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力群：秘密向中央报告新疆的军事和政治情况

初到新疆的历程（中）



　　（续前）（四）电告中央和王稼祥同新疆三区负责人见面及新疆代表参加政协会议的有关问题

　　我和阿合买提江等人的第一次见面很愉快，交谈也很融洽。他们告别离开以后，我立刻整理谈话记录，并根据记录草拟给党中央和在莫斯科的王稼祥的电报。

　　为了迅速向中央报告交谈的情况，我给党中央的电报是在17日分为两封先后发出的。第一封电报主要是报告我们见面的情况和双方谈话内容。在报告新疆三区负责人表示全力支持我的工作后，我向党中央请示：“中央首先要我了解什么？请电告。”第二封电报主要是报告我口头邀请新疆派代表出席政协会议后他们的表态以及他们提出的具体问题和我的答复。对于他们提出的两个重要问题，即他们到北平后党中央向他们提出哪些问题、他们应向中央及政协会议提些什么问题和新疆三区代表公开还是秘密行动问题，我请中央做出指示，并在最后报告说：“他们希望在二十日以前能得到中央的回答”。

　　17日发给在莫斯科的王稼祥的电报，内容与发给中央的两封电报内容基本相同，只是更精炼些。


　　（五）关于赠送礼物的谈话

　　在同阿合买提江等人的会谈中，我看得出来，他们对能够去北平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特别是能见到毛主席，有机会表达新疆各族人民对毛主席的敬意，表达新疆各族人民拥护祖国统一的真诚愿望特别兴奋和高兴。

　　我和阿合买提江等人8月17日会谈后，18日晚上又继续谈。他们说，依照民族习惯和礼节，到一个新地方应该向当地的亲戚朋友与尊敬的人赠送礼物以示自己的敬意，并问我应当准备什么礼物送给毛主席。我回答道，你们带去新疆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就是最好的礼物，请不要准备别的礼物。阿合买提江说，我们百分之百地相信，贵党领袖一定会把我们带去的新疆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当做最好的礼物，但抛弃民族的习惯和礼节将使我们感到很大的不安，此次有千载难逢的机会去见中国人民最伟大的领袖，心里非常高兴，很想留下一个礼物作为永远的纪念。

　　阿合买提江说完，其他人也这样说，并一再希望我提出送什么礼物为好。我说，我们党的民族政策中规定，所有共产党员都应尊重各民族的习惯和礼节，既然有必须遵守的民族礼节，自然应当尊重，至于送什么礼物好，我说希望礼物能够带有民族特点。他们很高兴听到我的这个说法，并表示他们将使这个礼物既带有民族特点，又能代表目前民族的心理和要求。

　　（六）面交毛主席的邀请信

　　8月18日，我们的电台收到了毛主席致阿合买提江的邀请信。全文如下：

　　新疆伊宁特别区人民政府阿哈买提江即阿合买提江。先生：

　　我国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中国的胜利。包括全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各解放区、国内各少数民族及海外华侨在内的新的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经过慎重筹备之后，即将在九月内召开全体会议。此届全体会议除制定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选举自己的全国委员会外，并须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随着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新疆的全部解放已为期不远。你们的奋斗即将获得最后的成功。我们衷心地欢迎你们派出自己的代表五人，前来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如蒙同意，请于九月上旬到达北平。谨此电达，并希赐复。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任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北平2］

　　19日会谈时，我把毛主席的邀请信当面交给他们，阿巴索夫当即把毛主席的邀请信翻译成维吾尔文，郑重地一字一句念给在场的人听。当他念到“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时，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声音也随之颤抖起来，我看到他的眼睛里满含着泪水。阿合买提江等人对信中关于新疆三区革命的评价感到非常满意，备受鼓舞。

　　8月20日，阿合买提江通过我们的电台复电毛主席。全文如下：


　　全国人民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任、敬爱的毛泽东先生：

　　来信收悉。蒙你向我们提出来的问题是很久以来全省人民所期望的。我们认为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同时就是全世界和全新疆人民的胜利，所以我们以最高的热情来向敬爱的毛泽东先生表示致谢和兴奋，并派代表前往北平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谨此电达。


　　特区人民代表阿合买提江

　　八月二十日伊犁［3］

　　新疆三区负责人经过研究，决定由阿合买提江、伊斯哈克伯克、阿巴索夫和阿山专员达列力汗代表三区，另外加上迪化的罗志（汉族）罗志，当时是新疆中苏文化协会职员，迪化地下进步组织“战斗社”负责人之一。五人作为新疆各族人民的代表去北平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


