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29日 星期二
“四人帮”并未篡改“毛泽东临终嘱咐”
“四人帮”为什么这样改?他们即使想篡改最高指示,也应改得有利于自己吧?“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虽在字面上有三个字的差别,但含义基本一致,这种无谓的改动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如果“四人帮”真的伪造了“毛主席临终嘱咐”,如此重大的罪行,为什么在1980年审判他们时不予追究呢?难道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疏忽了吗?
1976年9月至10月间,中国政坛围绕一句话——“按既定方针办”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这句话的影响如此深远,令人感慨。它背后的故事如此离奇,又令人疑惑。尽管此事早有“结论”,但人们心中的疑问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比如:“按既定方针办”是“四人帮”伪造出来的吗?“四人帮”说过“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临终嘱咐”吗?“照过去方针办”是如何变成“按既定方针办”的?审判“四人帮”时为什么不提这条“重罪”?本文围绕“按既定方针办”的由来这个关键问题,根据笔者看到的材料,追根溯源,去伪存真,试图揭示历史真相。
“按既定方针办”由“两报一刊”社论首次公开发表
众所周知,逮捕“四人帮”的一个重要根据就是:伪造毛泽东的“临终嘱咐”。1977年8月12日,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中阐述了抓捕“四人帮”的理由,其中提到两篇文章:一篇是1976年9月16日“两报一刊”(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一篇是10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的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这两篇文章各有罪名,简单地说,前文“造假”,后文“造假”并“举事”。“举事”之说不在本文探讨范围,我们只分析“造假说”或“伪造说”。
《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是公开发表“毛主席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的第一篇文章。这篇社论是姚文元亲自布置和审定修改的。全文2000多字,最引人注目的一句话是:“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按既定方针办”是用黑体字排的,这意味着是毛泽东的原话。当时只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原话,才能享受如此待遇。这篇社论发表后,“四人帮”操纵广播电台、报刊,连篇累牍地宣传“按既定方针办”,《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篇文章。如果说“四人帮”伪造了毛泽东的“临终嘱咐”,《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就是“造假”的源头,但问题是:第一,“按既定方针办”是姚文元“造假”,还是社论起草者“造假”?第二,把“按既定方针办”作为“毛主席嘱咐”,是否确有根据?
虽然《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是“两报一刊”社论,但参加起草的只有人民日报社和红旗杂志社两家。红旗杂志社一人参加了领导机构“六人小组”,并任召集人,另一人则为写作小组成员(以下分别简称“召集人”和“成员”)。“成员”是姚文元亲自从上海调入红旗杂志社的,他参加了社论起草的全过程。1976年12月12日晚,“成员”详细回忆了社论的写作经过:
9月9日上午8点半,“召集人”叫我到他的办公室,说鲁瑛(《人民日报》总编辑)来电话,要我们去三个人参加写悼念主席逝世的社论,还说事情很急,可能11日要发表。“召集人”说:“鲁瑛不可能直接向《红旗》发号施令,准是姚的意思。现在家里只有五个人知道电报消息,林和孟不能去,要照顾家里事,只有我同你能去。”于是,他向林、孟、周打了招呼之后,即带着我去人民日报社。在那里,出面联系的是潘某和崔某,鲁瑛始终没有出场。潘某说:鲁瑛根据姚的指示要写一篇社论,但具体内容写什么,要我们两家共同讨论研究。潘某、崔某问“召集人”对社论有什么设想。“召集人”说刚知道主席逝世不到两小时,才接到写社论的通知,还来不及考虑。当时,几个人议论了一个多小时,初步确定写这样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颂扬主席的丰功伟绩,由《人民日报》起草;第二部分写路线和今后的任务,由《红旗》起草。两个部分,由两家分别草拟,然后再合起来讨论、修改。
