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苏东剧变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苏联剧变20年后的再思考（上）


　　内容提要：在苏联剧变已经20年之后，结合中国30多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的状况，应进一步深入研究苏联剧变的原因及我国应吸取的教训。对苏联剧变的根本性原因，研究者们至今存在不同看法，因此得出教训自然也不同。文章分析了产生不同观点的深层次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了当今中国应吸取什么重要教训。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总统职务，接着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宣布苏联不存在的宣言。转眼间，苏联发生剧变20年过去了。无疑它是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因为，这不只意味着一个超级大国崩溃，不单单标志着战后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东西方“冷战”与苏美两极世界格局的结束，更为重要的是意味着存在69年之久的苏联社会主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一大批东欧国家社会主义试验的失败。因此，这一事件比巴黎公社失败所包含的内容与提供的教训要丰富与深刻得多。这也是引起国内外关注的原因。我国学术界进行了很多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为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了有价值的思想和建议。但亦应看到，至今在不少重要问题上仍存有不同看法。在苏联剧变20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亦应该冷静下来回忆一下对这一重要问题的研究进程，并且做出再思考。

　　一、有关苏联剧变根本原因若干问题再思考


　　(一)先从“剧变”的含义谈起

　　在报刊文章中经常出苏联“解体”的用语，但是解体只是指原有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苏联分解了，各自独立成为主权国家了，因而这并不能全面反映1991年底苏联发生的巨大变化。在这里，我用“剧变”一词，它所包含的内容有：(1)列宁亲手缔造的、有93年历史和拥有1800万党员的、在苏联已执政74年之久的苏联共产党，在短短的时间被冲垮，丧失了执政党的地位；(2)存在69年之久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原有的15个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3)苏联解体后宣布独立的15个加盟共和国，无一例外的宣布彻底与斯大林时期形成与发展起来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决裂，朝着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方向的体制转型。

　　换言之，俄罗斯和其他从苏联独立出来的各国，不再坚持原来的社会主义作为发展方向，体制改革也不可以是对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与发展，而是朝着人类社会创造的共同文明方向发展。


　　(二)中国对苏东剧变研究大体经历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在东欧开始发生剧变的时候，不少人认为，苏共是列宁创造的党，它的基础比较牢固，不至于发生剧变，但结果到1991年12月25日苏联就发生了剧变。从波兰开始，一直到苏联垮台，在我们一开始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人认为这是西方“和平演变”的结果，是外因起主要作用，这是第一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持续的时间很短，很快转入了第二个阶段。大家认识到，外因论，即用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来说明苏联发生剧变的根本原因，从理论上站不住脚，也跟马克思唯物主义不相符合，因为对苏联剧变起主要作用的肯定是内因。于是大家就从各个角度来研究苏联剧变的内在原因，有的从民族问题，有的从体制问题，有的从经济问题，有的从对外霸权、外交政策等角度研究这个问题。应该说，取得了很大进展。

　　第三个阶段是从1996年开始，大家经过第二阶段研究后就意识到，从各个角度研究是必要的，但是你总得找出一个根本性的、深层次的原因。从中央领导一直到学术界都提出这样的问题：苏联剧变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即是一种“合力”的结果，这亦是大家较为认同的看法。但问题是，如何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找出苏联剧变的带有根本性的、深层次原因，或者说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毛泽东，1991：322)因此，在分析问题时，不能简单地把各种有关的因素，甲乙丙丁的加以罗列，不分主次，更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对苏联剧变过程中呈现出的种种现象，任意夸大或缩小某个因素的作用。


　　(三)两种不同的观点

　　多年来，在探究苏联剧变的根本性、深层次原因问题上，国内学界一直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苏共的蜕化变质是主因，而苏共蜕变往往又归咎于苏共个别领导人的叛变，特别是戈尔巴乔夫的叛变，甚至说他是共产主义的叛徒，有人把这种观点称为“叛徒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由于对斯大林模式长期未进行根本性改革才导致苏联剧变的发生。我一直坚持后一种看法。就是说由于斯大林—苏联模式长期未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这种社会主义制度已走不下去了，已走入死胡同。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政治与经济体制方面的弊端，带有制度性与根本性的特点。正如普京讲的：“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2010年5月7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接受《消息报》的访谈时说：“坦率地说，苏联政权……只能被称为极权政权。在这个政权统治下，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受到压制。”在保加利亚主政35年的日夫科夫，谈到苏东剧变原因时指出，最让人失望的是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在很大程度上被理解为像斯大林著作中所定型的那样。而这种情况，也就是斯大林所确定的社会主义原则在斯大林死后一直保留下来。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就是按照那些为它后来的跨台奠定了基础的原则建立起来的(托尔多·日夫科夫，1999)。

