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1929年间为陈独秀鸣不平的五位中共党人

 　　自从1927年7月12日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进行改组之后，一连串的厄运便接二连三地降落在陈独秀头上。在共产国际的高压下，他不仅从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岗位上黯然下台，后来又被开除出他舍生忘死创建的中国共产党。

　　陈独秀等民族精英开天辟地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殊勋和领导幼年的党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所付出的辛劳是中华民族历史长卷中辉煌灿烂的一页，是任何人都抹杀不了的。至于大革命失败的责任，这是一个与错綜复杂的国际背景和国內因素密不可分的问题，把责任完全推到陈独秀的身上是很不公正的。然而，当这位党的先驱蒙受千古奇冤的时候，党内敢为陈独秀说话的人却是寥若晨星！

　　尽管当时强加给陈独秀的罪名既重又多，但是仍有些正直的中共党人出于党性和良知，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采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为陈独秀鸣不平。易礼容、王若飞、杨明斋、郑超麟、彭湃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性人物。


易礼容：“为什么要打倒陈独秀？”

　　易礼容生于1898年，比毛泽东小5岁。在湘乡驻省中学念书时即与毛泽东相识并追随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1919年6月，他加入了毛泽东发起成立的新民学会，成为其中的骨干成员。1921年8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五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当他从候选人名单上看到毛泽东只是候补中央委员时，于是断然将选票退还给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的李維汉，并声明：“润之（毛泽东）无论如何比我强，这个候选名单不公道，我不参加投票！”随即退出了会场。由此可见此公的性格是何等的刚烈、直率。

　　1927年5月21日，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疯狂屠杀共产党人。陈独秀5月23日在武汉对易礼容説：“长沙‘马日事变’，已成白色恐怖，省委的人走了。昨天，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你回湖南负责。”易礼容奉命到湖南任军委书记。6月中旬，毛泽东回湖南任省委书记，易协助毛工作。8月1日，毛泽东化装成国民党军官去武汉参加八七会议，易礼容代理省委书记。

　　8月4日，毛泽东刚走3天，共产国际的两个代表便来到长沙苏联领事馆，以钦差大臣的派头找易礼容、夏明翰等省委负责人开会，中心议题就是要求湖南省委签字打倒陈独秀。此时，在中共中央还没有明确指示，也没有派人陪同的情况下，两个外国人就直接下来要挟一个地方的省委签字打倒自己的党中央总书记，易礼容等人认为这是极不正常的。于是问这两个外国人：“为什么要打倒陈独秀？难道要陈独秀一个人负责？当时‘国际’有指示，国际代表就无责任？”易礼容等人大义凜然，断然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这个会开了个通宵，易礼容等人始终没有屈从，最后不欢而散。

　　这两个共产国际代表窝着一肚子气回到武汉。在八七会议上，他们气急败坏地誣称湖南省委是“代表地主阶級”的。毛泽东当场驳斥他们说：“临时省委是在血滴滴的前线和敌人斗争，你们在租界开会，说风凉话。”8月12日，毛泽东返回长沙，将八七会议的情况告诉易礼容后便去组织发动秋收起义了。

　　在陈独秀理应参加但却不让他參加的情况下，由罗明纳玆直接掌控的八七会议对陈独秀进行了“缺席审判”。会后，陈独秀的处境更加艰难，易礼容也被撤销了代理省委书记、军委书记的职务，并被逐出中央委员会。


杨明斋：万里跋渉为陈独秀鸣不平

　　杨明斋，名好德，山东平度人。1901年辗转到海参崴做工谋生，后到西伯利亚地区一边做工一边读书，并积极参加布尓什維克领导的工人运动。俄国十月革命前就加入了列宁领导的布尓什維克党。十月革命胜利后，他又投入保卫苏維埃政权的斗争。当李大钊获知杨明斋的非凡经历后，大加赞赏，称他“万里投荒，一身是胆”。1920年春，列宁派維经斯基为首的工作小组来中国，杨明斋随行任翻译，成了維经斯基的得力助手。他们到北京见到北大图书馆长李大钊，又经李大钊的介绍到上海访问了陈独秀。同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杨明斋参加了这个组织。七、八月间，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杨明斋是发起人之一。他还陪同維经斯基奔走于上海、北京、济南等地，为推动各地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之后，“对托派更加严厉清洗与打击，一批批地被开除出党，党內几乎没有人敢反对。然而，此時有一位被周恩来称誉为‘忠厚长者’的人，毅然不顾中央反对托派的方针，挺身而出，对开除陈独秀这位党的创始人表示异议，认为这是极端主义，不利于党的团结。为此，他在遭到中央的斥责后，愤而不平，偷越国境，历经千辛万苦，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为陈独秀说情与鸣不平。这位‘忠厚长者’，就是1920年中国共产党筹备时期任共产国际代表維经斯基翻译的杨明斋，他也是上海党、团组织最早的成员和发起人之一。”（《炎黄春秋》2005年第3期，吴晓：《杨明斋为陈独秀鸣不平》）