这个分工商定后,“召集人”和我便回来了。“召集人”叫我先拟个草稿,内容主要讲路线是个关键问题,然后讲讲当前形势和今后任务,并规定当天下午拿出草稿。晚上,“召集人”、林和我,三人共同修改草稿。第二天上午打了十份样稿,“召集人”和我又去人民日报参加讨论。我们带去的稿子没有“按既定方针办”之类的话。
10日上午,在人民日报评论部讨论(他们的人员约有十名参加),由崔某主持会议,把两家各自草拟的稿子念了一下。大家觉得内容与《告人民书》重复太多,没有什么新鲜东西。讨论时,崔某传达鲁瑛的电话,说这篇社论暂不急发,《告人民书》刚发表,看看形势再说。崔某认为,这样时间就很从容,可以写得充实些。后来,“召集人”叫我留下参加修改,他自己就回机关了。我和人民日报的同志一起改到下午6时,带回一个修改稿,也没有“按既定方针办”。
10日晚,是我值班。半夜12点,姚文元打电话来说,第10期版面计划要改,要围绕悼念主席去世来组稿。后来,姚还说:“‘两报一刊’社论由人民日报负责,你们不用管了。”第二天上午,我作了一个电话记录,交给“召集人”。
13日晚,人民日报评论部通知我们在14日上午去参加社论修改。“召集人”和我研究,决定由我一人去,他不去了,因为姚说社论“由人民日报负责”。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人民日报参加社论修改。崔某传达鲁瑛的电话说:“社论将在18日追悼大会之前发表。追悼大会之后,还要再发一篇‘两报一刊’社论,国庆还要发社论。”这大约是鲁瑛根据姚的旨意讲的。
在修改社论过程中,大家都认为内容太单薄,应加以充实。当时,我说往常的社论都靠发表主席最新指示取胜,看来这篇社论也得加一条最新指示。大家七嘴八舌地凑,说主席的最新指示有两条,一条是中央6月电报中提到的“国内问题要注意”,另一条是“按既定方针办”。7月底,人民日报评论部有人去参加计划会议,听过谷牧副总理的传达,印象中似乎是有这两句话。后来我说,记得八九月间的《内部参考》上有一篇材料曾以黑体引用“按既定方针办”,崔某当即拿《内部参考》来翻阅,发现是有的。肖某(人民日报宣传小组成员)说:“如果要用一条新的语录,还是用‘按既定方针办’较合适。”后来多数人都倾向用这句话,崔某便下了决心。原稿上是这样的一句:“毛主席在病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15日晚送姚审批。姚退下来时,把“在病中”三字删去,这样一来,“按既定方针办”就算拍板通过了。
接着这句话之后,专有一段对这句话作解释的。第一句话在原稿上这样写:“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的路线办。”姚文元把这句话改为:“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这一改,和上面把“在病中”去掉连在一起,表明了姚文元的原来用意就是想把“按既定方针办”这句伪造的指示塞进社论。表面上看,他事先没有对社论内容有什么明确的指示,好像是顺水推舟干出来的,实际上是他借别人之手来达到他反革命的目的。他明明是在政治局听过华总理的传达的,主席的原话是“照过去方针办”,然而在他审定的《内部参考》上已经走了样。这就迷惑了写社论的人,以为《内部参考》上用的黑体字,一般总是经过上面审定的,首先是姚自己审批的,大概经过核实的,所以大家比较放心。特别是15日的社论送审稿,姚修改之后,把这句伪造的“指示”进一步肯定了。参加写社论的人(包括我在内),都是被姚文元玩弄了,被他利用当枪使,还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怎么被利用的。
14日晚,我带回《红旗》的一份社论稿子上已有这句伪造的“指示”。我当时专把此事告诉“召集人”。他看了,没说别的,只说内容还嫌单薄些,但叫我不要去对人民日报说,要我先听听他们怎样征求鲁瑛的意见。后来,我听说,鲁瑛对这份稿子的意见是“感情还不够深”,叫崔某等人再改。15日上午又作了修改、充实,把“按既定方针办”这一核心段,改得更突出了,并加上了一段专门的解释段落。改后,送姚审时,崔某起草一份简要报告,说明是两家起草的,并把《红旗》放在《人民日报》之前,无非因为我和许也参加了,以示他们的谦让。
“召集人”参加了撰写社论的前半段工作。他在1976年11月15日回忆说:
9月9日上午,姚文元通过红机找我。当时,我因清早来读主席逝世的中央发电,并召集领导成员进行传达,还研究了一些机关悼念的事,已经快9点钟了,正回家洗脸,值班室用机关电话通知我,我赶到值班室接电话时,电话已挂。我问红机总机,她们立即接过去,但由鲁瑛讲话(估计鲁瑛在姚文元处)。鲁瑛问我,你们几个人知道主席逝世?我说五个人。他说,要我带两个人一起去人民日报参加赶写一篇悼念主席的社论,准备10日发表,并要我们去同潘某、肖某联系。我说,我们五个人中只有三个人是搞编辑工作的,要留一个人在家准备起草一封悼念主席致党中央的信,还要抓稿子,只能去两个。鲁瑛同意了。我们研究后,决定由我和胡某去。到人民日报后,在他们政治部会议室见到潘某、崔某和另一位同志,大家一起议论社论的内容。
