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斌：社教工作组里有几个神秘大人物

“四清”纪事（上）


 　　1964年10月底至1965年6月初，我参加了中共山东省委海阳社教工作团，在山东海阳县搞了8个月的“四清”。当时我只是一名刚刚步入大学校门一个多月的学生，如今回忆起那段经历，许多事情记忆犹新。

　　这里应该先解释一下什么是“四清”。所谓“四清”，就是“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也就是自1963年开始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简称。其实，最初提出的“四清”，只是农村“社教”中的几项具体工作，即“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后来一些人把“四清”的概念范畴扩大了，与整个“社教运动”画了等号。

　　一

　　1964年10月下旬，刚入烟台师专校门不到两个月的我们，接到学校通知：中文科两个年级4个班的学生和全体教师全部参加工作组，下乡去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那年我19岁，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脑子里一片空白。不过我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对能有机会投身到“社会大课堂”去，表现出了极大的兴奋。

　　几天后，我们便打起背包，到烟台市委党校集中学习去了；大约一周时间，又集体转移到了莱阳县委党校。在两个党校学习的内容，主要是进行阶级斗争教育，同时还学习了《前十条》和《后十条》（即两个中共中央文件，《前十条》是1963年5月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后十条》是1964年9月下发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关于在河北抚宁县桃园公社搞社教的报告（即“桃园经验”）等等。至于学习后将到哪里去搞“社教”，学校领导对我们严格保密，我们也不敢乱打听。那感觉，就像战士知道明天要上前线，但不知道前线在哪里一样。

　　学习期间进行的“阶级斗争教育”，主要是讲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一些地主、富农如何盼望蒋介石反攻大陆，如何向贫下中农反攻倒算，如何拉拢腐蚀农村干部等案例。记得的案例有：某地一个地主过年时贴的对联是“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暗含“缺一（衣）少十（食）”之意，横披是“将（蒋）来享福”；某地一地主将农药1059洒到一贫农自留地的白菜心里，那户贫农吃了白菜一家死了三口；上级派到某村的工作组队员晚上到贫下中农家串联时，被坏分子“砸了黑石头”；某地反动道会门猖獗，一个70多岁的道长自封“皇上”，还搞了十几个“妃子”；等等。反正给我们的感觉是，当时形势十分复杂、十分严峻，“阶级斗争的弦”不“绷紧”确实不行了。

　　到莱阳党校的第三天，党总支书记把我和同年级的另外3位同学叫去，通知我们4人第二天提前出发，说是要去海阳，并且要求我们对同学们保密。第二天一早，我们便背着背包到指定地点集合，与其他二十几个人一起爬上一辆大卡车出发了。在车上，我们才知道，那二十几个人都是莱阳的，我们是一个工作组；我们去的地方是海阳县大山公社瓦罐窑大队。

　　车上年轻人居多，尽管卡车跑在沙土公路上有些颠簸，大家蜷坐在自己的背包上很不舒服，但莱阳的同志依然一路上唱着歌。我们因为与他们不熟，很少与他们交谈，不过他们起歌后我们也跟着唱。

　　两个来小时，我们到了瓦罐窑村。

　　村里已经有一些工作队员了，在当天晚上召开的工作组会议上，我才知道，我们这个工作组的人员主要来自省委、省人委（即省政府，当时称“山东省人民委员会”）及部分省直机关，还有长清县（当时属泰安地区）、莱阳县的部分干部和社会青年、山东财经学院的部分师生、山东农学院的部分教师，加上我们烟台师专的，总计要有七八十个人。据运动结束后瓦罐窑工作组的工作总结所记，我们的工作组共有87人，其中省直机关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26人，长清、莱阳基层干部和社会青年40人，大专院校师生21人。曾经有一段时间，全县社教工作团的宣传队也住在瓦罐窑，加起来达到了130多人。毛泽东后来所批评的“搞人海战术”，我们瓦罐窑工作组可谓典型一例。

