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18日 星期五

邓力群:我接通了张治中和毛泽东的书信往返

初到新疆的历程(下)



(续前)(三)向中央报告的财经情况

新疆和平起义前,我向中央报告了新疆三区和迪化的财政经济情况。三区的情况是从阿合买提江那里了解到的,迪化的情况是请涂治写的。

1三区财政经济情况

我到伊宁不久,阿合买提江和我谈了三区财政经济的简单情况,8月26日,我把整理后的情况报告了中央。主要内容是:

新疆三区在行政上还没有统一的组织机构,但在经济上伊犁、塔城、阿勒泰联合组成了一个经济委员会,全部军费由伊犁区负责支付,塔城区将牧税交给伊犁作为补助。除此之外,三区原则上规定自给自足,各有独立的财政预决算;三区有统一的银行,发行统一的货币;由于纸币价值不稳定,三区在财政预决算会议上不用纸币作为计算单位,而是采用对外贸易时土产换工业品的一定比值作为不变的计算单位,计算单位的名称叫做一个索木。

三区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都非常落后,农产品的产量比较低(在伊犁,水田小麦亩产约240斤,旱田小麦亩产约160斤,其他粮食亩产也大约是160斤)。伊犁地区的农民一般都是农业兼营畜牧业,单纯经营畜牧业的极少。


2迪化的财政经济状况

涂治到伊宁后,我让他写了两份材料,一份是关于迪化政治动向的材料,于9月5日报给中央,另一份是关于迪化财政经济方面的材料,于9月7日报给中央。

在关于迪化财政经济的材料中,涂治首先介绍说,1942年国民党势力进入新疆后,新疆币和国民党的法币联系起来。由于法币特别是金圆券疯狂贬值,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硬是拖垮了新疆币。新疆省政府不得已在1949年5月发行银圆券,同时铸造银元,收回原来发行的新疆币,并且和金圆券脱离关系,拒绝其入境。此举虽然在短期内收到了平抑物价的效果,终因生产停滞、对苏贸易未能恢复,国民党中央的经费来源断绝,银圆券已经贬值200%。最近,新疆省政府决定铸造金圆,但只有黄金9000多两,短期内就会耗尽。

涂治介绍说,新疆的税收已经养不活税收人员(仅够30%),因此不仅对新疆省库无补,反而加重负担。最近新疆省政府已经裁撤了税收机关,其职责由县政府兼办。国民党政府的中央银行、农民银行在迪化的分行现在只剩下了两个空架子。

涂治还介绍说,国民党驻新疆军政机关以及军队的开支,估计每月需要银元券80万元,约等于新疆全省10个月的开支。南京解放后,他们的经费来源断绝,军方只得强迫新疆省政府借支(长官、职员每月借支5元,士兵每月借支1元),五六月已经照借,7月起已经无力供给了。由于军费无着落,马呈祥从青海运来大批烟土发给官兵当军饷,结果迪化市烟土泛滥,价格从一两黄金买一两烟土跌到一两黄金可以买五两烟土。

由于新疆财政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张治中企图恢复对苏贸易和经济合作。1949年春天,新疆当局开始同苏联谈判。对于新疆与苏联的贸易协定和经济合作协定,美国政府极力反对,国民党政府因此不敢批准,新疆的财政经济困难也就没有办法解决。


(四)向中央报告的其他情况

为了让党中央和毛主席系统、及时地了解和掌握新疆三区各方面的情况,我把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的其他情况,如新疆三区的历史及近期状况,他们出版、发行的报刊,我从报刊上看到的新疆三区关于民族政策的意见等情况报告给党中央。

这里要强调一下新疆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在我同阿合买提江的最初会谈中,他提出了新疆的这两个基本特点和问题,在8月21日的电报中,我向党中央作了报告。

关于民族问题,阿合买提江介绍说,由于历史上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多次互相屠杀,导致各民族之间产生严重的摩擦和仇恨。在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之间,这种摩擦和仇恨更加严重和复杂。半个世纪以来,这里的民族运动都是在泛突厥主义的思想影响下进行,目的是把所有的突厥人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国家,因此,在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尤其是老知识分子中泛突厥主义的思想很深。

