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主持讨论会，真有点像美国大学的研讨课

微斯人，吾谁与归？——赵紫阳秘书的追忆（上）


1980年7月，我去紫阳同志处报到，开始担任他的秘书。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79年这一年，有些象是改革开放的序幕，80年则是正剧上演。当年2月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中央常委，总书记；紫阳同志亦当选常委，不久被任命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从四川调入北京，9月任总理；万里也从安徽回到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后继任常务副总理。八十年代改革的三位主角，进入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

我来之前，另外两位秘书已经到任，均极富才能。白美清原任四川省委副秘书长，为人谦和持重，文字严谨细密；鲍彤文革前曾任中组部政研室副主任，到任前是国家科委政研室副主任，为人富正义感，才思敏捷，又擅雄辩，文史知识、马列理论和文字在同辈人中难得一见。二人之外，作为补充，赵希望找一个家庭背景比较了解，熟悉北京且相对年轻的秘书，我成为人选之一。

文革开始时，我在北京四中读高中，68年去河北农村插队，70年入伍，大部分时间在武汉军区通信总站做政工工作，复员后经邓力群介绍进入国务院研究室经济组。国务院研究室（后改为书记处研究室）是75年经小平同志授意，由胡乔木出面组建的机构，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拨乱反正中，成为理论界的一面旗帜。邓力群当时任副主任。78年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信息经济管理系脱产学习，仍未脱离该室，这大概是我入选的一个理由。

再有，抗战期间，我母亲与赵的夫人梁伯琪同在冀鲁豫边区妇救总会工作，比较熟悉。我在部队时，又恰与赵的二儿子赵二军同城服役。他当时在武汉警备区当兵，找到我，交了朋友。二军为人豪爽大度，交游甚广，是典型的军人，文革中一度被赵牵连，亦遭坎坷；四儿子赵四军与我虽不同城，却属同一部队，也很熟络。我们相交在党和国家遭受文革深重灾难之时，有同样的立场和感受，信任感是这样建立的。后来知道，是二军首先推荐的我。

常委的秘书由中组部考察。当时我的位置有三个人选，除政治立场、工作能力等考察项目外，面试时我的得分最低。问题在表态。听说其他两人对这份工作的表态相当热烈，而我的表态虽中规中矩却不免迂阔。我说：“服从组织分配。如果中选，会努力工作；不中选，也没关系，依然可在其他岗位做贡献……”考察人员认为我没有表现出热情，一派无所谓，不是合适人选。谁料赵听完汇报，马上说，我就要这个“无所谓”的。做秘书的事，就这样定下来。

进去工作不久，二军告诉我这个故事。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表忠心”的重要。我暗自庆幸，这是一位不要“表忠心”的首长，让我这个不会“表忠心”的人大大放下心来。他对世俗观念的脱落不屑，令我心生敬佩，产生很强的亲近感。

我就这样进入中南海，在紫阳同志身边工作了 4年，1984年10月离开。此后，又经常看望他。感受他的言行和人格魅力，是我一生最珍贵的回忆。

一、

紫阳同志不大象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习惯夜间工作，他作息基本正常，夜里事情不多。鲍彤熬夜惯了，愈晚，精神愈健；我那时年轻，不知累，便同他常做竞夜之谈。鲍品评人物，针砭时事，谈诗，谈文，谈掌故，信马由缰，是我秘书生活中极富情味又格外受益的一段体验。

记得一次夜谈，鲍说，小平同志的思想，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一句叫解放思想，一句叫实事求是；耀邦同志较多地体现了第一句话，紫阳同志较多地体现了第二句话。这个说法，在当时看，非常形象。

当然，坚持实事求是，首先要解放思想。不破除传统的思想观念的束缚，何以能正视实事，从实事而不是观念出发求得真理（是）呢？以紫阳同志晚年思想上达到的境界，他又何尝不是历届中共领导人中思想解放最彻底的一个？因此，鲍彤的意思，换一句话说就是，赵的解放思想，在80年代，并不是以敢言，而是以彻底的实事求是精神体现的。

