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清华党委副书记惠宪钧谈给毛泽东写信经过（3）
唐少杰采访、整理
受访者：惠宪钧，男，1932年生，原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副书记、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总务长。已退休。
采访者：唐少杰，男，1959年生，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采访时间：2005年10月19日上午8点57分至11点6分。
采访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王庄赤诚旅馆103室
唐：在我看到的有关材料中说，1975年11月3日下午，吴德来清华口头传达毛主席让清华就你们的两封信进行辩论的指示精神，当时你们没有想到吧？
惠：没有想到。
唐：当时还设了个圈套。在这次会上，先让大家辩论，先让你们表态，迟群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这次会议故意没有公布毛主席对你们的信的具体批评。
惠：第一次辩论会，传达了主席指示精神。参加会议的总共那么有三、四十人（实为53人，——唐少杰注）。他们挑好了地点，事先做好准备。我们一看这个事就知道了。我们认为，这既是好消息，又是坏消息。好消息是指主席看到我们的信以后，有说法了；坏消息呢，那我们可能要倒霉了。我们当时就感觉到，一看吴德来了，他们兴高采烈地通知我们，下午开会。吴德他倒没有讲什么，他传达完了以后，说主席让大家辩论，宣布这次会议由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主持。辩论开始后，我们发言。我们首先就说，迟群、谢静宜，我们说的这些事，实事求是地讲，是不是真事儿？我们发言时，一帮人在那儿有组织地起哄，喊“撒谎”，但是你们说撒谎，你们知道谁撒谎？再一个，对吴德，我们也跟他说，吴德同志，你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写信有什么不对？我们写信，我们作为清华大学的领导班子成员之一，我们有权向北京市委、向主席写信，这封信也给你这位市委书记了。我们写信同时两份一起送的，我们就问，吴德同志，这封信我们也给你送去了，你知道不知道？他一声不出。我们说，我们要是不对，你为什么不说？在这次会议上，有人看那个劲头，又哭又闹，好家伙，说你们四人反对毛主席，我们看错人了。原来一些人还是对迟、谢有看法的，但是一经鼓动，什么上当了啦，走资派啦，投降派啦，全来了。他们说，刘冰是走资派，你们三个是投降派。清华政治部一位姓吴的还写出了大字报“走资派还在走，投降派仍然有”。
唐：还有就是公布并指责你们写信一事，从那时起一直到毛泽东去世之际，斗你们啊，批你们啊，这个人际关系啊，清华文革方方面面的问题啊，你当时都有什么看法？
惠：挨斗，我是最多的，因为拿我做典型，我没有什么思想负担。为什么呢，我当时考虑，第一个你现在撤我的职，撤我的职没关系啊，这对我是无所谓的事儿。
唐：军籍还有吗？
惠：有。你要是开除我军籍，你得报中央军委，我不怕。你撤我职，我无所谓；你开除我，就开除我。我当时死都不怕，还怕什么，不就是一个死嘛，有什么。我是思想有准备的，就是这样。批我反对毛主席，我就没有什么可顾及的了。我没有什么可以愧对毛主席的。你们说我反对毛主席，那是你们的事，对我后人自有评论。所以，那时候斗我们，我的态度最强硬。他们把我弄到清华农场斗我，我在那儿站着。他们说，你给我坐下，我就不坐下，把我摁下。一会，他们又说你给我站起来，几个人抬我，我也不起来，就不站。我说为什么斗我，他们说你说瞎话啊什么的，我说你们胡说八道。没关系，反正我不服，这有什么呢，我们给毛主席写信有什么，我们犯什么错误了？我不服，在清华农场斗我，那几个人按着我们，折腾到最后，坚决不行，拉回去斗，又弄到清华后勤系统来斗。他们让我背诵毛主席语录，我说背诵毛主席语录我不反对，但大家要一起背，你指着我背，我也有权利指着你背，你们背，我也背。闹到最后，他们弄我站到桌子上挨斗。
唐：当时，你挨打了吗？
惠：没有。那时候他们不敢打我。还有，那时在胡健（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唐少杰注）主持的一次会议上，他问我，斗你，你有什么收获？我说，我收获大了。什么收获呢？我说，你斗我一次一小时，你得准备一个星期，而我就听一个小时，我占便宜，我说这就是收获啊。他们说，不行，决定连夜斗我。我说，你们连夜斗我，你们还得准备夜餐。我是不怕死的，我根本就不怕死，看你能把我怎么着。你们说我是反对毛主席的，哪一次斗都是这样。我反对毛主席吗？不反对。我反对迟群吗？反对。难道反对迟群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谢静宜就是反对毛主席，或者说，反对毛主席就是反对迟群，反对毛主席就是反对谢静宜？我说，这些都是你们说的。每次我都这样，挺有意思的。所以，他们就一直抓着我，搞不倒我，没办法。别的呢，我也不怕，因为我在部队的时候是在毛主席的思想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我没有“前科”，我到清华这儿也没有犯错误。至于我给主席写信，那是党员的正当权利。
