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29日 星期二

赵紫阳八十年代出现在那个位置上,好像是上帝的安排


微斯人,吾谁与归?——赵紫阳秘书的追忆(下)


(续前)三、

当秘书前,和一位在北大考古系读书的朋友聊天。他问我为什么要去当秘书。那年头,不象现在,当几年秘书出来就搞个要职,哪有那个想头?

我说,早想好了:一个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开始了,这样重大的历史变革,能在主持者身边看戏,多难得的机会!再一个,认识许多热心改革、有才干的年轻人,能不能给他们些机会,把他们引荐到赵的身边?

进去以后发现,紫阳同志其实很想听年轻人的意见。那年8月底,当时尚未成名的所谓京中“四君子”,翁永曦、黄江南、朱嘉明、王岐山给中央写信,建议经济工作“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得到陈云的赞赏,批转给赵。赵看到文件,问我,我说认识翁永曦,将他的情况作了大致介绍。随后,通知他们当面来谈。

时间大约是九月初,由黄主讲。朱、黄是社科院经济所研究生,已经开始使用西方经济学的逻辑语言,这套语言,口述起来,是有难度。黄本来就有点紧张,讲着讲着,忽然逻辑开始错乱,一时语塞,汗就出来了。赵笑了,马上让他停下来,喝口水,然后几句话,洒脱地将汇报转为漫谈,气氛变得轻松起来……这应该是他到北京以后第一次和自发组织的年轻人就国家大政方针进行的对话。

记得在83年前的一段时间,有几个年轻人的意见赵听得较多,如农委的翁永曦、计委的宫著铭、体改办的徐景安、价格中心的田源等,对他们的建议都有批示,其中翁和宫与我联系比较密切。我也结识了一些思想活跃的青年,如四君子中的王岐山、朱嘉明、黄江南、和杨小凯、唐欣、周小川、朱平壤、徐冲等。认识最多的是参加农村发展问题研究小组的那些朋友。

发展组开始完全是年轻人自发成立的研究团体,前期得力于邓力群的支持,主体是77、78两届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文革前的所谓“老三届”,多数有上山下乡的经历,了解农村,对中国农村问题有较深入的思考,充满理想主义。主要的组织者是陈一谘。

我75年由邓英淘介绍认识了陈。当时他作为北大的“反动”学生,下放到河南农村。此人早年经历跌宕起伏,抱负宏大,交游广阔,对中国的现实问题有深刻的思考,感召了一批年轻人,包括我。80年他准备筹办发展组,前期会议我就有参加。后来成为骨干的,除邓英淘、白南生我早已熟悉,包括王小强、何维凌、罗小朋、王晓鲁、周其仁、杨冠三、孙方明、白南风、白若冰等,都是那时结交的。以后,组里有大事,他们找我,我也尽量参与。很大程度上,把自己看作成员之一。

发展组80年9月正式成立,81年暑期全组赴安徽农村调查,搞出一份滁县地区“包产到户”的调查报告。记得报告刚刚印好,还未从正规途径上送,陈一谘就打来电话,要先送一份给我,让紫阳“第一时间看到”。

赵很欣赏滁县报告,批示说,这个报告把“包产到户”的事说的一清二楚,建议转发给有关部委和各省领导参阅。其他中央领导也纷纷给予赞扬。报告系统地回答了一系列困扰决策者的问题,调查方法尝试多学科、多层次,覆盖全面,有大局观,对策实际、清晰,比当时正规研究部门的报告的确高出一筹,对中央关于“包产到户”的决策提供了很大帮助。这以前,我在与赵闲聊时,提到发展组和这一群年轻人;从这时起,赵开始注意他们,农村改革有关问题的讨论,都让他们参与。

83年春夏之交,陈一谘因长时间紧张亢奋,操劳过度,终于不支,神志也受到影响,有人说他“疯了”,于是退下来休息。许多惜才的人很关心。记得王岐山和唐欣曾找我,商议如何帮他。陈后来转为半休息,那时他的兴趣已经转移,在考虑全面改革的问题了!