　　也是在这次会上，我知道了瓦罐窑大队的基本情况：全大队共553户，2697人，分34个生产队（小队）。该村1943年解放，属于革命老区，土改比较彻底，村里党员多、老干部多、荣复转退军人多，还有“阶级斗争复杂，和平演变严重”等等。会上还公布了工作组领导班子，工作组组长是童辛（山东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副组长是丛生（山东省人委办公厅副主任）。

　　二

　　不久后我们就看出来，我们的组长、副组长显然不是工作组里级别最高的干部，有两个神秘人物应该比他们级别更高。一位是王林，高高的个子，穿一身黄军装（注：工作组大多数人都穿黄军装，我在离开莱阳前也买了一件黄棉袄，记得卖给工作队员的旧军装十分便宜，交的钱几乎是象征性的）。王林平时很少说话，与我们普通工作队员接触不多。进村半个多月后我才从济南来的队员那里知道，他就是当时的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相当于现在的副书记，是山东省的第三把手）刘秉琳。王林是他的化名，是把名字最后一个字“琳”拆开了。当时一些高级干部去搞“社教”都要化名，大概为了怕暴露身份，如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在桃园就化名“董朴”。我们最早发现王林与众不同的是，他走到哪里，都有一个人跟到哪里，而且那个人腰里还挂着手枪（工作组里整天枪不离身的只有他和组长童辛两个人）；有时候会跟着两个人，多一个女同志。后来我们才知道，跟他寸步不离的是他的秘书李成，那位女同志是省某医院的护士。刘秉琳有个习惯，大清早爱到村子外边沿着河边散步，他在前面走，李成就在后面跟着。李成个子也较高大，再加上军装外面扎着皮带，别着手枪，显得十分威武。相比之下，刘秉琳倒有些其貌不扬，而且，他的军装也比李成旧的多。村里的老百姓很快就知道了工作组里有“大官”，但他们不知道是谁，也不知道那人官有多大。有人注意到了刘秉琳、李成早起散步的习惯，于是纷纷传言道：“工作组那个最大的官天天早晨跟着一个伙夫在下河沿溜达。”——他们是把带手枪的李成当成“最大的官”，而把省委副书记刘秉琳当成伙夫了。

　　另外一位神秘人物是周毅然。周毅然个子不高，较瘦，眼睛整天眯缝着，还经常带着眼屎。工作组开过几次会后我们就看出，他虽然不是组长，但显然是工作组里举足轻重的人物。童辛、丛生等讲完话后，都要问问“周毅然同志有什么意见？”周毅然有时候说几句，但多半是表示“没有什么意见。”不久我们就知道了，这位“周毅然”是原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第一书记王路宾。王路宾是1930年入党的“老革命”，是“一二·九运动”中山东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1939年到延安后又赴莫斯科学习，后在中央社会部工作，解放后担任了山东省公安厅厅长、省委常委兼秘书长、济南市委第一书记。在1959年“反右补课”时王路宾被打成了“右派”，参加瓦罐窑工作组时，“右派帽子”虽然摘掉了，但党籍、职级还未恢复。两个月后，即1965年1月，山东省委正式下文撤销了对王路宾的处分，恢复了他的党籍和职级。组长童辛、丛生等省里来的干部也许是早知道了王路宾即将平反的消息，所以他们在组里对这位当时连党员还不是的老头儿都敬着三分。