关于宗教问题,阿合买提江介绍说,此地少数民族绝大多数信仰伊斯兰教,因此教士的势力非常大。伊斯兰教的信徒有把天下伊斯兰教人组成一个国家的意愿,容易把非伊斯兰教的人看成敌人,对于压迫民族则更容易产生仇恨,而英美帝国主义则利用这点来策动挑拨离间的阴谋。

阿合买提江认为,新疆产生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基础是没有工业,而是落后的封建的农业经济。社会中统治的关系是父子关系,父子之间是从属关系,因此家族观念深,地方观念深,封建势力的统治特别牢固。

为了能使党中央全面了解情况,我在很多电报中都是向党中央原原本本地报告谈话内容,包括基本观点和意见等等,对他们讲的东西不加任何修正和删节,只是对文字作了一些整理工作。


五、携带电台秘密进驻迪化

1949年9月初,新疆和平起义的形势逐渐成熟。随着新疆军事、政治形势的迅速发展,我到迪化对国民党新疆军政当局高层开展团结争取工作的各方面条件具备了。

9月2日晚,我见到了苏联驻伊宁领事馆负责人和刚刚到伊宁的苏联驻迪化副总领事。苏联驻迪化副总领事向我说明迪化国民党新疆军政当局高层内部主战和主和的争论情况后,还讲了陶峙岳、刘孟纯、刘泽荣、屈武等人曾分别找到他,要他向我转告他们希望和平起义的愿望,并要求通过他与共产党取得联系,开始具体谈判。国民党新疆军政当局高层中,当时担任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秘书长兼新疆省政府秘书长的刘孟纯最积极,已经做了不少有利于和平起义的工作。9月2日,苏联驻迪化副总领事的飞机起飞前,刘孟纯去访问并正式要求把他带到伊犁来,以便与我取得联系。根据这些情况,苏联驻迪化副总领事建议我到迪化去,做争取国民党新疆军政当局和平起义的工作。当晚,我就把谈话情况电报党中央,并希望迅速给我指示。党中央很快复电:“令邓力群率电台日内进驻迪化”。[2](p6)

9月11日下午,我与新疆三区负责人商量去迪化问题时,他们有些担心。因为阿合买提江等人牺牲后,赛福鼎又去了北平,留下的负责人担心自己经验不足,工作上需要得到党中央的指示才能顺利进行。如果我从此移驻迪化,新疆三区方面和中央的联络将要中断或很困难,但是为了尽快与迪化当局接上头,新疆三区负责人同意我快去快回,以后根据工作需要,定期往返于迪化、伊犁之间。当天晚上12时,我把他们的意见报告给党中央。

9月13日,我收到党中央回电,同意我去迪化一个星期,尔后视情况往来于迪化、伊宁之间。中央回电的第二个内容我将在下面谈张治中问题时讲到。党中央还指示,陶峙岳所属部队应照原样在各区各县驻防,不要集中调动,待人民解放军入疆分别接防时再行调动集中整编,以免秩序混乱。

9月15日中午,我带着张治中致陶峙岳和鲍尔汉的电报,同一个译电员乘飞机从伊宁秘密抵达迪化。从飞机下来后,鲍尔汉第一个上来和我紧紧握手、热烈拥抱,到机场迎接我的还有国民党新疆省政府秘书长刘孟纯、迪化市市长屈武、外交特派员刘泽荣。他们表现得也非常热情。鲍尔汉兴奋地拉着我上了他的汽车,和他并排坐在一起。汽车启动后,鲍尔汉紧紧握住我的手说,邓力群同志,考虑到你来迪化后的安全问题,请你就住到我的家里。汽车径直开到鲍尔汉家时,看得出来,他家周围和院子里都明显加强了戒备。鲍尔汉安排我与他住在同一套房子里,他住在东边,我住在西边。

