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4日 星期五

为什么第一封信只告迟群,第二封信加上謝靜宜?

原清华党委副书记惠宪钧谈给毛泽东写信经过(2)


唐少杰采访、整理

受访者:惠宪钧,男,1932年生,原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副书记、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总务长。已退休。
采访者:唐少杰,男,1959年生,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采访时间:2005年10月19日上午8点57分至11点6分。
采访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王庄赤诚旅馆103室
  

还有对待柳一安同志的问题。那个时候,柳一安带着一个组进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柳一安回来后,迟群不给安排工作。你知道这事吗?

唐:刘冰的《风雨岁月》一书写到了这事。
惠:写了,就大概那么着了。正好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商量说迟群现在这种状况怎么办,那时候吕方正在,刘冰在,我也在,怎么办?我们决定,把柳一安叫回来。回来以后,吕方正、柳一安和我,三人商讨,没有让刘冰参加。我们说,迟群现在大吵大闹,对工作不管不问,另外他这么闹下去,我们怎么工作?对学校的影响怎么挽回,这样下去是个什么结局。听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后,柳一安说,我们要想办法了。这事得解决,我们对解决的办法作了考虑。一个办法是让迟群离开清华这个地方。我们这个笨办法是想让迟群调离开。怎么调呢,当时说调回8341。于是我们给8341领导杨德中写信,我们跟他熟悉。迟群连杨德中也瞧不起。我们给杨德中写信,他也不能把迟群调回去,迟群连杨德中也骂。这怎么办呢?我们决定,干脆给毛主席写信,我们通过党组织来反映。后来,我俩跟吕方正说,不行,咱们先跟迟群谈一次话。所以,有一次,吕方正、柳一安和我就到国务院科教组迟群住的地方,跟他正式谈了一次。我们说,你跟谢静宜这么闹,而且酗酒、吃安眠药这么折腾,对学校影响很大,这样就造成我们在工作上非常被动,这样下去是绝对不行的,所以你必须注意这事。当时跟他谈,他还听得进去,他也说,我就出不了这口气,我为什么当不了中央委员?最后,迟群还在他那儿请我们吃了顿饭。我们说,你不能再闹下去了。其实,他以后还照样,他心里对我们已经有看法了。有一次,我们决定干脆找刘冰,我们四个人干脆把迟群和谢静宜召在一起,咱们正式谈一谈,谈谈心。我们还真去了,因为到一定时候有碰头会呀,去了以后,迟群他也闹得出来,我们跟他说,咱们的碰头会,要注意些什么东西,教职工对我们有反映,就是说你们两个关系不好,这对全校可是全局问题;再一个,我们这些人在行动上若是不注意,一个是我们讲错话,一个是我们做错事,教职工就会有反映;另外就是说,你迟群对谢静宜有意见,你们可以交换意见嘛。谢静宜当时说,我做得不对,但是我不是要干预你当什么人,这不是我的事,你这么闹,这不是我愿意的,也不是我告你的状,我们工作这么长时间,你还不知道。最后,他们两人又火了,当面又吵起来了,最后我们没办法,干脆,迟群好打扑克,我们就说算了、算了,勉强陪他打一次扑克,岔开了他们的争吵,我们让他自己注意。迟群没有悔改的表现,他也不想认识自己的错误,他不认为他这样做是错的。其实,这个事我们为什么考虑谢静宜,谢静宜本人应该对迟群的行为向主席或者是向杨德中反映,因为你们都是8341的,你可以反映,你却不反映,而且把这个矛盾都暴露在清华园,暴露在教职工面前,让我们领导班子跟着倒霉。所以,这个正式集体谈话也没有奏效。没有奏效怎么办呢?最后,干脆吧,咱们向毛主席反映吧。这在当时是柳一安建议向毛主席反映的,他说咱们直接向主席反映,我们讨论后认为可以,作为一个党员向党的主席反映情况是正常现象,我当时也同意了。你不反映,首先是迟群与江青、姚文元这些人联系密切,而且一天到晚乱七八糟地在清华这么折腾,我们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我们毕竟还是共产党员嘛,我说我同意,吕方正也同意。但是,我个人认为,向主席反映,咱们三个人可能在威力、影响面上还差点,因为我们不知名啊,我们想来想去,还是找刘冰同志吧。刘冰同志在对迟、谢的看法上跟我们是相通的。另外,就是刘冰同志这个人呢,他整个的聪明才智呀,老实呀,心胸呀,道德呀都比较好,而且他当时对“四人帮”、对迟、谢是敢怒不敢言。对我们来说,从我们对迟、谢的看法,应当是让刘冰同志参加的。再就是说,为什么写信一事不是刘冰同志提出来的,而是我们提出来的呢?因为刘冰他本身被打成过走资派了,他是有“前科”的,“带罪之身”的,他怎么能提出来呢?就是他本人有这个想法,也没这个胆量提出来。我们提出来,我们没有“前科”,起码不是走资派,我们该怎么提就怎么提,我们没有这个压力。

