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传统道德勇气资源的破坏

试论文革前中国知识分子道德勇气的沦丧（中）


（续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传统道德勇气资源的破坏

　　五十年代初的思想改造运动，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征服战。在探讨这一过程前，我们应该简略地考察一下当时知识分子道德勇气主要是来自于哪一种文化价值系统。

　　我认为，当时除了少数共产党内已经信仰马列主义知识分子外，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价值系统，在深层结构上仍然相当传统，他们的终极关怀还是儒家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虽然“五四”以后中国知识界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出现了思想分化和价值混乱，封建礼教和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秩序已荡然无存，但知识分子激越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仍然是传统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的表现，追求一个“天下为公”的道德政治，依然是他们的社会理想。

　　另外，从文化优越感上来看，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知识结构上已经发生根本变化，中国文化的优越感不复存在了，但他们在文化知识上的优越感仍很强烈。知识分子总认为自己比工农有知识，所以也更多地肩负着国家兴亡的责任，和有更多参与和批评的权利。至于从内心的良知作为更深层的道德感的判断，几乎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态。由此可见，传统道德勇气的三大来源，仍然在某种程度上结构性地支持着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已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取代了支离破碎的儒学。在这种情况下，要摧垮知识分子道德勇气最有效的办法是，用否定传统的道德勇气三大来源的方法，使他们再也不能利用这些资源，于是传统的道德勇气就能藉助于人们下意识中尚存在的传统思维方式而被打倒。思想改造运动之所以在短短的时间内征服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正是采用了这种方式。

　　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思想改造运动一开始，就对知识分子产生巨大的压力，其重要原因是，它把知识分子原来并不十分介意的专业服务、个人生活经历及态度等非政治化的问题，都变成是否道德的问题来加以讨论。今天有不少西方研究者把苏联的洗脑与中国的思想改造运动，相提并论，其实两者性质很不相同。如果说洗脑是基督教传统中的忏悔加上心理战，那么中国的思想改造运动，则是诉诸于传统的“知廉耻”精神，利用知识分子的道德反省力量。当时共产党在动员知识分子接受改造时，把这种改造过程中的耻辱感，象征性地比喻为“脱裤子、割尾巴”。历来“知廉耻”乃知识分子修身的重要动力，只要把许多政治问题转化为道德问题，知识分子就将难以承受其压力，而心甘情愿地接受改造。

　　例如一开始让知识分子参加学习，一些人曾很奇怪，认为“学习两个字，大家那时听不惯，学习通常是限于学生的，我们是教授……即令还要学习，也得用研究两个字”。8后来当他们明白所谓学习实际上是改造思想时，就心悦诚服了。因为他们也认为作为在旧社会受教育，并为反动政府服务过的知识分子，有必要改造自己。

　　从当时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文献来看，摧垮知识分子内心残存的传统儒家式的道德勇气三大资源是整体性的，同步进行的。

　　首先，新中国的建立是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争取民族独立目标的实现，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战争，向来被视为贫弱不堪一击的中国，第一次与世界上头号强国——美国打了个平手，这是一百多年来深陷自卑感屈辱感之中的中国人第一次扬眉吐气。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是必然的。但对于爱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思想改造运动使他们处于一个两难境地。本来，他们认为自己拥护新政权、热爱共产党，甚至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回到中国，都是爱国的表现，也是他们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道德勇气的来源。另一方面，思想改造运动又提出“为谁服务”的问题，指出他们受到的教育完全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他们中的相当多的人在西方学习过工作过，也就被视为为帝国主义服务。“为谁服务”就像紧箍咒一样套在他们头上，使他们难于利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作为道德勇气的资源，从而从内心怀疑自己是否道德。

