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告密与戊戌政变的发生孰先孰后（上）

 　　戊戌政变中袁世凯的告密是人们谈论和历史研究关注的焦点。历史教科书几乎有着众口一词、千篇一律的说法：因为先有袁世凯告密于前，所以才有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于后。于是乎袁世凯的告密自然就成为了“戊戌政变”的直接导火线，而袁本人也就成为戊戌变法失败的罪魁祸首。这已经是大多数国人的共识了。可是，当我们试图抛开原有的思维定势，透过历史的烟尘，深入地分析史料的时候，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传统的说法——袁世凯告密直接导致了戊戌政变的发生和戊戌变法的失败是多么的破绽百出，多么的经不起历史的推敲！

　　破绽百出的传统说法

　　破绽之一：在袁世凯告密前“老佛爷”早就有了发动政变的充分准备，也就是说慈禧的政变是预定好了的，告密与否政变都会发生。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事”诏书，宣布变法。掌握实际大权的慈禧太后，在变法开始的时候，迫于社会的压力，对变法暂时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她曾假意对光绪说：“变法乃素志……毋操之过蹙而已。”还说，“苟至富强者，儿可自为，吾不内制也。”但内心对变法极端仇视。6月15日，即“明定国是”诏颁布后4天，慈禧就迫令光绪皇帝在一天中连下3道上谕：一是免去“帝党”核心人物帝师翁同龢的军机大臣及其他一切职务，驱逐回原籍，这是为了孤立光绪；二是规定新授任的二品以上的官员，必须到慈禧太后面前谢恩。这一反常的规定，显然是为了抓住朝廷的用人大权，使光绪皇帝无法破格重用支持变法的帝党官员；三是任命她的侄子、亲信荣禄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领清朝当时战斗力最强的三军，即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这样她就把军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与此同时，慈禧还加强了颐和园和北京内外的警戒，并在宫内部署爪牙，密切监视着光绪帝。初步完成了政变的准备工作。

　　光绪皇帝对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也进行了有限的回击。9月4日，下令将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等6人全部革职，同时给王照升官晋爵的嘉奖。9月5日，授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4人四品卿衔，担任军机章京，加紧推行变法。9月7日，将阻挠变法维新的权臣李鸿章和敬信逐出总署即总理各国衙门。

　　这些措施使顽固派极为震惊，纷纷到慈禧面前哭诉，请求她废掉光绪，重新训政。慈禧不能容忍光绪排斥她的亲信，培植自己的党羽，更加不能容忍她至高无上的权威受到任何的挑战和威胁，她下决心要扑灭新政。慈禧不断派人与荣禄密商，命荣禄调集军队进驻天津和长辛店等要地，同时慈禧命光绪到天津阅兵，预备在阅兵时发动兵变，逼迫光绪皇帝退位。正如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所说的那样：老谋深算、擅长玩弄权术的慈禧太后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不动声色地完成了囚禁光绪、由自己亲政的准备。慈禧、荣禄早已布下天罗地网，蓄势待发，“皇上已同釜底游魂，任其跳跃，料不得脱”。

　　由此可见，在袁世凯告密——9月20日晚（传统的说法）之前，慈禧、荣禄之辈发动政变的图谋早就预定好了，剩下的只是一个具体时间或时机问题而已。

　　破绽之二：在天津的荣禄就算接到了袁世凯的密报，也不可能赶在政变发生前将密报送到北京慈禧手中。

　　根据记载，袁世凯在9月20日上午觐见光绪皇帝之后，当日下午3时左右乘火车回天津，袁世凯在《戊戌日记》中写道：“抵津，日已落”（根据紫金山天文台的记载，当天天津日落的时间是6点8分）。袁下火车的时候，天津的文武官员在车站举行了盛大而隆重的欢迎仪式，“以时颇为热闹”。