84年,经济改革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许多理论和现实问题亟待研究。国家体改委负责常务工作的安志文建议体改委之下搞个研究所,报给赵。赵起初并不同意。这之前,我也曾就如何更好地使用这批年轻人一事同赵闲聊,我的意见是分散下去,适合做官的去部委司局,适合研究的去政研室或学术机构,他觉得有一定道理。后来,在安的坚持下,紫阳对研究所的事终于首肯。安志文想以中青年研究人员为主体,问鲍彤,赵听到就讲,湘鲁跟他们熟,去问他。

我推荐了陈一谘和王小强。我记得是这样说的:陈是组织长才,但(实证)研究不是他的强项;王善于钻研,思路清晰,发展组里多数重要文章是他的手笔。关键是两人过去在发展组配合得最好,可以搭档。鲍经过考察,同意这两个人选。后来鲍又同我商量,让他俩各陪紫阳外出一次方便了解。王8月随赵赴安徽等地考察,给赵留下很好的印象,几次同我说起;陈11月跟赵去了广东。后来见赵,倒从来没听赵提起他。

84年是一大批77年后考入大学继而续读研究生的年轻人开始毕业的一年,他们成为经济改革研究的新鲜力量。9月上旬,由朱嘉明、黄江南、张钢几个人提议组织,以《经济学周报》、《经济日报》等多家报刊和浙江省社科院的名义发起,来自全国各地的一批中青年学者齐聚莫干山,为经济改革献计献策,史称莫干山会议。与会者除发展组等已参与体制内改革讨论的人员外,以这批研究生为主力。陈一谘没有到会,但是幕后重要推手,极力鼓动我出席。我将开会的消息报告了赵,他很感兴趣,让我去听会,并请张劲夫那里也派人参加。

劲夫同志派他的秘书、我的老同学孔丹和我同去。我们上山时,会议小组讨论已经基本结束,进入总结阶段。孔丹和我选了几件比较重要的意见建议(论文),记得有周其仁的改革粮食统购统销和华生等人整理的关于会上价格改革的综合意见等,先到杭州向劲夫汇报。然后,我回到北京,报告了紫阳。

莫干山会后不久,我离开赵的身边。发展组一部分人跟随陈一谘、王小强去参与组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体改所,之前筹备班子已建立),另一部分人组建了农村发展问题研究所(农发所),由王岐山任所长。陈再辟天地,风云际会,体改所的工作一下子就搞得轰轰烈烈。分管体改所的高尚全很开明,给他相当的自由。无人摯肘,对他很重要。

大概从体改所之后,赵重视年轻人的说法加强了。陈一谘广揽人才,集合了一批优秀的青年研究人员,平均年龄只有27岁,做出很好的成绩。以赵的开放、敏锐、求实和宽容,比当时党内任何领导人都易于与青年学者沟通,年轻人自然愿意靠近。陈的考虑更复杂些。部分是为了破除体制障碍,方便工作和吸引更多人才,体改所本已有赵的色彩,他要刻意加强。

紫阳同志在人事问题上相当超越,除了身边直接为他工作的几个人,很少有“某某是我的人”这样的想法。他重视体改所的意见,也重视农发所和其他年轻研究者的意见。而且,经济问题的大主意,都是自己拿,别人的意见听得很多,但不被左右;有时自己的想法先不说,借学者的文章引路,发动党内思考,是他的领导艺术。

年轻人春风得意时,容易骄傲,每每坚持自己的意见,搞得党内有人不舒服,又都说是赵的人,于是就有了物议,其实是针对赵。赵听了,并不介怀,这又是他的风格。

89年春夏那场风波,体改所全体坚定地支持紫阳同志的立场,大义当前,毫不含糊,不愧为改革的中坚力量。但陈一谘后期去鼓动绝食学生不离开广场,至少策略上讲,是错的。

陈本底上是革命家,政治抱负强,有伟人之志,是生错了时代。他想做的事,超过体改所的范围。我讲过,他早生五十年,或许与毛泽东有一拼。六四后他去了法国、美国,主掌民阵,成为名副其实的职业革命家,倒真回归了他的本原。

赵反对戒严,辞职后,被终身软禁,赍志以殁。体改所彻底改组,人才尽散。当年的种种回忆,犹在眼前。已故的原体改所微观室主任、经济学家、我的好朋友张少杰与紫阳同志之间,有一段趣事,大家仍津津乐道:一天同赵开会,少杰发言,赵反问,大概把他问急了,这位“轻狂”书生失口叫道:“紫阳同志你不懂!”话未落音,举座皆惊。只见赵毫无愠色,笑着说,“那你说嘛,……”失仪之罪,消于无形。这种领导人与青年学者的关系,今天还有吗?

四、

80年代前期,我在时,紫阳同志曾说,“我主张经济上开放一点,政治上保守一点,和耀邦同志有些区别,他主张政治上更为开放。”其实,赵私底下一直在思考党和国家的政治前途的大事。我感觉,只是当时他的想法尚不成熟。没想好的事,宁可慢一点做,在他,是一贯的。

翻看笔记,找到赵三十多年前即80年9月的一段话:“仅仅解决了人民生活问题,生活富裕了,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全部目的,社会主义还应该使人民享受充分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必须十分珍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对社会主义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资产阶级民主是社会主义的起点,请注意这一点……”今天读,是不是仍有意义?

