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昧是人类的清醒剂——读杰弗里·雷根《愚昧改变历史》

　　从“文革”时的读书无用论，到现在对书香社会的呼唤，总体而言，对读书的态度是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但是，读书能否改变命运，现在却有各种并不乐观的版本。不过，作为一个识字者，如果生活于一个并不以拥有知识为罪恶的正常时代，读点书，还是需要的。因为只有读书，才能使人明智，才能知道我们和动物的区别：人除了解决温饱，还需要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读书，也会打破我们头脑里一些固有的想法，如：人类总是进步的，文明都是发展的。其实，人类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从教训中学到的东西，从来就比从经验里获取的要多。杰弗里·雷根的著作《愚昧改变历史》，就向我们提示了一系列人类改变历史的愚昧行径。

　　这本英国人写的书，集纳了世界各地从古代直至20世纪下半叶冷战时期人类许多匪夷所思的政治失误和社会蠢行，让人在苦涩的笑声之后，感到更多的沉重和反思。

　　让我们先看看书中向我们展示的是什么人类蠢行：欧洲以束腰为美的风尚，导致了呼吸功能的衰退，产生了包括肺结核、癌症、癫痫等疾病，严重损害了妇女的健康。中国流行了至少一千年的对妇女裹小脚变“三寸金莲”的恶俗，极大地摧残了中国人的体质。中世纪因镜子的流行，推动了妇女化妆品的发达，但是，大量铅粉和汞的使用，事实上一直腐蚀着人们的皮肤。当17世纪的马铃薯从美洲传入欧洲大陆时，却被认为是能引起麻风病而严格禁止食用。稍早一些时间，巧克力在英国也被视为羊粪而强行倒入大海。

　　如果说，以上这些蠢事，除了中国的裹小脚，基本上可算是无知愚昧行为。那么，更多的蠢行，却是同权力和贪婪相关，是暴力的衍生物。上世纪60年代，乌干达出身厨师的阿明，以伪装和欺骗，赢得了殖民者英国人的信任和支持，发动政变夺取了政权，为了巩固权力，以屠杀为乐事，将自己的国家变了了人间地狱，将邻国乃至整个非洲都拖入了灾难的深渊。1900年，在德国皇帝威廉的授意下，德国军队在中国“像野蛮人那样行动”，不但对平民百姓烧杀奸抢，无恶不作，而且还下令射杀了北京方圆百里内村落的所有村长。从此以后，德国人就在世界树立起了野蛮和黩武的恶劣形象。上世纪50年代的苏联，赫鲁晓夫执政，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也为了实现超越美国的梦想，他实行了全国规模的生产大跃进。梁赞州领导人拉里奥诺夫为了升官，承诺本州向政府上交的肉产品从1958年的4。8万吨增加到1959年的15万吨。任何心智健全的人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但是，赫鲁晓夫为了鼓舞士气，认可了他的计划。最后，拉里奥诺夫不惜以动用暴力手段不准州内百姓消费任何肉食、从邻近州武装抢购肉类、全州动员投入到“为牛肉而战斗”的疯狂行列中去，才算勉强完成了15万吨牛肉上交的政治任务。拉里奥诺夫当然成了苏联的英雄，被授予列宁勋章。但是，他面临的光荣使命是，第二年要完成30万吨牛肉的上交任务。他只好开枪自杀。苏联大跃进的结果，不但生产没有跃进，没赶英超美，反而弄得民不聊生，大批平民饿死，比斯大林时代大踏步地后退了。

　　历史上的愚昧行径，事实上更多的是伴随着不可抑制的权力扩张而来的。美国20世纪二十年代声势浩大的禁酒运动，是以高扬道德主义旗帜、改良社会风俗为号召的“圣战”，实际上最后都沦为对公民自由的一种挑战。结果，禁酒的13年，恰恰是美国历史上喝酒最多的时期。欧洲的农民十字军、儿童十字军运动、14世纪自我鞭笞者的成风、迫害女巫狂潮的出现，背后都有世俗或宗教权力在作后盾。最明显的例子，是埃及1971年完成的尼罗河阿斯旺水坝，它因为总统纳赛尔的坚定决心而建造的“政治水坝”，但它造成的历史性错误，形成的生态灾难，将给埃及深远的影响，使水坝成为名符其实的“既伟大又令人绝望的杰作”。至于罗马尼亚统治者齐奥塞斯库给自己的爱犬授予上校军衔，给自己的种种神圣封号，则更是独裁者的无所顾忌的愚蠢笑柄了。

　　人类的历史，就是同愚昧作斗争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一部蠢行史。这些愚蠢的事例，也许在事过境迁之后，我们发现它的滑稽和可笑。有些蠢行，因为限于当时人们的认知水平，我们可以理解并且充满同情：如天人感应、星相算命、不食马铃薯，等等。但是，更多更灾难性的愚昧与蠢行，在当时，都是不可置疑的伟大、光荣、神圣和崇高的事业。越是荒唐的蠢事，越会使当事人着迷。原因，就在于始作俑者或推波助澜者，都拥有决定他人生死予夺的强权，有消灭不同声音的暴力。在强权之虎面前，人间的常识，会被嘲笑，被漠视，被践踏，人们为免遭惩罚，不得不以荒唐为正经，以谬误为真理。这种事例，即使在科学昌明的21世纪，从全球范围看，也并没有完全消失。最关键的原因，是权力者总喜欢以救世主的姿态出现，并且将他们的权力凌驾于科学与知识之上。

　　不过，通过这些人类历史上的种种愚蠢行为，我们可能会有一点清醒：将权力之虎关进铁笼，容忍不同的声音，才是人类减少愚昧和蠢行的唯一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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