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斌：群众揭发干部贪污多占、作风粗暴，终于“井喷”

“四清”纪事（下）


　　（续前）工作组进村后不久，11月3日召开了一次全村党员、团员大会，会上组长童辛讲话。他是南方人，讲的话连我都有时听不太懂，但他讲过一段后问大家：“大家听懂了没有？”会场上齐声说：“听懂了！”可是他再问“刚才我都讲了些什么”时，场上却鸦雀无声了，谁也不敢出来回答。童辛讲话后让大家自由发言讨论，结果也是没有一个发言的，场面十分尴尬。可见靠一般的大会发动，是根本不行的。

　　我在片里负责青年工作，一次召集团员和青年开会，会前大家有说有笑的，但号召揭发问题时，却都一声不吭了。于是，以后我们尽量少开大会，只是有针对地找一些人开小会。

　　工作组领导经常召集我们开会，通报各方面情况，介绍有关工作经验等。在一次会上，“王禹”介绍了他“舌战群儒”的一段经过，他讲得十分生动，整个过程简直就是一篇小说。大体情况是这样的：瓦罐窑大队有一个“林业队”，“林业队”的任务是“看山”（实际上就是负责村里的治安），老百姓也叫他们“看山队”，其成员多是转业复员军人和伤残军人。“林业队”的人不参加生产队劳动，记的工分却比一般社员高，再加上他们大多对革命有贡献，都有些“老资格”，所以许多人都有一种优越感。据说有些公社、县里的干部来瓦罐窑，他们都不放在眼里。“林业队”有的人作风比较粗暴一些，对一些小偷小摸等有时会打骂，甚至施加比较严重的体罚。工作组进村后，群众起初反映最强烈的就是“林业队”的问题，于是工作组就宣布解散了“林业队”，让他们各回生产队劳动。这一举措无疑损伤了“林业队”那些人的利益，于是他们在一次会上对王禹进行了“围攻”，责问工作组为什么要解散林业队等等。他们的理由是，村里群众太落后，没有“看山的”不行，管不严也不行。王禹对他们的“理论”一一进行了反驳，最后说：“你们这些看山的成了一群打手，狗腿子。你们说群众落后，实际上你们最落后，哪有不干活拿工分的？”其中一个叫聂×的人向王禹摆起了“老资格”，说“我在部队上就是副营级干部”等等，王禹问他：“你看我是什么级啊？”聂×不知底细，不敢回答。在场的还有一个王××，原先的部队恰巧就在渤海区，从“王禹”的一脸大麻子想起，此人正是当年渤海区的一个“大干部”。王××赶紧示意其他人打住，一伙人慢慢地收敛了些，最后纷纷表示“服了”。

　　12月3日，瓦罐窑村发生了一件轰动一时的大事：第12生产队的会计王玉沼自杀了。他是在人们吃早饭时，躲到场院旁的场屋里将腰带栓在窗棂上，跪着上吊自杀的。据事后他们队的社员讲，当天早上就看着王玉沼神情有些不对头，在场院转来转去的。社员们在场院分完草（当地称各种烧柴都是“草”，如玉米秸等）后都回家了，只有他没走。等到大家饭后回来时，他已经死了。我不知道12队的工作组是怎样对待王玉沼的，但显然是对他施加了不小压力，加上此人天生胆子小，对运动前景摸不准，便走上了绝路。实际上据后来查清的问题来看，他的经济问题并不大，与一些大队干部的经济问题相比，简直算不上什么。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成了“四清”运动的牺牲品——人死了，还落了一个“抗拒四清运动”的罪名。

　　五

　　在“扎根串联”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社员群众对工作组和“四清”要搞什么逐渐了解了，揭发出了一些干部贪污多占、作风粗暴的问题，随着工作越来越深入，最后终于“井喷”了。

　　那是在进村两个月左右，12月23号，工作组召集部分贫下中农、中农骨干、青年骨干在宫家家庙开会，会议内容是由大队干部自我检讨，交代问题。会议是由新当选的贫协主任主持的，工作组童辛、王禹坐镇。会上大队支部书记第一个作检讨，检讨很一般化，也太啰嗦，大家听得有些不耐烦，不过倒也没有惹起众愤。第二个检讨的是大队支部副书记，此人平时工作作风比较粗暴，曾多次打人。他在检讨时虽涉及到了打人问题，不过显然大家很不满意，有一个老大娘打断了他的检讨，诉说了他曾经吊打她的儿子的事情：1961年闹灾荒时，她儿子曾私拿了队上的几个玉米棒子，被此人发现后吊在大队部房梁上毒打了一气。这位大娘说到伤心处时不禁声泪俱下，会场上气氛一下子凝重了。接着又有几个社员起来控诉他，检讨会一下子成了斗争会。眼看晌午了，人们还不想停下。主持会议的童辛、王禹等商量了一下，决定下午继续开，会场改在学校操场，由部分骨干分子会扩大到全村社员会，愿参加的社员都可以参加。