议论中,潘某等曾谈到是否要用主席未发表过的语录,说最近从新华社《内部参考》上见到的就是“国内问题要注意”和“按既定方针办”两句,前一句恐怕不好公开引用,后一句能否用还得中央批准。我也发表了类似的意见。还议论了社论分两个部分:一是主席的伟大历史功绩(包括伟大的革命实践和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一是如何继承主席的遗志。我们分工提出第二部分初稿,并决定写出后晚上碰头。
回机关后,胡某起草,我和林某等同志一起参加修改,潘某并送来一份《告人民书》作起草的依据。晚上8时又去人民日报时,人民日报评论部多数同志都参加了,十人左右。读了一篇两家分别起草的初稿,都没有“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读后,崔某传达鲁瑛的电话说,社论决定明天先不发,看看动态和反映,再有针对性地写。我估计这是姚文元的意图。人民日报的同志说,人民日报《情况简编》正在收集各种反映,并说印出时就送我们参考(后一次未送)。议论中,人民日报肖某提了一下“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说要按主席路线办。但因稿子推迟,也未讨论下去。大家议定12日或13日再碰头。
12日或13日上午,人民日报潘某又通知我和胡某去,见面大体仍是第二次参加的那些人。崔某又传达鲁瑛的电话说,这几天形势稳定,社论可以准备。我那几天事情多些,又见人民日报参加撰写的人多,就和他们商量,不再参加了,胡某仍留在人民日报参加修改。大约14日或15日,胡某带回一份送审稿,说稿子已由人民日报送姚文元审查。送审稿中有了“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并说这是“在病中”的嘱咐。据胡某后来说,这是在集体修改时,他提出加上,当时并按新华社《内部参考》核对的。这样,这篇社论就经姚文元审查定稿,发表在9月16日《人民日报》上。发表时,“在病中”三字被删去了……
在这篇社论之前,“四人帮”已经通过新华社《内部参考》刊登了“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并加引号,用了黑体字,为他们公开篡改毛主席指示作了准备。社论发表后三天,9月19日,姚文元又在《红旗》第10期送审目录草样的信上,亲笔批了要把“按既定方针办”放进《毛主席语录》栏中。这就更加清楚地证明:“四人帮”伪造毛主席的指示完全是有计划、有预谋的。
“召集人”和“成员”的回忆基本一致,只是个别事实有出入。虽然他们都认同“伪造说”,但他们的叙述可以证明:姚文元不是“按既定方针办”的发明者,这句话在文章送审稿上就有;社论起草者也不是“按既定方针办”的发明者,是他们从别处引用过来的。
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是“按既定方针办”的源头
综合社论起草者的回忆,他们写“按既定方针办”的根据有三:一是中央6月电报提到毛泽东的两条最新指示:“国内问题要注意”和“按既定方针办”;二是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均有人参加七八月间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在会上听到过谷牧传达“按既定方针办”;三是新华社8月或9月的《内部参考》上有一篇材料,曾以黑体引用“按既定方针办”。
由于缺乏资料,笔者未找到1976年6月中央电报的原件,也未找到以黑体刊登“按既定方针办”的那期新华社《内部参考》,但可以肯定的是,社论起草者当时用《内部参考》核对过“按既定方针办”。当然,《内部参考》刊登“按既定方针办”也有一个来源问题,从时间上推测,很可能源于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于1976年7月6日至8月1日在北京召开,谷牧主持会议,华国锋于7月30日晚接见会议代表并讲话。“召集人”和“成员”多次谈到这次会议与“按既定方针办”的关系。
1976年12月11日,“召集人”说:
“四人帮”被揭露后,10月7日,鲁瑛曾两次打电话给我,问7月底计划会议关于这句话是怎样传达的。他还提要《红旗》参加会议的人查一下记录。由于我们参加会议的几个同志都去石家庄干校劳动,没有查成。这是“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败露后,妄图推卸罪责,嫁祸于人。
“成员”在12月12日说:
我参加写这篇社论,从9月9日到10月上旬,一直没有意识到这里有什么问题。10月15日从干校劳动回来的第一天,许说鲁瑛在10月7日还打电话问“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的出处以及记录中的原话,我顿时有点紧张,说“这句话是我主张加的”,想表白“一人做事一人当”的意思。我当时还说,“当时用这句话的根据,一是《内部参考》先有黑体字,二是听林某某同志传达时也是这样传达的”。
