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道德勇气的传统来源及修身模式

试论文革前中国知识分子道德勇气的沦丧（上）



 　　道德勇气的文化坐标

　　在学潮风起云涌、知识分子独立和参与意识高涨的今天，来讨论文革前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特别是认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曾一度沦丧——这似乎不太符合潮流。但是，作为一个具有文革前、文革中以及今天思想解放运动三种截然不同感受的知识分子，总自以为有着把这种历史感带来的反思，转化为时代智慧的责任。我认为，知识分子心态的变化是中国当代政治文化演变的风向标，不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系统在近几十年的巨大变化，就难以理解今天中国文化正向何处去，也无从了解知识分子运动的深刻背景。

　　实际上，有关中国知识分子和当代政治文化的关系，是近几年才兴起并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课题。其中争议最大的是：中国知识分子是否具有独立人格或道德勇气？

　　大陆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中青年学者强调，两千余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始终没有摆脱对官僚政治的依附。尽管“他们力图以圣控王，以儒家的政治理想改造现实”，但“说到底还是一种依附人格：在帝王的身上寄托治平的理想”。1有的则更尖锐地指出，由中国传统的“官学一体”的政治文化，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开始便是政治寄生虫”。2批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缺陷，是大陆思想界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弊病的重要方向。与此迥异，海外及港台学者则更多地强调传统文化中知识分子的超越性和批判意识，强调道统与政统之间的紧张性，和“明道救世”的基本价值，认为从孔子起，中国古代的士就兼具重理性和宗教使命感，这就使得“中国的‘士’毋宁更接近于西方近代的‘知识分子’”。3

　　大陆学者从当今的现实感受出发，敏感地注意到传统文化中某些因素可以导致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丧失。海外学者则多从中国文化历史本身出发来分析讨论。我认为，这种评价上的巨大差异，实际上是由一个双方都未曾明确意识到的前提带来的。这就是，我们应该看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异。也就是说，一九四九年以后，大陆知识分子一方面继承了传统政治文化的模式，同时，现实的命运又迫使他们经历了一个道德勇气逐步沦丧的过程。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其实，文革后文坛上大量以知识分子问题为素材的文学作品以及理论文章，已开始正视这一现象。到一九八八年，更有不少文章直接大声呼唤知识分子要有独立人格和参与意识。只有对某种普遍缺少或丧失的、而又非常具有意义的价值，人们才会有如此一致的共识和关切。

　　我想，从感性上讲，很多人会同意本文提出的命题。文革前,当代大陆知识分子确实甘愿处于被改造的地位,独立人格和道德勇气逐步丧失,这是一个事实。有的学者则指出知识分子不断卑微化的过程，早在“五四”时期就开始了。4但是,一旦我们将讨论严格化，就会发现问题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首先，什么是道德勇气？谈道德勇气离不开道德标准和价值判断。我们可以从文化价值系统给道德勇气一个定义，把道德勇气看作是人追求、捍卫自己所认同的某种理想或价值标准的热忱，并敢于用这种价值标准来评判或对抗任何外在的政治、社会或文化上的权威或潮流的道义力量。它特别表现在内在的理想与现实发生冲突时，仍然敢于坚持自己的信念。也就是说，道德和道德勇气植根于特定的文化系统的终极关怀之中。这样，一个符合逻辑的结论是：不同的文化价值系统中，道德勇气的性质和来源大不相同。因此，原则上我们不能脱离某一价值系统来讨论这一问题。基督教教徒对上帝的信仰，佛教教徒超脱凡世的悲愿，使他们表现出常人难以做到的克己奉献的道德勇气。而信仰共产主义理想的共产党人为了夺取政权，抛头颅洒热血也表现出舍生取义的英雄气慨。可见，当文化系统的终极关怀不同时，道德勇气的来源和表现方式都不相同。

　　因此，我提出文革前大陆知识分子道德勇气的沦丧，就应该有一个文化价值的坐标，即这一命题是在跳出了文革前一度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文化的价值系统，来看当时知识分子时得出的判断。只要深陷于当时的政治文化之中，就不会发现道德勇气的沦丧。相反，那时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的热忱和奉献、自觉地改造自己，都是相当真诚的。他们按照这种理想在批判现实时，也表现得十分执着激烈。同时，当他们自己被批判时，内心却出奇地软弱。这种心态，只能从当时的政治文化价值系统来说明。