　　（七）阿合买提江等全部遇难，赛福鼎等组成代表团前往北平

　　8月23日下午，阿合买提江等五位代表乘汽车离开伊宁，因为气候恶劣，27日，飞机在苏联伊尔库茨克贝加尔湖地区失事，五位代表全部殉难。受当时交通和通讯设施的影响，直到9月3日，我和新疆三区其他领导人才从苏联驻伊宁领事馆得到确切消息。

　　新疆三区打算继续派三名代表前往北平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我个人表示完全同意，估计中央也一定非常欢迎，请他们即刻做准备。新疆三区最后决定再派出三名代表，他们是：阿合买提江离开后新疆三区的实际负责人赛福鼎，塔城副专员阿里木江和迪化新疆学院副院长涂治。9月3日下午4时，我将上述情况电告党中央并请求速来指示。

　　党中央知道阿合买提江等代表不幸全部殉难的消息后发来了唁电，对他们表示哀悼，对他们的家属表示慰问，并且希望新疆继续派代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9月7日下午，赛福鼎、阿里木江、涂治乘坐苏联派来的飞机从伊宁出发，取道苏联赴北平。值得庆幸的是，代表新疆各族人民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赛福鼎等三人于15日顺利到达北平，赶上了全国政协会议的召开，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


　　四、了解新疆三区和新疆军政当局情况并及时报告党中央

　　抵达伊犁后，我广泛接触了新疆三区革命政府和民族军的领导人，包括迪化地下进步组织的负责人，在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下，对新疆地区敌、我、友三方面及三区的情况有了比较切实的了解。在详细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我通过电台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反映了新疆以及三区各方面的情况，三区领导人的意见和要求也通过电台报告了党中央，为党中央解决新疆问题提供了比较可靠的根据。


　　（一）向党中央报告的军事情况

　　8月20日电报

　　在和阿合买提江等人最初三天的谈话中，他们向我全面介绍了新疆和三区的情况。我整理后第一时间（8月20日）把有关军事情况电告给党中央。

　　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国民党在新疆的驻军马步芳部的兵力、装备、驻扎地点、部分军队已向内地和敦煌方向撤退的情况；国民党西北军政副长官兼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的情况（当时陶峙岳想起义，又怕部下不服，不敢有行动上的表示，其部下也想起义，又怕陶峙岳不听，消息没有沟通）；英美势力自动从新疆撤出的可能性极小，他们正在策动一个阴谋，即在国民党马步芳的军队全部撤出新疆、人民解放军向新疆推进时，在南疆策动民族叛徒打起民族独立的旗帜。

　　简要报告了新疆三区民族军的兵力、驻扎地点、编制、武器装备和交通运输情况。电报中我还向中央报告了新疆境内其他武装的基本情况，并特别介绍了民族叛徒乌斯满乌斯满，哈萨克族，一个小部落的头目，曾组织一股武装力量反对盛世才，一度支持过新疆三区革命，1946年任新疆联合省政府委员兼阿山专员，后勾结国民党反对三区革命。新疆和平解放后，他纠集部分土匪组织武装叛乱，被人民解放军俘获，1951年5月在迪化公审后被处决。的兵力数量及其动向。

　　迪化地下进步组织负责人罗志谈到的军事情况

　　8月20日，罗志从迪化赶到伊宁。在22日我和罗志的谈话中，他谈了迪化近期军事政治情况.

　　关于军事情况，罗志首先谈到，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不久前密令新疆中央军和各军事机关，由于华南战事自顾不暇，无力顾及新疆，要新疆自己计划撤退。国民党军整编78师已经全部撤往陇西，南疆也有部分开始撤退。我当即问罗志，这个情报是否确实？他说，有人亲自看到了李宗仁的密令。同时，国民党西北行辕命令新疆军事供应局将存在新疆的军火全部运往兰州，他们用15～20辆大卡车运了10个昼夜，已经全部运走。从这个方面也证实情报是确实的。

　　第二，马步芳部驻新疆的骑五军已经有2/3调往内地，但军长马呈祥仍在迪化，并在新疆各地拉拢国民党其他派系军事力量及其长官。在骑五军内部，马呈祥利用宗教和亲属关系进行统治，进步回族干部几次打入其内部都告失败。