1977年5月9日,“成员”又说:
10月17日上午,我在三楼走廊上,拉着林某某到360室,向他说:“关于‘按既定方针办’,我想不通,明明是早在社论之前就有了,怎么会算在张、姚的账上?我记得你在7月底去听谷牧副总理传达,你回来时也传达说‘按既定方针办’,情况你是知道的,如果说有错,那么是谷牧传达错了。”林听了,很害怕,急忙说:“你不能这样讲,千万不能。即使有怀疑,也不能讲。要讲,只能去对老狄他们讲。”下午,我在236室又问“召集人”:“对于‘按既定方针办’的问题,究竟应该怎样看?”“召集人”说:“具体的我也说不清,只能放在两条路线斗争的大背景中才能看清这是阴谋。”10月18日上午,林告诉我说,他在7月底听谷牧同志传达时笔记上记的那句话是“照过去的既定方针办”。我当时也不相信,以为他在笔记本上作了修改。我在10月下旬,还跑到党刊室找刘某某同志,翻看9月初的新华社《内部参考》,以证实当时我参加炮制社论时的印象。
“召集人”、“成员”关于“按既定方针办”源于计划工作座谈会的说法,还得到了其他人的证实。比如,原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冼恒汉也谈及此事。不同的是,他说传达“按既定方针办”的是华国锋,而不是谷牧。
“按既定方针办”是华国锋还是谷牧传达的,或者两人都传达过,这些细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无论是“召集人”、“成员”等参加起草《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人,还是冼恒汉等人,都不约而同地证明:1976年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是“按既定方针办”的源头。
“按既定方针办”是会议记录者笔误所致
按理说,“按既定方针办”的源头不应在计划工作座谈会,应在毛泽东那儿。毛泽东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说这句话的呢?原话究竟是什么?请看1976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4月30日,毛主席会见外宾之后,华国锋同志向毛主席汇报了国内总的形势好,有几个省不大好的情况。毛主席当即给华国锋同志亲笔写了‘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同志当时就把毛主席的‘慢慢来,不要招(着)急’和‘照过去方针办’的指示,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传达。‘四人帮’在场,其中王洪文、江青作了笔录,有案可查,姚文元还直接看到了毛主席的亲笔原件。”
毫无疑问,毛泽东1976年4月30日的原话是“照过去方针办”。这就产生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矛盾:毛泽东明明说的是“照过去方针办”,华国锋或谷牧为什么传达成“按既定方针办”呢?难道华国锋或谷牧修改了毛泽东的指示?问题很快就有了答案,人们很快就知道了真相:“四人帮”篡改了毛泽东指示,并把篡改的话当做毛泽东临终嘱咐。“伪造说”见于1976年10月后的许多重要文献,包括《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通知》(1976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灭亡前的猖狂一跳——揭穿“四人帮”伪造“临终嘱咐”的大阴谋》(1976年12月17日)、“两报一刊”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1976年10月25日)、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1977年8月18日)、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1978年2月26日),等等。“伪造说”流传甚广,传播至今。但它存在很多疑点:
第一,“四人帮”为什么这样改?他们即使想篡改最高指示,也应改得有利于自己吧?“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虽在字面上有三个字的差别,但含义基本一致,这种无谓的改动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第二,“四人帮”为什么改这条?他们即使想篡改最高指示,总得找一个比较容易操作的吧?他们非常清楚“照过去方针办”的由来,也知道政治局委员都听过华国锋的传达,自己又不掌握毛泽东的亲笔原件,为什么要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去蛮干?