　　清华大学著名专家张维就这么反省道：“我们的学生离校后究竟给什么人服务呢？绝大多数学生留校后是为国民党反动派工作的”。而那些留在美国搞流体力学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是在为中国人民解决飞机设计的理论问题，而是在为美帝国主义研究超音速飞机，让美国的空中强盗炸朝鲜的和平居民和我们的志愿军”。他总结为：“这说明了我们的民族意识是很模糊的。”9这种说法表明，像张维这样的知识分子都在民族意识上对自己发生了怀疑。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接受这种批评，但是，他们并不敢理直气壮地强调自己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而只是觉得自己的爱国之心受到了误解，有一种委屈感。北大化学教授傅鹰在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时就吐露了这种委屈。他说：“思想改造的时候，最使老知识分子伤心的是连这点爱国之念也不信任了。在国外读了几年书，在旧中国教了几年书，一下子都忽然变成了于国不利的事情……”。10这样，传统的道德勇气的第一个来源，对于旧知识分子来说就不复存在了。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对知识分子道德勇气最大动摇的，是对他们文化知识优越感的摧毁。这种优越感受到了官方意识形态毫不留情的批评。在官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看来，很多旧社会的知识分子之所以能有钱读书、甚至留洋，就是由于他们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是靠剥削工农的血汗而成为知识分子的。许多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中都承认这一点，觉得自己成为知识分子是愧对工农的，而他们所学的文化知识又都是有阶级性的，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上层建筑。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就说：“旧社会的学校都是反动阶级办的，目的在于为反动阶级服务。所以凡是受过旧社会教育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的哲学、思想、知识、技术，都不能不打上反动阶级的烙印”。11根据这种分析，文化知识上的优越感就会变为在工农面前的有罪感。即使有一些学科本来技术性较强，但知识分子对自己的专业，仍有这种把知识传播看作类似于贩毒的双重的有罪感。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把自己教学建筑学说成是：“总而言之，我曾一方面把祖国文化的精华尽量拿去向敌人吹嘘，一方面把敌人的糟粕——同鸦片烟一样的麻醉剂——运回来毒害我们下一代的建筑师。”12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知识分子只有承认了知识的阶级性，才算是愿意接受改造，态度好的表现。确实，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承认了这一点，承认了这一点，也就等于放弃了文化知识优越感这种传统的道德勇气来源的资源。这种观点在文革前一直在发展，直到提出“知识越多越反动”。

　　在中国历史上，当传统的道德勇气三个资源的前两个，外部行为规范和文化优越感受到动摇时，知识分子还可以回到内心的良知，让浩然之气从内心涌现出来。但在五十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的这最后一点道德勇气的内在资源——诉诸于人性中的良知——受到的批判也最为彻底。其批判的武器是用阶级斗争、阶级分析的立场决定论，来批判取代抽象的人性论。从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胡风集团，思想改造运动，反右斗争到文革，抽象的人性论一直处于被批判中。知识分子只要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和社会观，就很难在哲学上坚持儒家的心性论。

　　自从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就倾向于接受知识真理和各种科学技术知识。而儒家心性论一直缺少一个为它辩护的有效的知识系统。所以，对于有意识形态倾向的中国知识分子，已处于解构中的心性论必然是一击即溃。除极少数像梁漱溟那样坚持传统的知识分子，尚能抗御立场决定论的价值判断外，绝大多数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为新中国服务的知识分子，都不能再利用这一传统的道德勇气的内在资源。

　　特别要指出的是，在旧社会能受教育、特别是受高等教育的人，绝大多数出身于剥削阶级，这一情况直到一九五七年还没有多大改变。这样，出身本身就使知识分子处于容易自我怀疑的境地。即使是少数出身好的知识分子，按阶级分析法，只要他们是在四九年前受教育的并获得了相当高的经济地位，所以他们的立场也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例如一位出身好的大学教授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说，“我向来论人，总是强调旧社会士大夫所说的品质，不管阶级出身”，“有人提醒我，不要强调抽象的品质，识人要从阶级立场出发”。可见,这位教授原先的道德标准主要来自于传统的文化价值系统,当他“近来读了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后，“先分析我自己试一试”,他说：“我出身于贫农家庭……由于我出身贫农,加上知识分子的正义感，便决定了我倾向革命……。但另一方面，我是大学教授，当时每月收入几百元，成了毛主席所说的接近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右翼’……，不敢实行革命。”13这里,他被官方意识形态的“经济地位决定了阶级立场”所征服,从而否定了诉诸于人性良知的传统观点。也就是说,弄到后来，无论是出身好还是不好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立场都成问题。直到一九六七年文革时,毛泽东在五月一日对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讲：“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受教育的知识分子（即共产党培养的知识分子——笔者注）,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这样，无论是旧社会还是新社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其立场世界观均属于被改造的对象，抽象的人性论和道德良知，再也不能成为他们道德勇气的来源。

