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16日 星期三

虔诚与忏悔——两个“文革”亲历者的心灵史(上)

   《虔诚者》是著名的“文革”照片,对于被拍摄者王国祥和拍摄者李振盛来说,“文革”时,他们一个在镜头之中,一个在镜头之外,共同经历着那个癫狂年代,秉持同样的信念;如今,他们一个选择“虔诚到底”,一个则通过图片讲述真相,为历史作证,用忏悔和反思重新打量自己所亲历过的时代


 
王国祥佩戴纪念珍宝岛战役的毛主席像章,在“虔诚者”照片旁留影(图/本刊记者梁辰)
 
1966年6月15日,李振盛在文革初期的自拍像
王国祥执意要把最上面的一颗扣子也扣上,17年军旅生活留下的印记,还包括拍照时的习惯性立正。
外套上别着的12枚毛主席像章和一枚军功章红得耀眼,拍照前一天夜里,他和老伴儿来回比划,看这些像章怎么别会更好看。
他的左手边立着一张翻拍的老照片。那是1968年的他,身穿解放军军装,身上别满了毛主席像章,就连军帽上都是。
为他抓拍下那一瞬间的是李振盛,时任《黑龙江日报》摄影记者,李振盛给这张照片取名为《虔诚者》。它被封存20年之后,方才亮相,中国新闻摄影界元老蒋齐生称它具有“永久的历史文献价值”。
1996年4月,李振盛与《虔诚者》主人公王国祥(左)30年后在齐齐哈尔火车站喜相逢(图/董晓楠)
1998年,李振盛与王国祥暌别30年后,在齐齐哈尔相见。此后,一直保持着联系。
多年前,他们一个在镜头之外,一个在镜头之中,共同经历着那个混杂着革命、浪漫、理想和暴力的癫狂年代,秉持同样的信念,尊崇同一位领袖; 如今,他们一个向左,一个向右,王国祥选择“虔诚到底”,李振盛则通过图片讲述真相,为历史作证,用忏悔和反思重新打量自己所亲历过的时代。
 
李振盛的《红色新闻兵》英文版封面
  心中的红太阳
将被170多枚毛主席像章覆盖的王国祥纳入自己的120相机取景框时,李振盛28岁,王国祥25岁。
因为拍摄并保存了十万多张“文革”照片,李振盛蜚声海内外,2003年,他的摄影集《Red-Color News Soldier》(《红色新闻兵》)在英国伦敦出版,被评为当年世界最佳摄影画册。
“我不仅是‘文革’的记录者,我还直接参与了‘文革’。”退休后,他赴美访问讲学,客居纽约。越洋电话里,他对自己的经历毫不讳言。
1967年初,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和哈尔滨师范学院的红卫兵接管了《黑龙江日报》,他所领导的“红色青年战斗队”被吸纳进革委会,接管了报社的日常管理事务。
“我担任办公室主任兼政治勤务班副班长,还有单独的办公室,两名秘书,并掌管委员会的公章。”从一名普通记者变成掌权者,他说自己当时“很有点得意洋洋”。
在此之前,他们刚刚通过现场辩论得到来自中国记协——当时已被改名为“全国新闻界革命造反者总部”的认定,总部认定他们是《黑龙江日报》三个造反组织中真正的“革命造反者”,并授予他们印有“红色新闻兵”的红袖标。
  “文革”初期,人们的确都很激动,他们的热情是真实的。人们相信毛主席,相信他正努力防止“党变修,国变色”。

  我也十分兴奋。毛主席说,这样的文化大革命应该每隔七八年来一次。我们年轻人当时觉得自己很幸运,我们才二十几岁,七八年一次的话,这辈子能经历好几次这样的大革命啊!
“红太阳”的光辉同样深刻影响着解放军23军73师217团红一连战士王国祥,《为人民服务》是他参军后学习的第一篇毛主席著作,雷锋同志是他的第一个人生榜样。
新兵连里,他40天不睡午觉,从废弃的木板上拔出了一千多斤钉子,被连队树为“学雷锋节约标兵”;为了给连队营房建设赶进度,他一宿不睡,搬开了压在施工线内的10卡车石头。
  我这个人还有个特点,不仅能干,还能把它写出来。我把事情做完了,就给它一总结,提升一下,点题升华用的都是毛主席语录。

