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清华党委副书记惠宪钧谈给毛泽东写信经过（2）
唐少杰采访、整理
受访者：惠宪钧，男，1932年生，原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副书记、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总务长。已退休。
采访者：唐少杰，男，1959年生，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采访时间：2005年10月19日上午8点57分至11点6分。
采访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王庄赤诚旅馆103室
还有对待柳一安同志的问题。那个时候，柳一安带着一个组进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柳一安回来后，迟群不给安排工作。你知道这事吗？
唐：刘冰的《风雨岁月》一书写到了这事。
惠：写了，就大概那么着了。正好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商量说迟群现在这种状况怎么办，那时候吕方正在，刘冰在，我也在，怎么办？我们决定，把柳一安叫回来。回来以后，吕方正、柳一安和我，三人商讨，没有让刘冰参加。我们说，迟群现在大吵大闹，对工作不管不问，另外他这么闹下去，我们怎么工作？对学校的影响怎么挽回，这样下去是个什么结局。听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后，柳一安说，我们要想办法了。这事得解决，我们对解决的办法作了考虑。一个办法是让迟群离开清华这个地方。我们这个笨办法是想让迟群调离开。怎么调呢，当时说调回8341。于是我们给8341领导杨德中写信，我们跟他熟悉。迟群连杨德中也瞧不起。我们给杨德中写信，他也不能把迟群调回去，迟群连杨德中也骂。这怎么办呢？我们决定，干脆给毛主席写信，我们通过党组织来反映。后来，我俩跟吕方正说，不行，咱们先跟迟群谈一次话。所以，有一次，吕方正、柳一安和我就到国务院科教组迟群住的地方，跟他正式谈了一次。我们说，你跟谢静宜这么闹，而且酗酒、吃安眠药这么折腾，对学校影响很大，这样就造成我们在工作上非常被动，这样下去是绝对不行的，所以你必须注意这事。当时跟他谈，他还听得进去，他也说，我就出不了这口气，我为什么当不了中央委员？最后，迟群还在他那儿请我们吃了顿饭。我们说，你不能再闹下去了。其实，他以后还照样，他心里对我们已经有看法了。有一次，我们决定干脆找刘冰，我们四个人干脆把迟群和谢静宜召在一起，咱们正式谈一谈，谈谈心。我们还真去了，因为到一定时候有碰头会呀，去了以后，迟群他也闹得出来，我们跟他说，咱们的碰头会，要注意些什么东西，教职工对我们有反映，就是说你们两个关系不好，这对全校可是全局问题；再一个，我们这些人在行动上若是不注意，一个是我们讲错话，一个是我们做错事，教职工就会有反映；另外就是说，你迟群对谢静宜有意见，你们可以交换意见嘛。谢静宜当时说，我做得不对，但是我不是要干预你当什么人，这不是我的事，你这么闹，这不是我愿意的，也不是我告你的状，我们工作这么长时间，你还不知道。最后，他们两人又火了，当面又吵起来了，最后我们没办法，干脆，迟群好打扑克，我们就说算了、算了，勉强陪他打一次扑克，岔开了他们的争吵，我们让他自己注意。迟群没有悔改的表现，他也不想认识自己的错误，他不认为他这样做是错的。其实，这个事我们为什么考虑谢静宜，谢静宜本人应该对迟群的行为向主席或者是向杨德中反映，因为你们都是8341的，你可以反映，你却不反映，而且把这个矛盾都暴露在清华园，暴露在教职工面前，让我们领导班子跟着倒霉。所以，这个正式集体谈话也没有奏效。没有奏效怎么办呢？