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梁启超时代”到“望平街时代”

笔底波澜——中国百年言论史的几个阶段（上）


　　摘要：衡量一个民族是否文明，其中一个标尺就是言论自由有多大，这是一个基本尺度，是衡量人类文明的标准。从古希腊以来，从中国的诸子百家时代以来，这条标准从来不曾改变，哪一个时代言论自由空间大一点，哪个时代就是一个思想开放、文化繁荣的时代。


　　早在10多年前，我便开始思考推动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抓手是什么，有什么可以成为我们通往未来更美好、更合理社会的一个抓手？市场经济、公民社会、民主政治都是，但是建立市场经济、公民社会、民主政治，或者创造一个合理的公正社会的前提是什么？我想到，可能我们探讨一两百年，中国的核心问题，从起点上来说还是言论自由的问题，首先要给人有说话的自由，表达的自由，如果连说话的自由、表达的自由都没有，其他的一切会有吗？公开、公正、公平，首先要有公开。几千年来，我们都是一个靠嘴巴活着的民族，但是我们的嘴巴不是用来说话的，我们的嘴巴是用来吃饭的，所以中国有句古话叫“民以食为天”，那么我发明另外一句话：民以说为天。嘴巴至少有两大功能：第一是吃饭，第二是说话，说话当然不是私下之间的窃窃私语，而是可以在公开场合表达内心的真实想法，如果一个社会允许你把你真实的想法通过公开的渠道表达出来，这个社会还是一个有可能变得更好的社会。

　　我找到了从言论自由去关心百年中国问题的一个抓手，如果只是空泛的从理论上去谈言论自由，从古希腊以来西方的知识分子都已经讲过了，而且讲得很好，其中有很多经典的著作，英国密尔的《论自由》，甚至马克思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这些文章都写得很好，里面有很多的名言警句都是谈论自由的。从理论的角度去阐述言论自由，不仅西方社会早已做过了，我们的前辈如胡适之等人也已经做过了。所以，我想从历史的角度去阐述言论自由在中国展开的过程。换句话说，就是100多年来国人追求言论自由的这条道路到底是怎么样过来的，这个中间发生了哪一些事情，有哪些可以作为我们今天的参照系，或者说有哪些经验可以依赖，有哪些教训值得吸取。

　　我想写一本《百年中国言论史》，但是我至今还没写出来，我了解得越多，就越是不敢下笔。在这过程中，我看了很多的材料，看了很多的老报纸、老刊物，但是要系统地清理中国100多年来追求言论自由的历史为时尚早，我需要把晚清民国的重要报刊浏览一遍之后才能下笔，工作量十分繁重，所以这个过程将非常漫长，我费时大半年才把1902年到1949年的《大公报》翻了一遍，而光是《申报》从1872年到1949年就有78年，比《大公报》的部头还要大，还有《时报》、《晨报》、《益世报》等其他报纸。也许10年后才能完成这个题目。

　　当然经过这些年，我对百年来发生的事情大致上有了自己的脉络，我把百年中国言论史概括为这样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给它命名为“梁启超时代”，用一个人来命名为一个时段；第二个时段我把它命名为“望平街时代”，这条街没有了，但它是当年中国报业的中心，就在今天上海的汉口路一带，那个时候中国许多重要的报馆都集中在望平街，中国最出名的出版社集中在另外一条街——棋盘街，就在现上海的河南中路；第三个时代我用一本杂志来命名，叫“《新青年》时代”。之后叫“《大公报》时代”，用一份报纸来命名。最后一个时代叫“《观察》周刊时代”或“周刊时代”，1948年12月，这个周刊的关闭，意味着中国百年言论史的链条中断。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从那之后我们进入了另一个时代，也就是胡风那首长诗题目《时间开始了》，时间从1949年重新开始，那个以后的历史还要去写，我们今天说的百年言论史就到新中国成立这一天为止。


　　一

　　为什么把第一个时代命名为“梁启超时代”？梁启超少年得志，二十几岁就暴得大名，终生享有盛名，胡风及其创作的长诗《时间开始了》在文化、政治、学术各个领域对中国人的影响力迄今无人超过，毛泽东、胡适、郭沫若、鲁迅、邹韬奋、王芸生以及很多实业家、职业军人，都说自己年轻时代受到梁启超的影响，连梁启超的反对者包括胡汉民、谭人凤在回忆录中也都不讳言早年曾受到他文章的影响。可以说，那个时代千千万万的青年都是他的精神乳汁哺育出来的。1895年，梁启超就跟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了一生中第一份报纸《中外纪闻》，免费赠送，没有产生多少影响，很快就停刊了。但是1896年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为他赢得了极大的名声，几乎可以说，凡有井水处，就有人读过梁启超的文字。全国人民如醉如狂地读梁任公的文字，他的文章连载，大家都争相传颂。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就曾要求所有县以上衙门都要订阅《时务报》。他的文字的确有很大的感染力，笔底常带感情，其实不止这个特色，如果只是这样，那就只是一种抒情而已。