　　由以上分析可见，思想改造运动对知识分子道德勇气所凭借的三种资源的批判，是整体性的，相当彻底的。尽管大多数知识分子当时表态，心悦诚服地接受改造了，但是他们之中很多人并没有真正服气。他们在道德问题上的传统观念仍然很顽固。于是在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期间，他们仍然凭借着道德勇气的三大资源站出来向共产党大胆提意见。罗隆基就建议那些领导知识分子的干部在“掌握了马列主义以外，也还应该读《资治通鉴》这类中国的史籍，这样就能熟悉中国社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明了从中国士大夫阶层中成长起来的高级知识分子的特性。”14可见这些知识分子还自认为自己的道德体系是属于传统的。他进一步说，如果共产党领导干部对知识分子能“‘以国士待我者，我必以国士报之’，合则‘士为知己者死’，不合，则‘士可杀不可辱。’”15而这些所谓右派分子正是凭着这种精神，再一次表现出传统的道德勇气的。

　　另外，他们也从文化知识优越感上强调“知识分子知道得多，天不怕地不怕，革命性强”。16有的则说“肃反是对人类道德的进攻”，承认自己“做过违背良心的事，破坏自己的人格，这是多么卑鄙！”17“右派”们对思想改造运动是这样认识的：这个运动对知识分子是“使用极端粗暴的方法对待他们”，“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不加区别”，把“他们做人的起码的自尊心都毁减了！”，“无怪乎有的高级知识分子对自己的生存意义都发生了怀疑。”18这些言论还都是企图从知识分子的使命感，知识的优越感，做人的自尊心和道德感出发的，但这些统统被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再一次粉碎了。


儒家化马克思主义的道德思辩

　　任何一种思想，它要具有征服人心的力量，就必须把摧毁人们原有的信念的推动力转化为将人们吸引到新价值系统中去的拉力。如果仅仅因为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整体性批判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道德勇气资源的力量，就认为它可以征服中国知识分子，那就过于简单化了。实际上，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之所以心甘情愿接受改造，有两个重要的历史及文化因素。

　　首先，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极大地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一场广泛的社会革命，并在中国大陆取得了政权。而争取民族独立的实现，极大地鼓舞了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信心。新政权建立之初，其廉洁奉公和有效率的管理，也和一九四九年前的中国形成鲜明对照。具有实践理性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这种历史性的胜利面前，很容易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心悦诚服。

　　第二个重要原因是，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实践的过程中，完成了中国化，也就是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实现了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特别在价值观上是与传统同构的文化系统。正因为如此，官方意识形态在批判改造知识分子传统的道德勇气资源的同时，展示了一种他们在思想方法上很熟悉、很容易认同的新价值系统。于是，知识分子便自然而然地实现了价值系统的转化。

　　众所周知，一九四九年以后大陆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毛泽东思想。而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实际与传统相结合的产物。有的研究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过程，是马克思学说从“五四”时代的知识真理型，演变为道德理想主义式的意识形态的过程。19文革前，毛泽东思想中的人生观道德观主要体现在《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这被称为“老三篇”的三篇文章中。它们相对来说比较单薄，而且修养的方式也不清楚。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则把这个薄弱环节完成了，成为广大共产党员所认同的、必须经常学习的代表作。我们可以把这篇著作视为毛泽东思想中的道德修养价值观的代表。

　　在《修养》中，刘少奇提出“把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一生的言行，事业和崇高品质作为我们锻炼和修养的模范”。后来这一目标更简化为“做毛主席的好学生”。不难看出，这实际上是儒家式的追求做无产阶级圣人的道德理想的修养目标。当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主张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这和传统的儒家社会观大不相同。这不是本文讨论的对象。我们想指出的是,在中国强调知识分子必须通过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与工农相结合，使自己转变立场改造世界观,并具有共产主义的道德，但其纯化立场和修身过程,无论在方式上、还是在结构上,都和儒家传统的道德修养模式有很大程度上的同构。

　　我们可以再看看前面图一中所示传统道德勇气的三个资源，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价值系统中如何变化了名称。第一部分是内在资源，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用无产阶级立场代替了传统道德理想主义结构中的内心道德感和良知。在文化知识这一点上，用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经典，代替了读圣贤书、儒家经典。而每个人必须遵守党的纪律组织原则，并在革命事业中有良好的政治表现，则代替了传统中对规范性社会行为的维护和热忱。这种内容和名称的一一对应，为新传统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内圣外王”同构，奠定了基础。