1980年是农村改革的关键一年，党内关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俗称“包产到户”的争论达到高点。78年全国大面积旱灾，少数贫困地区为生产自救，将土地分包到组、到户，一年即解决了温饱问题，于是带来较大范围的仿效。党内高层相当一部分人未能摆脱毛泽东有关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贯思路，强烈反对；赞成者是少数，其中不乏把它看作救荒的临时措施。基于这种现状，中央对“包产到户”的表态，一直谨慎，十一届三中全会和79年9月的四中全会的有关文件，都对它明令限制。

80年2月，在安徽大胆推行“包产到户”的万里出任国务院分管农业的副总理。5月，小平同志赞扬了安徽的“包产到户”，指出现在农村工作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风向开始转变，但高层的阻力依然。赵进京后，如何把握这一政策方向，成为他思考的重点。

和万里在安徽一样，赵在四川农业政策上的拨乱反正，是走在全国前列的，提出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甚至早于安徽。他曾对我说过，对“包产到户”，他与耀邦、万里同志大方向一致，但做法有所区别。胡、万对“包产到户”敏感性强，义无反顾，很有担当。赵则表态相对谨慎。

我当秘书前结交了一批志向相同的年轻人，其中有邓力群的儿子、经济学家邓英淘和后来组建农村发展问题研究小组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陈一谘。共同的插队经历，使这些人对中国农村问题十分关心，组成不同的读书小组，讨论极其热烈，结论有时也相当超前。记得79年我和邓英淘共同构思一篇对人民公社制度反思的文章，得出结论，党的农村政策应该回到合作化前，跟陈一谘一说，大家都笑了：这样的结论，近似反动，谁还敢写成文章？80年7月，陈当时以农经所助理研究员的身份去安徽调查“包产到户”，回来大为兴奋，积极鼓吹，我理所当然地成为他的拥趸。

到了赵身边，几次和他聊天，话题都扯到“包产到户”。对他的立场，有点儿急，也有点儿好奇。以我的书生看法，农民掌握自己土地的生产经营权，是他们的天然权利；又讲插队时听到农民对集体生产的牢骚，我爷爷对合作化的不满……爷爷是抗战时期的党员，贫农，解放区土改后成为新上中农，合作化使他心灰意冷；奶奶是个农妇，搞不清政治，天天歌颂八路军（分给土地），骂共产党（强迫入社）。赵听了只笑。其实，他出身农家，又在省里长期负责农业工作，怎能不了解农民的想法？

很快知道，紫阳同志关心的，是怎么做的问题。

那时的困扰是三个：一是党内，主要是中央、农口和一批一直负责农业（往往是第一书记）的地方大员，思想不通，阻力很大；二是历史上“包产到户”在落后地区推行，效果明显；先进地区从未实行过，在先进或半先进地区有无优越性，尚无把握。三是全面推行，是否会影响未来农业的专业化、集约化经营方向，阻碍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对于党内高层的阻力，赵完全用事实说话。这些同志长期居于高位，即使原来与赵平级，也大多资历更老。我在旁观察，担心“包产到户”的，多是苦口婆心，赵认真听；哪怕言辞激烈的，赵也不愠不恼，只提问题，绝不交锋；也从不提“左”、“右”，不谈理论，只讲实效。总之一句话，你想不通，就等，让事实教育。方法既圆熟又实在，真是高手。

对于是否普遍适用的问题，赵和我们几个秘书私下里讲过，他心里有几条杠杠，一是发达地区，集体经济比较稳固，适合机械化大生产的 ；二是中间地带；三是贫困落后地区。贫困地区，吃不饱肚子，“包产到户”见效最快；中间地带拿不准，要看；先进地区原则不搞。毛泽东讲，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从80到81年，赵一直在考虑政策区别的问题。

区别还是要从实际出发。81年1月，我随紫阳同志去湖北、河南、山东考察，基本上

看的是中间地带。所到之处，一片喜气洋洋。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已开始自发推行更直接的责任制形式——“大包干”，实践下来，增产效果非常明显。赵听了十分高兴，决定对中间地带实行“包产到户”不设限制，群众要求这样的政策再给三年，他当场同意。