　　批评梁启超的人说他这个人善变，多变。多变是一个毛病，同时也是个优点，在多变的同时他就是善于吸收新知，不断地把国外的东西介绍过来，与梁启超同时代的严复因翻译《天演论》而广为人知，也影响了几代人，他俩其实构成了一个竞争。严复是留学英国回来的，有很好的西学根基，同时也有很好的国学根基，他的文章写得很古雅，他要用古雅的文字翻译西方的逻辑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著作，为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引入了许多陌生的、全新的维度。比如说他创造了很多新词，这些词在今天我们看来都是非常棒的，经济学他就翻译成“计学”，这个词很恰当，也很简略；社会学他翻译成“群学”，社会学就是研究群体嘛；“天演论”这个词是他翻译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也是他翻译的，这都不是原话，是他用汉语做出的高度概括，大量的新词都是严复自己琢磨出来的，最有名的是“自由”一词，密尔的《论自由》被他翻译成“群己权界论”，个体与群体的边界在哪里，自由就在哪里，这些都是天才的创造，但是非常遗憾这些新词大多数没有流行，也就是没有被中国人接受，人们适应不了他那种高雅的、古朴的表达，他们更愿意接受那种通俗的、现代的、半洋不土的表达。梁启超恰恰就是，因为他不懂英语，他是一个典型的土生土长的中国科举出来的读书人，是因为政治流亡才到了日本，在流亡当中学的日语。他通过日语翻译的词汇比如国民、权利，比如政党、群众、干部，比如逻辑学、社会学、经济学……都被接受了。梁启超是从日本整体移植，而不是英文直译。今天我们使用的许多日常词汇基本上都是从日语转译过来的，而梁启超就是最早大量使用这些词汇的人。一个社会一个民族要改变，要更新，最核心的更新就是语言的更新，话语体系的更新就是整个社会体系更新的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社会跟30年前相比真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会使用大量网络语言、民间语言、通俗口语。“文革”时代人人都用一种语言，就像人人都穿两种颜色的服装，蓝色和军绿色，整个民族都是这样的单色调。今天出去一看，满街都是五彩缤纷，语言也一样多元化了，而且以民间语言为主导的大量网络语言正成为我们的日常语言。网络语言意味着民间语言开始登堂入室，雅和俗之间的界限被打破了，过去那种分明的社会等级次序被摧毁了。谁掌握了社会语言的支配权谁就掌握了社会的方向。用什么样的语言说话，就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大致如此。希特勒有希特勒的语言（纳粹语言），德国有学者为此写了一本学术著作《第三帝国的语言》，还没有中译本。语言的背后就是掌控社会的话语体系。梁启超给中国最大的贡献就是他通过日本的媒介带进来了一套全新的语言表达系统。他这套语言转换成汉语表达系统，我们的汉语就不再是千年相续的孔夫子的语言体系。

　　从先秦到清末，我们使用的话语体系是单一的，从孔子到朱熹到王阳明到曾国藩，2000多年的中国大致上只有一套话语体系，是由孔子、孟子等儒家诸子奠定，经过汉代董仲舒等人把它规范化变成统治秩序的意识形态，到朱熹手里进行新的注解，加入了一些佛学的思辩，但是根本的那些东西没有变化。这套话语体系在农业文明社会有巨大的优势，因为它是对先秦之前农耕社会的高度概括，那时世界上还没有出现工商业社会。这一套思想文化体系、语言表达体系，在那个时代是非常适应的，甚至可以说，它到明代以前都还是比较适应的。17世纪工商业社会全面崛起，经过200年，中国开始全面落伍是在19世纪。人家已经是蒸汽机、工业化、民主制度，我们还是一个皇帝一大群妃子一大堆太监、小脚和辫子，当然就落伍了。第一批到美国留学的幼童，其中出了很多政治家、工程师、学者、将军。其实，他们到了国外没多少时间，清廷怕他们再留在那里会把辫子剪掉，很早就把他们撤回来了。他们到美国以后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辫子被人笑话。所以，他们都把辫子盘起来，戴个高高的帽子，怪怪的。辫子、小脚、太监都成为中国的问题。这样的一个民族显然无法面对工商业文明的挑战。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那一套话语系统也落伍了。梁启超属于转型时代的思想家，一个更新换代的人。他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但是他又看到了西方社会的变化，看到了世界是一个什么状态。特别是他流亡到日本以后，读了大量日文翻译的西方著作，他就介绍过来。他一生虽然也从政做过两次内阁总长，也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做过导师，但终其一生他主要是一个言论史上的人，是一个办报办刊的知识分子。那个时候报刊不分家，报刊分家也是梁启超的贡献。《时务报》，以及他在日本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都不是报纸而是杂志。报纸和杂志真正分家出现在1904年，与梁启超有关的《时报》在上海创办，第一次把报和刊分开了。从《时报》起，报纸就印刷成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今天我们习惯的一些文体，比如时评也是梁启超开创的。在他之前，王韬在《循环日报》每天发表社论，但其实不是时评，而是政论，时评是时事评论，发生了一个什么新闻，围绕这个新闻表达自己的看法。

