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是不断丧失机遇与改革失误

苏联剧变20年后的再思考（下）


　　（续前）二、对当今中国来说，应吸取的一个最重要的教训是必须坚持改革与深化改革

　　从苏联剧变这一事件中，中国可在多个方面吸取教训。但从当今我国的情况看，最为重要的一个教训是坚持改革与深化改革。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既取得了伟大成就也出现了不少问题。我们怎么来对待中国的改革所出现的问题，这是我们目前国内两大学派争论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联系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争论的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不断地“去苏联化”，摆脱斯大林模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还有不少事要做，因此我们要很好地总结一下，从苏联剧变中吸取教训，思考如何进一步深化我们的改革。

　　中国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主要归纳为垄断、贫富差距拉大与腐败。这三个问题是我们改革改错了，是改革过了头，还是改革不到位？我认为，改革并没有错，改革出现的问题正是由于改革没有到位。拿垄断来说，就是一些社会公共资源在一些垄断部门被某些掌握垄断权的人用来谋取私利，出现了问题。这些人掌握了权力，拥有分配权，利用自己的权力搞腐败、寻租，所以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没有别的办法，而不是倒过来说否定改革，再回到斯大林模式，回到原来的模式。所以，要在弄清产生问题原因的基础上，在各个领域深化改革，决不能走“回头路”。根据当今中国的现实，围绕坚持改革、深化改革的必要性问题，笔者提出以下看法。


　　(一)社会主义必须通过不断的改革才能在制度上得以完善与发展

　　第一，社会主义至今尚在实践中，社会主义并未成形。中国经过对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总结，明确提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概念。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建设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时特别强调：“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探索。”(邓小平，1993：258－259)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需要100年的时间。至于巩固与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那需要更长更多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这说明，中国远未建成社会主义，而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说明，社会主义远未定型，只是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地探索，在此过程中使社会主义日益完善、成形。在实践与探索过程中，必然要根据客观变化了的情况进行改革。关于这一点，恩格斯曾说过：“所谓‘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任何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的改革的社会。”(恩格斯，1971：443)邓小平同志也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之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邓小平，1993：370)“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邓小平，1993：138)不改革死路一条。改革是革命，是一个不断进行的革命，也就是说，只有通过不断的改革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邓小平还指出：“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邓小平，1983：333)

　　第二，从苏联发生剧变的根本原因来讲，它是不断丧失改革机遇与改革失误的结果。

　　1921年初，在列宁总结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在当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由军事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决议。由于列宁于1924年1月21日逝世，因此实践他提出的“新经济政策”时间很短，“新经济政策”的一些主要思想也没有得到全党的普遍认同，到1928年斯大林利用粮食收购危机，宣布中止执行“新经济政策”，这样按照“新经济政策”建设社会主义、建立经济体制的可能性被排除了。也就是说，又回到了“军事共产主义”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方式上来了。符合当时苏联社会经济状况的“新经济政策”被中止，意味着苏联历史上第一次重大变革也就停止了。斯大林宣布1936年苏联建成社会主义之后，他就把在20世纪20、30年代搞社会主义的一套做法，如超高速工业化道路、农业全盘集体化、建立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结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划等号、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等，都视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遵守的“共同规律”和识别真假社会主义的主要准则。

　　第二次错失改革良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斯大林逝世前。这是一个极好的改革时机。战争胜利后，人们强烈地希望能有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重建国家经济与家园，尽快地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人们意识到，实现这种愿望就不能简单地再回到战前的状况，必须在对战前的各种政策进行深刻反思与认真总结的基础上，根据战后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形势，对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目标与实行的政策等进行重大调整。但斯大林把战争的胜利主要归结为苏维埃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他在1946年2月9日《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中指出：“苏维埃社会制度比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有生命力，更稳固，苏维埃社会制度是比任何一种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优越的社会组织形式。”(斯大林，1979：492)斯大林战后不仅不进行改革，反而强化高度集权的体制，同时随着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加剧，个人崇拜已成为苏联高度集权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三次是赫鲁晓夫时期。他虽然看到传统体制存在严重的弊端，必须进行改革，但由于改革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斯大林模式，最后以失败告终。

　　第四次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本来，如果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在总结赫鲁晓夫时期改革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推行前任已启动的改革以及利用反斯大林个人崇拜为其创造了改革的政治前提，可以把改革推进一大步，但他不仅经济改革半途而废，而且政治体制反而出现倒退，这样在体制改革方面几乎浪费了18年的时间，从而向人们清楚地表明，勃列日涅夫时期改革的停滞，导致了苏联整个社会经济的停滞。