　　第三，国民党在新疆的中央军和马家军战斗力较强，总兵力不超过3～4万人，且住地分散，不能集中，加上交通不便，行动迟缓。罗志还介绍了国民党军驻新疆其他的派系、战斗力及其简要历史，并谈到已经被陶峙岳调至东疆的叶成，认为他最反动，坚决反对局部和平。罗志还介绍了他和地下进步组织在中央军士兵和下级军官做宣传工作，以及中央军“士兵厌战、士气不振，愿起义和投诚”的情况。

　　第四，陶峙岳和鲍尔汉的情况。天水解放后，陶峙岳从兰州回到迪化，曾和新疆警备副总司令兼南疆警备司令、整编42师师长赵锡光在焉耆见面，商讨局部和平问题，并向各方面进行工作。罗志说，陶峙岳如果能争取赵锡光，南疆可以争取过来两个旅。新疆省政府主席鲍尔汉通过新疆保安副司令张凤仪正在进行扩大力量的活动，他想扩充两到三个保安团，现在还没有实现。

　　8月23日，我把罗志谈到的军事和政治情况报告给党中央。

　　9月4日和9月9日电报

　　9月2日晚，我见到了刚从迪化到伊犁的苏联驻迪化副总领事叶谢也夫和苏联驻伊宁领事馆负责人。叶谢也夫带来了一份国民党军7月以前在新疆的兵力部署和团长以上军官姓名的材料。9月4日，我把材料整理后电告中央。这是一封比较准确、全面反映国民党在新疆驻军情况的电报。我在这封电报最后说，国民党军的兵力和部署“8月以后又已有新的变动，其中骑一师（即前一电报提到的马步芳部驻新疆的骑五军）大部已调进甘肃，绥来（整编74师师长叶成的部队）驻军近亦开始局部调动”。

　　9月4日的电报发出后，新疆国民党军的动向发生了急剧变化：一是马呈祥、叶成的军队开始撤退，并且预定9月10日撤完；二是国民党军驻南疆莎车的一个炮兵团在7日正式起义；三是鲍尔汉的代表在8日到了距离迪化100多公里的玛纳斯前线，并代表鲍尔汉正式提出要求，在国民党军撤退后的三天内，新疆三区的民族军不要进军。

　　新疆三区方面估计，国民党军撤退后，这些地区将出现严重的无政府状态，而各民族的反动分子和反动武装如乌斯满等将利用这个空子挑拨各民族关系，如果处置不当，可能会发生社会秩序混乱、民族之间互相抢劫与残杀的情况。无政府混乱局面如果不能迅速制止，将对人民的生产和财产产生不利影响。

　　为防止上述局面出现，新疆三区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随着国民党军的撤退，命令民族军跟进接防；二是在国民党军撤退后，民族军派出少数部队和一定数量的干部去接收政权，组织临时政府，维持社会治安。他们认为，无政府状态多延长一天就多一天的坏处，因此再三迫切地要求我请示党中央采取什么妥善办法，并且希望能在10日得知中央的指示。

　　9月9日，我将上述情况电告中央，并把陶峙岳、鲍尔汉同意起义投诚这一极其重要的消息也报告了党中央。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此迅速做出反应，10日，毛主席电告彭德怀，“陶峙岳、赵锡光等已准备与我们和平解决，新疆主席鲍尔汉，已派人至伊犁附近接洽和平谈判，我们已令邓力群率电台日内进驻迪化。故新疆已不是战争问题，而是和平解决的问题。”［1］（p57）党中央和毛主席原准备派三四个军进疆［4］，后来实际上派了两个军。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军事部署的改变，与中央和毛主席及时准确地了解了上述军事情况有关。

　　（二）向中央报告的政治情况

　　8月23日电报

　　在我和罗志22日的谈话中，他还谈了新疆特别是迪化的政治情况。23日，我把罗志告诉我的情况报告了中央。

　　主要内容是：屈武时任新疆省政府委员兼迪化市市长。在和谈结束从北平返回新疆后，在迪化某学院所作的报告中赞同张治中一贯和平的主张，介绍了解放区的新气象，由此推动了迪化的青年知识分子关心时局、讨论时事的局面。鲍尔汉、刘孟纯和陶峙岳最近曾举行会议，准备接受和平条件，估计可能会有行动。国民党中央在新疆的官员纷纷准备离开、特务大部分转入地下。罗志还介绍了麦斯武德、艾沙、伊敏三人的政治历史情况以及他们反对鲍尔汉、反对伊犁、反对共产党的行径；英美驻迪化领事官员的行踪及麦斯武德、艾沙与英国领事接近的情况.