　　梁启超创办的最有名的杂志《新民丛报》是个半月刊，横跨的时间有5年，1902年至1907年，在这份杂志上他充分展示了他的思想才能和写作才华。他在这上面发表的一组

　　文章，后来结集成书叫《新民说》。他曾发表一篇《少年中国说》，“少年中国”随即成为当年中国很流行的一个词汇，至少有两本杂志叫《少年中国》，五四时代有一个著名的团体叫“少年中国学会”，这个会名也是从梁启超那里来的，那些人都是读梁启超的文章长大的。清末许多人的日记经常记着在读《新民丛报》。左舜生回忆，某一天晚上学校都熄灯了，他和另外一位同学在教室里讨论梁启超的文章，一边讨论一边哭，他说梁启超的文章太感人了。毛泽东曾对斯诺说，少年时代最崇拜的人是梁启超，写文章也是学他的。

　　这样的人一个人就可以构成一个时代，从他1896年创办《时务报》到1907年《新民丛报》停刊，我把这10多年称为“梁启超时代”。这个时代梁启超扮演的主要角色是政论家。放在言论史上看，晚清是一个政论家办报的时代。当时中国的报业还在初创阶段，非常不成熟，办报的目的往往不是新闻，而是政治，是为了推动社会变革。办《时务报》是为了推动维新变法，梁启超写的《变法通议》等大量文章就是要证明，不变法，这个民族就完了。至于怎么变，他提出了一整套的思路，废科举设学校，开议会，开言路，办报纸，通过报纸让人民了解这个国家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等等。当然，这并不是说那个时代只有梁启超一个人在那里唱独角戏，只是说他的言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拿他做一个标志。那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梁启超是其中一个最出色的时代鼓手，与他同时代，跟他一起办《时务报》的汪康年等人也不能忽略。

　　辛亥革命之际，章太炎回国，上海《民立报》发表社论欢迎他，认为他是革命文豪。南洋的报纸也说章太炎、邹容是革命之父，他们的言论文章带来了这场革命。无论梁启超、章太炎，都是“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的象征人物，他们通过言论对几代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二

