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告密与戊戌政变的发生孰先孰后（下）

　　其三，正当戊戌变法如火如荼地开展、帝党后党剑拔弩张的时候，日本实力派人物著名政治家伊藤博文来京，这直接导致了政变的发生。

　　超擢任用袁世凯以及拟开懋勤殿，尽管为后党和守旧势力所不容，但在他们看来，这些还都是帝党在朝廷内部的闹腾，仍有余力控制，而伊藤博文的被召见，准备上条陈，以及将被任用为客卿的传闻，则被后党和守旧势力认为这将会导致对整个局面的完全失控。在当时，请伊藤帮助中国的改革事业，可谓维新党人的普遍要求。御史李岳瑞、洪汝冲，候选郎中陈时政等都曾上书“请用客卿”，“异国人才宜亟借用”，伊藤“如果才堪任使，即可留之京师，着其参与新政”。《国闻报》的报道说：“近日京朝大小官奏请皇上留伊藤在北京，用为顾问官，优以礼貌，厚其饩廪。持此议者甚多”。“王公卿相士庶皆言之凿凿”伊藤“将入军机矣”。

　　9月14日，伊藤抵达北京，康梁等维新派人士人兴奋不已，认为“中国转贫为富、转弱为强、转危为安之机实系乎此”。维新派与其往来频繁，朝夕问计，并纷纷上奏光绪皇帝建言，请光绪延聘伊藤“留作顾问官”，以辅助新政。光绪逐决定于9月20日接见伊藤。

　　伊藤的来华及维新党人的频繁活动，使顽固派十分惶恐。他们认为伊藤来华的目的绝非“游历”，而是“将专政柄”。在慈禧等人看来，维新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与外国人“勾结”起来，所以在变法之初康有为等提出联英日以抗俄的主张就引起了顽固派的坚决反对。伊藤博文的来华，更使顽固派大为恐惧，后党和守旧势力认为，“……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后果之严重可想而知，这绝对不能接受的。因此，光绪帝接见伊藤之事一经证实，后党和守旧势力策动的政变，即由舆论和密谋一变而为实际的行动，要千方百计阻止光绪与伊藤见面，要“转危为安”，只有请太后再度“训政”。

　　9月19日，荣禄由天津赶赴北京，参加了政变密谋。是日晚上，慈禧太后便从颐和园赶回皇宫，幽禁了光绪帝，发动了戊戌政变。9月20日，为免出意外，顽固派仍照常让光绪帝召见了伊藤和袁世凯，但这次召见是在慈禧太后的严密监视下举行的。袁世凯在《戊戌日记》中记载光绪帝的这次召见“无答谕”就不足为奇了，原因就是他已被幽禁。21日，慈禧太后才公开宣布“新训政”。

　　因此，论者认为光绪接见伊藤是政变的导火线，是有根据，也是有道理的。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谓：“八月之变，幽禁皇上，株连新党，翻改新政，蓄此心固非一日，而藉口发难，实由于伊藤之来也。”

　　袁世凯是如何告密的

　　袁世凯的确向荣禄告发了谭嗣同的密谋，但是，时间是在政变之后而不是在政变之前。袁的告密不是主动的，而是被动的，是在知悉政变发生之后，权衡“利弊”作出的应急脱身之举。