最后，干脆吧，咱们向毛主席反映吧。这在当时是柳一安建议向毛主席反映的，他说咱们直接向主席反映，我们讨论后认为可以，作为一个党员向党的主席反映情况是正常现象，我当时也同意了。你不反映，首先是迟群与江青、姚文元这些人联系密切，而且一天到晚乱七八糟地在清华这么折腾，我们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我们毕竟还是共产党员嘛，我说我同意，吕方正也同意。但是，我个人认为，向主席反映，咱们三个人可能在威力、影响面上还差点，因为我们不知名啊，我们想来想去，还是找刘冰同志吧。刘冰同志在对迟、谢的看法上跟我们是相通的。另外，就是刘冰同志这个人呢，他整个的聪明才智呀，老实呀，心胸呀，道德呀都比较好，而且他当时对“四人帮”、对迟、谢是敢怒不敢言。对我们来说，从我们对迟、谢的看法，应当是让刘冰同志参加的。再就是说，为什么写信一事不是刘冰同志提出来的，而是我们提出来的呢？因为刘冰他本身被打成过走资派了，他是有“前科”的，“带罪之身”的，他怎么能提出来呢？就是他本人有这个想法，也没这个胆量提出来。我们提出来，我们没有“前科”，起码不是走资派，我们该怎么提就怎么提，我们没有这个压力。
唐：但是你们一提出来，想没想到，刘冰会不会拒绝呢？
惠：我们有把握。他会同意的。但是，我们得先征求他的意见。有一次，我们去政协礼堂开会，休息的时候，我们就把他拉到一边长谈。我们把迟、谢的那些行为，以及当前清华教职工的一些反映，作了概括。我们认为，这些问题任其这么发展下去，对学校、对教职工，还有对上、对外、对我们自己，都不利。作为共产党员，所以我们想把这些事向主席反映，请你刘冰同志参加，他欣然说“我同意”。
唐：我在一个材料上看到，迟群说，1973年，周恩来总理要调他到国防科委去当副主任，他不去。有过这事吗？迟群说，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清华待着。迟群还说，能当省长、部长的人不一定能当了清华校长。
惠：他说过这话一点也不假。他说副总理有什么了不起的，连走资派都能当，我为什么不能当？这些话，他在我们跟前经常说起。他说的话，那简直是毫不隐瞒。当时的情况，还有在教育战线上的一个张铁生，张铁生到清华做报告，又到农场去参观，也去做报告，那时哪有什么大学啊。你看那时的架势，一个迟群，还有一个黄帅，还有一个清华自动化系的教师，还有一个工农兵学员嘛，那个学员倒是不错，但是他实在是文化程度太低。初小文化也上大学，可能吗？根本不行，也要斗人家老师，这教育战线行吗？我们当时就考虑，根本不行。所以刘冰同志也有这个想法，他天天都在目睹这些，客观的情况使他不敢提出来写信，也不现实，我们提出来，他自然参加，这是顺理成章的。如果他提出来写信得考虑我们同意不同意，我们要不同意那就麻烦了。我们当时考虑提出来写信，如果他不同意，那无所谓的，他不同意就不同意，我们照样还是反映。
唐：现在有一个问题，当时你们写给毛主席的第一封信，为什么只提到迟群而没有涉及到谢静宜呢？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这是好多人的看法；为什么在第二封信上，你们把迟、谢连在一起呢？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毛主席对迟群可能还不像对谢静宜那么熟悉，说毛主席收到你们的第二封信，一看到提及了谢静宜，因为毛主席比较了解谢静宜，所以他对你们的这封信大为不满。你觉得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惠：为什么我们第一封信要告迟群，因为闹的是迟群，但是他有好多对学校的做法以及在政治和经历上，跟谢静宜都有关系，不过那时候闹的比较突出、比较典型的是迟群。我们那时候，在没有写第一封信之前，我们还想，我们写这封信能不能征求一下谢静宜的意见，让她和我们一起向杨德中反映情况。我们当时还有这种想法，怎么会在第一封信里涉及谢静宜呢？还有一个想法。我们把迟群搞掉，谢静宜也就无关大局了，因为她不是政治决策者，而是顺从者，就是迟群说什么，她就同意什么，她就是这么一个人。