  连队把我推荐到团里,上面就派人下来,帮我组织写讲演稿啊什么的,我每件事都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这个怎么干的,什么思想指导下干的,它与我们整个全局什么关系。

  第一次作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参加代表大会,是参加某省军区的一个报告会,我一个小班长,头一次见那样的大场面,吓得两个脚发软直哆嗦,走路都走不动了。李老师给我拍照片那时,我已经出席过很多类似场合了,脱稿讲,也可以讲得很生动、很自如了。
1968年4月18日出版的《黑龙江日报》,记录了李振盛和王国祥的第一次相遇:
  4月16日傍晚,在讲用会(学毛著讲用会)代表的驻地大 门口,突然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把人们的目光一下子吸引到一位刚刚讲用回来的解放军战士身上,只见他的胸前、背后、臂袖和军帽上,到处金光闪闪,浑身戴满 了毛主席像章。这位年轻战士,是出席大会的代表、驻军某部一连班长王国祥同志。

  当他的讲用一结束,从七八岁的红小兵到白发苍苍的老贫农,从下乡知识青年到广大革命职工和革命干部,纷纷拥到台上,把自己身上的毛主席像章摘下来,佩戴到王国祥同志的胸前。

  ……

  王国祥同志的胸前已经戴满了毛主席像章,人们还在往他的后背上戴;衣服上戴满了,还往哪里戴呢?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戴在帽子上!”顿时,王国祥同志的军帽上,又戴满了几十枚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

  王国祥同志激动得热泪盈眶,他深深知道,革命群众热爱的不是自己,热爱的是毛主席,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一切荣誉归于伟大领袖毛主席。
李振盛当天的采访原本已经结束,他用仅存的最后两张胶片抓拍了王国祥。赶回报社,从两张照片中挑出自己喜欢的那张发稿,“军代表”摇摇头,“忠于毛主席嘛,应当是高高兴兴才对,这个战士的表情,怎么有股说不出来的劲儿……”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我手中的相机完整记录了我在‘文革’中的心理变化,最初的时候,我是满心拥护、一腔激情地去拍,到了后来,有意无意之中,我试着寻找一种角度或构图,来表现我认为已有些疯狂的那些场景。”
《红色新闻兵》出版时,该书编辑罗伯特·普雷基(美国联系图片社总裁,被业界称为“能左右世界新闻摄影走向的人”)与李振盛约定:所有照片都不进行剪裁;所有图片都尽量准确地按照年代顺序排列,真实反映历史进程。
那时有严格的规定,不允许拍摄“消极”照片——即所有批斗和折磨人的“负面”图片。全国各地革委会宣传组还曾多次下令摄影记者上交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的底片。
李振盛坚持拍摄并保存那些可能毁灭他政治生命的照片,把底片存放在办公室抽屉一个自制的暗格里。
“我不能因为成功了而自我拔高,说自己是出于什么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最初,我只是单纯地相信照相机的记录功能。”在长春电影学院读书时,前 辈吴印咸老师的一句话刻在他脑子里了,“摄影记者不仅仅是历史的见证人,还应当是历史的记录者。发生在眼前的事,无论好坏,都是历史。”吴印咸生于 1900年,职业生涯长达七十多年,是中国革命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和记录者。
在“文革”中,李振盛从最初的欢呼,到后来开始怀疑,再到反感,到憎恨。“文革”捣毁寺庙和拆毁东正教堂,他怀疑是在革文化的命;残酷批斗让他感觉太不人道;当自己也被打倒时,开始憎恶了。发生在身边的惨剧,更让他端起相机时心绪难平。
  我的初恋女友叫孙培奎,是我们长春电影学院表演系的同 学。她母亲是大连金县纺织厂的女工,“文革”中被诬是地主家庭出身,遭到批斗,还给抄了家。她不想在游街示众中遭到羞辱,便上吊自杀了,没想到绳子断了, 便一头撞在石头上,死得很惨烈。培奎也被说成“地主狗仔子”,混入教师队伍的“假模范”,受到调查。

  1967年4月,她来到哈尔滨。说我是新闻记者,又是报社革委会成员,前途光明,不想给我带来政治上的麻烦。她给我留下一张字条,“因为我爱你,而又不想害你,才决定离开你,请忘掉我吧。”