　　这样一来，考察文革前中国知识分子道德勇气沦丧，就转变为文化价值系统的比较和转化的问题。我们应该从三种价值体系来透视，第一个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终极关怀；第二个是文革前信奉毛泽东思想的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及政治文化的关系；第三，我们还应该能跳出前两种文化价值系统来考察这一问题。本文不可能对这三方面进行全面的讨论，而把重点放在文革前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心态与政治文化转化的探讨上。为此，本文先简略地剖析一下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道德勇气的来源及修身模式，接着讨论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大陆作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之后，知识分子道德勇气的来源和修身模式与传统的异同，以及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为什么会一步步沦丧。


传统知识分子道德勇气的来源及修身模式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儒家学说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价值系统中，作为道德载体的人生价值高于作为文化载体的人的价值，而文化价值又高于作为政治社会关系载体的人生价值。也就是说，追求道德理想的实现、不断地修炼自己以“成仁”为人生最高境界，是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终极关怀。儒家传统中“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的顺序，表明了这种价值取向。

　　另一方面，儒家的“成仁”的道德理想，并不是终止于个人精神满足和受用，而是一种积极关怀人世间伦理教化和政治秩序的内在的资源。这就是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系统中“内圣外王”与“知行合一”的传统。这一传统把“立德、立言、立功”三个层次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并可以互相转化。从诉诸于每个人内心的追求成仁的道德感，到通过文化学习、读圣人经典所得来的文化教养，再把二者转化为实现道德政治和社会礼教的行动力量，才算达到理想的道德境界。根据这一终极关怀及其修身模式，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可以来自于这三个层面，即内心的道德感、文化教养的优越感、和施展道德理想抱负的使命感。由于这三个层面不可分割、而且可以互相转化，就造成了儒生对“成仁”的途径，可以强调不同的侧面，从而形成不同的流派，对道德勇气的来源也有不同的侧重。

　　孔子的道德理想的核心是“仁”，而修身的方式是“见贤思齐”式的克己内省的修炼。孟子则进一步赋予孔子“仁”的道德理性一个性善论的基础。这样，道德价值判断可直接来源于人生而具有的知善和正义的道德感。修身模式也从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发展成为“吾善养吾浩然之气”，道德勇气可以从人的内心开发和涌现出来。荀子主张性恶论，那么道德勇气的来源就不能是与外部行为无关的人的本性的体现，而要通过外在规范的强制和道德教化的浸濡，并表现在对于外在规范性社会秩序（礼）和君主权威的热忱和捍卫上。荀子强调了“外铄”的作用，其修身模式中“博学”、重视文献知识的“学统”也就被推到重要的地位。他强调“君子博学而参省乎己”。5

　　可见，在先秦儒学大师那里，对道德勇气的来源和修身模式所强调的方面，就有很大差别。陆九渊和王阳明继承了孟子的传统，形成了陆王心学，“致良知”不但是道德勇气的来源而且也是修身的目标和方式。而在朱熹的格物致知修身的模式中，则强调文化知识的学习是道德勇气的来源和修身的前提。朱熹的求知主要是对儒家经典和知识的学习。他在《行宫便殿奏札二》中说：“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接着，他在读书穷理与读圣贤书之间划了等号：“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髓已具于圣贤之书，故必是由以求之”。可见，朱熹这一派主张知识分子道德勇气的立足点主要归为知书达理，也就是知识分子文化上的优越感。这一点在某些方面继承了荀子对学统的重视，但又不像荀子那样过分强调对规范性社会秩序等外在条件的依赖。

传统道德勇气的三个资源

　　由以上粗略分析可见，传统知识分子对道德勇气的来源的主张，由于强调的侧面不同，大致可分成如图例所示的三种情况：一、道德勇气来源于内心。二、道德勇气来源于知书达理，即文化知识。三、道德勇气来源于对外在规范的热忱。

　　当然，同时应该指出，儒学任何一个流派关于修身的主张都不那么单纯，它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涵盖了上述三方面，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