　　第五次是戈尔巴乔夫时期。这是苏联历史上的最后一次改革。到了这个时期，由于以往历次改革都是局部性的改革，只是对传统体制进行修修补补，这样，积累了大量的问题，可以说已是积重难返，到了这个时期主要来自政治体制方面的阻碍机制作用越来越大，可以说，戈尔巴乔夫力图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已十分困难了。正如资中筠同志主编的《冷眼向洋》一书中说的：“70—80年代，苏联体制病入膏肓”，“待到80年代中期，一代新人戈尔巴乔夫的崛起……已然为时晚矣”，“当这久病不愈的机体已经溃败，而手术台边又缺少这么几位高明的医师时，一场毫无把握的手术的结果，就是把病人送进太平间”(资中筠，2007)。

　　以上分析说明，不论从社会主义存在的客观条件来讲，还是从苏联改革的实践来看，都说明，社会主义社会必须进行改革。1991年底苏联发生剧变的历史事实，亦明确无误地证明，不改革是死路一条。3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亦出现不少问题，而问题的解决首先要弄清问题产生的原因，是改革过了头还是改革不到位，是在通过总结改革经验教训基础上进行反思，还是否定改革，在弄清产生问题的原因的基础上，在各个领域深化改革，决不能走“回头路”。正如2006年3月6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两会期间指出的，“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


　　(二)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

　　苏联历次改革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有时甚至还出现了倒退，如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在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我国在政治体制方面也作了一些改革。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难度极大，往往跟不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特别在1989年之后，政治体制改革徘徊不前，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阻碍因素。

　　中国政治体制难以推进，在我看来，并不是中央高层领导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缺乏认识，他们也有着紧迫感与危机感。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就强调指出：“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今天拥有，不等于明天拥有；明天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应该说，已把问题看得十分尖锐了。笔者认为，影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因素有如下三方面：第一，现今国内学术界有个共识，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阻力来自既得利益阶层，也有人称为既得利益集团或权贵阶层。这个阶层对权力与利益的分配有相当的决策权，至少有很大的影响力。有些文章认为，这个阶层由以下几部分人组成：一是部分垄断行业的高层人员，他们利用对重要公共资源的占用和支配权，把本应归社会公享的成果变成部门利益。他们根据自身需要不断调整规则，控制市场，左右价格。为坑民肥私行为披上合法外衣。二是少数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他们把自己掌握的公共权力市场化，进行寻租。在对待中央路线方针政策上对有利于己的就执行，不利于己的就不执行，从拖延、推诿到偷梁换柱，企图使体制缺陷长期化，既得利益固定化。三是某些有背景的民营企业，利用权力优势破坏市场规则，谋取超额利润。这些人通过收卖权力以获取资源优势，他们的行贿活动从经济领域进入政治领域(黄苇町，2010)。有学者认为，“这种强势的‘权贵’(资本)阶层，不但已经形成，而且似乎正在从‘自在阶段’向‘自为阶段’过渡或转化。反腐败斗争难以真正深入，政治体制改革难以有实质性进展，主要根源也就在此。”(王贵秀，2010)根据以上分析，中国要消除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最为重要的还是要从整体上加快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公权力市场化的问题。

　　第二，教条主义。应该说，我国在改革过程中重视理论探讨，与时俱进。十六大报告指出：“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新的社会发展”。但这并不能说，中国在理论创新、活跃理论探讨方面有了很好的客观条件，但一些人还把体制改革中出现的诸如“官僚资本主义”与用权力置换利益、经济垄断、腐败、分配不公等问题，一股脑儿全泼到市场经济的身上。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出现上述问题恰恰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到位，即公民经济自由未得到保障，以及真正的市场主体尚未形成，垄断部门未市场化与法制建设没有跟上所造成的。

　　笔者认为，结合本国国情推行改革和构建新的体制模式时，应充分考虑与吸收原本就是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否则，同样会使党的思想、理论失去先进性。改革要求用新的理论指导，同时，也只有通过改革才能消除理论创新的种种障碍，使不同观点进行平等讨论，真正贯彻“双百”方针。言论自由是政治民主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创新理论的必要条件。英国思想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谈到言论自由是这样说的：“迫使一个意见不能发表就是对整个人类的掠夺。因为，假如那意见是对的，就失去了一个以错误换真理的机会；假如意见是错的，也失去了从真理与错误的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对于真理更加清楚的认识和更加生动的印象。”他还指出：“在精神奴役的气氛中，从来没有而且永远不会有智力活跃的人民。”

　　第三，不恰当地、过度地强调民主的特殊性而忽视共性，这是影响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一个因素。笔者认为，民主首先是有共性的东西，人类社会的发展都在追求民主，人本身追求自由、民主和人权。如果对民主的共性与特殊性在理解上出现偏差，以特殊性来否定共性，这样会对推进民主共性改革带来困难。

　　这里顺便要指出，改革的正确方向，应该是指符合国际社会发展潮流，即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

　　从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从高度集权的体制向民主制度过渡。关于这一改革大方向，已成为共识，并且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是构成人类共同文明的一个重要内容。