86年,邓小平继80年后,第二次提起政治体制改革,最后责成紫阳负责此事,成立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制定方案。小组下设办公室(政改办),鲍彤为主要召集人。又一批富有才华、善于思索的中青年集结在赵的身边。

政改符合历史潮流,受到党内外知识精英的热情拥护。当然会有阻力,人们寄希望于邓,就像后来价格攻关也寄希望于邓一样。胡启立讲,“有小平为我们做主,现在不解决什么时候解决?”邓成为人们信心的来源。

可惜邓在政治改革的目标上并未想清楚。80年讲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还讲“我们以后再不能搞一党治国了”,不是和之前提的“四项基本原则”针锋相对?86年讲党政分开,如果一定要坚持党的领导,党政能真的分开吗?讲党内民主,后来又警告,“不能迁就要求民主化的情绪”,到了89年,就变成“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你们什么时候能说了算,我就放心了……”才是他的真心话。最后邓让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要保证行政机构能够有效工作”,即提高效率了。

提高效率就是还要集权,而所谓民主,却一定要从限制权力开始。人们必须明白,民主的目的,既不是要实现完美的施政,也不是要提高施政的效率,而是要让授权者将权力置于制度化的监督和限制之下,把权力放进笼子里。授权者是谁?当然是人民。十二届七中全会原则上通过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虽基于当时的政治现实,“不敢以民主为基调”,没有涉及人民授权的机制设计,却体现了开放和限制权力的深刻用心。对比邓的真实想法,能达到这样一个结果,已经是煞费苦心了。

《设想》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份尝试自我限制权力的文献,开了党内民主的先河。赵作为总书记,首先将常委、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关系制度化,削弱书记处和总书记自己的权力,这份民主精神,哪里是以往党内所谓“听取不同意见”“善于团结同志”一类“民主作风”可比的?《设想》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事业的意义,绝不亚于赵为经济改革所作的建树。

最初接触紫阳,就觉得他平易近人,毫无架子,那份谦和,绝不是“做”出来的。见到逢迎的人,他显得难受。二十一岁做地委书记,三十多岁做省委书记,封疆大吏,手握重权,权力怎么对他没有侵蚀呢?奇了!一次聊天,他说,权力是什么,就是服务、办事嘛!文革时各地成立革委会,有的地方把一把手叫做第一勤务员,二把手叫第二勤务员,挺有道理……又说,67年初,造反派到处夺权,其实是毛的意思;他同其他书记商量,把省委办公厅的印章交给造反派。底下打电话给办公厅,问春耕生产如何布置,那些(造反派)大学生哪里懂,还得靠边站的干部来安排……办不了事,权有何用?后来听说,这次交权,党内不少议论,一些老资格的领导同志问,权怎么可以交?那是另一种对权力的看法。

中国共产党有一个特点,就是对权力从来当仁不让。党是这样,人也受影响。只觉得自己高明,怎么会放弃权力?加上中国专制久了,文化里残留了对权力的崇拜、逢迎,处处给权力开绿灯、让利益,不做官,部属家人都不干。战争年代的理想主义,不多见了。

这样看紫阳88年关于常委轮流做总书记的建议和89年毅然辞职又绝不检讨、对权位毫不在意的举动,不得不感慨他的伟大。一个从极权向民主转型的国家,就需要一位不贪恋权力,不以专权树威,不以擅权为乐,敢于还权力于人民,懂得制权力以法度的领袖。如同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一样,对中国的政治改革,赵八十年代出现在那个位置上,好像是上帝的安排。

其实,说到底,又是邓小平的安排。

五、

紫阳同志刚到中央时,对身边人经常讲一句话:“不要拿我和老一辈革命家比,不要跟周比,也不要和小平、陈云同志比;我是做具体工作的。”他特别尊敬邓、陈,尤其是邓。邓对他的信任是空前的。没有邓的信任,就没有他在八十年代开放改革中所做的建树。终其一生,他感谢邓。

81年春天,金日成秘密访华,邓、赵一行去沈阳火车站接他。金下车跟邓握手寒暄,我刚好在邓身后,听他说,我已经决定了,今年就退下来,让年轻同志上……金马上说,你不能退,不要退,别人不行。邓一句不答。他怎么会听“家天下”共产党的话?在废除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终身制这件事上,他是坚决的,没有私心。

过了两天,听沈阳市的汇报,邓讲了话。先问人民生活,就回忆65年来时的菜价,豆角多少钱一斤,小白菜多少钱一斤,记得清清楚楚!接下来谈几个问题,我记录下来,一看,哪里还要整理,一字不易,就是一篇好文章。77岁的人,不拿稿子。不晓得当年要有多能干!