　　根据袁世凯的亲信张一在《心太平室集》的记述，袁初五日返津，隔一天后，杨崇伊来天津，向荣禄报告训政的消息。袁告密时，杨崇伊已在荣禄处，荣禄已知政变消息，且“令卫兵夹道罗列”。张的记述很值得注意。由于袁世凯刚从北京回津，被光绪皇帝封为侍郎，荣禄也心存疑虑，故而见袁时“已令卫兵夹道罗列”。袁世凯从杨崇伊那里得知太后训政，捉拿康有为、康广仁的消息，吓坏了，害怕康有为供出初三夜谭嗣同访袁于法华寺，密谈兵变“围园锢后杀禄”之谋。遂将当时守旧派尚不知道的围颐和园、禁锢西太后、诛杀荣禄的密谋，和盘托出，故有“袁乃跪求荣为做主”的举动。这样看来，袁世凯的告密并非积极、主动，而是在他已听到慈禧太后训政消息之后，怕受连累被惩罚，才被动告密的。如果袁是积极主动告密，那就不会有“卫兵夹道罗列”，不会有“杨崇伊在座”，也不会有“袁乃跪求荣为做主”。因此，不是袁世凯的告密导致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而是慈禧政变导致袁世凯告密。张一颇有作证的资格，他1903年入袁世凯幕府，长期追随袁世凯，为袁之亲信，所说当是比较可信的。但张所记告密真相与袁世凯《戊戌日记》不同，《戊戌日记》实为袁世凯本人后来所记，当有所讳饰。

　　袁世凯的被动告密还可以从荣禄的亲信陈夔龙的记述中得到另外的佐证。陈夔龙在《梦蕉亭杂记》中所记与张一有几点不谋而合：其一是袁世凯告密在杨崇伊到天津之后，荣禄已知太后训政，但“佯作不知”；其二是袁世凯当时受到很大压力，虽未记“卫兵夹道罗列”，但荣禄对袁世凯已怀疑；其三是张一记“袁乃跪求荣为做主”，而陈夔龙记述的是“袁知事不谐，乃大哭失声，长跪不起”。陈夔龙也是有资格作证的人，戊戌政变后不久，即调到荣禄幕府，是荣禄的亲信，官至湖广总督、直隶总督。因为他和袁世凯素来不睦，所以他的消息应该来源于荣禄处而非张一从袁世凯和北洋幕府中来。但有趣的是，两人所记袁的告密情形却是何等的相同，似乎不是巧合！

　　从张、陈二人所记可以推想：袁世凯本来没有告密的念头，是在初六（9月21日）晚听到杨崇伊带来太后“训政”捉拿二康的消息后，怕受到牵连，故而告密，这是他的保命之计。接着告密的消息又通过杨崇伊带回北京，守旧派才知道谭嗣同等人兵变围园的密谋。八月初九日（9月24日）遂有这样的谕旨：“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著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九日上谕）由于袁世凯告密，事态扩大，谭嗣同等人相继被俘，并不经审讯于9月28日处决“六君子”，9月29日宣示罪状，就有了“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及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这道谕旨说明袁世凯的告密已反馈到了北京。

　　袁世凯虽非主动告密，但把围园密谋和盘托出，总算将功补过，不但为旧党宽容，而且受到重用。荣禄进京，袁世凯奉命护理直隶总督，其新建陆军得赏银4000两。以“戊戌六君子”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子。需要指出的是，告密之初，守旧派对袁世凯并不完全信任，慈禧太后因袁参与围园密谋，并未主动出首，认为袁是维新一党，欲加重惩。幸亏荣禄看中了袁的才能，为袁力保，袁才能够保全官位，并加官晋爵。如果袁世凯是主动告密，慈禧怎么会认为袁世凯“存心叵测，欲置之重典”呢?

　　从袁世凯与维新党的关系看，袁不会、也不可能主动告发谭嗣同和维新派。

　　应该说，慈禧把袁世凯认作维新一党并非空穴来风。事实上袁世凯与维新党人的确联系密切。袁世凯在维新变法问题上和康有为的思想十分接近。甲午战争以后，他即和康有为结交。1895年，在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以后，袁世凯时在督办军务处当差，也曾向光绪帝上书，条陈变法事宜，他当时的思想观点和康有为很接近。

　　1895年夏，康有为第四次上书，都察院、工部不肯代递，袁世凯曾帮助康向督办军务处要求代递。不久，强学会成立，袁世凯积极参加，是发起人之一。后来袁世凯奉派赴小站练兵，筹建新建陆军，康有为等为袁设酒饯行，康有为对袁的印象也极好，认为：“袁倾向我甚至，谓吾为悲天悯人之心，经天纬地之才……”以往论者总是认为袁世凯与维新派派的交往是“假维新”，是投机，这无疑是将历史人物的复杂性简单化了。如果没有袁世凯的维新言行和积极的表现，如果不是康有为等维新人士对袁世凯其人有良好的印象，就不会有以下数件事情的发生。