　　下午开始仍由那位副书记继续检讨，群众在他检讨后又控诉起来，主要还是打人、污辱妇女等问题（据运动后期落实，此人1960年以来曾吊打社员11人次）。会场的“火药味”越来越浓了。他起初是站在桌子后面检讨的，这时忽然有人提出“不能让他跟作报告似的，给他把桌子搬开！”贫协主任就过去搬开了桌子，这样他就彻底“暴露”在了群众面前。不一会儿，就有人冲到了他面前，指着他的鼻子哭诉起来。组长童辛怕群众控制不住情绪，出现武斗现象，忙宣布发言的人都只在原地发言，不要到前面来，同时及时宣布：由于时间问题，先让这人下去，下面让大队长×××上来检讨。夕阳西下时，主持会议的贫协主任说：“天不早了，今天的会是不是先开到这里？”群众不愿意，要求继续开，有人说：“叫老婆回去做饭，汉子别走，接着开，开到天黑也不要紧。”为了保持群众被发动起来的好势头，童辛宣布，会议明天还继续开。这样大家才散去。

　　第二天依然是斗争会。当大队团支部书记兼民兵连连长检讨时，会场气氛又紧张起来了。此人工作作风也十分粗暴，打过许多人（据运动后期落实，瓦罐窑大队民兵连和看山队共打社员100多人次），所以群众意见很大。他上场检讨时起初倒背着手的，惹起了大家愤怒，纷纷高喊叫他拿出手来，放老实些。群众发言中有人提到他的“根子”是公社团委书记沈××，要求把沈××提来。我见童辛和丛生、王禹等商量了一下，随后有几位工作组队员离开会场了。

　　到中午时，贫协主任刚要宣布散会，有人发现沈××被工作组的人带来了，于是群情激愤起来，大喊：“不饿，不饿，接着开！”童辛立即站到一条板凳上，大声叫群众安静下来，宣布会议延长一个小时，让沈××检讨。原来工作组根据群众的要求，马上与驻公社的工作组大队部联系，要求把沈×ד提”来。驻公社的工作组大队部知道瓦罐窑工作组是省委的“点”，所以办得十分痛快，立即派人带着沈××来到了瓦罐窑（瓦罐窑离公社驻地大山所十几里路）。沈××作为公社干部，以前在瓦罐窑蹲过点，也有一些多吃多占的事情，但他绝对想不到等着他的是这般阵势。不过沈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人，上场后很快就镇定下来，像作报告似的检讨起来，检讨内容只是自己脱离了贫下中农、与地主富农走得太近，好吃好喝等等。他讲话嗓门很高（可能是一种习惯），结果群众不愿意了，说他态度不老实，纷纷发言揭发他在瓦罐窑做的一些坏事。一个小时转眼就到了，贫协主任说：“头晌午的会就开到这里吧，工作组食堂早做好饭啦，咱们不能让工作组的同志回去吃凉饭是不是？”群众发言这才打住。

　　下午会继续开，群众听说工作组连公社的干部都能“提”来，到会的人一下子比上午多了许多，连小学的学生也由老师带着来了。下午首先是沈××继续检讨，他的态度明显软了下来，但每到关键问题他都推说“忘了”，这自然又惹起了群众的不满，场上气氛又紧张起来了。王禹忙起来说：“沈××的问题不可能在这里一次交代清楚，我们先让工作组大队部的同志把他带回去，让他回去好好检讨，下次再来好不好？下面请工作组大队部的同志讲话。”随来的工作组大队部的同志讲了几句，大概内容是欢迎瓦罐窑的群众把公社“四不清”干部在瓦罐窑做的坏事都揭发出来，今后对他们一定严肃处理等等，随后就把沈带走了。接下来上场检讨的是另外3位大队干部，由于他们几个人“民愤”不大，都比较顺利地“过关”了。