对于在实行“包产到户”的同时，如何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赵想了很多办法，主要是推进专业承包。等到他经过调研，确实看到分户经营反而为商品经济打下了物质基础，就放下心来。但赵始终专注农村商品经济的建设，在“包产到户”全面施行之后，更是如此。

对先进地区“包产到户”的放开是81年底。赵去黑龙江考察，认为象东北平原这样适合机械化大生产的地方，“包产到户”同样显示了强大的适应性和生命力，于是写信给中央，建议让群众自愿选择，不再区分不同地区不同（责任制）形式，给正式承认“包产到户”最后定了调子。于是就有了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结束了“包产到户”3年，其实是30年的争论，使农业的家庭承包生产责任制，成为一个长期稳定的制度。

“包产到户”是影响到8亿农民，关系到国家根本的重大政策变革。当年毛批判“包产到户”，打击了一大批干部。80年代重新推行，没整一个人，没搞任何政治运动，从解决人民的疾苦出发，以事实说话，不问政治立场如何，不讲理论是否正确，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让大多数干部从反对变为诚服，使中国共产党人朴素地回到唯物主义，也给后来的经济改革，提供了绝大的信心。它的意义，怎么说都不过分。

“包产到户”的成功，得力于邓小平的坚定支持，得力于万里的中流砥柱，得力于胡耀邦的高屋建瓴，也得力于赵紫阳在其间贯彻始终的彻底的实事求是精神。

作为一个拥护改革但难免躁进的年轻人，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中央层面重大决策的全过程。有时在想，这个过程，是否可以再推进得快一点？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既是实事求是，就必须有一个让事实逐渐展开的过程，调查研究的过程，掌握细节和反证的过程，等待结果的过程，稍一操切，就容易以假设和先入之见代替事实的求证；再有，政策总是由广大干部推行的，用事实说话，而不是以势压人，用理论唬人，给干部时间觉悟，最终调动绝大多数的积极性，这才叫“自己教育自己”。这样看来，实事求是就不仅是认识论，也是高明的领导艺术了。

当时中央之开明有一个例子，就是翁永曦的提拔。翁在农委工作，有观点，善表达，非常出色。赵很重视他的意见。83年由万里提议任书记处农研室副主任，三十五岁副部级，是破格提拔。而翁相当一段时间是反对“包产到户”的。若在以前，就是政治立场问题了。

二、

越了解紫阳同志，就越奇怪：他是高中学历，参加革命后，几乎一辈子都在政务繁巨、一言九鼎的领导岗位上，却是一派学者风格。这不仅仅指他的虚怀、谦和，而是指他的极其科学、严谨、开放的思维方式和他对理论的关注，在中共领导人中，实不多见。

不象耀邦，赵太忙，没有时间多读书，但他对理论问题有特别的兴致。我讲的理论，并不是当时党内常用来给人划框框扣帽子的理论，而是对经济改革可能产生启发、借鉴的著述。

初到紫阳处，他见我对经济理论有所涉猎，曾让我读些重要的理论书籍，拮其要点，供他参考。研究、情报部门上送的有关介绍，几乎都读，也让秘书读，听大家的议论。较为注重的，都与经济改革有关，如当时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经改革的理论探讨、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和新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传统模式的批判等等。我们现在开始反思GDP主义，其实，赵早在81年就相当关注幸福指数的提法，对单纯强调GNP（国民生产总值）有所疑虑，思想之超前，可见一斑。

听紫阳同志谈话，并不见他引经据典；他琢磨理论，也只是为他提供新思路、新依据。当年党内大多数经济理论工作者，提起西方经济学多一脸不屑。赵则不然。他看重西方经济学实用的一面，从不用马列的框框去套它。后来的年轻学者开始学用这套语言跟他对话，由