　　此外，罗志还介绍了他领导的迪化地下进步组织“战斗社”，对这个组织的由来、现状及其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情况作了说明。

　　9月2日电报

　　9月2日晚，我在伊宁见到苏联驻迪化副总领事叶谢也夫和驻伊宁领事馆负责人时，他们告诉我很多迪化的政治情况，我连夜将谈话内容报告了中央。主要是：

　　第一，新疆国民党的军政高层领导人陶峙岳、赵锡光、鲍尔汉、刘孟纯、刘泽荣、屈武同意接受我方和平条件，希望新疆不再发生任何流血和牺牲。他们保证不做任何抵抗，让我方和平接收，并正在做交接的准备（马呈祥除外，他表示要退回青海、宁夏）。他们曾分别找苏联领事馆负责人要求向我转告他们的意见，并通过苏联驻迪化副总领事与我方联络开始具体谈判。这些人中最积极的是刘孟纯，正式要求把他带到伊犁，以便与我方取得联络。

　　第二，新疆国民党的军政高层领导人之间的分歧，是有一部分人不愿向新疆三区投诚，而要向人民解放军投诚。他们认为向新疆三区投诚丢面子，迪化市现在已经公开谈论和平与投诚。英、美迪化领事馆随时准备撤退。苏方希望我们抓住这个时机，立即与新疆国民党方面开始谈判。

　　第三，苏联领事馆负责人说目前需要注意的问题，一是要警惕马呈祥和叶成勾结发动军事阴谋，逮捕策动局部和平的国民党军政高层领导人；二是要特别注意大土耳其主义思想在新疆少数民族中的影响，警惕大土耳其主义者势力、宗教势力和封建主势力结合，再次发生民族之间的屠杀，使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遇到阻碍和困难。

　　9月3日、4日、5日的电报

　　2日电报发出后，我通过各种途径进一步了解了新疆国民党军政高层领导人的情况，连续三天向中央报告情况。

　　3日电报的主要内容是：

　　新疆国民党的军政高层领导人酝酿和平运动已有一段时间；目前，国民党军政高层中赞成和平的力量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已处于优势地位；国民党军政当局最大的顾虑是叶成、马呈祥的动向，他们正在极力推动叶、马撤离新疆，因此要求新疆三区两周内不要出兵，以免发生意外；陶峙岳表示愿把新疆军队全部交给人民解放军，他本人希望回家当老百姓；国民党军政高层为表示和平与投诚的诚意，准备采取行动；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负责人对张治中、鲍尔汉的看法；国民党军政当局迫切要求与我方联络。

　　苏联驻迪化副总领事希望我方与国民党军政当局尽早取得联络，他可以负责介绍并保证我方代表安全，并表示为尽快与国民党新疆军政当局接上头，最好先由我与对方接触。对于这一条，我明确告诉他，必须在我得到中央指示后才能奉告。我在2日、3日与苏联驻伊宁和迪化领事馆负责人的谈话中都只是详细提出问题，对任何问题都没有发表意见。

　　4日电报的主要内容是：比较详细地向中央报告迪化国民党军政高层人物近期政治动向。

　　涂治9月5日到伊宁，我立即请他写了一份迪化最近政治动向的材料，当晚即报告党中央。涂治写的材料中有些情况我已经掌握，可以和从罗志、苏联驻迪化副总领事那里得到的消息相互印证。

　　对于涂治报告中关于叶成、马呈祥、罗恕人同意和平转变，但不愿在新疆受伊犁方面的改编，而要开到酒泉接受解放军改编的情况我很警觉，当即问涂治，叶成、马呈祥、罗恕人等要开往酒泉，有没有表面投降实则抵抗的阴谋。涂治认为有这种可能，但酒泉给养困难，即使有些阴谋也难于实现。

　　涂治的报告中谈到麦斯武德、艾沙、伊敏时，认为他们“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在政治上已不起作用”。涂治在报告的最后说，各族工人、学生、公教人员、士兵、中下级官兵、小商人，由于吃不饱、穿不暖，都痛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欢迎解放军早日来解放他们。迪化市现在流行的一个口号就是“太阳快出来了！”（未完待续）

邓力群，《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