　　经过一番应酬、寒暄和客套的繁文缛节之后，袁世凯迫不及待地告别这些盛情的官员，匆匆忙忙赶到荣禄处告密。他在日记里记载他到了晚上二更时分即晚上9点才有机会向荣禄告密。此时的袁世凯不可能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事情说清楚，因为袁既要让自己从“锢后杀禄”这件大逆不道的事情中摆脱干系，又要和荣禄筹商一个妥当的万全之策——既能铲除维新派，又不能危及光绪皇帝。这势必要花不短的一段时间。待到荣禄准备将密报太后的时候，时间应该在晚10点以后了。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荣禄在得知“锢后杀禄”的密报后，是否有可能在9月21日凌晨政变发生前将消息反馈给太后。经过缜密的分析和推理，笔者认为是不可能的。

　　当时天津与北京的最快的联系方式有二，一是电报，二是火车。先来看看荣禄用电报向慈禧通报消息的不可能性。其时在北京有电报房的只有兵部和总理衙门，慈禧身边并没有电报之类先进的通信工具，荣禄只能通过密电的形式打电报给兵部或总理衙门。然而这样做在当时看来既不容易保密也不容易办到，电报要经过报务员翻译、誊写出来，很难假设两个部门的报务员都是慈禧的爪牙和亲信，所以密电的保密就成了大问题。而且，除非在战争期间，兵部和总理衙门在晚上10点以后是没有人值班的，也就是说，即使发了密电也无人接收。

　　发电报似乎此路不通，对荣禄来说剩下的就只有他亲自坐火车去北京向老佛爷告密一途了。可是当时北京与天津之间的火车才开通不久，只有白天班车，没有夜班车，也缺乏夜间行车的设备、经验与技术。就算荣禄以直隶总督之尊也不可能在不可能的情况下令加开一次夜车专列。荣禄于9月20日夜间是绝对不可能赶到北京的。因此，第二条途径也此路不通了。

　　基于上面的分析和推理，也许可以十分肯定地说，袁世凯告密与政变的发生是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的。因为慈禧太后实行训政在9月21日凌晨，而此时的荣禄还远在天津或在去火车站的路途上。可见慈禧的政变并非由袁世凯告密所引起，政变时慈禧还不知道康有为等有“围园劫后”之谋。政变是新旧两党长期矛盾积累的结果，守旧大臣杨崇伊等认为维新派乱政妄行，请求慈禧太后出而训政，这是守旧派的一个既定步骤，与袁世凯告密无关。

　　破绽之三：袁世凯缘何不在北京直接向太后告密，却要舍近求远到天津向荣禄告发维新派呢，期间又为何要耽搁一天？

　　袁世凯在《戊戌日记》中并未讳言自己告密，并且标榜说他告密是积极的、主动的。袁世凯写此日记时是在清朝统治时期，实际上是想通过他的日记表明：告密是忠于皇太后、忠于清朝的表现，9月21日的政变正是由他告密引起，他在戊戌政变中起了关键作用。袁在《戊戌日记》中说，9月18日谭嗣同深夜来访，“气焰凶狠，类似疯狂”，“声色俱厉”地逼迫他答应举兵杀荣禄，包围颐和园废掉慈禧太后，并说：“不除此老朽（指慈禧太后），国不能保。”袁世凯闻言大惊，因见谭嗣同“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害怕危及自己的生命，好汉不吃眼前亏，才不得不答应谭嗣同的要求。谭嗣同离开后，袁世凯“反复筹思，如痴如病”，毅然决定第三天向皇帝“请训”后立即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袁在日记中还口口声声地表示，告密是为了“诛锄误国误君之徒”，“以保全皇上”。他还向荣禄信誓旦旦地表示，“如果累及上位，我惟有仰药死耳。”