　　我们只要分析一下新传统道德理想主义中，端正立场和学经典的关系，以及它们和政治表现的关系，就可以发现新传统的深层结构仍然是传统的。《修养》中强调，只有不断纯化阶级立场，才能真正理解掌握马列主义的理论。立场不端正，读马列书再多也不行。同时，一个出身好的人不能只凭借自己朴素的阶级感情，他还必须通过学马列经典来完成道德修养。而纯化立场和努力学经典只是个人修养（或动机问题），还必须从每个人的政治行为来判别他是否忠于革命事业（效果问题）。动机和效果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辩证转化关系。由此可见，这种立场——学经典——政治表现三者的关系，和传统的良知——读圣人书——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的结构，基本相同。文革时，这种新传统进一步深入发展到，毛泽东号召用“斗私批修”的方法，使每个人“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从而实现“六亿神州尽舜尧”的道德理想。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红色根据地，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政权的性质和世界革命的目标，是维系在每个人道德理想的实现上。这和传统文化中“满街都是圣人”，把道德政治的实现系于君主和士大夫们的道德品性上，又是何其相似乃尔？

　　正因为新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和传统儒家模式基本同构，这就带来巨大的社会力量和历史性变化。首先，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和建立政权时，能凭借这种巨大的潜力来吸引更多的人（包括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并很容易认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广泛的认同，又能形成一支有组织的强大的干部队伍。而这支队伍在夺取政权时表现得坚定勇敢，在新政权建立时廉洁有效，使整个社会组织起来，并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朝气和巨大的动员力量。其次，新政权建立后用这种新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时，像我们在上一节中分析的那样，一方面很容易整体性地摧垮知识分子传统的道德勇气的三个资源，另一方面又提供了一个内容不同而结构类似的新价值体系，对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使知识分子较容易地完成价值系统的转化。

　　今天，很多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当代知识分子问题时，往往过多地强调了外在的政治压力，而忽略了新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凭借传统影响的内在的、深刻的吸引力。事实上，一个知识分子思想越深刻、真诚，内心中潜意识的传统影响越强烈，他就越是自觉地接受思想改造，从而在弃旧图新过程中越表现出无情否定“旧我”的道德勇气。在转变价值系统时，按照官方意识形态的标准，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主要应表现在批判自我和他人的政治表现中。经过思想改造运动，批判胡风反党集团，反右斗争，拔白旗插红旗，反左倾，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逐步接受了这种与传统同构的新道德理想主义价值系统。

　　著名作家老舍的悲剧是典型的一例。他在新政权刚建立时匆匆从国外赶回中国，认真接受一系列思想改造。到一九六二年他写作《五十而知使命》一文时，就完全放弃了自己原先的价值系统，并真诚地追悔自己前期作品的卑微无聊，而心甘情愿地接受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为工农兵写作的方向。他的终卷之作，竟是为了配合“大养其猪”指示而写的快板书《陈各庄上养猪多》。20直到文革时他受辱之后沉湖自溺，都是含着一种不被共产党和群众理解的冤枉之情，始终没有从新道德理想主义中走出来。我们必须相信这些老知识分子的转变是真诚而彻底的。杨振宁于一九六二年在日内瓦曾见到父亲——著名数学家杨武之和母亲。杨振宁描述了这次会面：“父亲向我介绍了许多新中国的建设和新中国的思想。他的话许多地方我能了解，也有许多地方我不能了解，这样就产生了多次的辩论。有一晚我们辩论了很久，最后我说：‘您现在所说的和您几十年以前所教我的不一样。’他说：‘你怎么还没了解，我正是要告诉你，今天我们要否定许多我以前以为是对的，而实际上是错的价值标准。’”21我认为，杨武之先生对自己儿子的道德理想、价值判断教育上的前后差异，应该说是相当真实地反映了一九四九年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价值系统的真诚转变。

