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21日 星期一

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确立,导致道统与政统合一


试论文革前中国知识分子道德勇气的沦丧(下)

  (续前)文革中有一个突出的政治文化现象,这就是人人都是批判家。在批判别人和所谓“四旧”时,表现出政治热情高涨和充满道德勇气,毫不留情,甚至六亲不认。另一方面,在抵御社会对自己的批判时又表现出内心出奇的软弱。这种政治文化现象,正是上述新传统的道德修身模式必然导致的结果。在传统儒生那里,道德勇气是把双刃剑,它即可以用来批评抗议社会上不符合理想的事件,也可以用来抗拒外在社会的或精神上的压力。而在新传统的道德修身模式中,每个人即没有内在的“良知”资源可以凭借,自己的立场是否正确又不能由自己来判定,甚至学马列也不能表明自己的立场,这样,他们唯一可以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就是,自己主观上是从无产阶级利益出发的,但由于没有改造好,客观上又做了损害无产阶级利益的事。这种辩护在主客观辩证统一的理论看来,又是何等无力呵!于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变为一种畸型的政治参与热情,他们要尽可能符合潮流、尽可能无情地批判别人,才能被视为政治表现好,立场坚定。但同时在抗拒社会不公正地批评自己时,又表现得十分软弱。这正是文革掀起一次又一次整人和大批判高潮的重要文化基础。

  总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系统,是与儒家同构的道德理想主义,但是为了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观相适应,在新传统中又不得不以纯化阶级立场和重在政治表现作为道德修养的基本出发点。这种重要变异,使得新价值系统一方面具有巨大的文化整合能力,同时又导致了一个当代政治文化的特有现象:知识分子越是真诚地接受改造,追求高尚的道德理想,其后果往往是内心越加迷乱软弱,甚至丧失了独立思考的道德勇气。


道统与政统的合一: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确立

  上一节中讨论分析了儒家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道德修身模式与传统的异同,可以看出,在新传统中,道德勇气只可能来自两个较外在的标准,一是学习马列毛经典,二是政治表现的外在评价。应该指出,即使在文化革命最黑暗的专制统治时期,依然有以女志士张志新为代表的极少数的知识分子,不惜掉脑袋和现行政治对抗,这种大无畏的道德勇气,主要是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原则的信仰和捍卫。文革中后期,在青年中掀起了一股学习马列经典著作的暗流,也是想从中获得与毛泽东思想权威对抗的道德力量。

  但在文革前,学马列经典对知识分子道德勇气的支持,并不显得十分强有力。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我认为,这是由于新传统中存在着经典的可变性以及“道统”与“政统”逐步合一的趋势。

  儒生们之所以可以把儒家经典作为自己精神生活和道德勇气的来源,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生活在一个“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农业社会。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他们满足于儒家道统学统所提供的精神养料。而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着剧烈的变迁。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如果仅靠马列经典原著并不能有效地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这就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就是毛泽东思想,以适合中国的国情。而中共党史一再证明,历次党内路线斗争中那些执着于马列经典、或过分强调某种现象的领导人,都成为左倾或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只有不断地创造性地发展着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思想,才是“唯一正确”的。这种历史经验告诫人们,仅凭马列经典的“本本主义”仍然会犯错误。于是学习马列经典就逐渐让位于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到文革前更提出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口号。而毛泽东思想是和中国革命及正在进行的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密切不可分的,经常提出新问题而发生变化,因此,人们在每次政治运动中,毛泽东未发表指示之前,很难有什么固定的经典著作,可以作为道德勇气的凭借。

  从另一方面来看,历史上儒家传统中的道统和政统并没有合一。儒生可以用儒家经典所代表的道统,来批评以皇帝为代表的政统。尽管道德政治是儒家的政治理想,但皇帝不是圣人,儒生们可以用儒家经典对皇帝的要求来批评国策和皇帝本人,可以为“王者师”。而这种传统在近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巨大影响,不仅在于创造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且还表现在他个人的非凡魅力上。早在四九年前陕北流行的民歌“东方红”中,毛泽东已被喻为给万物带来生机的太阳,是人民的大救星。也就是说,在共产党的文化传统中,儒家圣王的理想,终于在毛泽东身上实现了。而圣王的出现就意味着道统和政统的合一。毛泽东不仅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代表(道统),也是全党全国的最高政治领袖(政统)。这样,毛泽东本人不断变化发展着的思想、指示和言论,就成为活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任何既成的经典,包括毛泽东已经发表的著作,都不能作为最后的理论依据了。

  从四九年到文革的历次政治运动的历史可以看到,随着毛泽东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一步步的加深强化。同时也意味着用马列经典理论来约束或批评毛泽东的能力在不断减弱。在合作化运动之中,那些熟悉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的共产党人很可能因此而犯右倾的错误。在反右斗争时,不少右派是从马列主义原则来进行批评的。如有的人说:“过去的几次运动产生的副作用太大,最严重的是助长了唯心主义。譬如,不从调查研究出发,事先拟定打击对象的数字……,都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不相符合的”。23随着毛泽东本人放弃新民主主义、越来越强调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政治运动就愈演愈烈,而人们只有遵从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才算是有好的政治表现。这一点发展到文革中,对立的两派群众用毛泽东语录打语录仗,并在每一次最新最高指示颁布时敲锣打鼓地欢庆,这些政治文化现象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