  两个月后,她寄来一封信,并附上她的结婚照片。她还劝我应当和她也认识的祖莹侠好。

  1968年1月6日,我和报社同事祖莹侠结了婚。结婚10个月后,她的父亲也自杀了。他只是一个乡下公社卫生院的老中医,就因为医术比较高明,工资较高,便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

  有一天晚上,几名造反派先将他在屋里用火炉烤得满身大 汗,然后逼迫他脱掉外衣只穿背心和短裤到室外去,说是让他冷静思考一下自己的“罪行”。他在雪地里站了几个小时,几乎冻成冰棍。他实在无法忍受这种非人的 折磨,为了做人的尊严,第二天便在隔离室里上吊自杀了。去世时,他还没见过我这个女婿……
“这些事情直接改变了我对‘文革’的看法,1968年秋冬,政治风云变幻,我自己也被打倒了……”
1968年4月5日,巫炳源、王永增因散发油印小报《向北方》定为“反革命集团主犯”在哈尔滨被处决。(图/李振盛)
1966年8月24日,哈尔滨极乐寺被红卫兵捣毁,逼迫和尚扯起自辱门楣的横幅“什么佛经,尽放狗屁”在山门前示众。(图/李振盛)
1968年清明节,李振盛在刑场拍摄了一些照片。那次行刑一共枪毙了8个人,其中有两个人是哈尔滨电表仪器厂的技术员,他们因为散发了一张油印的小报《向北方》,被打成“反革命集团主犯”,因为他们“一心向着北方的苏修”。
两人中名叫巫炳源的死刑犯,听到判决时仰天长叹:“这个世道太黑暗了。”便闭上了眼睛,再没有睁开。
没有人要求李振盛近距离拍摄尸体,但他还是拍了一些特写镜头。由于当时他的“莱卡M3”相机上只有35毫米的广角镜头,必须靠得很近,“我都能闻到剌鼻的血腥味和脑浆的气味。”
暗室里昏暗的红灯下,受难者的照片在定影液中渐渐浮现,他默默念叨,“如果你们变成鬼魂的话,请不要来找我。我只是要记录历史。”
其后半年,他仍无法忘却这些人的脸。
1968年12月26日,李振盛被报社的“支左小将”押到台上,站在他曾经批斗过别人的地方,作为“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被批斗了6个多小时。革命群众高呼,“打倒李振盛,迎接光辉灿烂的1969年!”
1969年转眼即到。这年3月,王国祥当上了红一连的指导员,随部队参加了珍宝岛保卫战。
炮弹在他和战友的身边爆炸,“心脏都要震出来了”,同时,他的精神世界经历着更为深刻剧烈的震荡。
他最好的朋友王庆容,在战斗中牺牲了,留下40块党费和一封写在纸烟盒上的遗书。“那封带血的遗书,我牢牢地记在脑子里,什么时候都能背出来。”
战争结束后,和往常一样,上面下来人总结经验,“整材料”。
他对这样的宣传套路无比熟悉,但在亲历了炮火和牺牲之后,事情变得不一样了。
  总要我们往高拔,我特别反感。战士打仗哪有这么多想法,最大的想法就是,我手上有枪,我不能让敌人打着自己,得先把敌人打倒,就是这么简单。

  再说有的人都死了,怎么找他去聊?怎么去给他提升思想?但他们就是故意地要拔高,要提高到什么反修防修,提高到什么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他们写总结材料时就说,我们的战士在阵地上想着毛主席的语录,什么敌人来了高呼毛主席的语录……没有那个事儿,战士看到敌人进攻来了不赶紧以牙还牙、以炮还炮、以枪还枪,猫在那儿记语录?

  我过去做报告、写材料,大话空话也有,但好歹总是先有事实,再提升拔高,像这样一件真事儿没有,全是假话的整材料,真是头一次碰上,反感透了。(未完待續)
 徐梅,南方人物周刊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

明鏡新聞 - 歷史

明鏡雜誌 - 歷史

明鏡博客 - 歷史

明鏡出版 - 歷史/傳記

明鏡書店 - 歷史/傳記

明鏡書店 - 新史記雜誌社

明鏡電子書 - 歷史/傳記

明鏡雜誌 - 新史記

明鏡雜誌 - 名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