　　杨明斋孤身一人，万里投荒，企图到莫斯科找共产国际反映陈独秀的冤情，并相信凭陈独秀的声望，共产国际也许不会对他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但是由于在伯力滞留，未能及時赶到莫斯科，他写的为陈独秀鸣不平的材料，几经周折才被送到莫斯科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案头。

　　此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也收到了中共中央的报告。于是，他们给陈独秀发了一封电报，說共产国际“决定予你以机会来参加本政治局审查中国共产党的党籍决定的会议“，你“如果对此提议置之不理，……这一问题将提到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会议日程中去讨论。”也许是共产国际对过去关于陈独秀问题的处理有所反思吧，应该说，共产国际这一次表现出了少有的冷静和慎重，电报不仅语气有所松动，没有把话说死，而且对陈独秀有所期待。但是，性情刚烈的陈独秀多年来与共产国际的希望与失望、分歧与屈从、高压与抗争、信任与打击，磕磕碰碰，积怨不浅。他早已从内心对其不抱希望。所以，陈独秀在回信中直率地说：“关于这些根本问题，我和你们实有不可调和的不同意见。……这些根本问题决不是调我个人到莫斯科便

　　可解决的，而且这是官僚的办法。”陈独秀拒绝去莫斯科当然有他多方面的考虑，但他如此强硬和决绝的态度自然使共产国际尴尬和恼火。面对这样的僵局，杨明斋历经千辛万苦的奔波和意欲弥合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决裂的苦心只有付之东流了。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三大”后，杨明斋和一些党员对于国共合作问题表示怀疑和责难，认为共产国际代表不了解中国情况，因而要求共产国际撤換马林。为此，杨明斋与陈独秀意见相左，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彼此均不让步，杨因此请求调往甘肃工作。但是，后来当陈独秀蒙受冤屈陷入困境的时候，杨明斋却能不计前嫌，万里投荒为陈独秀鸣不平，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高贵品质和不计私怨的博大胸怀。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体现了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坦荡直率的性格特点和置赤心于同志腹中的人格魅力。正因为陈独秀具有这样的人格魅力，所以，一个曾经跟他进行过激烈争论、甚至一度怒而离去的同志，才能在他蒙受冤屈的困境中如此义无反顾地奔波万里为他去鸣不平！


王若飞：五次为陈独秀仗义执言

　　王若飞曾在陈独秀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党的工作，对陈独秀极为了解。他深知这位党的总书记虽然有缺点，有错误，但他是个对党赤诚、为人直率、正直坦荡、不搞阴谋的领导人。因此对他非常敬重和信任。

　　王若飞也是个坚持真理、敢于直言的正直之士。所以，当陈独秀受到不公正对待时，他不像有些人那样看风使舵，随波逐流，甚至丧失人格，落井下石。而是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将个人的得失荣辱置之度外，先后五次无所畏惧地为蒙冤的陈独秀仗义执言。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当时陈独秀在汉口，有人提议要陈参加，但被共产国际新派来的代表罗明纳兹一口回绝。会议对陈独秀的错误进行了“缺席审判”。困惑不解的陈独秀于9月上旬化装到上海。11月9日至11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在上海召开。陈独秀虽然在上海，但仍然没有让他参加。会议继承了八七会议的精神，但也扩大了“左”的情绪，对革命形势作了盲目乐观的估量，“从而确定了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形成了中共党史上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任建树：《陈独秀大传》第445页）

　　参加了这次会议的王若飞认为，大革命失败，“陈独秀作为党的总书记，当然要负责任，但错误不应由陈一人承担，而应由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共同负责。至于批评和清算陈独秀错误的八七会议和十一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应当让陈独秀参加，允许本人说话和辩白，分清个人责任和组织责任，这才是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董宝瑞：《王若飞“袒护陈独秀”始末》）然而，王若飞的正确意见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党的“六大”召开之前，共产国际要陈独秀参加会议。陈独秀说八七会议和十一月会议都不让参加，这次去莫斯科也只有挨骂，因而不愿意去。瞿秋白要王若飞劝陈独秀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去莫斯科参加会议。王若飞说：““我本赞成他去的，后来也想那边正在反对托洛茨基，他去时，一定坚持自己的意见，那时人家为了打击托洛茨基的原故来打击他”。（陈志凌等：《王若飞传》第100—101页）所以，王若飞认为，八七会议和十一月会议不让陈独秀参加是不对的，陈独秀据此不愿到莫斯科出席会议是“有部分理由的”。（陈璞平：《陈独秀之死》第95页）