　　(三)要正确认识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关系

　　关于这个问题，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的教训特别值得我们吸取。不少俄罗斯学者在分析勃列日涅夫时期出现全面停滞的原因时指出，它与一味地、片面地维持“稳定”有关。勃列日涅夫靠稳定来维持其领导地位，为此，也用稳定来压制改革，从而导致社会经济发展的停滞。这个时期，苏联最紧迫的任务是通过改革来推动经济的发展，从体制上解决一系列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缓解矛盾，达到社会稳定的目的。当然，改革的力度要根据当时社会承受的能力。但同时又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任何改革都是权利在各阶层的一种调整，就势必会打破原来的平衡，从而也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社会波动，之后出现新的平衡。如果只是求稳怕乱，不敢冒一点风险，最后只能是问题越来越多，积重难返，走向停滞。对此，邓小平同志就讲过：“强调稳定是对的，但强调得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稳这个字是需要的，但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邓小平，2004：1331)就当今的我国来说，解决在改革中出现的如腐败、贫富差别拉大、垄断等问题，也只能通过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政治体制改革阻滞与片面理解稳定压倒一切有关。有些人一提政治体制改革就认为就会出现社会动荡。实际上，稳定不可能压倒一切，稳定也不应该以放弃改革而导致社会经济停滞为代价。我们要特别警惕勃列日涅夫时期以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乃至倒退为代价换取社会短暂的、积聚大量矛盾与问题的稳定，最后为苏联衰亡创造了条件。这个惨痛的教训是值得我们总结与吸取的。

　　(四)只有深化改革才能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如果我们从经济角度来考察苏联时期的经济缘何从增长率递减发展到停滞，那么一个十分明显的问题是，长期以来苏联没有解决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即从粗放经济转向集约化发展的道路。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意识到了为一点，并且在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上正式提出了这个问题。之所以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没有解决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说到底是受经济体制的制约，长期拖了下来。直到苏联剧变20年后的当今俄罗斯，其经济仍受粗放经济增长方式的严重影响。20年来，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在俄罗斯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梅德维杰夫总统在《前进，俄罗斯！》一文中指出：“我们大部分企业的能源有效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低得可耻。这还不是很糟糕。最糟糕的是企业经理、工程师和官员们对这些问题漠不关心。”“低效的经济，半苏联式的社会环境……所有这些对于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来说，都是很大的问题。”2010年1月12日，俄罗斯联邦工商会会长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在一次会上讲到：“俄罗斯每生产一吨钢，要比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多消耗两倍的电力，每生产1吨化肥要比阿拉伯国家多耗费5倍的电力。”

　　中国在经济改革的相当长一个时期，并没有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提出这个问题，着手抓这个问题，并对世界各大国有关这一问题的应对办法加以研究。应该说，到目前，中国经济的增长在相当程度上仍是粗放型的。拿能源消耗来讲，我国单位GDP能耗目前是世界水平的2.2倍、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另据材料报道，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成本很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我们付出了过多的资源能源成本，从现在看到的资料来说，我们用了占世界总量50％左右的煤、水泥、钢铁和10％左右石油、天然气，支撑了8％以上的经济发展速度，创造了占世界GDP总量7％左右这样一个经济成就。二是我们的环境被严重污染了，这个事实有目共睹。三是劳动力价格被过分压低了，消费严重不足，劳动报酬所占比重严重偏低。”可见，在转变经济体制的同时必须抓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样才能提高经济素质，提高经济的竞争力，才能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

　　中国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拉动经济增长不能片面地通过加速出口增长来实现，而必须走扩大内需为主的道路，这次金融危机使中国进一步认识到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迫切性，如果不加快这一转变，要保证中国经济稳定与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关键是深化改革，即必须有体制机制性保障。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中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以上“五坚持”，阐明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方向与重点。有些学者提出，这次全会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因为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赢得未来，这也是对未来的关键抉择。这些说法是有道理的。

　　以上的情况告诉我们：第一，一个国家实现经济转型，不能只局限于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而是与此同时，要适时地解决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问题；第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阻碍因素是经济体制问题；第三，不论一个国家资源条件有多么优越，不及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不可能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不可能提高经济效益，更不可能实现经济现代化，最后迟早会在国际竞争中败下阵来。


　　参考文献：

　　黄苇町，2010：“深化改革要摆脱既得利益集团的掣制”，《同舟共进》，2010，10。

　　刘书林等，2009：《斯大林评价的历史与现实》，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斯大林，1979：《斯大林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198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199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199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胡绳，1998：《胡绳全书》第3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197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中文版第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

　　王贵秀，2010：“‘既得利益阶层’与‘利益受损阶层’”，《同舟共进》，2010，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2004：《邓小平年谱》(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保］托尔多·日夫科夫，1999：《日夫科夫回忆录》，吴锡俊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陆南泉《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