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虐待彭真、贺龙、罗瑞卿，我思想开始变化

原清华党委副书记惠宪钧谈给毛泽东写信经过（1）


唐少杰采访、整理

受访者：惠宪钧，男，1932年生，原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副书记、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总务长。已退休。
采访者：唐少杰，男，1959年生，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采访时间：2005年10月19日上午8点57分至11点6分。
采访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王庄赤诚旅馆103室
  
采访者按：2005年8-10月是原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政治部主任吕方正联名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清华问题30周年。我本想采访刘冰等四位当事人。不过，柳一安已经病逝。经清华校友总会的承宪康老师联系刘冰，因刘冰年迈体衰，婉辞了我的采访要求。吕方正也因体弱多病，在电话中辞掉了我的采访要求。只有惠宪钧答应了我的采访。无论是30年前，还是30年后，由于惠宪钧在担任清华不同的领导职务中平易近人，大家都称他“老惠”。因他曾是我刚进入清华工作时的校级领导干部，所以我称他“惠老师”。

2005年10月11日上午8点25分至48分，在北京市海淀区西王庄赤诚旅馆传达室，我与惠宪钧见面。简要地谈了我的采访目的后，我首先问起他们四人当年给毛泽东联名写信的具体分工，惠宪钧强调，他们先后两次联名写信都是以刘冰同志为主的。我又问起，是不是由于现如今众所周知的原因而不是刘冰个人的原因，在刘冰写的《风雨岁月——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忆实》一书中，对于他们写信的一些细节有所删节？惠宪钧作了肯定回答。我问起他们四人写信给毛泽东反映迟群问题的背景，惠宪钧回答说，1974年之后，迟群因为个人仕途受挫，开始不断折腾。由于清华的地位，我们为了避免不利的影响，也为了保护迟群，想让毛主席、党中央把迟群调离清华，或另作处理。否则，任迟群一意孤行地坏下去，对清华、对北京市委、对党中央和对毛主席都不好，因为迟群、谢静宜当时是毛主席的两个“兵”嘛，而北大、清华是“无产阶级司令部” 的“点”嘛。

短暂交谈后，我正式向惠宪钧约定了采访的具体时间。
采访完惠宪钧后，我写成了这个“访谈录”，并投送给《炎黄春秋》杂志。该杂志2008年第六期以“我们写信告迟群”为题，发表了被删节近万字的这个“谈话录”。这里刊出的是“访谈录”的全文。】


唐：惠老师，我有一个感觉，就是你们在1975年11月初至次年9月，这短短的十一个月所经历的变化，你是怎么过来的？你当时有没有失望过？
惠：其实，我们作为个人无所谓，我们的国家才是重要的。我先大致把自己的情况给你说一说，完了以后看你有什么提问的。
我是1947年参加人民解放军的，是四野八纵队独立团。参军以后，我参加了辽沈战役，参加了平津战役。因为我过去在家乡读过私塾，在私塾学过的东西我还是都背下来了，《三字经》啊，《百家姓》啊，《论语》、《大学》、《孟子》什么的，基本上都学了。我读私塾差不多从六岁开始，因为六岁我失去母亲，就住在学校，一直到十几岁，读书有五、六年或六、七年吧，所以在部队我算是有文化的。解放天津后，我们算留守了，就留在天津公安局了。1951年我调到了中央警卫师，为什么调到这儿来呢？一个是我1948年入党，另一个是我算有文化，做过警卫工作，我一直在四野八纵队独立团做警卫员工作，调到天津公安局，又从那儿调回部队，调到中央警卫师。一开始就是中央警卫师有一个团负责中南海，其余的团负责别的地方，其实8341是在文革前从中央警卫师分出来的。中央警卫师曾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警卫工作。文革之前，8341成立，就把中央警卫师编为北京卫戍区第一师，我曾在该师四团当过作战股股长。我们团负责从王府井到西城区的警卫工作。我在部队期间，表现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我过去在战争年代立过两次功，到清华之前做警卫工作也立过四次功，一共立过六次功。部队为了培养我，又送我去了步兵学校，所以我在部队，感觉总的还是比较顺的。我来清华工作时才36岁。那时我们师有三个重点培养对象，我就是其中的一个。那时候选择培养对象的条件为，一是参加过战斗，二是年轻进过军校的，三是有培养前途的，所以我到清华来本身就是锻炼。