　　胡绳同志指出：“20世纪的历史经验，并不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灭亡，但的确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改革。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通行的社会主义模式并不是唯一可能的模式，随着世纪的更替，新的模式正在促成社会主义的更生。”(胡绳，1998年)笔者认为，本来不应把讲体制的问题跟讲党的问题对立起来，因为，党的问题只有从制度层面去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不从制度层面去分析党的问题，立即就会产生一个问题，苏共长期以来存在的严重弊端，如高度集权、缺乏民主与有效的监督机制、领导干部思想僵化、脱离群众、破坏法制、个人迷信和特权盛行、不断出现政策失误，等等，是由什么造成的？十分明显，这些严重的弊端是在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产生的，产生后又由这种制度保证上述弊端长期存在并发展。因此，当斯大林—苏联模式被抛弃时，必然也抛弃了由这种制度模式保证其生存的苏共。正如前面已提到的，有人在分析苏共的问题时，将其原因主要归咎于赫鲁晓夫特别是戈尔巴乔夫这两个社会主义“叛徒”，这并不符合史实。


　　(四)产生上述两种不同观点的深层原因

　　第一，从斯大林—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来讲，这一模式是不是可以视为科学社会主义？我认为不是，在我看来，必须通过根本性改革来改变这种模式，这是我的基本观点；另外一种人的观点是认为斯大林的模式，从本质上讲是可以视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所以他们竭力地维护乃至美化这个模式，为这个模式进行辩护。有人说，中国在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是偏离苏联模式的结果。谁要批判与否定斯大林模式就认为这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共产党的领导”。甚至说，否定斯大林模式，是“意在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走上苏联剧变的道路。”这是“力图把苏联已经发生的惨痛教训在中国重演”(刘书林，2009)，似乎中国只有走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老路才能有前途。如果有人揭示斯大林在历史上的错误，就会批判你否定党的领袖，并认为这是导致苏联剧变的第一个原因。有些人认为，重新认识与批判斯大林在历史上犯的种种错误乃至罪行，是历史虚无主义。

　　正当我国的改革处于深化与关系到我国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有人为了维护从本质上、在主要方面不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斯大林模式，其观点甚至发展到不顾历史事实、不顾中国前途命运的地步。这在客观上必然阻碍中国的改革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一步发展。有文章说得好：“任意地或是处心积虑地美化旧体制和早已被历史证明一条死路的苏联模式，这样做，如果是不谙世事的青年，就说明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对年轻的一代切实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育是何等紧要，如果不是青年，而是什么这个家那个家，则实不知是何居心？”(《学习时报》，2007－7－9)这是第一个分歧点。

　　第二，与上一个问题相关，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有人说反映斯大林苏联模式的制度和它的体制，在某些方面尽管有缺点，但是它毕竟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我认为，它并不能构成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如果我们承认斯大林模式是一种基本的社会主义制度，等于给我们自己的改革套上一个紧箍咒，你要改革就要改造这个制度，那你就动不了了，一动就是修正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

　　这里，我们不妨看看斯大林—苏联模式的主要内容：

　　1.决定社会经济性质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生产资料占有方式。斯大林在苏联建立的公有制有两种形式：一是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全民所有制，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高形式；二是以集体农庄为代表的集体所有制，它是公有制的低级形式，应该尽快向全民所有制这一最高形式过渡。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高形式的理论，实际上并不来源于马克思主义，而是来源于斯大林主义。从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可以看到，苏联那种国有制，支配生产资料的不是社会的人，劳动者并没有取得他们用于集体劳动的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实际上支配生产资料的是党、国家和斯大林。

　　2.从政治上来讲，斯大林模式主要包括实行一党制，主要问题都由党决定；党政合一，党国合一；实行不受法律限制的无产阶级专政；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过程中，实际上搞的是没有广泛民主(包括党内民主)基础的集中制，把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最后集中在斯大林一个人手里；对文化、意识形态严加控制，斯大林垄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权。在这些条件下形成的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最后发展成斯大林个人集权主义乃至专制主义。斯大林搞的是个人极权主义。

　　3.在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改造过程中，在强大的阶级斗争压力下，用强制乃至暴力的手段，实行称之为斯大林的超高速工业化与农业全盘集体化的道路。

　　4.以公有经济为基础和以产品经济观为理论，建立起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

　　5.在民族问题上，历史实践表明，斯大林实际上是把联邦制度变形为事实上的单一制，斯大林执政时期，随着政治权力日益集中在中央，集中在斯大林一个人手里，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自主权大大削弱，民族自决权的原则实际上流于形式。