唐：1975年11月18日，在清华、北大万人参加的有关大会上，才正式公布了毛泽东对你们写信所作的批评。你听到毛泽东的这段批评以后，你当时有什么想法？
惠：当时，我不相信。很长时间，我一直不相信。我因为对主席一直怀着感恩之情，即使主席感觉到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你比如说“大跃进”的时候有人批评他，我都是从客观上积极地评价主席。我想，即使一时出现主席的误判，主席也是可以改正错误的。所以，我认为我们是对的。我还认为那不是毛主席批的，有可能是“四人帮”捏造的。
唐：很有可能，这个批评是由毛主席口述的，毛远新或别的什么人记录下来的。毛主席对你们的信有一句批评在当时是很厉害的，即你们写信告迟群，“矛头是对着我的”，你怎么看？
惠：有可能，我们写的这两封信还没个结局，总得有个结局呀。主席考虑来，考虑去，“四人帮”这些人吹吹风，主席可能说几句，他们就记下来。但是，我完全可以说，我从不反对毛主席。是主席把我们从战争年代带到建设时期，我们对主席的感情有什么可怀疑的？
唐：你现在对毛主席的感情也是依然如初吗？
惠：是的。但是，我现在看文革那时候的事，是主席一个非常大的错误。文革是主席晚年的错误（所在）。你再肯定主席，文革这个事儿都在。不管怎样把主席一生功过各分为“七开”和“三开”，那“三开”都是存在的。我现在都认为，文革是把国家搞乱了。
唐：对评价历史上杰出人物而言，功和过是不能相抵的。
惠：对，不能相抵。不能说，我有功我就可以杀人。文革这个事儿，你对主席再崇敬，他也是有错误的。你看看，跟着你出生入死、共同战斗的一些老帅，你都把他们打倒了，你不知道吗？把这个国家搞到这个地步，头脑还清醒吗？我还参加过毛主席1966年八次检阅红卫兵的警卫任务，那时候主席头脑还是清醒的。整个这八次检阅，我都参加了有关指挥部的工作。
另外，我还参加过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警卫工作。我在那次会议的工作证都保留至今。那时，我是内部警卫，武装警卫在外围，由我们师的参谋长负责。便衣警卫在内围，由我带着，还有北京市公安局的，负责招待的，等等。那个时候多富有朝气，开大会多么朴实。一些国家的共产党领袖来参加我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苏联是米高扬，日本共产党是德田球一，波兰是哥穆尔卡，胡志明来了，金日成来了，等等，我都见过。毛主席来的时候，我还在会议室负责警卫。主席、小平那时身体都很好，跟我们接触了以后，要接见我们，说你们都是年轻人，感谢你们，你们辛苦了等等，那么亲切。所以，在我一生当中，我是跟着他们的。唉！现在开个大会，你看看闹的，过去开会怎么感觉真的没有那么张扬。“八大”是在政协礼堂开的，这个政协礼堂当时是新建的。我见到了许多国际上著名的共产党领袖。那时，胡志明好开玩笑，什么都说。
唐：“四人帮”倒了以后，给你们平反等了一年多的时间，那时候把你们怎么处理的？把你们放在哪儿了？
惠：那就让回家休息了。
唐：不上班了？
惠：对。但很快又让我第二次回清华农场劳动。这时，因为“四人帮”倒台，迟群、谢静宜被逮捕，我再次回农场，很有意思，你到哪个班，哪个班都不要。原来的时候，你在我们班，人们说这个说那个，现在人家说什么呢，“四人帮”倒台了，你又什么了；我说我也不是什么，害你们干什么，你们不要怕我说你们什么。我到农场劳动，就是来老老实实劳动的，什么活都干。最后让我看护水渠，我整天都在堤上。
唐：当时你们看到了希望吗？平反大约是什么时间？是在邓小平复出后吧？
惠：反正我们知道“四人帮”倒台了，迟、谢倒台了，平反不平反，我们心里踏实。你就是再说我们反对毛主席，我们没有反对啊。那时候迟、谢刚倒台，清华还有人来到我们面前，他不敢斗我们了，说你们等着吧。我们与他大吵，就指着他，我们的案子你能说了算吗？谁让你说了算的？吓得他赶紧跑了。
唐：当时扣发你们的工资了吗？
惠：没有。我的工资都在部队领。
唐：当时你所在的部队给你们写信提供过帮助，部队的那些人是不是也受到打击了？
惠：受到打击了。因为，我们的第二封信是在我所在的部队里写的，我们的师长、参谋长都是我的老乡。我们把情况跟他们说清楚了，他们给我们提供方便，把我们安排在招待所，派人招待我们。
唐：就在你们给主席写信的前夕，在社会上流传着对“四人帮”言行的不满，什么毛主席点名批评了江青啊，什么毛主席指责了“四人帮”啊，当时你们能知道这方面的消息吗？因为当时有些材料说，你们听到了关于所谓中央首长的“谣言”，就说你们也参与了所谓攻击中央首长的坏话，你们当时知道毛主席对于“四人帮”的不满吗？而且这些和邓小平1975年的整顿正好是非常吻合的。
惠：当时我们知道的并不多。你说知道太多深层次的东西，我们从未有过。我们只能从现象上看。迟群、谢静宜经常不断地在清华一些会上议论中央上层的事情，不仅议论“四人帮”的一些事情，就连毛主席的以及教育部的等等事情，都大加议论。再加上江青还不断给他们来电话，内讧的东西，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似乎都见怪不怪了。他们议论这些事儿，有时回来还有些动作，我们都感到没什么好事儿。所以，我们对此一个是敬而远之，一个是一言不发，你说什么算什么。那个时候，因为咱们也不知道结局大概会是什么，所以我们基本上只能如此。（未完待续）
网刊《记忆》总第60期，2010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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