5年左右。探讨大跃进及大饥荒的前因后果，也许更应重视其发生——并不仅仅是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首先了解它“是什么”，其后才是以后的一切，以及它在各方面的影响，等等，等等。

因此，研究计划的一个重心，当是面对政府一方的“制度安排”，农民在本格意义上的，直面的反应和行为，比如面对大跃进和大饥荒时，他是怎么想和怎么做的？他“出手”过吗（59年初毛称之为“反抗”）？还是什么也没有做（只是呆呆等着事件的结果或躺着等死）？他都有过怎样的一些想法（即令什么也没有做）？……为此，就有必要首先弄清政府方面到底都做了什么，才知道“外力”从何而来，性质如何，“反作用力”又是怎样，它朝向何方而去？以及在双方关系上，它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和影响？经过政府和农民的“两败俱伤”之后，关系又是如何“修复”（或是经过某种“互动”将制度修改）的？……我相信，这一步是必要的，而且，只有更深入地了解后者，才会进一步了解前者，反之亦然。

也许，我们应充分地认识到，大跃进是一场“战争”，是解放后农民和政府间的最为惨烈的一场恶战，——尽管它是不对称的，不是发生在敌国之间，而是发生在政府与它的人民之间，一方有着全副武装，从武装力量到意识形态，一方则几乎一无所有——但这毕竟是两军交战——尽管没有硝烟弥漫的战场，它仍成为一场特殊的战斗（只是战斗场合不同罢了）。……

但从目前的状况来说，可以说大跃进研究连同它的A、B、C，都还没有搞清（我在调查中就多次感受到这一点）。如仍有人坚持认为大跃进是一场“共产主义（或所谓“平均主义”云云）的试验”，其实“共产”是有的，哪里有什么“主义”呢？

“大跃进”又不同于一般的历史问题，它是一个“事件”研究，涉及面很宽，相当全面，决不能只考虑农民一个方面，其上下左右，包括“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以及“意识形态”，以致地区间的异同等等，都不能不顾及到。

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有几个事件，如“文化革命”和“大跃进”，可能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目前文化革命研究正盛极一时，但在我看来，大跃进可能更为重要，和更具挑战性。这样说有几条理由：大跃进是因，文化革命是果（可以说没有大跃进就没有文化大革命）；大跃进没能实现的目标，文化革命在跟着追求（如“五七指示”；可见大跃进并非事出偶然，而已成为一种理想的代表）；文化革命多在上层，大跃进及于上下；文化革命主要是在城里，74 大跃进却不只是在农村，在农村里发生的一切，在城里也有相当的表现（我见到过不少有关的材料）；而且，大跃进也不是没整干部，整的且是很多（包括高级干部）。……

面对着如此具有挑战性的一个任务，我想，我们还应该下更大的力气；它是那样的严肃而艰巨，75 因此，从研究一开始到以后很长时间，我们可能都需要追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研究它——大跃进和大饥荒？

注释：

52、《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页675。

53、薄一波，页680；《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469。

54、参见“1956年的大减产”。

55、薄一波，页739；《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页56。

56、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8月17日、30日。

57、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谈话记录，1957年4月30日。

58、薄一波，页739。

59、《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108。

60、参见杜虹，页385；又，1958年全年粮食收购计划只完成了76％，实际征购1,175亿斤，已比上年增加22％，《当代中国的农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页161—162。

61、薄一波，页820—821。又，在庐山会议上，黄克诚也指出，粮食紧张是解放以来没有的，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106。

6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八，页64、73。

63、一项新的研究表明，这一时期国家尽管没有增加对农村的粮食投放数量，但省级和省级以下的一些地方政府却增加了“返销粮”的发放量（参见周飞舟：“‘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国省级政府对灾荒的反应和救助研究”，《社会学研究》2003：2）；尽管它对救灾来说仍嫌不足，但总的发放量却也不能小觑，像我们在麻城（和在湖南一些地方）所看到的，一个县就有约6,000万斤的粮食在59年初“返销”了；不过，由于这些粮食实际是从“高征购”的过程中被核减下来的，所以不但难以在返销粮总数的统计中反映出来，也未必能真正起到赈济灾荒的作用；而且，它们多发生在一定时期之内（如59年中以前），对此就不能不予以分地区分阶段的过细的研究（参见“1959年上半年的形势”）。

64、其实，早在那以前，上面就对情况有所了解。何况有了1956年的经验，这一切就都是“意料之中”的了。1959年初的山东“济宁事件”（辛逸的谈话，2006年11月；巨野即济宁的属县之一），以及河南的“豫东事件”，中央都不是不知道的。也许，解救这场饥荒的唯一机会，就是在1958年底同意彭德怀立即停止高征购的提议。但，问题是，这一“路线问题”将由谁来承担呢？

65、高王凌：“关于杜润生回忆的回忆”。

66、参见高王凌：“1956－57年，读史随笔”（未刊文稿）；1956年4月下旬，在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再追加基本建设投资20亿元。周恩来和大多数与会者表示不同意。毛仍坚持自己的意见。会后，周又找毛，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即周知“错”不改，快犯“路线错误”了。

67、对一个所谓“专制政权”或“群体运动”来说，最不愿意面对的就是“失败”了，它可能引起各种“连锁反应”，造成不可接受的后果，因此所谓“下马”就是一件极难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讲，大跃进在59年初就已经“失败”，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让“最高”认识到和下决心了。

68、参见龚启圣：“近年来之1958—61年中国大饥荒起因研究的综述”，《二十一世纪》1998：8。

69、如当时的农口负责人、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所说，食堂散得早的几个专区，肿病下降百分之四十，“关于河南人民公社给毛主席的调查报告”（1961年5月），《中共党史资料》总第77期（2001年3月），页11。

70、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292，这几省是河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上海和安徽，均达到了90％以上人口在食堂吃饭。

71、参见陈意新：“大跃进中安徽农民的生存研究”，《二十一世纪》2002：8。

72、如在1957年湖南省PJ县县乡干部鸣放中即有人说：县委一贯说：只要搞好了工作，搞死了人冒问题。即指这一时期的情况。见PJ县档案。

73、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中译本，三联书店，北京，1981，页118—128。布哈林认为，暴力和强制是“历史的火车头”；无产阶级革命、苏维埃共和国的“劳动军”，都是同强制问题（“超经济”强制）联系在一起的。暴力和强制也适用于内部，是劳动人民实行自我组织和对自己实行强制的纪律的因素。不但要对非无产阶级，也要对无产阶级自身实行强制，包括从枪毙到劳动义务制。参见“1956年的小跃进”。

74、这只是相对而言，是大体上的一个说法；海外现有学者（如史坦福大学魏昂德A.G.Walder教授）指出，文化革命时乡村也有不少人员的“非正常死亡”；这是不错的，实际上，有些地方的武斗也波及了农村。

75、关于“大跃进”的研究，可以大略的分成两个部分，一是“大跃进”，一是“大饥荒”（以庐山会议为界）。本文几乎还没有涉猎后一部分的问题：当时农民都遭遇到了什么？他们在身体上灵魂上都如何被“触及”？他们有什么想法或行动？……等等，等等，无数的最基本的问题都需要我们去调查和了解。

高王凌，《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