　　其一、袁世凯的越级提升是由于维新党人的大力举荐，维新派的重大事情也能让袁世凯与闻。

　　维新派要借重袁世凯的兵力，而袁则通过维新派的荐举，升官晋爵。袁世凯从三品按察使升为二品候补侍郎即是徐世昌（袁的亲信）向维新派活动的结果。袁世凯通过维新派尤其是康有为的荐举，越级提升。袁对维新派感激不尽，他们之间的关系拉得更近了。维新派内部议论的机密事，也不避着袁，而且袁也表示支持。不管怎样，光绪帝是合法的君主，袁世凯除了思想上与维新派有一致之处，无论从忠于君主的伦理观念说，或是为个人名利地位计，他也会向维新派靠拢。9月18日，当光绪帝的密诏带到康有为那里，语气紧迫，有“朕位且不能保”的话，维新派的几位核心人物聚在一起，捧诏痛哭，商议救光绪的办法，其中就有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在内。

　　维新派的核心人物跪诵密诏，相与痛哭，谋划救光绪的策略，这是何等机密的大事，却有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参加。徐是袁的代表，如果对袁不是十分的信任，维新派无论如何是不会让徐世昌参加这一秘密活动的。

　　其二，袁世凯对维新党的承诺是：“赴汤蹈火，亦所不辞”。

　　袁世凯曾对维新派做过全力支持的承诺，从毕永年的记载中可以证实。毕永年是谭嗣同的好友，为人豪侠，谭嗣同邀请他到北京来实行兵变，待劝说袁世凯杀荣禄、围颐和园后，即由毕永年率领勇士拘执太后。据毕永年记载，康有为曾对他说：“‘袁极可用，吾已得其允据矣！’乃于几间取袁所上康书示仆，其书中极谢康之荐引拔擢，并云赴汤蹈火，亦所不辞。康曰：‘汝观袁有如此语，尚不可用乎?’仆曰袁可用矣。”袁世凯给康有为的信中所写的“赴汤蹈火，亦所不辞”8个字，分明表示袁世凯是愿意执行极危险的任务，当然，袁写信时不一定知道要围园劫后，但必定已知道康有为要借重他的兵力，去对抗守旧派，故而作出“赴汤蹈火，亦所不辞”的承诺。这样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9月18日维新派核心人物，跪诵密诏、谋救光绪时，这么机密的大事，竟会有袁的代表徐世昌在座，正因为袁世凯已作出十分肯定的承诺，维新派才会对他完全解除戒备，并试图借助他的兵力达到非常的目的。

　　其三，谭嗣同夜访法华寺。

　　维新派与徐世昌跪诵密诏，商量救光绪时，自然会谈到杀荣禄、包围颐和园、劫持太后的密谋，因为这是维新派既定的策划。他们请徐世昌一起看密诏，就是要说服徐同意进行兵变，围园夺权，根据康有为的说法“吾乃相与痛哭以感动之，徐菊人亦哭，于是大众痛哭不成声”。但是，实行兵变的关键人物是袁世凯，徐世昌不能决定这样的大事，于是就有当夜谭嗣同夜访法华寺，与袁世凯亲自面谈之举。因此，谭嗣同夜访法华寺就不是一桩突然的、冒失的行动。如果袁世凯与维新派交往甚少，属于圈子以外的人，谭嗣同会那样冒冒失失地去夜访他，向袁谈极机密的事情，并要求他去做极危险又极其重要的事情吗?谭嗣同是血性汉子，豪侠任气，为事业而不惜自己牺牲，但他是读书明理的人，不是莽撞的冒失鬼。据毕永年说，谭嗣同不赞成围园劫后的举动。谭云：“此事甚不可，而康先生必欲为之，且使皇上面谕，我将奈之何?”为了挽救维新事业，执行光绪与康有为的命令，谭答应夜访袁世凯。如果袁事前没有“赴汤蹈火，亦所不辞”的承诺，他未必肯如此冒失从事。尤其是袁世凯的《戊戌日记》中把谭嗣同写成突然闯入的不速之客，“气焰凶狠，类似疯狂”，“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并非事实。这样的描写只能是袁世凯为了掩盖自己和维新派的密切关系而编造出来的。