　　瓦罐窑大队干部共有11名，要人人“过关”才行，所以第三天大会继续开。

　　第三天先是4名大队干部检讨，一个干部在检讨中涉及到一个叫王××的人，此人是“林业队”的负责人之一，在前不久那次“围攻”王禹的事件中，是冲锋陷阵的人物，也是王禹“重点打击”的人物。事后他深知事情不妙，一度传出消息说要自杀，工作组及时去做了他的工作，打消了他自杀的念头。王××在瓦罐窑是打人最多、最厉害的一个，群众对他意见也最大。所以当那位干部一提到他的名字时，立即有人高喊：“把王××带上来！”

　　王××是穿着一件小大衣、戴着棉帽上场的，他刚刚站定，就有人喊：“给他把大衣脱下来！”“给他把帽子摘下来！”这边有人喊着，那边就有人往前冲去了。童辛一看大事不好，站起来高喊了一声：“同志们！”会场顿时静下来。他接着说：“同志们，王××是个罪大恶极的坏蛋，我们工作组也知道，是不是大家先静下来，先让他自己检讨他做的坏事，好不好？”会场上齐声应“好！”眼看就会发生的武斗就这样平息下去了。不过，没等王××自己讲完，群众情绪又起来了，一些控诉他打人暴行的老人边说边哭，泣不成声。这时，忽然有人提出，让王××交代污辱了多少妇女，还要交代清楚有几个是顺从的，几个是强奸的。这显然是有人想故意把水搅浑，不过这也确实引起了一些人的兴趣，齐声要求王×ד快说”。这时王禹站起来说：“同志们，关于王××污辱妇女的事，他已经向我们工作组交代了一些。我们考虑到这些事情在大会上讲不好，是不是就先不让他讲这个问题了？好不好？”会场上又齐声应“好”。一位曾被王××接连打了10天的小伙子发言时，情绪十分激动，当时场上就有人喊“打他个×养的！”王禹又及时站起来，说：“同志们。王××打人对不对？”下面齐声应“不对”，他又问：“王××骂人对不对？”下面再应“不对”。于是王禹又说：“好，咱们今天也不打他，也不骂他，光给他摆事实讲道理，好不好？”场上又齐声应“好！”

　　就这样，会上几次差一点出现的武斗，都避免了。

　　第四天上午的大会，我因为有别的事情没有去参加，下午才去的。下午检讨的是两位大队保管和一个大队支委，至此，11个大队干部算是一个不落地“过了一遍筛子”。接连开了4天群众大会，虽然还有人要求继续开下去，但可以明显看出，确实有人是在故意凑热闹，再开下去只会事倍功半。工作组领导见发动群众的目的已经达到，便决定及时刹车，宣布大会到此告一段落，号召群众下一步继续深入揭发问题。

　　这里我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写这4天群众大会，是因为它在瓦罐窑的“四清”历史上，是不可绕过的一段重要经过。对于一个刚刚高中毕业的19岁的青年来说，那4天大会确实也让我开了眼界。主持会议的领导们都是经过“土改”的人，他们对这种在“阶级斗争”中发动群众的方式显然是驾轻就熟的。那时年轻，精力也旺盛，每天晚上我都要把当天工作组发生的大事详细记录下来，为的是积累文学创作素材。这种“生活素材”记了整整两个本子。关于这4天大会，就记了14页，会议的许多细节都记下了。

　　虽然这4天大会明显是当时极“左”路线的体现，但实事求是地说，会上没有出现任何打人等现象。在群众普遍发动起来、群众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童辛、王禹等人还是比较冷静的，而且他们也有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和技巧。

　　六

　　1964年的12月，无疑是海阳县的“黑色12月”，人们时不时会听到某某村某某人自杀身亡的消息。许多工作组没有很好地掌握政策，出现了一些过火做法。如修家大队把村里大小干部100多人分成三类都关了起来，早晨起来一吹号，所有干部都要立即到关押的地方集合。一类干部（指问题较严重的）一天三顿饭都不许回家，由家里人送饭吃；二类干部早饭、晚饭可回家，午饭不许；只有三类干部（问题较轻的）才能三顿都回家吃饭。穆家夼大队在斗争“四不清”干部时，竟在大冬天叫干部脱光上衣在露天冻着。还有的大队给“四不清”干部戴上高帽子游街等等。相对而言，瓦罐窑还算是比较好的。全村最严重的一次批斗，是五片一个队在斗争一个惯偷时，群众罚他跪在板凳上，跪了一两分钟，工作组的同志就上去把他拉起来了。就是这样，那位当时在场的同志还是受到了工作组领导的批评。据传说，附近几个村的干部有人私下说：“咱们合伙跑吧，躲到瓦罐窑去，那里不打人。听说那里有省里来的大头头。”“四清”运动结束后，一位海阳籍的同学告诉我，海阳全县“四清”时自杀了100多个人。作为一个学生，我没有能力去核实这个数字是否准确，我只能希望它是谣传。