唐：谢静宜是不是能力比较差？
惠：能力比较差，她是个机要员，没有什么。凡是出头露面的，政策决策的，出点子搞坏事，都是迟群提出来的，谢静宜她是举手者。所以，在第一封信中，我们主要是反映迟群问题。另外，我们考虑现在也不能把两个人都弄上，谢静宜毕竟是主席的联络员。
我们写那封信，我们是从一般的意见谈起，好让主席派人来清华调查，我们再谈深层次的。我们准备由浅入深，深层次的问题，我们等着派人来找我们面对面地谈，因为我们要是把信写到深层次、写得广了以后，这个东西可能就说不清楚了，主席就可能产生很大的误解，所以我们在第一封信没有涉及谢静宜，主要是反映迟群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在第二封信又写了谢静宜问题呢？就是我们的第一封信上去以后一个月，没有回音。一个多月以后，在北京，有些人告诉我们说主席收到信了，还没有表态。这第一封信还引起了李先念、纪登奎等副总理以及吴德等在有关会议上的议论，说清华有几个副书记写信告迟群。我们还感到，这些人挺支持我们的。但是，可能这封信到了主席那里以后，谢静宜知道了，知道以后，她就对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就派人监视我们，在领导班子有关会议上指使人反对我们，派人跟踪我们。我们到哪儿都有人跟着，派了8341的一些人，都是谢静宜搞的。我们就不能工作了。那时候谢静宜出面要为迟群“打抱不平”了，包括化学系的人等，现在不能说他名字了，还好几个人，谢静宜把他们组织起来，对付我们，因为她知道我们写信了，就把我们基本上控制起来了。我们上哪儿办事去，天天都得跟她汇报，我们在哪儿要开会，她都派人，到处她都安插了好多人，最后我们实在是没法工作了，因为在会议上，她还骂我们。这事儿，我们本来是在这第一封信给她留着面子呢，其实很多决策是你和迟群两个决策的，好多做法你们是同心同德的，我们没有告你，就是我们还有一个主次问题，所以这次我们写第二封信就考虑，不把这两个人连在一起不行，要反映就同时向主席反映。不反映谢静宜的问题，我估计主席是不可能派人来的。所以，我们基于这个原因，才反映谢静宜的问题。也就是说，她对我们采取措施了。实际上，这些都是迟群暗中布置的。
唐：那时，迟群也知道了？
惠：迟群也知道了，他们都知道了，所以就采取了措施。很显然，我们就没有多大自由了，在哪儿有点什么活动，就马上追问，你们干什么去了？这让我们怎么工作？所以，我们写了第二封信。第二封信我们就把谢静宜她的一些事都写上去了，具体的都在信中。写那信，我们也没有敢写深了，我们也是大致都从思想作风、工作作风谈起，每一句话都不要写得太重。我们反正想了，如果主席知道了，要是能客观一点儿，能派人过来了解，我们会把详细情况，向主席全面地、实事求是地做个汇报。至于主席怎么断，我们都心服口服了。与第二封信不同，不是说第一封信不想反映谢静宜的问题，而是说我们先把一个主要矛盾反映出来，也跟谢静宜有关系，所以不提她，但第二次写她，主要是因为她对我们采取了措施，就说明她跟迟群是一样的，而且我们感觉到“四人帮”也在这个事情上插手了。
我们告迟群的信，摆在主席的床头上很长时间，主席看了一次又一次。这个信，现在事后看来，主席把它与邓小平同志搞的整顿联系起来了。联系起来后，主席心想，你们告迟群是个人问题，到最后成了要翻文革的案的问题，又是搞资本主义道路啊。第二封信上去后，主席看了就重视了。但是毛远新等一些人经常同迟群、谢静宜联系，几乎是天天电话联系。毛远新的干预作用很大。（未完待续）
网刊《记忆》总第60期，2010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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