唐:但是你们一提出来,想没想到,刘冰会不会拒绝呢?
惠:我们有把握。他会同意的。但是,我们得先征求他的意见。有一次,我们去政协礼堂开会,休息的时候,我们就把他拉到一边长谈。我们把迟、谢的那些行为,以及当前清华教职工的一些反映,作了概括。我们认为,这些问题任其这么发展下去,对学校、对教职工,还有对上、对外、对我们自己,都不利。作为共产党员,所以我们想把这些事向主席反映,请你刘冰同志参加,他欣然说“我同意”。

唐:我在一个材料上看到,迟群说,1973年,周恩来总理要调他到国防科委去当副主任,他不去。有过这事吗?迟群说,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清华待着。迟群还说,能当省长、部长的人不一定能当了清华校长。
惠:他说过这话一点也不假。他说副总理有什么了不起的,连走资派都能当,我为什么不能当?这些话,他在我们跟前经常说起。他说的话,那简直是毫不隐瞒。当时的情况,还有在教育战线上的一个张铁生,张铁生到清华做报告,又到农场去参观,也去做报告,那时哪有什么大学啊。你看那时的架势,一个迟群,还有一个黄帅,还有一个清华自动化系的教师,还有一个工农兵学员嘛,那个学员倒是不错,但是他实在是文化程度太低。初小文化也上大学,可能吗?根本不行,也要斗人家老师,这教育战线行吗?我们当时就考虑,根本不行。所以刘冰同志也有这个想法,他天天都在目睹这些,客观的情况使他不敢提出来写信,也不现实,我们提出来,他自然参加,这是顺理成章的。如果他提出来写信得考虑我们同意不同意,我们要不同意那就麻烦了。我们当时考虑提出来写信,如果他不同意,那无所谓的,他不同意就不同意,我们照样还是反映。

唐:现在有一个问题,当时你们写给毛主席的第一封信,为什么只提到迟群而没有涉及到谢静宜呢?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这是好多人的看法;为什么在第二封信上,你们把迟、谢连在一起呢?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毛主席对迟群可能还不像对谢静宜那么熟悉,说毛主席收到你们的第二封信,一看到提及了谢静宜,因为毛主席比较了解谢静宜,所以他对你们的这封信大为不满。你觉得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惠:为什么我们第一封信要告迟群,因为闹的是迟群,但是他有好多对学校的做法以及在政治和经历上,跟谢静宜都有关系,不过那时候闹的比较突出、比较典型的是迟群。我们那时候,在没有写第一封信之前,我们还想,我们写这封信能不能征求一下谢静宜的意见,让她和我们一起向杨德中反映情况。我们当时还有这种想法,怎么会在第一封信里涉及谢静宜呢?还有一个想法。我们把迟群搞掉,谢静宜也就无关大局了,因为她不是政治决策者,而是顺从者,就是迟群说什么,她就同意什么,她就是这么一个人。