从我9月15日中午秘密抵达迪化开始,到陶峙岳9月25日率国民党驻新疆部队通电起义,是异常紧张繁忙的10天。10天中,由我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发、转的电报有15份,很多是和各方面的人谈话后的记录,经过整理再发给中央。每天到我住所的客人络绎不绝,他们当中有国民党新疆军政高层人士,也有在新疆受我党影响的青年,还有迪化三个地下组织的领导人。

通过一系列周密的工作,陶峙岳、鲍尔汉接受了我党的和谈条件,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和省政府分别于9月25日、26日通电和平起义。自此,占全国面积1/6的新疆未动一枪一炮和平解放。


六、转送张治中的电报

现在回顾新疆和平解放的历程,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运筹帷幄,彭德怀率领的第一野战军迅猛、坚决的进军西北和节节胜利,对新疆造成大军压境之势是成功的决定性因素。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国民党新疆军政首脑陶峙岳、鲍尔汉的团结争取工作以及张治中的推动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这里专门讲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一)向中央报告关于张治中的情况

8月20日电报

我到伊犁不久收到中央来电,内容是党中央向阿合买提江等人征求对三个问题的意见:一是中央建议新疆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代表以秘密方式取道苏联前往北平;二是新疆解放后政府的组织形式问题;三是张治中去新疆敦促陶峙岳起义问题。在会谈中,我代表党中央向阿合买提江等人提出三个问题后,他们做出了答复。

关于第一个问题,他们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见。关于第二个问题,他们表示将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充分反映新疆人民的意见,并愿诚意服从党中央的一切指示和决定。对第三个问题他们的回答很慎重。

在8月19日晚上的会谈中,阿合买提江对我说,张治中来新疆应分政治和军事两方面来看。在军事上,张治中对国民党军还保持很大的影响,他来迪化对陶峙岳的起义可能起很大作用,但在政治上,在对人民的关系问题上则要慎重考虑。阿合买提江最后表示,因为事关重大,他们要正式讨论后才能正式答复。

20日上午,阿合买提江正式回答我说,张治中在新疆人民中已失去声望,影响已较前降低,但他在国民党军队中保有不可忽视的声望和信任,依靠这种信任对促成陶峙岳的起义将起很大作用。为了加速全新疆的解放,帮助人民解放军在新疆的胜利,避免和减少可能遇到的困难,他们赞成党中央派张治中来迪化促成陶峙岳的起义,赞成党中央的一切主张和决定。

为能够向党中央反映全面情况,我就张治中来新疆的问题还听取了彭长贵的意见。他说,新疆国民党军政高层的大多数人对张治中一直到今天还保持信任,不久前特意把张治中的声明和新华社的评论指张治中在1949年6月2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声明和同日新华社就声明发表的评论。印了3000多份,到处散发。

8月20日,我把上述情况向中央作了报告。

9月2日、3日连续向中央报告关于张治中的情况

9月2日,苏联驻迪化副总领事等人和我谈新疆国民党军政当局开会讨论和平起义情况,我就中共中央曾打算派张治中去迪化敦促陶峙岳起义的事情征求他们的意见。苏联驻迪化副总领事说,张治中对新疆军方有很大影响,如果能来的确能起很大作用,但他又接着说,在现在的条件下,张治中不去也可以,因为现在新疆和平起义在原则上已经没有问题,只留下正式接收的形式和技术问题了。

第二天,我就和平起义问题向苏联驻迪化副总领事等人进一步了解情况时,他们又说,迪化方面所有和张治中亲近的人都希望和张治中取得联络,希望张治中告诉他们在和平问题上应当怎样做。

9月2日和3日,我向中央报告了苏联驻迪化副总领事对张治中的看法。


(二)面交张治中电报原文给陶峙岳、鲍尔汉

9月8日,毛主席将张治中请到中南海,告诉他人民解放军已经决定由兰州和青海分两路向新疆进军,希望他致电新疆,敦促新疆军政当局走和平解决的道路。毛主席对张治中说,你是前西北军政长官,新疆军政当局都是你的部下,只要你去电,新疆方面是会照办的。张治中表示,自己早有想法,只是5月以后音讯断绝,不知道怎样和新疆方面取得联系。毛主席告诉张治中,我们已经派联络员邓力群先期到达伊宁,并建立了电台联系,你的电报可以发到伊宁,由邓力群转送迪化。