　　王路宾也是一身旧军装，那黄棉袄穿在他身上显然有些大，因此人也显得更矮。他不像刘秉琳那样有架子，喜欢跟大家交谈，特别喜欢跟年轻人交谈。工作组开办食堂后，他和我们一样排队打饭，一样蹲在院子里吃饭（刘秉琳很少和大家一起吃饭，多半是一个人在食堂里间吃），边吃饭边跟大家说说笑笑。1965年初他正式平反后，虽然在工作组没有公开明确什么职务，但明显成了工作组日常工作的“一把手”，不过，他倒没有因为地位的变化而端起架子来。记得一次吃饭时，我端着碗凑到他跟前，好奇地问：“周毅然同志，你改名叫周毅然有什么讲究啊？王林同志是把一个‘琳’字拆开了，‘周毅然’是怎么回事？”他眯缝着眼看着我说：“周毅然是我当年做地下工作时用过的名字，没有别的讲究。”在两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山东省革委成立之初，王路宾是被“结合”的老干部之一，后来因反对主政山东的王效禹而被“打倒”。“文化大革命”后，在拨乱反正中，王路宾于1979年当了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常务副校长（当时校长是周培源），实际主持了北京大学的工作，1984年退居二线到中顾委，1990年离休。2003年11月王路宾在北京去世，享年90岁。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一下瓦罐窑工作组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了，那就是“王禹”。王禹个子高高的，面庞黢黑，一脸大麻子，虽不像王路宾那么平易近人，但也显得十分朴实和善。他在工作组也没有公开的职务，不过大家都看得出来，他也是“说了算”的几个人之一。这位王禹，就是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名震全省乃至全国的王效禹。王效禹之所以也化名，原因和王路宾一样，也是因为当时尚未平反。王效禹是山东老革命根据地渤海区出来的干部。抗战后康生担任中共山东局书记兼渤海区书记，王效禹在土改时曾在康生手下工作过，得到康生的赏识。1959年，王效禹在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任上被打成“右派”，受到了处分。在瓦罐窑工作组，这位“王禹同志”名气很大。1965年1月，王效禹获平反后，工作组成立了临时党支部，王效禹担任了支部书记，算是正式加入了工作组领导班子（此前似乎也是，但没有正式名分）。6月5日在食堂吃早饭时，有消息灵通者传出了“可靠消息”：王效禹昨天已经到青岛当副市长去了。在一年后开展的“文化大革命”中，王效禹伙同康生的儿子张子石在青岛“造反”，和青岛的“造反派”一起夺了青岛市委的权。随后王效禹秉承康生旨意，又到济南支持“造反派”夺了山东省委的权。1967年5月，“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王效禹被任命为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济南军区第一政委、山东省军区第一政委、省革委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等等，当时有“四个第一”之说（还有的说是“六个第一”，不知是哪个）。1969年“九大”时，王效禹还当上了中央委员。王效禹的发迹，显然是从其后台康生那里得到了支持，据说毛泽东还多次接见过王效禹，称他是武昌首义时的黎元洪（估计这不会是谣传）。王效禹主政山东时，在“四人帮”指使下做了许多坏事，1971年被撤销了一切职务。文革结束后王效禹受到清查，被开除党籍，据说在某农场劳动多年，1995年死于原籍益都（今青州）。

　　工作组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叫王崇训，是省委机关刊物《支部生活》编辑部来的（具体职务不明），他是工作组的笔杆子，工作组的重要简报以及最后的总结都出自他手。因为瓦罐窑工作组是省委领导的“蹲点”单位，需要“出经验”以指导全县“社教”工作，所以编写《工作简报》的工作十分重要。王崇训在文革期间也是山东省的“风云人物”，他紧跟王效禹，成了以王效禹为首的省革委的“首席笔杆子”。粉碎“四人帮”后听说也受到了审查，最后结果不知如何。

　　海阳县是那一年山东省3个“社教试点县”之一，其他两个分别是济宁地区的曲阜县、德州地区的齐河县。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蹲点”曲阜，省长白如冰“蹲点”齐河，书记处书记刘秉琳“蹲点”海阳。在海阳“蹲点”的还有几个高级干部，如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在小纪公社）、共青团中央副书记胡克实（在大辛公社）等。海阳工作团的团长，是山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王历波，他也在瓦罐窑短期住过。“文化大革命”期间王效禹夺权后，山东省革委“结合”的老干部只有王路宾、王历波二人，而他们都是一年多前与王效禹一起在海阳搞过“社教”的。不过政客王效禹很快就把王路宾、王历波整下去了，一个时期济南满街都是“打倒王王庄”的大标语，所谓“二王一庄”的“二王”，就是王路宾和王历波，“一庄”是庄中一，山东省军区副参谋长，是省革委“结合”的军队干部。