　　那4天大会后，工作组又召开了许多小会，如团员会、妇女会等，各片也趁热打铁，开了一些小型斗争会。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一些干部坐不住了，纷纷交代了自己的一些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多是与地富反坏划不清界线等），有些人也违心地“交代”了一些问题，自己给自己“加码”，以求顺利过关。许多干部一听说要开“说理会”就害怕，如工作组找到大队干部王××要他交代问题时，他起初吞吞吐吐，就是不说要害问题。工作组就说：“既然你不愿意向我们交代，那就算了，等着向社员们交代吧。”王连忙说：“不，不，我不到会上去，向你们交代。”

　　在群众揭发和个人交代的基础上，工作组对瓦罐窑的干部状况作了基本估计：全大队155名大、小队干部中，好的67名，占43﹪；比较好的55名，占35﹪；问题多的25名，占16﹪；性质严重的8名，占5﹪（这是后来工作组总结时公开的数字，实际上当时估计得比这个数字严重）。

　　1965年1月，中共中央下达了《二十三条》（即中共中央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这个文件的第一部分是谈哲学的，与后面的内容似乎没有必然联系。直到文革时我才知道，那一部分是毛泽东亲自写的，后来给它加了一个题目叫《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二十三条》的内容很多，但我们从中接受的主要信息是纠偏，即纠正前一段“四清”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在学习《二十三条》时，副片长老杨同志打过一个比方，他说：搞运动就像人走路一样，要迈了左腿再迈右腿。这句话看起来好像不太严肃，但大家都觉得十分生动形象。《二十三条》下达后不久，春节快到了，本来我以为那年春节不会放假，只能在村里过呢，出乎预料的是，工作团通知全县工作组放假10天。瓦罐窑工作组只留了少数几个人在村里“观察动向”，其他人都回家了。

　　我的祖籍就在海阳凤城镇，从小到大我一次没有回过老家，这次已到了家门上，所以我就没有回济南看父母，而是去了凤城镇大爷家，在大爷家过的年。凤城是海阳县的老县城，靠近大海，是一个古镇，镇西边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海滩，沙质很好。大爷家是贫农，理所当然地是驻村工作组的“依靠对象”，不过大爷很少对我这个“工作组”谈他们村子的运动情况，平时只是聊些家常什么的。假期过后，我按时回到了瓦罐窑。

　　七

　　春节过后再回到瓦罐窑时，村里气氛已大有转变了，至少我们都没有紧张感了。工作组一部分人负责内查外调，落实“四不清”干部的问题，一部分人转入抓生产。像我们这些没有“阶级斗争经验”的青年学生，大多都去“抓生产”了。

　　工作组内部气氛春节后也宽松多了，每次集合开会时，大家还会唱唱歌，说说笑话什么的。工作队食堂的伙食也大有改观，记得那年春天，食堂多次吃琵琶虾、扒皮郎（一种鱼名），还吃过两次螃蟹。一大蒸笼琵琶虾热气腾腾地抬到院子里，大家拿着碗上去随意抓，能吃多少可以抓多少，管够。瓦罐窑离海边十几里路，伙房的同志常常一大早赶到海边，买回刚打上来的新鲜海货。那时的琵琶虾5分钱即可买1斤，螃蟹好像也不怎么贵。

　　工作组抓“阶级斗争”的同志工作进展很快，一些大小队干部的经济问题已经落实，不少人已开始“退赔”了，有的干部“洗手洗澡”后“重新做人”，恢复了职务。3月初，工作团在县城召开了全县三级干部会和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会上县委书记刘光荣作了检查，他的检查比较深刻，态度十分诚恳，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实际上，这次三级干部会是贯彻《二十三条》精神，为大多数干部“放包袱”的，不过在口径上没有一下子放松，工作团还要保持一种一贯正确的姿态，比如在会上一再强调：不要认为贯彻《二十三条》精神就是说前一段错了，也不要认为下一段该松了，我们是有紧有松，有严有宽的，就是对大是大非要紧，对鸡毛蒜皮要松；对不坦白的要严，对主动坦白的要宽，等等。会上还让大队干部作了典型发言，以便起正面带动作用。