于有这个基础，加上对实际经济运行的熟练的把握，沟通就非常容易。与国外经济大家的对话，更是让听者折服。

89年，美国金融家索罗斯访问中国，赵接见他。原准备是一个小时，结果谈了两个半钟头。我因为曾负责他资助的“中国改革与开放基金会”的工作，和他相熟。会见后，索找我聊天，感慨异常，说他见过苏联、东欧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赵对经济问题的见解，无人可比；在他眼中，赵简直就是一位大牌经济学教授。据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见过赵后，也有同样的慨叹。

87年7月，我去了美国，后来到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院，主攻政治学。在那里领教了什么是西方大牌教授。

上美国教授的研讨课（seminar），你提出一个论点，摆出一堆论据，教授就引导同学拼命提问，一句话，就是想尽办法对你的论点“证伪”，让你不断修正你的“假说”边界，使论点愈发精确。越好的研讨课，詰问就越无情，同学还留情面，大牌教授绝不，难堪到你想哭。很奇怪，看了这样的讨论方式，会想起赵。

给赵汇报是一件难事。正式会议还好，比较留面子；形式越随便，提问越尖锐，只不过答不出来，也不指责。他喜欢在詰辩中理清自己。假如在心中已有了一条思路，他往往会立足于对立意见，对自己的思路，提出种种诘难，看起来是反问别人，其实是反问自己，你把他问倒了，他从善如流，绝不先入为主。开赵的讨论会，真有点象美国大学的研讨课。

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在他的文章《三次近距离与赵紫阳接触》中讲，他当年随赵外出考察，参加赵主持的调研会，对赵的风格有相当生动、准确的观察：

“我很快发现，赵越感兴趣的地方，反问就越多，……这与我后来遇到的好教授的风格很一致：你讲的东西他不感兴趣，他才不来问你。另外，反问不一定意味着不同意，而是有意要激你一下，看能不能把你想过、但没有清楚说出来的意思挤榨（squeeze）出来。”

除了挤榨，还要求你深思熟虑，论据充分，立论坚定，否则经不起这样的反问。如此，就难为了党内习惯汇报前先跟领导对思路（即“对表”）的同志。

我的父母有一位老战友，看着我长大，是个部级领导。一次随赵外出考察，研究东北老工业区技术改造投资体制问题。走前问我，赵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思路，我大意了，就做了简单介绍。看样子这位伯伯按赵的思路准备了汇报提纲。火车上汇报，我听会，刚开了个头，赵就给了他一连串反问，伯伯一阵慌乱，不知所措，没有再讲下去。我暗中着急：反问并不是不同意。赵就是这样，就是你的意见完全跟他相反，他也绝不会对你生出成见；你没有定见，反而会观感不佳。伯伯已经离世多年，这是我一直对他想说而没敢说的话。

紫阳同志的这种思维方式，党内许多同志，特别是老同志是跟不上的。于是有赵“善变”的说法。他善变吗？我知道，一旦经过充分调研，反复辩析，他真正想清楚，做了决定的事，他一定是义无反顾。

88年初，赵提出著名的沿海发展战略：从学习“四小龙”的经验入手，利用国外资源和市场，将沿海的1亿到2亿人口投入国际市场，即大进大出、两头在外，开展国际大循环。这套思路，在广东工作时就已见雏形，改革开放初期即开始酝酿，又到沿海各省深入调研；加之有四个经济特区和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的先期试验，应该是相当成熟了。可是，提出之后，却质疑声不断。

直至89年1月，我从美国留学回来，还可以听到一些中青年学者的不同声音。很快，经济学家杨小凯写了一封信，找上我，让我转交紫阳。信的大意是，以中国的人口规模加入国际市场，最终会破坏国际经济结构的平衡，造成全球资源紧缺，导致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等等。我也觉得有一定道理，就带着信去见赵。赵正在看文件。等我简述了杨和其他学者的意见，赵盯着我，缓缓地说，这些意见我都知道，不听了。事一定要做……那份决绝，很少见到。

这么多年过去，现在谁还看不明白？沿海发展战略让中国赢得了20年以上的和平发展机遇，对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是80年代最富远见也是最成功的经济战略设计。当人们每每得意于中国坐拥数万亿美金的外汇储备，跻身世界第二的GDP时，我就不由得想起紫阳同志那天的回答……（未完待续）

李湘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