　　三

　　瓦罐窑村之所以叫这么一个名字，是因为该村烧制的瓦罐、瓦盆、水缸等陶器远近闻名，村边有许多烧瓦罐的小窑。

　　瓦罐窑大队的34个生产队分为6个“片”，我所在的是第六片，包括31、32、33、34这4个生产队。瓦罐窑工作组成员多达七八十个人，而一个片却只有六七个人，6个片加起来不到全队的二分之一，另外一半多的人都干什么呢？都集中在“队机关”了，因为瓦罐窑是省委领导的“点”，所以要有一个庞大的“工作班子”，比如写材料的、管收发的、管保卫的、管医疗的、管对外联络的、管接待的等等。反正省直机关来的26个人中，真正下到“片”上的，只有五六个人。上面留的人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要集中力量对付村里的大队干部。

　　按照上级要求，工作队员要与贫下中农“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我最初几天住的一家很穷，炕上的苇席都是残片，房主是一个十分憨厚朴实的小伙子。我住在他家东偏房，因为有厢房挡着，整天不见阳光，屋子很潮，散发着一股霉味。几天后长清的杨玉庆同志来到，叫我搬到他那家跟他一起住。那家也是贫农，是一对年轻夫妇，生活条件好一些。老杨同志大概是因为房主人是少妇，怕不方便才让我去陪他的。我们住的是堂屋东间，他们小两口住西间。

　　老杨同志是一位很有基层工作经验的农村干部，作为一位县委常委，他一点架子都没有，就像是一个普通农民。老杨工作十分扎实，与社员群众很快就混得很熟，说话也很有风趣，他讲过的一些泰安民间俗谚我至今还记得，比如“庄稼人有三宝：丑妻、近地、破棉袄”，“泰安有三美：白菜、豆腐、水”，“庄户人有三宝：鸡飞、狗叫、孩子吵”等等。工作组开会时他讲话也有特点，每次开口总是“我谈三点意见”。我真佩服他的归纳能力，不管多么小的事，他都能分成“三点”来说；不管多么大的事，他也都能在“三点”中包纳（“三点”实在装不下时，会加一句“我再补充一点”）。在田间劳动休息时，他跟社员有说有笑的，有时还会变几个小魔术，逗大家乐。春节放假前，他告诉我，他和同在瓦罐窑工作组的长清县委书记张瑞周都是带着手枪来的，而且他的手枪就放在枕头底下。我是第一次见识“真家伙”，不过枪一直在他手里他拿着，我连摸一下都不行。春节放假10天回来后，老杨没有把手枪带回来，童辛、王成他们腰上也不见手枪了，大概是“阶级斗争”已比较缓和了的缘故。