　　6月21日，王若飞在党的“六大“会议上发言时就中国革命的性质、前途、形势、教训和目前的任务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在谈到陈独秀为什么没有出席会议时说：”独秀同志之不来，据我的观察，因在八七前后受大毛子严厉的处置，不许他参加八七会议，十一月的会议也不让他参加，又逼他速走。当时俄国党内又是与反对派争论最厉害的时候。独秀同志以为国际是决定牺牲他以维持中国党指导机关威信，又不放心他在国内，恐他发表议论产生不好影响；他以为到了国际横竖是无用的人，或者还附加一个‘托洛茨基派’的名号更辨别不清，所以表示不来，……此次国际要他来，他又联想‘上两次不许他参加会议’，联想到‘维持中国党中央威信问题’，以为到莫（斯科）亦未必能到大会。”王若飞的发言不仅实话实说，

　　入情入理。而且一反当时党內對陈独秀的敌视态度，口口声声“独秀同志”，还毫无顾忌地在莫斯科召开的大会上将大权在握、炙手可热的共产国际代表蔑称为“大毛子”，没有相当的胆量和勇气是不敢这样做的。

　　最后，王若飞心情沉重、满怀忧虑地指出：“党内潜伏发展的上层同志间意气之争是于党非常有害的，我很痛心我们同志的攻击不向着敌人而向着自己内部，我并不是故意要袒护过去犯错误的人，而是反对勉强的分化，反对无教育的纪律，总要使这般做过错事的人有革命的出路，有工作表现的机会。我们蓄积政治经验的人是太少了，敌人已杀了我们不少，我们自己不好再乱糟塌。”（董宝瑞：《王若飞“袒护陈独秀”始末》）王若飞这一席沉痛的竭忠直言，掷地有声，催人泪下……

　　在“六大”选举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时，王若飞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再次从维护党的团结大局和根本利益出发，果敢地提名陈独秀为候选人。王若飞的提议虽然没有被大会接受，但却表现了王若飞光明磊落、立党为公的高贵品质、顾全大局、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和无私无畏、敢于直言的浩然正气！

　　“六大”闭幕后，王若飞留在莫斯科，准备进列宁学院深造。据王若飞夫人李培之晚年回忆，在进行入学考试时，中共驻共产国际负责人指派他人向考试委员会反映：王若飞“没有资格进这个学校，他和陈独秀的关系密切”。王若飞义正词严地表示：“革命失败了，陈独秀要负主要责任，但我也不是没有责任。我不能像那些事后诸葛亮那样，把责任推给别人，好像自己一贯正确。请问你们在紧要关头提出过什么建议？不过也是跟着走罢了”。幸而主考人公正，没有听信谗言，认为王若飞是“勇敢坚定的同志”，遂决定将他及其夫人李培之同时录取。

　　1929年底，苏共进行清党。张国焘借机污蔑王若飞与陈独秀跟当时的“托派”活动有牵连，王若飞被扣上“陈独秀机会主义者”的帽子，受到很大冲击。清党委员会根据中共代表团一些人的意见，建议开除王若飞的党籍。王不服，提出申辩，据理力争。后来，王若飞受到了严重警告处分，被下放到莫斯科一个工厂劳动（几个月后被学校调回）。

　　在陈独秀蒙冤负屈、谤若丘山、许多人视如陌路、避而远之甚至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情况下，王若飞居然甘冒政治风险，多次为陈独秀仗义执言，大声疾呼，这是何等的高风亮节！何等的难能可贵！


郑超麟：“我有权提出抗议！”

　　郑超麟生于1901年。1919年18岁时便背乡离井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参与建立少年共产党。1923年，少年共产党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在改名大会上，郑超麟曾与周恩来、王若飞、陈乔年等人合影留念。

　　1924年，郑超麟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编辑中央机关报《向导》、《布尓什維克》。1927年8月，他在担任湖北省委宣传部长时曾受省委书记罗亦农的委派代表省委参加了党中央召开的八七会议。