　　第二个时代我把它命名为“望平街时代”，用一条街来命名，是因为这条街上的报纸影响过一个时代，影响了辛亥革命的进程。这条街很短但很热闹，每天早晨天没亮，报贩子、报童都来此批发报纸了，尤其是辛亥革命的时候，这条街成了消息集散中心，大批市民涌入这里买号外、探听消息。来不及等报纸出版，报馆就把最新消息抄在纸上贴出来，报纸对中国社会的进程产生直接的立竿见影的影响大概就在这样的大变动时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报馆所起的作用可能比子弹还大。武昌一声枪响，全国纷起独立，甚至连一场像样的战役都没有，就把清朝江山给颠覆了。这在历史上是从没有过的。历史上的革命都是两种：一种是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另一种是上层的军事政变。这两种模式都是靠武力为支撑的。辛亥革命不是靠武力，武昌最初起事的只是工程营的士兵。无论赞成或反对这场革命的人都认为，这场革命幕后的真正推手是报馆，他们不断地鼓吹，不断地散布谣言，颠覆了一个政权。为什么工程营起事之后，各地很快起来响应，因为报纸上说哪里哪里都独立了，甚至说皇帝都逃走了。其实都是后来独立的，但是报纸上先登出来了。在武汉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武昌起义没几天，汉口一个印刷公司老板胡石庵就办了《大汉报》，称这场革命就是汉人反对满人，报纸一天就卖了2万多份，非常畅销，后来一天印刷3万份，一开始只有他一个人，从写稿到校对，整个编辑部就他一个人。这个报纸做过最有名的一件事是：在汉阳、汉口被北军占领，剩下孤独的武昌，摇摇欲坠，许多人都认为孤城难守，准备离开武昌时，他发挥了报纸的巨大威力，在6个小时内发布6个号外。大致是说，这里丢了两个地方，但是上海也打下来了，南京也打下了。别的地方都打赢了，就我们这里打败了。6个号外让人心一振，不少人不走了，一些人回来了。其实他的6个号外都是编造的，但在关键时候发挥了难以想像的作用，振奋了人心。就在这时候，奇迹发生了，外国使馆传来消息，南京真的被革命军打下了。南京是一座坚城，打了很久，到1911年12月2日才打下来。消息传到武昌，失汉阳，得南京，得大于失，整个江南半壁就定局了，从此局势逆转。报纸起了很大的作用，这家报纸是在武汉，其他主要报纸都在上海的望平街上，既有外国人1872年创办的《申报》、1893年办的《新闻报》，又有梁启超他们办的《时报》，还有于右任创办、后来其他人接办的《神州日报》，更有革命党人的喉舌《民立报》。武昌枪响之后，《民立报》在上海马上呼应，大字标题登出来，评论说，武汉居天下之中心，武汉定天下定。他们的话不仅说给中国人听，也说给外国人听，意思是现在我们革命了，外国在华的领事馆、商家最好保持中立，不要在这个时候跟我们过不去。《民立报》每天发表这些消息，在上海和周边地区洛阳纸贵。整个长三角地区，杭州、嘉兴、南京、江阴、镇江等地的人都要看这个报纸，北京的学生每天都等这个报纸看。梁漱溟那时候是北京顺天中学堂的学生，他通过同学关系从上海给他寄，邮寄比较慢，但是他也看。吴宓是清华学堂学生，在清华看不到，就跑到城里找熟人讨报纸看。官员也在看，翰林院侍讲恽毓鼎反对这场革命，却很喜欢这个报纸。他在日记中说，最喜欢看的报纸是《民立报》，最喜欢看的杂志是《东方杂志》。这一报一刊都是反对清政府的。他说别的报纸不好看，这两种报刊比较有学理。

　　《申报》比较中立，但是到了革命发生的时候，他马上发现，如果站在革命的对立面，跟清政府一个调子的话，他的读者、广告都没有了。为了生存也必须迎合这样的时代潮流，所以，他比《民立报》报道还凶，因为版面多，连副刊里的大量游戏文章也是赞成革命的。比如说黎元洪其实不是传说中从床底下拉出来的，他这个名字元洪，就是朱洪武之后人。某人曾经从他家里看到一副对联写着什么“大泽龙方蛰”之类，一看就非等闲之人。像这样的消息到处在传，民众心理就发生波动了。心理波动之后就要做两件事，第一是逃难，城里人往乡下逃，乡下人往城里逃，城里人觉得只有乡下是安全的，乡下人觉得兵荒马乱的只有城里安全。第二是要钱。逃难得准备现金，所以都到银行、钱庄去挤兑，银行开不了门，物价飞涨，整个社会就乱套了。看似偶然的事情发生了，但是背后跟报纸的鼓吹有巨大关系。我把这个时代命名为“望平街时代”。就是报纸在推动社会的变动。对革命的评价是另外一个题目，但是革命的背后，报纸确实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报纸登的新闻有些是不可靠的，不真实的，但是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影响，这是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有大量的证据。到革命将清廷推倒，接下来的岁月，并没有像革命发生之前想像的那样，立马变成一个美好的时代，所以有些人非常失望，就在那里思考根源在哪里，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才会迎来一个“《新青年》时代”。

　　“望平街时代”的特征可以说是革命者办报办刊的时代，至少是革命者在推动，如果不是主导的话。与此同时，改良派的声音渐渐被淹没了，包括梁启超的声音到了辛亥革命发生之际也被革命派的声音给压住了。因为这个时候任何理性的声音都没用了，书斋里的学理已经不重要了，人们都到街头来了。书斋里的革命怎么能比得过街头的革命呢？（未完待续）

　　作者傅国涌，系著名学者，主要关注近代中国的转型、百年中国言论史等，同时坚持独立的社会批判，已出版著作有《追寻失去的传统》、《1949：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大商人：影响近代中国的实业家们》、《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等。

　　《江淮文史》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