　　袁世凯在《戊戌日记》里的自我表白有着明显的破绽。包围颐和园禁锢、废掉慈禧太后，杀荣禄，这是何等重大而紧急的事件！袁世凯的告密如果是积极的、主动的，那么他为什么不在谭嗣同“夜访法华寺”的当天晚上或最迟在第二天清早在北京直接告密？后党庆亲王王奕劻、刚毅都是慈禧的心腹，也是袁世凯的朋友。袁完全可以找到在北京的这些大臣告密，何必一定要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呢？袁世凯这种舍近求远的反常做法，如果不是脑子有毛病的话，其中一定另有隐情。还有一点让人不解的是，9月18日夜，谭嗣同找他密谈，向其提出围园“锢后杀禄”之谋，19日整整一天袁世凯又干什么去了？他是有充分的时间在北京告密的，缘何要白白耽搁一天，这岂不蹊跷？

　　破绽之四：戊戌政变发生之初，即1898年9月21日，慈禧为何不立即捉拿“锢后杀禄”的主谋谭嗣同，却要延搁数天之后？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发动政变，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的瀛台，发布“训政”诏书，再次垂帘听政，并下令捉拿康有为、康广仁两兄弟。试想一下：如果是袁世凯告密导致政变，则慈禧政变上谕中必定指名捕拿谭嗣同，因为谭才是亲自去袁世凯住处要求袁围园劫持太后、诛杀荣禄的人，属于“逆首”。慈禧太后是无论如何不会忘记他、放过他的。可是，在9月21日的“训政”上谕中，为什么仅仅看到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的命令，却偏偏没有谭嗣同的名字在内，难道是疏忽大意所致吗？还有，“训政”上谕中罗织的康有为的罪名也只不过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罢了，较之谭嗣同等人谋划的“围园、劫后、杀禄”之罪名还是比较轻的。如果慈禧早已知悉谭嗣同等人之谋，那么对此大逆不道、罪在不赦的罪行，上谕的文字中应该有所体现，何以只字不提呢？

　　值得注意的是，在戊戌政变发生、“六君子”被杀后，清廷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的上谕是这样说的：“主事康有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察觉，立破奸谋……”

　　上谕公布了慈禧太后等杀死维新党人的最重要理由，是他们“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而这道上谕的发布时间是在“训政”上谕发布后的近一个星期。这显然是在政变后得到荣禄的密报，知悉了维新派的“谋逆”之后的一个补充行为和辩解。

　　戊戌政变的原因

　　如果不是袁世凯的告密导致了慈禧太后的政变，那么，又是什么促使慈禧再次发动宫廷政变——戊戌政变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呢？

　　慈禧发动政变的真正原因：光绪和维新派的所做所为超出了她的“底线”。

　　慈禧太后给光绪皇帝和维新派划定的改革底线，简单地说就是：光绪不能完全摆脱她的控制，她的权威和地位是绝对的，不能受到任何的挑战和威胁。光绪和维新派的“失误”在于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力图超越甚至根本抹掉这一“底线”。政变的发生就再自然不过了。那么，光绪和维新派究竟在那些方面动摇了或力图超越慈禧的底线呢？除了上文提到的光绪对顽固派的“有限回击”之外，主要有以下几件事情。

　　其一，维新派康有为等人拉拢袁世凯，光绪皇帝两次召见袁世凯，破格提拔袁，并对其委以大用，因袁世凯掌握兵权，这自然引起了慈禧的警觉和恐慌。

　　康有为等人鉴于光绪皇帝的无权、处处受制于太后、无力推行变法的现实，经过密谋制定了一个“选将材以得兵权”计划。在《覆依田百川君书》中康有为提到：6月15日之后针对顽固派的行动，他开始“居间画策，以救圣主，渐为皇上收揽大权，渐选将材得以兵权……”这样做的是“若使事集，则皇上既有兵权以行其大权，则西后无能为力”，以确保光绪皇帝的人身安全和变法的成功。