　　6.斯大林模式在对外关系方面，往往表现为实行扩张与霸权主义。

　　7.一系列赖以形成斯大林模式的理论：如“一国社会主义”；不受法律限制的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尖锐化”；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高形式；社会主义是产品经济；个体农民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等等。

　　我们上面所列举的构成斯大林模式的一些主要方面，它们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互相促进，相互制约，互为条件。

　　随着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研究的深入，对斯大林时期确立的斯大林模式的认识也有了很大变化，但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是，它是社会主义的严重变形和扭曲。

　　这里，我们不妨看看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区别：从政治上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近期目标是发展民主，使无产阶级与广大劳动群众成为国家和社会的真正主人。而长远的目标是，运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权力，消灭阶级与阶级对立存在的条件，使得社会成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理想。这个理想的核心是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共产主义与“真正的人道主义”是划等号的。从所有制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是：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将是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统一，它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马克思认为，这种所有制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相互密切相关的本质内涵：一是劳动者集体共同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任何个人均无权分割生产资料；二是在用于集体劳动的生产资料中，每个劳动者都享有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这就是“在自由联合的劳动条件下”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相统一的具体形式。可见，不论从政治还是从经济上看，斯大林模式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相距甚远，它不可能到达科学社会主义的彼岸。因此，我们可以说，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失败，并不意味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正如胡绳同志所指出的，“苏东社会主义的崩溃……只是社会主义的一种特定模式即斯大林模式的失败。”(胡绳，1998)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是对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持不同看法的又一个重要内在因素。

　　第三，对剧变在俄罗斯历史发展进程上的评价不同，即苏联剧变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我认为，尽管俄罗斯在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并发生过严重的转型的危机，老百姓生活有相当困难，但从苏联剧变的历史条件和根本原因来看，从总的历史发展趋势来说，是个进步。20年来，俄罗斯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使一党垄断、党政融合、议行合一、高度集权、缺乏民主、高度集权等为特征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不复存在，而是过渡到以总统设置、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自由选举等为特征的西方式宪政制度模式。应该说，这对作为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来讲，是政治体制的一个质的变化，它有利于克服那种高度集权、缺乏民主的政治体制所存在的种种严重弊端，使广大俄罗斯人民得到了在苏联时期不可能得到的民主与自由。总的来说，俄罗斯经历了20年的政治体制转型，民主政治有了进展。在梅德韦杰夫看来，俄罗斯已经是个民主国家，尽管这种民主是年轻的、不成熟的、不完善的，还处于民主发展道路上的起点。从经济转型情况来看，俄罗斯在1996年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经过不断改革与完善，现在国际上也承认它的市场经济地位。当然，它离文明的市场经济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转型任务远未完成。由于实行了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转型，对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改善都起了积极作用。俄罗斯经历转型危机后，经济转入较快增长时期，从1999年经济开始恢复增长至2008年十年间，它的GDP年均增长率为7％。1999年人均GDP为1210美元，到2010年超过了1万美元。从1999年到2010年居民月均收入增加了10倍。现在俄罗斯人月均工资约为700美元。贫困人口从2000年的4230万人减少到2010年的1810万人，占全俄人口总数的13.4％。俄罗斯贫困标准为日均6.22美元，大大高于联合国规定的1.25美元。普京推行居民收入超前增长的政策，在2004年提出的总结国情论文中，他强调，对俄罗斯公民来说，要解决的最紧迫问题是：买得起房、看得起病、上得起学。根据2007年7月俄罗斯经济发展与贸易部发布了《2020年前俄罗斯经济与社会长期发展构想(草案)》，其目标是在2020年前使俄罗斯经济总量达到世界前五位。从金融危机后普京发表的言论看，他基本上坚持上述构想，例如，他在2011年4月20日的一次讲话中说，到2020年，俄罗斯将进入世界五大经济体行列，届时人均GDP可达到3.5万美元。根据上述经济发展的预测，俄罗斯经济在世界经济总量中占的份额将不断提高，由2006年的2.6％，分别提高到2015年的3.3％、2020年的4.3％和2030年的5％。俄罗斯的人均GDP到2015年将是2005年的2倍，2020年为3倍、2030年为4.5倍，人均GDP可达到3.5万美元。应该说，俄罗斯的经济增长是大多数民众得到实惠的增长。

　　从以上情况看，摆脱政治极权实行政治民主化，摆脱高度集中的低效的指令性计划体制实行经济市场化，显然是个历史进步。

　　第四，我们研究苏联剧变的根本的、深层次原因，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还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方法？这是产生两种不同观点的又一个重要原困。我认为，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只能用唯物主义的方法来思考，不能用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来对待问题。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社会变迁的原因应该从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中去寻找。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亦应从制度中去找，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些领袖人物。早在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时就指出：“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未完待续）

陆南泉《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