　　三四月间，工作组的工作重点转向“对敌斗争”，即斗争“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等。工作组在努力向群众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四不清”干部之所以会“蜕化变质”，原因就在于阶级敌人亡我之心不死，“四类分子”在疯狂拉拢腐蚀干部。另外，据工作组摸底，瓦罐窑全大队21个“四类分子”中有13人常年不参加集体劳动，分析其中原因，多半都是受到了“四不清”干部的庇护。

　　这一阶段，瓦罐窑工作组在“一线”出头露面的不是童辛、王禹他们了，而是团省委某部的一位副部长刘××。刘是一位敢打敢冲的人，他担任的职务是瓦罐窑大队“贫下中农协会”的指导员。当时省委副书记刘秉琳已很少住在工作组了，王效禹、王路宾等也不大在群众集会上公开露面了，工作组核心人物的工作重点都转移到对前段大队干部所交代问题的查证上。据后来工作组总结公布的数字，计在本村查证312人次；在全县跑了34个村、11个部门，查证71人次；还到即墨、崂山、平度等地跑了39个村、14个部门，查证154人次。查证取得证据计815件。大队干部的“四不清”问题较严重的是支部副书记王××、支部委员、大队会计宫××”等。自1960年以来，他们通过造假账、销毁单据等手段，先后贪污粮食4100多斤，现金6700多元，另外还通过“投机倒把”贩卖耕牛和其他物资，牟利7700多元。

　　5月中旬，我还有幸当了十几天瓦罐窑中心小学的“代理校长”。当时全县中小学教师要集中到县城进行教育战线的“社教”，工作组觉得不能让学生停课，就派我们烟台师专来的几个学生进驻瓦罐窑中心小学去临时顶一段，我被指定为临时负责人，于是大家就叫我“代理校长”了。

　　进入5月，“四清”已近尾声，工作组除少数领导同志在忙定案等工作外，像我这样的年轻同志就天天等着撤离了。当然不会什么也不干，还要跟社员一起参加劳动，只是多半时间只干半天。我参加干的活主要是“闸山沟”和送粪。所谓“闸山沟”，就是在山沟里砌一些石坝，然后填上土，以增加耕地面积。这样做显然是不利于山水泄洪的，不知道后来这些石坝和人造田保留住没有。送粪是很累的活，所谓粪，就是土肥，送粪工具是独轮车。起初我驾驭不了那种独轮车，一推就歪，后来竟慢慢学会了。

　　工作组还有几位同志在忙着写工作总结，担任此任的主要是王崇训。瓦罐窑工作组的总结十分重要，因为“点”上工作组的经验是要指导“面上”的社教的。6月5日我们接到了通知——6月10号离村。

　　离村那天，一些社员纷纷帮我们拿行李，送我们到集合地点。在一起生活了8个月，大家都依依不舍的。当汽车发动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车下忽然一片哭声，特别是一些妇女、老人，哭得十分伤心。我们也都止不住落了泪。汽车走得很慢，许多社员就在车旁、车后跟着，我们一再摆手让他们回去，他们就是不停步。车开出村外老远后，还跟着许多人。于是我们让司机停下，大家下车再一次和社员们一一告别，并且一再要求他们到此止步。我们重新上车后，汽车速度加快了，可是还有一些青年和儿童追着跑，直到汽车在山路拐弯后我们才看不到了。车上，大家心情都十分沉重，不再像来时那样有说有笑了。

　　继1964年冬至1965年春的这一期“四清”后，全国各地在1965年秋末又搞了一期，直到1966年春末夏初，那一期还没有搞完，“文化大革命”就全面爆发了。毛泽东为“文化大革命”定的调子，跟为“四清”定的调子一样，依然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对当时搞的“四清”运动，现在人们已经在理论上有了清楚的认识。这次运动跟“文化大革命”一样，从总体上被否定了。作为“四清运动”的亲历者，我当然也是极“左”路线的实践者——尽管当时只是一名学生。所以，在我回忆那段经历时，丝毫没有“峥嵘岁月”的感觉。之所以还要记下它，因为他在我人生历程中毕竟是难忘的一段。另外，我这里所记下的，也许会比党史教科书讲述“四清”运动的那些概念化的文字更具体一些。而且，作为个例，它是百分之百真实的。

荣斌，《文史精华》200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