来清华的时候，我们的师长、政治部主任和我都来了，我是作战科科长。来了以后，那天不是（1968年）“7·27”嘛，进入清华。那天来了以后，我还想要回部队。当天，我参加了组织指挥呀，因为我们有部队在这儿，我们一师出的人并不多。那天部队一共有三百多人，有海军的，有8341的，一师的是我负责，我们来了一百多人。在清华平静了以后，我们师长和政治部主任不同意我回去，他们说，你要留下，因为咱们有部队在这里，我就留下来了。
我在部队这阶段，总的来说，领导上还是比较重视我，因为我是整个一师基层干部的标兵，所以我一直在基层，不管在连队里，还是在机关里，差不多整个工作上还是比较先进的。那个时候，我总感觉我个人是比较一帆风顺的，感觉自己从参军到成长，都是毛主席思想培养起来的。
在部队，特别是一到文革期间，自己思想上就有些变化，是什么呢？就是文革期间，虽然我是主席培养起来的，对于主席没有任何怀疑的，但我总感到国家搞得这么乱，那么多老同志都挨斗、下台，非常不理解。对我影响特别深的、感到思想上波动比较大的有几个事件：一个是在首都体育馆斗走资派，以彭真为首的，一一揪出来。斗的时候，我作为警卫部队领导人，得组织警卫。到了首都体育馆，（造反派）把彭真、安子文等圈到厕所里去了，我说为什么这样啊，他们说你不要管，我说我该管的就得管，我说不许这样。还有一个就是彭真同志渴了，我说给弄点开水去，（造反派）他们说不行，渴了喝凉水去，把厕所的凉水管打开喝就行了。我当时感到特别难受，我说把这些领导人闹成这样，在万人大会挨斗，还关到厕所里喝凉水，很不理解。但是，我对主席呢，对主席的评价还是从积极的方面去考虑的，不过对“四人帮”有议论，认为这些人这么搞，这个国家还有前途吗？

还有一件事，对我印象很深，贺龙那时被关押在西山别墅，那里也归我们团管，我担任作战股股长，有一次晚上去看警卫战士，我们有一个警卫班在那儿。我问执勤战士，首长现在有些什么要求，战士反应首长想要吃点辣椒，（专案组）他们不让给。我说，想吃点辣椒有什么不让给的，怎么这样呢？战士说，咱们没办法，有人管着，就这样。那时候，贺龙元帅身体也不太好，所以想吃点辣椒也吃不上，一、两礼拜，不是老吃窝窝头，就是在生活上受到虐待。贺龙这样堂堂的军队的缔造者、国家领导人，落到这种地步，多么心酸呀。

还有一件比较突出的事，就是罗瑞卿跳楼。罗瑞卿的住地也是我们团管的。那时候罗瑞卿天天挨斗。一次挨斗完后，一个警卫战士当天晚上就向我反映，首长昨天晚上回来情绪不好，我说什么表现啊，战士说主要就是他每天要吃安眠药，睡不着觉，公务员给他送安眠药，他一把就把安眠药的瓶子夺过去了，所以公务员马上就又夺回来了，怕他吃多了，所以首长心情不太正常。我嘱咐说，你们注意点，注意首长情绪，各个方面要注意安全，安眠药绝对不能让他再吃了，跟公务员一起，注意一点，要保证绝对安全。所以，第二天我就去检查。我刚到，我到时大致十一点多，十二点罗瑞卿跳楼了，我正在现场。唉！罗瑞卿是中午正十二点跳下来的，他住的是一个楼，有三层，在二层上面有一个门脸，门脸有个平台，首长有时候上去坐一坐，平时不该让他上去，也不知道。咱们曾一再告诉那些战士，注意首长安全，这是一个，再一个注意首长情绪，但是没注意到，那个时候，他睡不着觉，可能斗争了很多次，他就是在十二点，从一楼（他住在一楼），上了二楼，又上了三楼那个平台，他把衣服脱到二楼，往下跳的时候就穿了一个衬衣跳下去。警卫战士一听到说首长上楼了，马上往上跑，跑上去以后，首长就跳下来了，他是直着跳下来的，就是站着跳下来的，腿一下子就完了。最后我们整个工作人员和警卫班就往屋里抬，把罗瑞卿抬进屋里去，然后一层一层报告，向军委报告，向中央报告，你得治呀，还得请示批准，上哪个医院，一直拖了四个小时没人管。跳下去四个小时没人管啊！这几件事，我现在想起来，真难受啊。我就想到，咱们的国家怎么这样呢，罗瑞卿这样一个元勋怎么受到这样的待遇，遭受这样的结果呢。