　　工作组队员吃饭起初是吃“派饭”。所谓“派饭”，就是轮流到社员家里去吃，一家管一天。派饭是由队干部安排的，因为工作组要到贫下中农中间“扎根串联”，所以我们要求只到贫下中农家里吃饭，不能安排中农以上人家。当然，轮到谁家，谁家都会做最好的饭给“工作组”吃。那时，海阳农民吃的最好的饭就是玉米面饼子了，多半是吃地瓜、地瓜干。至于菜，好的熬点白菜、南瓜什么的，一般就是一碗蒸虾酱。派到谁家，谁家都会先打听打听前面那家给“工作组”吃的什么，以便自家的标准不低于人家，这一是怕丢面子，二也是怕得罪了“工作组”。记得那一段时间几乎天天中午是大饼子或玉米面发糕，晚上是面条或地瓜面饸饹。用地瓜面压饸饹，是胶东人粗粮细吃的做法，比简单地把地瓜面蒸成窝窝头好吃得多。我们的早饭是和社员一起在地头吃，生产队的男女“劳力”天一亮就集合上山干活，妇女在家做好早饭后，挑着送到山上。这样，“劳力”就可以节省一次往返时间，直到中午再回村吃饭。送饭的都是用一根小扁担一头挑一个篮子，一头挑一个瓦罐，篮子里盛干粮和咸菜，瓦罐盛饭汤或热水。工作组队员在哪家吃完饭后，要交给那家主人1斤粮票、2角5分钱。主人会推让一番，但我们都会按规定交付的。别小看那2角5分钱，对那些生活十分困难的贫下中农来说，就可以解决灯油钱、针线钱了。

　　这“派饭”好像吃了也就是一个月左右，后来工作组设立了食堂，我们就集体就餐了。这样虽然有悖于“三同”原则，但也是不得不为之，因为工作组要在村里“长期作战”，天天派饭太麻烦群众了。另外，也可能一些从省城大机关来的干部长期吃“派饭”实在熬不住了。吃食堂最大的好处是我们能敞开肚子吃饱了，在社员家吃饭时，有时明明不十分饱但实在不好意思多吃。食堂的主食多半是馒头，这也是在社员家难得一见的。办起食堂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全工作组的队员很快互相熟悉了，原先大家只是熟悉本片的几个队员，一个大锅吃饭后，七八十个人中就是没有多少交往的，至少都脸熟了。工作组食堂的饭菜标准起初控制得还比较严格，一周只一次“改善生活”（吃肉菜或大包子），后来标准逐渐提高，“改善生活”就是隔三差五的事了。

　　四

　　按照两个《十条》的要求，“四清”首先是“清经济”，即整干部多吃多占、贪污腐化的问题。工作组的工作方法是，先在贫下中农中扎根串联，发动群众揭发问题；然后与“四不清干部”正面接触，责令他们交代问题、发动群众公开揭发批判；最后是“四不清干部”经济退赔、接受组织处理。

　　工作组进村时是10月末，秋收还没有结束。瓦罐窑大队种的2100亩地瓜，才收了不到600亩。为了保证在上冻前把地瓜全部收回来，工作组进村后首先抓秋收工作，工作队员全天参加生产队劳动，带领社员抢收地瓜。

　　白天干活，晚上我们还要到贫下中农家去“串联”。一般都是从拉家常开始，然后转向了解干部的情况、地富反坏的情况。我们晚上的串门，显然是受到了队干部的注意的（甚至可以说监视）。记得我第一天到贫农丁国信大爷家时，刚交谈不久，就来了一个人。他上炕后就跟丁国信大谈自己1942年入党，是二等残废军人，1958年如何带领群众修水库等等。我知道，这些他都是说给我听的，但他不是本小队的人，我不认识。等他走了，丁国信大爷告诉我说，他是大队的支部委员兼一队的队长。此人刚走，34队队长的母亲又来了，她拿了一把擦瓜干的刀子让丁国信帮她磨刀。丁国信告诉她磨刀石在外屋让她自己去磨（也是提醒她家里有客人，自己不便分身）。她就是不走，在里屋有一搭没一搭地闲扯，言谈中明显有为她当队长的儿子摆好的意思。第二天与其他同志碰头时，王清溪同志说昨晚他在某户串联时那位一队队长也去了，论时间好像是从我那里离开后又去了那一家的。可见村里许多干部也是在摸工作组的底的。有的生产队有干部威胁贫下中农、不让贫下中农向工作组讲真实情况的，不过我们片4个小队还没有发现类似情况（不一定没有，只是没反映到我们这里）。（未完待续）

荣斌，《文史精华》200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