　　其四，袁世凯提出到天津阅兵时，光绪帝走入袁营中的设想。

　　为保全自己，袁世凯出卖了光绪帝和维新党。袁世凯虽早已参与维新派的谋划，并承诺要支持维新派，但9月18日唯新派提出杀荣禄、调兵入京围颐和园、劫持太后之谋后，袁世凯犹豫了。袁世凯认为，执行此计划极其冒险且难度很大。袁军虽精锐，但周围有聂士成、董福祥的军队牵制，聂、董的军队人数远在袁军之上。且袁军驻扎小站，离北京二三百里，要长途行军，突破聂、董二军的阻拦，奔袭颐和园，成功的把握实在太小了。然而，尽管袁世凯有犹豫，但还是提出另外的方案：到天津阅兵时，光绪帝走入袁营中的设想。这一计划可能维新派与袁世凯早已商量过，袁主张实行这一计划，成功的可能性较大。袁世凯握精锐之师，有天子在营中，以静制动，谁敢有异言?这进一步说明袁世凯始终参与了维新派的废后掌权之谋，而且还是这个谋划的关键人物。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袁世凯与维新派关系的不同一般。

　　后果与结论并非完全一致

　　既然袁世凯与维新派的关系如此密切，康梁等人又如此看好袁世凯，那到最后为什么袁世凯还是向荣禄告了密，出卖了维新派，即使在政变发生之后？原因其实很简单了，袁世凯是在政变遽然发生的情况下，他比较了维新派与顽固派的力量，在权衡利弊之后作出的选择。正如前文引张一、陈夔龙所记，荣禄对袁世凯已经严密防范。袁世凯听说北京发生政变、慈禧太后再次训政、捉拿康有为，吓得魂飞天外，以为密谋已经败露，故“大哭失声，长跪不起”，向荣禄表示忏悔，并将谭嗣同夜访之事，和盘托出，为保全自己，出卖了光绪帝和维新派。

　　谭嗣同夜访法华寺的传奇故事底本，一是来源于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一是来源于袁世凯的《戊戌日记》。梁启超讳言围园劫太后的密谋，称此为守旧派的诬陷，其实维新派确有此密谋，最近发现的毕永年《诡谋直纪》是不可辩驳的铁证。但袁世凯在《戊戌日记》中所说亦非事实真相，他隐瞒了和维新派往来的事实，讳言曾参与了密谋，而且诡称自己告密在前，听到政变的消息在后。可能因为当时社会上有戊戌年袁世凯与维新派联络密谋兵变的传言，袁世凯为平息传言，洗刷自己，写了《戊戌日记》，证明他一直忠于慈禧太后。好在荣禄已死，袁世凯何时告密，怎样告密，已死无对证，不为人知了。

　　通过上面的分析也许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期间一度倾向于维新派。他通过徐世昌与维新派保持联系，与闻和支持他们的密谋，并且作出了使用兵力的承诺，而当事机紧迫时，他又不敢做杀荣禄、兵围颐和园、劫持慈禧太后的冒险举动。9月20日回天津后还在观望尚未告密。9月21日晚，当他听到杨崇伊带来的政变消息，袁世凯以为事情泄露，为保全自己起见，便和盘托出围园劫太后的密谋，致使事态扩大，于是才有了大批维新派被捕、被革、被逐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的结局。

唐踔，《文史精华》200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