啄木鳥于浩成

人老了，有時候就有一種歷史責任感。中國現在誠實敢言的人太少了，什麼都要等待，“寬鬆”也是這樣，今天有人可以給你寬鬆一下，明天也可以收回，希望不能寄託在哪個領導人身上，並老是等待什麼恩賜。這實質上還是奴性的表現。


《新史記》李南友（遺作）


《新史記》編者按：《啄木鳥》，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公安部旗下群衆出版社出版的一種大型文學叢刊。作爲公安部的雜誌，取名“啄木鳥”，頗有含義。而將公安部群衆出版社前總編輯于浩成稱作“啄木鳥”，更有深意。


他的身世

無論在海外還是大陸，著名法學家于浩成可謂大名鼎鼎，但對他的身世，人們卻所知甚少。我大概是第一個聽他詳談身世的人。
于浩成一邊捧著茶杯，一邊對我講述：
我是1925年9月5日出生的，我大排行老五，上面有兩個哥哥，兩個姐姐，因二哥二姐早亡，實際上是老三。父親董魯安（曾化名于力）是滿族鑲藍旗，母親也是旗人，是鑲紅旗。因為是入了旗的，所以我家世代吃的都是皇糧。


2010年于浩成在北京寓所。

我的祖父恒喜是清光緒朝神機營管帶。八國聯軍進京時，慈禧太后攜光緒帝從京城經過懷來逃往西安，在天鎮這個地方，神機營的士兵為搶驢殺死了老百姓。正巧這時岑春暄從陝西千里來京勤王，岑春暄與御用部隊有矛盾，想排擠神機營，以抬高自己的身價，於是岑春暄藉口這件事大做文章，非要慈禧太后處死我的祖父不可。好在當時太后的親信榮祿站出來說話，稟奏太后說是當今國家有難，諸將前來勤王，如果在這種情況下先斬大將，會挫傷將士士氣，對國家不利。這樣我祖父才留下了一條命，被發配到新疆伊犁，戴罪立功。
我家世代入旗，我的祖父還世襲了佐領，我祖父一走，大家族全都爭著世襲這個頭銜。好在我的祖母很能幹，還是打通了榮祿的關係，使我父親世襲了這個爵位，並在他7歲時朝見了皇上光緒帝。

辛亥革命勝利了，世襲的爵位和錢糧也沒有了。父親從北師大畢業，畢業後，他在師大附中等中學教書，他是最早用白話文教國文課的一位教員。父親同著名作家老舍、羅常培不僅都是滿族人，而且是中學時代的同窗好友，他還是老舍夫人的大紅媒。
我在7歲時，父親是中學教員。1935年，父親已是燕京大學的國文系教授，後來任主任。在我上小學五年級時，日本人佔領了北平。我當時最愛聽哥哥他們唱抗日救亡的歌曲，曲調悲壯激昂，給人力量。法國作家都德的《最後一課》則使我的淚水奪眶而出，當時我只有十一二歲，可是愛國主義的情緒已經充滿我的胸懷。
當時在學校裡有一個比我高兩屆的同學，他父親潘毓桂是個漢奸。這個漢奸的兒子仗著他老子的權勢，常欺侮人。有一次他欺侮我們班上的一位女同學，我就上去干預，剛要張嘴罵他“小……”，就被其他同學上來堵住嘴了。因為他們知道我準是罵他小漢奸，而這會闖下大禍。但是我從小就愛打抱不平。

1942年初，太平洋戰爭爆發，燕京大學被封閉了。父親被軟禁了一個月，不許離開家，我也從燕大附中高中部失了學。當時北平地下党的負責人劉仁是我父親的學生，他派人來接頭，動員我父親到解放區去。接頭的人叫劉心源，他因此認識了我，並接收我參加地下工作。1942年3月的一天，他叫我某天下午3點到北京燈市口的北辰宮飯店去找他。當我按照約定的時間去找他時，他已經在飯店對過的路邊等候我了。他叫住我，並告訴我日本人正在飯店裡搜查，於是我們沿著馬路一邊走，一邊交談。他說，我父親已經暴露，所以先到解放區去，他要我暫時留在北京，因為還有一些工作要做，以後再看情況走。在走之前，我被吸收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那時我17歲。1943年7月1日，我接到通知，離開了北平，到了晉察冀邊區。開始我在晉察冀邊區抗大二分校陸軍中學當文化教員，校長是孫毅將軍。這位老夫子很有意思，雖然是共產黨的將領，可是說話還是文縐縐的，滿口文言文。在阜平時，他集合大家在山凹裡講話，開頭說“山不高而起伏，榆樹棗林遍山谷”，大家都很喜歡他。

1943年，鬼子對晉察冀邊區進行大掃蕩，我們只好進山打遊擊去，當時我18歲，念了幾年書，可連背包都不會打，槍也不會放，只能隨身帶幾顆手榴彈。那時我們行軍時經常與日本鬼子打遭遇戰。有一次，我聽到敵人在後邊喊：“打那個戴眼鏡的”，當時我已經戴近視眼鏡了，而且隊伍裡也只有我一個人戴眼鏡。
再後來，我到了延安，在編譯局外國語學校學英文，1945年春，到了《晉察冀日報》當編輯，當時鄧拓是總編，他在那裡威信很高。那時晉察冀軍區司令部也駐在張家口，那時經常有外國人來，軍區司令部知道我會英語，又把我調過去當翻譯。我同後來當了外交部副部長、駐美大使的韓敘一起負責接待外賓。

張家口失守，外國人不來了，我們也沒有翻譯的任務了。1946年，我到轉移到冀中的華北聯大學習第二外語俄語，我在那裡待了3年，拿到了大學文憑。我去得晚，可是我有英文的基礎，沒有超過3個月，我就趕上了先來的同學。分班時，我還被分到了高班。當時，我有點沾沾自喜，於是被扣上了“驕傲自滿”的帽子。
1949年1月，我從石家莊到了天津，被分配到天津外事處，處長黃華，副處長章文晉。
在那裡沒有多久，天津市公安局向外事處要幹部，1949年5月，我踏進了公安部門的門檻，從此再也沒有跨出來。

1954年，我又被調到華北公安局，華北公安局解散後，我就被調入公安部。1956年，公安部成立群眾出版社，我被任命為編輯部主任。社長，總編是由公安部有關部門的領導兼職掛名，實際工作由我負責。我很喜歡這個工作，也出版了不少書籍，其中末代皇帝的自傳《我的前半生》就是我在任時組織修改出版的，我在這個崗位上，前後幹了整整30年。（新史記》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