所以说，我写信的思想初衷，就有这个问题。因为迟群、谢静宜这些人是与“四人帮”联系在一起的，什么毛远新呀，还有教育部的一个家伙，也是军队的，他们联系一起的。我就感觉这几件事对我挺有影响。所以，就是说为什么要写信，这首先就有一个原来的思想基础。再一个，我们写信的事，这件事不是刘冰提出来的，是我们三人提出来的。从提出写信来讲，有好多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说迟群、谢静宜紧跟“四人帮”，因为那时候“六厂二校”是他们的大本营。他们要坐镇清华，基本上是“四人帮”的一些小喽罗，他们活动的一个基地，就是咱们清华工字厅西面的那些房子，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要求刘冰和我们这些人，白天睡觉，晚上工作，一直到通宵。夜间干什么呢，一个是他们这些人来，谈些乱七八糟的，再一个是开会。来的这些人，就很复杂了，有的是那些造反派的头头们，有的是投靠“四人帮”的人，有的是军队的，有的是地方的。从这些人那里，我们听到的一些东西，都是谈论那些老帅们的，谈论总理、副总理以及军队老干部的，不是说这个“老右”，就是说那个“老机”。我们听后，我们感到这叫什么呀，我们特别反感。就是说为什么对迟群、谢静宜有这种看法，就是迟、谢接触的这些人呢，大都是“四人帮”那条线上的。那时候我们不是很确切地知道，但知道江青、姚文元呢，他们这些人来清华，不管是深夜还是清晨，迟、谢都积极接待。可是，朱德总司令到清华参观，迟群不接待，他对我说，你去接待去吧。我说，哎呀，朱总司令来清华，让我负责接待，这合适吗？你这个清华党委书记，你不去接待，让我去接待。迟群说，叫你去就去呀，他是“老右”。朱总司令一天下午来到清华参观，那时候他老人家身体还好，看看校园，又看看教室，那时候我看他岁数比较大了，我带了把椅子，到哪儿都请他坐下。朱总司令来了以后，迟群不见，我想在朱总司令走时你总可以见一见面吧，也不见。迟群说，走就走了呗，“老右”有什么可见的。我就想，连朱德这样的开国元勋，他们这样的小人物都不愿见，更不愿接待。我送朱总司令走后，我心想，迟群他们不仅不见面，而且连句好话都没有。迟群那个时候说，他和谢静宜是主席的两个“兵”，开始时还和主席有联络，后来越变越不是这个状况了。后来是什么状况呢，他们主要同包括毛远新在内的一些人经常来电话，还经常给我们这些人发什么这个材料、那个材料，一大堆。

第二个呢，就是迟群这个人野心勃勃，没有当选上中央委员，狠狠闹了一通。平时，迟群和谢静宜关系比较好，谢静宜当选上了中央委员，他没选上，好嘛，这个闹，一闹差不多就是胡作非为了，前前后后，连哭带闹，大概有半个月，就在那儿折腾。他不是一般的闹，有的时候就是喝酒乱闹，有的时候就是和谢静宜吵骂。我有一次，简直看不下去了，也是夜间，迟群为了找谢静宜闹事，竟在谢的门口撒尿。这像什么话呀！我说，你怎么这样啊。因为谢静宜当上中央委员了，他没有当上。最后，刘冰跟我们说这个怎么弄？我们为了避免这样的事对教职工的影响，我们找人把迟群干脆看住，不许他出这个门，只能在东院，让他在那里睡觉，他有的时候闹完了就睡，睡起来再闹。他当时认为，谢静宜没有在主席面前给他说好话，所以他没有当上中央委员。他闹了相当长的时间，好多材料里都有揭发。一次抽烟，把被子烧掉了，还有一次撞门把头撞坏了。他闹的时候，对我们说，你们给我召集人，他还想着要开大会，我们说不能给你召集，你有事我们可以给你去做。这些都暴露了他的野心，他当时是国务院科教组组长，他原想当教育部部长的，下一步呢，他是想当副总理的。他当不上中央委员，副总理也当不上了，教育部部长也没份了。迟群的野心比较大。再一个就是对教职工，比如有一次在二教楼会议室的会议上，他一口气点了几十位咱们清华教职工的名，把他们都打上了反革命，点了建筑工程学系的何家辉，说这个人是想一口气吃掉社会主义；点了邢家鲤，说他是“养猫反党论”，等等。他一点到谁，被点名的人就由所在的系里的人带出去。（未完待续）

网刊《记忆》总第60期，2010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