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的权力演变

　　文化大革命始终是一个热门话题，追忆、探讨、反思那段历史，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分析，做出的解读也不同。例如，有人把文革看作是党内斗争，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重新洗牌，选择接班人，围绕着权力分配而引发的大动荡或者说内乱。持这种观点的探讨者大有人在。

　　崇尚官本位，上行下效，崇尚权力、地位和金钱的思想观念由来已久。传统社会中那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文化人读书求学的目的就是“学而优则仕”。从大处讲，修身、治国、平天下。考取了功名，就能吃皇粮，出人头地；就能光宗耀祖，后世流芳。无论出道不出道，骨头里的潜意识就是读书做官，升官发财，进入上流社会。尽管有人坐在大堂上不停地念叨那句“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戏文，忙得昏头昏脑不辨东西；甚至被上司、同僚骂得狗血喷头，丢失人格，还是不愿离去。忙是忙了，骂也骂了，吃鼻涕受委屈，“三年知府，十万雪花银”的魅力和收获，比较而言也是可取之利。况且还有那么多师爷、幕僚，吹喇叭抬轿的帮办、贴士和操盘手。他们很会揣摩主子的心思，讨主子的喜欢。善于看主子的眼色行事，见风使舵的技艺很高明。他们深知，只要社会存在，人们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有商品交易市场，芸芸众生就得请客送礼，就得交粮纳税。在划定的地盘上，当官的，有钱有势有地位的人就有话语权，就有取之不尽的财富和金钱。他们就是人上人，就能享受荣华富贵。

　　权力、地位的诱惑力，传统文化旧势力的影响，陈腐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社会变革起起落落，周而复始。国民党深受其害，共产党也没有躲过这一劫难。当初共产党闹革命，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宣扬民主科学和自由，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摆脱外国列强的奴役、剥削和压迫，依靠广大人民英勇奋斗，勃然兴起。夺取政权之后，组建了一个由共产党领导，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共同执政的联合政府。推选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刘少奇、高岗为副主席。其中，宋庆龄、李济深是国民党的代表，张澜是老同盟会员，也是民盟的主要领导人。政府内阁组成人员，周恩来是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四位副总理，董必武、陈云是共产党的代表，黄炎培和郭沫若是民主人士。21位政务院主要成员，有11位是民主人士。政务院下属34个机构103个正负职位领导人，民主人士有49位，其中15位是正职，副总理黄炎培兼任轻工业部长，郭沫若兼科学院院长和教育委员会主任两个正职。由此可见，新中国第一届政府可谓群星灿烂，民主气氛浓郁，称得上是一个开明开放、民主团结，兼顾社会各阶层利益的执政团队，深受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至于后来发生的演变，形成一党独大，党政不分，以党领政的态势，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人为的因素。

　　新中国成立不久，共产党效仿苏联模式建立起新的社会制度。实践证明，无论是政治体制还是经济体制，以及用人机制先天不足，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大跃进、公社化碰壁，庐山会议之后，党内意见分歧，派系争斗升级，社会矛盾加剧，党政内部，社会上出现了许多不确定因素，暴露出来的问题更为严重。

　　1962年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就急于求成，政策失误导致高指标，浮夸风，由此产生负面效应，进行自我批评。总结大跃进、公社化运动出现的问题，查找原因，毛泽东认为七分天灾，三分人祸，成绩是主要的，与刘少奇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看法，大相径庭。天灾乃是客观原因，外来因素。不光是气候、自然灾害，还包括体制、用人机制方面的问题。制度不完善，体制有问题，缺少有效的民主监督，上行下效，不讲科学必然出问题。这一年，刘少奇重新出版他的早期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再三强调共产党员要坚决服从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要做党的驯服工具。在邓小平等高层领导人的支持下，他们进一步强化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和官僚政府机构，逐渐形成一个特权阶层。此时，刘少奇、邓小平、林彪等人的权力地位随之上升，似乎更加稳固。与此同时，党内矛盾，不同思想观念的碰撞以及派系之间的争斗也日益复杂、激烈。派系争斗，互告御状，矛盾随时可能被激化。刘、邓看重的是权力和威严，威权政治，官本位背离了毛泽东“要相信群众，团结大多数，依靠广大人民”，倡导平民政治，反对搞特权的思想理念。无形之下，形成了两种思想，两个司令部，两套班子各为其主的不正常现象。党内派系争斗升级，社会矛盾加剧，共产党面临新的麻烦、危机和考验。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短短几个月，红卫兵造反派就把效仿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官僚政府机构冲了个稀里哗啦。刘、邓被打倒，许多当权派和官僚政客接受审查被批斗，尝到了被整治，受批判的苦头。后来，他们感慨地讲“有一种震撼、不安和害怕的感觉”。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1967年1月，上海的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联合起来率先夺了文汇报社的权。接着又把矛头指向上海市政府，夺了他们的权，并向全市人民发表公开信，宣布夺权成功，成立上海公社，行使对社会的管理权。毛泽东得知后，否定了张春桥、姚文元成立上海公社的做法，他说“在需要夺权的单位，可以成立临时的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权力的诱惑耐人寻味，由上海一月风暴引发的夺权风潮在全国蔓延展开，各省市自治区，机关学校，文化教育，公共事业单位，工厂企业的群众组织闻风而动，纷纷夺权，挂起了革命委员会的牌子。从上海1967年1月夺权风暴开始，到1968年9月5日新疆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经过一年多的博弈，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相继改组，成立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新的权力机构。为此，中央两报一刊发表社论，表示祝贺。邮政部门发行特种纪念邮票，名曰《全国山河一片红》。由于某种原因，邮票发行时间不长，就被停止使用。如今，这枚邮票成了集邮珍品，面值八分的邮票被炒到几千元人民币，在集邮、收藏界备受追捧，而且，常常有价无货，难见真容。