　　新道德理想主义虽和传统同构，但我们还应该看到儒家化的马克思主义与儒家仍有两个重大差异。第一个差异是新传统更加政治化。虽然在儒家的内圣外王模式中，个人道德和实现伦理教化的政治理想是联系在一起的，强调了道德高尚的人对国家社会的政治命运有更大的承担，但是儒家文化中，毕竟还有很多对个人品质的强调和许多非政治化的内容。儒家传统中并没有阶级对抗的内容。而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官方意识形态中，阶级立场的划分和阶级斗争，以及由此而来的在政治斗争中的表现，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又根据存在决定意识的理论，一切文化思想、艺术建筑及个人道德情感，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正因为如此，人们在新传统道德理想主义的引导下，其修身过程也是一个政治化倾向不断加强的过程。以至于到文革前个人种花养鸟，穿衣服的式样稍为与众不同，都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文革中每个人的一言一行都和政治密切联系在一起了，这是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的现象。

　　第二个差别是，在新传统中每个人的立场是否纯正，不是属于他的本性、也不是自己能判定的。而传统的道德修养中，人可以“致良知”，由自己来判定是否道德。而且从孔孟起，儒家就特别强调“君子求诸己”。这个差别所导致的后果，也许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原先想不到的。这就是，个人道德修养越来越依靠强化外在标准来实现，即越来越依靠他在阶级斗争中的政治表现来判别。一旦判别自己或别人是否具备无产阶级立场的外在标准丧失时，知识分子，甚至共产党人都不可能用传统的儒家方式让道德勇气直接从内心涌现出来。这样，随着外在标准的任意化或丧失，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的道德勇气也就沦丧了。

　　在夺取政权的战争年代，立场和政治表现的外在标准，还是比较明确的。当时投身革命意味着拋弃个人享受，而去冒着牺牲性命的危险。在新政权建立以后，外在标准就日益模糊了。对于出身不好的人来说（他们在知识分子中占绝大多数），他们必须背叛自己的阶级出身。这样，就要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但即使他们学习马列主义了，还不能证明他们愿意接受改造。在当年批判右派时，就把学习马列分为几种，右派们“则是为他们反动阶级服务来学的，也就是企图以马列主义来反对马列主义。费孝通、吴景超、陈振汉等人，如果说他们也学过马列主义，就属于这一种。”22对于这些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既无出身好的先天资源可凭借，学马列经典本是修养的重要途径，但也可以被视为是为了反马列而学马列，这样，就只有看他们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的政治表现了。而这些政治行为，完全靠是否符合党在一个时期的方针政策、或者靠是否被所在工作单位的政治领导所认可来判定。从文革以后揭露的事实来看，在历次运动中受迫害的人，当然许多是由于他们当时的政治表现不符合党的方针政策，但有相当多的人是与单位领导不合而被冤枉。单位领导的好恶有相当大的主观任意性，造成了外在政治标准的进一步失落。（未完待续）

注释：

　　8、何定杰，收人《思想改造文选》，光明日报社编印，1952年1月，第31页。

　　9、张维：《我所看到的清华大学的一些问题》，《思想改造文选》，光明日报社编印，1952年1月，第60－61页。

　　10、傅鹰，载《文汇报》1957年5月19日。

　　11、范文澜：《科学工作者怎样展开“新我”对“自我”的斗争》，《思想改造文选》，光明日报社编印，1952年3月，第4页。

　　12、梁思成：《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思想改造文选》,光明日报社编印,1952年3月,第37页。

　　13、何定杰，《思想改造文选》，第1集，光明日报社编印，1952年1月，第29－30页。

　　14、15、罗隆基：《加强党与非党知识分子的团结》，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23日，收入《校内外右派言论汇集》，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1958年8月，第4页。

　　16、龙英华：《论“五一九”——现阶段马克思主义启蒙运动与初步批判“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收人同上书，第12页。

　　17、汪长风的言论，收入同上书，第20页。

　　18、马哲民的言论，原载《长江日报》，1957年6月16日，收入同上书，第55－56页。

　　19、金观涛：《儒家文化的深层结构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见《新十日谈》附录一。金观涛、刘青峰著。

　　20、王行之：《老舍的艺术大滑坡》，《文艺报》，1989年1月21日。

　　21、杨振宁：《在杨武之先生追悼会上的讲词》，收入《读书教学四十年》，香港三联书店，1985年12月版，第70－71页。

　　22、邓初民：《批判右派分子企图复辟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谬论》，收入《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第36页。

　　刘青峰，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