唐:谢静宜是不是能力比较差?
惠:能力比较差,她是个机要员,没有什么。凡是出头露面的,政策决策的,出点子搞坏事,都是迟群提出来的,谢静宜她是举手者。所以,在第一封信中,我们主要是反映迟群问题。另外,我们考虑现在也不能把两个人都弄上,谢静宜毕竟是主席的联络员。
我们写那封信,我们是从一般的意见谈起,好让主席派人来清华调查,我们再谈深层次的。我们准备由浅入深,深层次的问题,我们等着派人来找我们面对面地谈,因为我们要是把信写到深层次、写得广了以后,这个东西可能就说不清楚了,主席就可能产生很大的误解,所以我们在第一封信没有涉及谢静宜,主要是反映迟群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在第二封信又写了谢静宜问题呢?就是我们的第一封信上去以后一个月,没有回音。一个多月以后,在北京,有些人告诉我们说主席收到信了,还没有表态。这第一封信还引起了李先念、纪登奎等副总理以及吴德等在有关会议上的议论,说清华有几个副书记写信告迟群。我们还感到,这些人挺支持我们的。但是,可能这封信到了主席那里以后,谢静宜知道了,知道以后,她就对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就派人监视我们,在领导班子有关会议上指使人反对我们,派人跟踪我们。我们到哪儿都有人跟着,派了8341的一些人,都是谢静宜搞的。我们就不能工作了。那时候谢静宜出面要为迟群“打抱不平”了,包括化学系的人等,现在不能说他名字了,还好几个人,谢静宜把他们组织起来,对付我们,因为她知道我们写信了,就把我们基本上控制起来了。我们上哪儿办事去,天天都得跟她汇报,我们在哪儿要开会,她都派人,到处她都安插了好多人,最后我们实在是没法工作了,因为在会议上,她还骂我们。这事儿,我们本来是在这第一封信给她留着面子呢,其实很多决策是你和迟群两个决策的,好多做法你们是同心同德的,我们没有告你,就是我们还有一个主次问题,所以这次我们写第二封信就考虑,不把这两个人连在一起不行,要反映就同时向主席反映。不反映谢静宜的问题,我估计主席是不可能派人来的。所以,我们基于这个原因,才反映谢静宜的问题。也就是说,她对我们采取措施了。实际上,这些都是迟群暗中布置的。

唐:那时,迟群也知道了?
惠:迟群也知道了,他们都知道了,所以就采取了措施。很显然,我们就没有多大自由了,在哪儿有点什么活动,就马上追问,你们干什么去了?这让我们怎么工作?所以,我们写了第二封信。第二封信我们就把谢静宜她的一些事都写上去了,具体的都在信中。写那信,我们也没有敢写深了,我们也是大致都从思想作风、工作作风谈起,每一句话都不要写得太重。我们反正想了,如果主席知道了,要是能客观一点儿,能派人过来了解,我们会把详细情况,向主席全面地、实事求是地做个汇报。至于主席怎么断,我们都心服口服了。与第二封信不同,不是说第一封信不想反映谢静宜的问题,而是说我们先把一个主要矛盾反映出来,也跟谢静宜有关系,所以不提她,但第二次写她,主要是因为她对我们采取了措施,就说明她跟迟群是一样的,而且我们感觉到“四人帮”也在这个事情上插手了。
我们告迟群的信,摆在主席的床头上很长时间,主席看了一次又一次。这个信,现在事后看来,主席把它与邓小平同志搞的整顿联系起来了。联系起来后,主席心想,你们告迟群是个人问题,到最后成了要翻文革的案的问题,又是搞资本主义道路啊。第二封信上去后,主席看了就重视了。但是毛远新等一些人经常同迟群、谢静宜联系,几乎是天天电话联系。毛远新的干预作用很大。(未完待续)

网刊《记忆》总第60期,2010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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