　　这种修身途径所侧重的方面的差别很重要，正因为其来源不同，道德勇气丧失的条件也不同。当强调对外部规范性秩序和君主权威的维护与热情作为评价道德的主要标准时，儒生的政治行为和文以载道的承担就很重要了。但当社会风气腐败，朝政昏庸黑暗时，儒生是否有道德勇气的标准就不能看其是否维护现实的了。这时不愿趋炎附势阿世媚俗的知识分子，就往往把道德勇气的来源移到内在资源上。明末的情况相当典型。当时政治黑暗、社会纲纪崩坏，王阳明的“致良知”之说便轰动大江南北，深得知识分子的认同。王阳明主张判定人自己的言行是否道德，不能以外部行为为标准，甚至不能完全以圣人言为标准，而要诉诸于自己的“良知”，这样就把知识分子道德勇气的立足点，从外部的礼和圣人之言转到更为内在的“良知”中来。众所周知，王阳明的学说在明末影响很大，它导致了泰州学派的形成，后来又影响了东林派知识分子。东林党人无疑是当时最具有道德勇气的知识分子群体。一些研究者指出清初王夫之、黄宗羲等思想家，敢于向君权挑战，提出“天下非一姓之私”等大无畏口号，和他们曾受到王阳明的影响大有关系，例如黄宗羲更与王学有直接的师承。6根据我们上面提出的儒家“内圣外王”的修身模式中，道德勇气的来源侧重面可能来自于三个方面。由这一模式很好理解上述现象。因为，当外部规范性行为准则和儒家经典不能再向知识分子提供道德勇气来源时，儒生只有转向内在的良知作为道德勇气的凭借，这时就出现了道德勇气来源的立足点从外向内转移的文化现象。

　　一般说来，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由于汉民族的文化一直比少数民族先进，知识分子在文化上的优越感是很强烈的。它作为知识分子道德勇气来源的重要资源，始终没有受到足以摧垮的挑战和动摇。无论是苏武牧羊还是文天祥的正气歌，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文化知识优越感对传统知识分子的浩然之气的支持。这种情况持续到一八四○年，中国突然面临千年未有的大变局，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不但中国知识分子“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信念受到了动摇，而且他们的文化优越感这一历史上作为道德勇气来源的最重要的来源，也受到了威胁。

　　也许，唐君毅是较早清晰认识到这一点的。他在五十年代初撰文《中国百年来知识分子缺乏气慨之事实与其缘由之进一步的说明》指出：早在胡林翼看到长江上的美国炮舰后深受刺激，回营吐血后抑郁而终为开端，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就开始丧失了。唐君毅将其归结为知识分子在强大的西方文明挑战面前而产生的自卑感。这种现象经甲午战争失利，直到“五四”以后日趋严重。

　　如何重振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呢？当代新儒家的代表唐君毅的主张是很有意思的。他引用陆象山的话：“我若不识一字，亦须还我堂堂的一个人”，并指出“附物原非自立”。人有钱，莫有钱又怎么样？有名、有位、有权，莫有名、权、位怎么样？有知识学问，莫有知识学问怎么样？7可见，唐君毅先生是提出重返陆王心学传统，将道德勇气所依附的各种外在条件，包括经济实力、文化知识先进与否等统统去掉，让道德勇气直接从每个人心里充溢涌现出来，这无疑是回到“致良知”的传统中来。

　　根据我们前面所讲的儒家“内圣外王”修身模式中，道德勇气来源有三个不同侧面，当这三个资源受到整体性破坏时，就会导致道德勇气的沦丧。也就是说，道德勇气丧失的三个条件可以如下：

　　（1）对规范性社会行为（礼）的遵循是否符合道德的外在标准的丧失；

　　（2）文化知识优越感的丧失；

　　（3）对每个人本性中存在着道德良知观念的破除。

　　这三个道德勇气来源同时破除，就意味着知识分子不可能再从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文化价值系统中，获得道德勇气的凭借。五十年代初，对知识分子开展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改造运动，就是从上述三个方面对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进行摧垮，使他们绝大多数人心甘情愿地接受改造。（未完待续）

注释：

　　1、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历史探索》，《走向未来》杂志，总第1期1986年8月，四川人民出版社。

　　2、郑也夫：《知识分子与政治》，《走向未来》杂志，纪第7期，1988年9月，四川人民出版社。文中论“官学一体”的政治文化造成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缺陷时，虽引用了台湾著名学者徐复观的话，但为的是论证自己的观点。

　　3、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一书的“自序”，及“道统与政统之间——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始型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4、郑也夫：《启蒙者卑微化的历史寻踪》，《走向未来》杂志，第3卷第2期，四川人民出版社。

　　5、余英时：《儒家“君子”的理想》，《中国理想传统的代诠释》，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3月版。

　　6、夏乃儒：《心学与清初的思想启蒙》，《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

　　7、唐君毅：《中国百年来知识分子缺乏气慨之事实与其缘由之进一步的说明》，（人文精神之重建）,台湾学生书局,1977年第3版,第284－286页。

　　刘青峰，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