　　郑超麟对陈独秀是了解和信任的。所以，在有人将莫须有的罪名和不实之词强加在陈独秀头上特别是获知陈独秀被开除党籍后，郑超麟深感困惑、不安和义憤。他说：“我未曾看见通告，不知根据什么理由。有五六个同志向中央提出抗议，这抗议书署名者有我在內。但我自己不知道这回事，也不晓得是谁起草的。到中央宣传部去时，潘文育问我为什么提出抗议，我才知道有这抗议书存在，因此并不否认我的署名。我说：‘我有权利提出抗议。’潘文育说：‘你自然可以抗议中央开除那些人有什么不合手续之处，但你在抗议书中应先声明：政治方面，你是同意中央的。’由此我知道这抗议书只提出手续问题，而未表示政治意见。我说：‘我在政治方面也是不同意中央的，我已在自己的支部提出来讨论了。”（《郑超麟回忆录》上册，第334页）

　　郑超麟是一位直言无隐、不畏风险的性情中人，他认为开除陈独秀是不公正的，错误的，所以他就旗帜鲜明、毫不隐讳地表示反对。即使起草抗议书之事他并不知道，甚至抗议书上的署名也是别人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为他代签的。他如果是个胆小怕事、明哲保身、凡事只为个人利益考虑的庸俗之辈，那么，他完全有理由一推了之，只须说自己不知道，名字不是我本人签的，便可确保自己平安无事。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全部承担下来。至于个人的得失祸福他是在所不计的。

　　郑超麟在党內直抒己见，并开诚布公地“在自己的支部提出来讨论”，这是完全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行为。然而，“几日以后，我听说我也开除了。我始终未接到正式通知，也未曾看见《红旗报》上发表的通告。”（《郑超麟回忆录》上册，第334页）


彭湃：对于反对派“要多从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党”

　　彭湃，1896年10月生，广东海丰人。早年赴日本求学，1918年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学习。1921年5月回国。1922年6月开始从事农民运动，创建农会。192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成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农民革命运动的先驱。1927年5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大革命失败后，参与领导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南下广东后任东江农民自卫军总指挥。中共第五、六届中央委员。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1928年党的六大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农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军委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委员等重要职务。

　　1929年8月24日，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等人在上海新闸路经远里12号中央军委秘书白鑫的住处开军委会议。由于白鑫叛变告密，下午4时许，反动当局将彭湃等5人拘捕。敌人害怕夜长梦多，30日便将彭杨颜邢4人屠杀于上海龙华。

　　彭湃在就义前代表狱中的同志秘密传出一封信。据周恩来1929年9月14日《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一文中说，彭湃等在信中“嘱咐党中重要负责同志不要因他们被捕而伤痛，要继续努力謀得革命的发展。他们嘱咐党中重要负责同志要为党惜身。他们望党內对于反对派的斗争要多从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党。”（《周恩来选集》第25页）在这寥寥数言中，彭湃专门提到“望党內对于反对派的斗争要多从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党”，字里行间洋溢着彭湃对党的满腔赤诚和对同志的关怀之情，感人肺腑，发人深省。

　　当时中共党內开展对反对派的斗争，完全是执行共产国际的指令，完全是按照联共（布）“肃托”的套路。其中的前因后果和是非曲直，彭湃是一清二楚的。鉴于当时的客观情势，彭湃当然不能说得十分详细和过于直白，只能笼统地通称为“反对派”，连陈独秀的名字都不便明说。但是，人们一看就知道这主要是为陈独秀说话的。彭湃对当时的中央领导也不便直截了当地提出批评，只能以建议、希望的口吻委婉地提示中央领导“党內对于反对派的斗争要多从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党”，可谓点到为止，用心良苦！

　　值得一提的是，这几句忠言并不是彭湃一个人的意见，而是彭杨颜邢等的共识。在这牺牲的四人中，彭、杨是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殷于1928年11月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颜昌颐是中共中央军委委员，邢士贞是中共江苏省委军委士兵运动负责人。这封遗嘱信是党的几位重要干部临刑之前最后一次商谈党內大事后從监狱秘密传出的共同心声，所以尤其弥足珍贵。

　　彭湃就义前夕还作了一首《绝命詞》：“急雨渡江东，狂风入大海；生死总为君，可怜君不解。”我认为，彭湃这首《绝命詞》与那封遗嘱信一样，也是为陈独秀鸣不平的。对彭湃《绝命詞》的深邃含义，笔者另有专文论述，在此不赘。

　　鲁迅曾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华盖集．这个与那个》）纵观古往今来，失败的英雄，韧性的反抗，单身鏖战的武人，抚哭叛徒的吊客和不畏权势、不怕牺牲、坚持真理、维护正义的硬汉，确实如鲁迅所说是少有的。但是，“少有”不等于没有，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手中。易礼容、王若飞等人在极其艰难的困境中敢于为腹背受敌、内外夹击的陈独秀仗义执言，伸张正义，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种崇高的人格和磅礴的正气必将永垂青史，光照千秋！

彭劲秀，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