　　康有为等人在选谁作为军事将领这件事上，颇费心思，先后筛选过袁世凯、聂士成、董福祥等人。康有为首先选定的是袁世凯，认为：“以将帅之中，袁世凯夙驻高丽，知外国事，讲变法，昔与同办强学会，知其人与董、聂一武夫迥异，拥兵权可救上者，只此一人。”于是，他们先派徐致靖的侄子徐仁禄去天津小站去联络袁世凯。徐仁禄去小站未见到袁世凯，转由营务处徐世昌代为传话，未能征得袁世凯的明确态度。随后，康有为又决定派人去活动聂士成。当时派王照去找聂士成被王拒绝，康有为自己也认为聂士成并无把握，遂放弃去找聂。而林旭却认为袁世凯不可靠，主张去联络董福样。林曾赋诗一首交给谭嗣同，诗云：“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报主恩。愿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建者莫轻言。”（“千里草”是个董字，指董福祥；“本初”是三国时袁绍的字，暗指袁世凯）林旭的提议未被康梁等人采纳。

　　康有为等人最终选定的仍是袁世凯。9月11日，康有为为徐致靖撰写了一个奏折，以徐的名义密保袁世凯。9月12日，光绪皇帝便谕令袁世凯来京。9月14日袁世凯来京，16日光绪皇帝接受维新派的建议召见了袁世凯，“垂询军事甚详”，并告诉袁不必受荣禄节制，可直接独立行事，直接向皇帝负责。20日袁世凯再次被光绪皇帝召见，并破格擢升他为兵部候补侍郎。光绪召见袁世凯及其超擢兵侍，谕以专管练兵事宜，袒露了帝党和维新党人寻求军事后盾的意图。用王照的话说，此举是掩耳盗铃，霹雳一声，昭告世人。

　　维新派和光绪帝的所做所为自然也逃不过慈禧、荣禄的眼睛，于是他们也加紧实施政变的准备事宜，两派短兵相接的争斗一触即发。

　　其二，光绪皇帝准备开议事机构懋勤殿，慈禧认为光绪此举目的是想拥有一个专属皇帝的办事机构，类似军机处，力图完全撇开她的控制。

　　懋勤殿位于乾清宫西廊，原为清朝历代皇帝“燕居念典”之所，同治以后逐渐虚废不用。自从康梁维新派议设制度局流产、拟开议院作罢以来，经维新派多时筹议酝酿，光绪帝决意开懋勤殿，试图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以设顾问官的方式把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领袖和骨干人物集聚起来，组成一个筹划、指导变法维新的核心。关于开懋勤殿的用意，除康有为所说“以议制度”之外，梁启超说得更为具体明白：“上既广采群议，图治之心益切，至七月二十八日，决意欲开懋勤殿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各国政治专爱，共议制度，将一切应兴应革之事，全盘筹算，定一详细规则，然后施行。”懋勤殿一开，必将加强变法维新的指挥力量，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清王朝的施政体制，远不只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议事、议制度改革这一层意思。其用意和目的乃是在于设立为光绪帝所用的新的施政机关，以取代原有的军机处。仅仅靠军机四卿，已经不能满足光绪帝全面执政的需要了。诚如严复所言，帝党和维新党人所设想，这个重开的懋勤殿，随侍光绪帝圣躬身旁，以“专预新政”为职责，无异于新设一个承旨机关。

　　光绪曾为开懋勤殿之事亲赴颐和园向慈禧太后请示。光绪帝如何向慈禧表达此意，帝后之间如何对答，史无明载。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称：此事光绪帝“定于二十八日赴颐和园时禀请太后之命。太后不答，神色异常，惧而未敢申说”。从光绪帝以后再也不敢提及此事，且立即交杨锐带出十分危急的密诏的情形来看，可以想象慈禧太后峻拒的态度之严厉。论者普遍注意了开懋勤殿并遭到慈禧否决的这一事件，但对其“专预新政”的政治目的及促使帝后、新旧冲突加剧的关键意义，则似乎未予足够的估计。（未完待续）

唐踔，《文史精华》200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