第三,姚文元直接组织和修改了那篇社论,公开披露了“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接着又指示广播电台、报刊大肆宣扬这句话。姚文元1976年9月19日在《红旗》第10期送审目录草样的信上亲笔写了“按既定方针办”,并要求放进《毛主席语录》。这些都是事实,它们只能证明姚文元和社论写作者把“按既定方针办”当做“毛主席嘱咐”,并不能证明“按既定方针办”是姚文元伪造的,也不能证明“四人帮”把“按既定方针办”当成“毛主席临终嘱咐”。“伪造说”的重要依据是《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和《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但笔者反复查看两篇文章,没有找到“临终嘱咐”之类的话。具体说,《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只有一处引用了“按既定方针办”,说是“毛主席嘱咐”,未说“临终嘱咐”;《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三次引用了“按既定方针办”,称之为毛泽东的“嘱咐”、“谆谆嘱咐”,也不见“临终嘱咐”之类的词汇。伪造“临终嘱咐”从何说起?
第四,如果“四人帮”真的伪造了“毛主席临终嘱咐”,如此重大的罪行,为什么在1980年审判他们时不予追究呢?难道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疏忽了吗?
这些问题使笔者百思不得其解,最近看到阎长贵、苌江的《所谓毛泽东临终嘱咐的真相》一文,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按既定方针办”竟然是会议记录者笔误造成的!文章说:
陈斐章从20世纪50年代起,20多年一直在国家计委办公厅工作,参加党组会议作记录,或起草负责人讲话和有关文件等。
在一次谈话中,陈斐章告诉我们,毛主席逝世后引起非常轰动的一句话,即“按既定方针办”一语的造成和出现,同他作记录时的失误有关,并讲了细节。我们听后都很震惊,我们觉得对历史负责,还历史本来面貌,很有必要把这个鲜为人知的情况告诉世人……
在1976年7月至8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期间,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捣乱,斗争很激烈,加之发生百年不遇的唐山大地震,会场乱哄哄。一天,华国锋拿着陈斐章等人起草的稿子宣读,中间离开稿子讲了几句话,内容即是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华说,毛主席讲:“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在华国锋停顿的时候,王洪文突然插话,还有“你办事,我放心”呢。接着,华国锋又把“你办事,我放心”说了一遍。由于人多听不清,担任记录的陈斐章只听清“不要着急”,至于什么“方针办”,没听清。情急中,陈斐章顺连其意,写成“按既定方针办”。会后,陈斐章整理华国锋讲话稿,发现记录与原话不一致,即请示当时的领导、也是组织和服务这次座谈会的计委一位副主任核实,而他未核实就发文了。
陈斐章一语道破天机,“按既定方针办”的最初出处竟然找到了!
《所谓毛泽东临终嘱咐的真相》披露的这条史料弥足珍贵。我们既要感谢作者,更应感谢陈斐章老人,感谢他坦言笔误的勇气和抢救史料的责任感。如果说陈斐章当年的笔误在客观上影响了当代中国历史进程的话,那么,他现在提供珍贵史料,对恢复和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则具有重要意义。
平遥,《党史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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