  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相当典型地反映了道统与政统合一后的压力。本来,毛泽东刚上庐山时也准备反左。彭德怀对三面红旗的批评也是有事实根据的。彭德怀的大胆谏言,是出于为民请命的道德勇气,也是出于对圣王的忠诚。而毛泽东由此却决定反右倾,并把彭德怀打成一个反党集团。彭德怀在高压下虽然仍敢于坚持事实,但他内心也发生了怀疑,承认自己主观愿望是好的,但在客观上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带来了损害。这是文革在最高领导层内的一次预演。对毛泽东个人的忠诚是高于一切的。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内批判意识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丧失。到文革时,包括对毛泽东思想做出重要理论贡献的刘少奇等,都遭到了无情的批判,甚至是灭顶之灾。

  随着精神理论权威和政治权威的高度合一,就必然出现学经典越来越不重要,领袖的言论最后演化为“一句顶一万句”,是“圣人言”。从四九年到文革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经典不断简化过程,学习马列主义经典在后来变为学毛选,接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再进一步变为学语录背语录,到后来居然成为听从最高统帅的最新指示。当作为知识体系出现的经典著作越来越不重要时,经典和知识作为知识分子道德勇气的资源,也就被彻底摧毁了。当经典理论变为尽人可知的语录时,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也变得无关紧要了,甚至出现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反智主义。

  至于新传统中作为政治表现等道德勇气的外在标准,也是随政治运动不断变化,最后完全破坏。海外学者和文革后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很难理解:五六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要求上进的心态。实际上,当知识不能作为道德勇气的资源时,知识分子要改造自己、并得到承认,就只能靠自己的政治表现了。他们认同了新政权和共产主义理想,在新的道德理想主义系统中,自己的出身和知识都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他们只有将自己的全部道德热忱投入与自己专业无关的一次次政治运动。他们必须去适应历次政治运动提出的最革命的口号,这样才会被认为有好的政治表现。五十年代初,共产党政治表现好的标准,是反蒋抗美接受思想改造,后来是拥护三大改造,再后来是反右坚决,五八年时要拥护三面红旗(著名科学家写文章证明亩产十万斤粮是可能的),反右倾、四清,文革中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破四旧立四新,批斗走资派,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些政治表现越演越左,越演越烈。外部行为规范与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合一了,这就导致了外部标准的统统瓦解。这时也就出现了文革中、后期的幻灭。当所有的批判者都被批判时,圣王的绝对权威也失去了基础而动摇了。知识分子又开始了思考,并首先是学习马列主义经典理论。

  因此,如果从价值体系本身的演变来看,文革前知识分子道德勇气的不断沉沦,是和儒家化马克思主义的道德价值系统的不断发展、以至于到极端,是同步的。当这一价值系统受到怀疑时,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又开始部分恢复了。

  结语

  本文讨论了两种道德理想主义的价值系统,并证明,正因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传统与儒家传统在结构上基本同构,新传统才有那么大的整合能力,曾一度吸引了很多知识分子。但由于两种价值系统内容上的不同,尤其是社会观上的不同,就造成了新传统中的用“立场”代替良知、及强化外在政治标准的政治化倾向。而新传统的这一特点,使认同这一价值体系的人很难在内心的道德感、学习经典及外部政治表现三者之间取得相对平衡,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得不表现得越来越左,直至发展到文革中外部政治表现的标准也失去了,从而使这个价值系统在幻灭中开始瓦解。

  我们只要换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到新传统失去平衡、走向幻灭的必然性。文革前有不少知识分子和学者,企图从理论上遏制越来越左的倾向。如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论,想藉此遏制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倾向。有的提出抽象道德继承论,希望肯定人性中的某些共性和道德上的继承性,特别是对传统美德的肯定。还有冯定在《共产主义人生观》中提出的“正义冲动论”,也是企图调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英雄行为出于道德良知之间的关系。六十年的“红专”大辩论中,有不少人热中于“红落实到专上”的口号,“专”是一种非政治化的指标,这样,知识分子的修身爱国报国的政治热情,可以在专业精神中体现……这样的理论很多,但其结果,是被坚持马列主义理论彻底性和纯洁性的理论家们一个个击退了,而对于那些追求思想彻底性和批判旧世界意识强烈的新一代来说,他们也不对这些理论发生兴趣。如果人们从这一个角度来讨论,也可以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这就是这种力图保持平衡、防止立场中心主义膨胀的尝试步步为营、步步后退,最终失败的过程。

  在此,我并不想说,文革及其幻灭是命中注定的,但至少可以说,它是一种文化价值系统在自我肯定和发展中,内在逻辑的展开,而这种价值系统恰恰是中国传统的现代形式——新道德理想主义。事实上,今天中国知识界正面临着这种新道德理想主义解构后的各种混乱和困难。一方面文革中后期,随着新传统道德理想主义价值系统的幻灭,开始了全民族反思的潜流,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开始恢复,价值取向出现多元化的趋向。有的学者回到马列主义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反对异化,提倡人的尊严和独立思想能力。有的学者倾向于认同传统文化中的优良品质。还有的学者认同于自由主义……。不同的价值系统,都可以成为各自的道德勇气的资源。这种现象表明,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正处于被解构后的重新建设的时期。它对中国文化的重建有着重大影响。在此,我想指出,无论今后怎么发展,对新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价值系统曾表现出的呼风唤雨的巨大魔力、和社会动员力量,以及它走向幻灭的痛苦历程的反思,总是我们今后重建新文化的必要的一步。

  注释

  23、陈新社的言论,原载《光明日报》1957年6月3日,收入《校内外右派言论汇集》,第47页。

  刘青峰,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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