　　在这场夺权风潮中，一些地区的红卫兵造反派群众组织，思想激进，派性发作，呈现对立状态，发生夺权与反夺权，抢夺争斗事件。双方人员相互谩骂、攻击，从口诛笔伐上升到拳脚相加，大打出手。有些单位的造反派甚至动用武器，开枪射击，造成人员伤亡，局势混乱，给社会带来许多麻烦。面对这等情势，解放军遵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直接介入地方的文革运动，开展三支两军工作，制止武斗内乱，控制了局面。在解放军的帮助、干预下，清理了一批制造事端的坏人，造反派组织停止武斗，实行大联合，以三结合的方式建立起革命委员会，社会局势趋于稳定、好转。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九大的新党章，增加了新的条款，正式确定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文革风云人物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康生、陈伯达等都是中央政治局的重要成员。林彪、江青，一武一文，两股政治势力成为那个阶段，影响中国社会发展变革的主要力量。元老派似乎成了配角，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山头被削平。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爆发，令人震惊、疑惑、难以理解。这一事件对毛泽东的打击，给社会带来的影响，产生的负面效应不可谓不大。当然，也有人幸灾乐祸，感到高兴。例如，当时还在江西某机械制造厂休养、劳动的邓小平听说此事之后，他仰天长啸“林彪不死，天理难容”。不知道他们之间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都是民主革命时期的同路人，开国功臣，党的高级干部，围绕着权力地位，你争我夺，到头来为什么如此绝情，咒骂死者，令人费解。随后，邓小平两次给毛泽东写信，揭批林彪，要求工作。他多次向老人家表示忠心，什么“承认错误，改造思想，永不翻案，服从中央的决定”等等。

　　从另一方面看，林彪自我爆炸，围绕在他身边的那股政治势力不战而退，随之败落。似乎给文革派带来了机遇和更大的空间。但是，不晓得毛泽东当时出于什么考虑和用意，没有让文革派进一步做大做强，掌握更多的权力。不久便重新启用像邓小平这样一些被打倒、靠边站的老干部，选用了一批中青年干部和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工农兵代表充实到各级领导岗位。

　　经过一番排查、清理、整顿，社会态势有了好转。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时隔不久，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如期召开，选出党和国家新一届领导人。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位高权大，重任在肩，上任后他依然我行我素。工作中与文革派和其他领导人之间有合作也有分歧。因为政见不同，话不投机，邓小平常与他们进行争论，在同僚面前他大骂“江青不是个好东西”。两个人“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邓小平反对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就受到批判，被打倒，儿子受到伤害，成为残疾人。邓小平心怀不满有怨言，人之常情，可以理解。

　　如何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是件棘手难办的事情。1975年9月邓小平与四人帮发生争吵，由此在全国引发新的政治运动，使社会局势，再次出现动荡，激起了又一波风潮。

　　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四月五日清明节因悼念活动引发天安门事件。此时，邓小平与四人帮的较量，党内外两股政治势力的较量呈现白热化。为了稳定社会局势，从大局出发，毛泽东不得不把邓小平打入冷宫，撤销他党内外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为邓小平日后复出留下一个活结。同时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和党中央第一副主席。至此，在那个特殊年代，围绕着权力、地位和各自的利益，党内派系之间的争斗已近尾声，形势逐渐明朗。表面上看，最后的焦点和悬念就是毛泽东的大位，谁成为党中央主席，谁就是胜利者。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华国锋、叶剑英等联手打倒四人帮，华国锋接任中共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集党、政、军头衔于一身，被人们称为英明领袖。在平反冤假错案，清理历史遗留问题过程中，元老派不甘寂寞，不甘心被边缘化。压抑了多年的不满情绪总得释放开怀，舒坦一下方能解气。华国锋执掌大印，根基不牢，缺少经验和稳固的社会基础，政治思想路线出现问题，执政不到三年就被元老派挤下政治舞台。有人戏称那时的政坛演义：先是大登殿、五子登科；后是垂帘听政。邓小平不愧是政坛高手，他高举毛泽东的旗帜，翻唱变脸，走八卦。重新恢复了老一套官僚政府机构，启用跟随多年的老搭档和得力助手。什么“白猫黑猫论”，“摸着石头过河”，“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高薪养廉”等等，令人费解的政策大行其道。改革开放，踉踉跄跄一路走来，老问题没解决，新的矛盾层出不穷。经济发展了，出现的问题也不少。付出的代价，造成的损失，官僚政客、腐败分子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们给社会带来的负面效应和后遗症，人们有目共睹，深有感悟。

　　事实证明，改革开放，创建和谐社会，如果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不能克服官本位，缩小贫富差距。如果不建立科学、民主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现代化制度；用人机制不规范、不合理、不透明，没有行之有效的民主监督机制。纵然你下台，我上台，轮流执政，也不会收到好的效果。正如许多有识之士所言：“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否则难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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