毛主席在中南海约见张治中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当时我正准备秘密从伊宁到迪化,在紧张的准备工作过程中,电台连续收到三封电报。

第一封是9月10日张治中给陶峙岳、鲍尔汉的,劝导他们当机立断。张治中在电报中说,兄等为革命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亦即为全省人民及全体官兵利害计,亟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在中央人民政府未成立前,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领导。治深知毛主席对新省各族人民、全体官兵、军政干部常表关切,必有妥善与满意之处理……

第二封是9月11日张治中专门致陶峙岳的,详细询问国民党军各派势力的具体情况,并对起义提出进一步的意见。收到这封电报的当晚12时,我向党中央报告了收到张治中两封电报后的情况,并报告说“原文待我去迪化时带去”。

9月13日,我收到第三封电报,是党中央发给我的:“你见迪化当局,除将张治中致陶、鲍两电原文面交他们外,并向陶、鲍表示他们应立即派员至兰州与彭德怀副总司令洽商和平解决新疆问题。最好陶峙岳能乘飞机直飞兰州面晤彭副总司令。张治中于新政协开会完毕后亦将往兰州晤陶。”[1](p61)

我秘密到达迪化的第二天(9月16日),在与陶峙岳、鲍尔汉正式会谈时,把张治中发给他们的两封电报原文当面交给了他们。


(三)政务繁忙的毛主席致函张治中

我和陶峙岳、鲍尔汉正式会见后,他们立即起草了给张治中的电报,陶峙岳还单独起草了一份电报,回答和汇报了张治中电报中向他询问的问题。9月18日下午,刘孟纯和刘泽荣把这两封电报交给我。当天晚上8时,我把他们的回电转发中央。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就在这一天,毛主席致函张治中,把陶峙岳、鲍尔汉的两封电报交给他,并委托他继续给新疆及河西的老部下做工作。毛主席致张治中的函全文如下:

文白先生:

迪化方面复先生两电,今付上。前次先生致陶峙岳电,我在电尾加了几句话,要陶与中共联络员邓力群妥为接洽。邓力群(邓飞黄之弟)已由伊宁于十五日至迪化与陶鲍见了面,谈得还好。关于周黄两军,自向甘凉肃指当时甘肃省的甘州、凉州和肃州,即今张掖、武威和酒泉。退后,现至何地不明。已电彭德怀同志注意与该两军联络,不采取歼灭方针而取改编方针,未知能如所期否?要紧的,除由迪化派代表去兰州谈判外,周、黄自己应迅速主动派代表去前线认真谈判,表示诚意。因我军已由兰州青海分两路向张掖疾进;而周、黄自天水西撤后,沿途派人谈判均未表示诚意,一面谈,一面跑(大概是惧歼,图至河西集中保全),使我前线将领有些不耐烦。(兄给周嘉彬信已送达周部,但未知周本人看到否?)现在先生如有电给周,可由邓力群交陶峙岳转去。

敬问日安!

毛泽东

九月二十一日[5]

毛主席给张治中的这封信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9月22日,张治中再次致电陶峙岳、鲍尔汉,肯定他们的态度正确、措施适当,说毛主席看了他们的电报“亦表嘉许”,并暗示他们应该在新政协闭幕前起义。23日上午,刘孟纯交给我一封电报底稿,是陶峙岳给张治中的,陶峙岳在电报中说,“新疆方面一切已部署周妥”。当天中午,我把这封电报转发给中央和彭德怀。

实事求是地说,对于新疆的和平解放,毛主席亲自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的作用和贡献是巨大的。


[参引文献]

[1]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政治部编:《新疆和平解放》,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4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编:《新疆工作文献选编(1949~2010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3]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编:《新疆三区革命领导人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及文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

[4]《当代新疆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第39页。

[5]《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12页。

邓力群,《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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