可八十年代几件具体事,就办得粗糙了。譬如严打,搞成了政治运动,量刑过严,错判不少人;洋跃进邓也有点操之过急。我看是下面执行的人负责任多些,按传统做法,上面急,下面就用政治运动方式敷衍,只有表面上的轰轰烈烈,效果并不理想。

经济改革为什么比较顺利?因为邓大思路清楚,信任紫阳。赵自己有点子,沉稳,绝不操之过急;有话也敢跟邓说。经济改革,有人说,邓不是伟大的改革设计师,而是伟大的批准师,很对!伟大的批准师更不简单,要担责任。

88年,我在美国读书时,国内有学者提出“新权威主义”,说,改革需要高度权威,不然不足以打破来自旧体制的阻力,等等;还讲,这个观点,得到赵的支持。我回国后,问赵,他说,这不是我的意思,但小平同志赞成这个看法。

你仔细想想就知道,当年改革的拥护者们下意识里就给邓和赵分了工。平时由赵做事,到了改革难点,譬如价格攻关和政治体制改革,就说“趁老人在”、“趁邓在”,意思是这时让邓“权威主义”一下,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

当年价格攻关,本来价格改革就不是用党的权威,用行政力量可以推动的。计划式的一次性修正价格也不能达到稳定市场的效果。大家让邓“权威”了一下,结果“权威”得不对。我猜想,这可能留下心理阴影,是“六四”前一段时间里邓始终不想出头的原因之一。

政改《设想》和十三大,尽管邓有“是不是也搬了一点三权鼎立?”这样的疑问,还是坚定地给了赵背书。党内保守力量的反对受到压抑。

89年的学潮,我们不妨做一点假设:假如邓听了金的话,仍坐在党的最高领袖的位置

上,学潮早就被邓用传统方法压下去了(赵就是反对,也没有直接责任),名正言顺!那么,废除领导终身制的大事由谁、又会是何年何月来做?邓废除了终身制,以身作则,不当最高领袖,功莫大焉!虽不在其位,还是党内最高个人权威。所以,十三大政治局内部决定,大事仍由邓拍板,请他为改革保驾护航,当总批准师。结果戈尔巴乔夫来时,赵告诉戈,邓是真老板,才知道真老板是不让说的。拍板归拍板,不能担责任。“六四”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

并不全怪邓,这是中国特色。中国的权力文化,让个人权威凌驾于职务权力之上,可没有职务又怎么担当责任?名不正言不顺。遇到大事,一定会乱。于是造成了赵的悲剧,党的悲剧,国家的悲剧,难道不也是邓的悲剧?

那年5月,我也曾参与同邓家的沟通,希望能消除老人家对赵可能的误会,最终没有结果。紫阳一直到临终,对邓的误解,都抱有深深的遗憾。后来读书,看到周恩来在文革时讲过,中央最大的政治,就是处理好和某人的关系时,想起这段历史,不免感喟:如果我们的中央政治依然停留在处理好和某人的关系时,那会是怎样一种脆弱的中央政治啊!

当然,归根结底是两人在政治理念上的分歧:邓要专权治国,赵有民主情怀;一个代表了中国的“过去”,一个代表了中国的“未来”。“过去”和“未来”衔接得好,向民主的和平转型就成功;衔接不好,“未来”就被“过去”扼杀;或者,去革“过去”的命。

拿破仑说,政治即宿命。信然!邓和赵的完美配合,带来中国改革的黄金时代;邓和赵最终分道扬镳,是中国的宿命。

紫阳反对戒严,坚持不做检讨,我知道了,想了很久。这就是他一再说的,经过了文革,再也不能做违心的事了。求仁得仁。“六四”后,有老朋友到美国找到我,说赵坏了共产党的规矩。共产党的规矩,是凡人都要检讨。当然,就是检讨了,说“永不翻案”,以后再翻案,也没什么了不起……那还坚持真理干嘛?德国社会学家韦伯讲,政治家有两种伦理,一种叫信念伦理,一种叫责任伦理,责任伦理同意你说“永不翻案”转脸就翻案,因为你要履行政治家的“大责任”;赵选择了信念,信念就是要坚守底线,坚持自己。

这就是政治家应有的政治道德,中国太需要这种政治道德是因为中国有太多的权谋和稻粱谋了。说赵没有党性,不对了,赵是要共产党保持它永远面向人民,勇敢面对真理的人民性、真理性。党的人民性和真理性,当然要高于只认个人,不认人民,不认真理的所谓党性了。没有这样的政治家,共产党就没有明天。

当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最需要这样的政治家时,他却已经不在了。

微斯人,吾谁与归?

李湘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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