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问政之殇——昙花一现的“好人政府”

　　“好人政治”以一种典型的实验主义方式证明了自己的破产，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政治实践遭遇惨痛失败，胡适后来也承认，他们的幻想简直是“与虎谋皮”。不打倒军阀，空谈“好政府”，反而会起到掩盖和粉饰军阀黑暗统治的作用
　　北洋政府时期，军阀割据，国内政治混乱不堪，一向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想为国出力。五四运动之后，不仅左翼知识分子积极活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都跃跃欲试。90年前的1922年，他们组成了小团体——努力会，提倡“好人出来奋斗”。

　　1922年5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拿出了自己的政治宣言——《我们的政治主张》。北大校长蔡元培领衔，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陶行知、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北京大学教务长胡适等共16位各界知名人士签署。之后不久，现实政治竟然给了他们一个施展的机会，一个由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成的内阁应运而生，人称“好人政府”。“好人政府”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早的政治实践，但也是最不靠谱的政治实践。

　　“努力会”与《努力周报》

　　1921年，中华民国走到了第十个年头，国内政治仍是一地鸡毛：袁世凯死后，全国陷入军阀混战，从“府院之争”到“张勋复辟”。希望武力统一中国的皖系被直系、奉系打败，皖系瓦解、徐世昌下野、黎元洪上台，民国政治在十年的时光里原地打了个转。1917年，胡适回国时曾高调表示：“二十年不谈政治”，但是不到五年他就忍不下去了。

　　1921年5月21日下午，胡适把丁文江、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蒋梦麟等人招到家中“讨论组织一个小会的事儿”，胡适草拟了组织大纲，大家均表同意，这便是“努力会”的缘起。不久，蔡元培、商务编译所所长王云五、东南大学教授陈衡哲、北大教授朱经农等人也先后加入进来。

　　努力社本为议政而设，一开始就是这几位知交好友的高谈阔论，只局限在餐桌、麻将桌、茶会上，且常常以对当局和时政的不满和牢骚告终，根本不可能对实际政治产生任何影响。成立半年多，一直没有什么太大发展，组织机构也未像章程写的那样建立起来。不过，胡适、丁文江等人通过建立这样一个组织，有意识地在上层知识分子中做了大量的联络工作，扩大了他们的影响力。

　　算起来“努力会”是1921年6月1日成立。整整一个月后，另一群志在救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上海、嘉兴南湖召开了自己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之后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1922年3月，胡适与丁文江商议建立一个公共平台来公开政见、监督政治。据胡适回忆：“《努力周报》的筹备远在半年之前，而丁文江是最早的倡议人。他主张我们这帮有职业、不必靠政治吃饭的朋友应组织一小团体，研究政治、讨论政治，作为公开地批评政治、提倡改革的准备。最早参加这个小团体的人不过四五个，最多时也从没超过十二人。人数少便可以坐在一个桌上吃饭、讨论。”

　　后来，丁文江又提议创办一个批评政治的小周报，这便有了《努力周报》。他建议大家从每月薪俸中捐出5％作为周报经费。当时，大学教授的薪俸是280元，5％就是14元，钱虽不多，但周报的印量不大，又无稿费，便也够用。自由派知识分子对当时中国政治混乱的原因有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最可怕的是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只要有几个人有不折不回的决心，排山倒海的勇气，不但有知识，且有能力，不但有道德，而且要做事业，风气一开，精神就会一变。”

　　说起胡适、丁文江等筹办《努力周报》，期间颇多周折，饶有趣味。他们拟好办报申请递上去，警察厅先是不批，拖延了一阵子，也拿不出理由，就只好借口房东不同意。几位教授非常恼火，又于1922年2月4日“再请立案，措辞颇严厉”。北洋政府找不出不批的根由，无奈同意他们创办周报，但在批文上要求“勿宣传偏激之言论”。

　　5月7日，《努力周报》在北京创刊。这是一个注重谈政治的刊物。创刊号上登着“发刊词”，是胡适做的一首《努力歌》，最后两节写道：朋友们，我们唱个“努力歌”：不怕阻力!不怕武力!只怕不努力!努力!努力!阻力少了!武力倒了!中国再造了!努力!努力!” 这首歌，反映出《努力周报》对于军阀的“武力”统治仍保持着不满和反抗态度。但是胡适说，《努力周报》谈政治，仍然“只是实行我那‘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主张”。最著名的是它提出的“好政府主义”。

　　《我们的政治主张》一鸣惊人

　　5月14日，《努力周报》第二期发表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政治宣言——《我们的政治主张》，可谓是“一鸣惊人”。这是一篇专谈“好政府主义”的宣言，由胡适起草，蔡元培领衔，陶行知、李大钊、丁文江、胡适等共16人签署。文末即署着这16位“提议人”及其职业，长长的一排名单，多是校长、教授、博士、主任之类人物，颇有一点气派。而“好政府”也似乎成了这许多人的主义。

　　其实，这个政治宣言的出台，完全是无预谋、无组织、无计划。胡适在日记中承认，这是他“第一次做政论，很觉得吃力”，脱稿时已到半夜，胡适自己看看，觉得更像一个公开的宣言，就打电话给李大钊，两人商量后决定第二天到蔡元培家合计此事，“邀几个‘好人’加入”。第二天，16位“好人”齐聚蔡府，召开“好人”会议，除了上述二人，还包括丁文江、陶行知、梁漱溟、朱经农、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等，“全是一班大学的人”。好人们讨论通过了《我们的政治主张》，并决定由蔡元培领衔，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联合签名，作为会议公告在《努力周报》第二期公开发表。这一行动开创了中国现代著名知识分子联名提出政治主张的传统，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

　　这篇宣言，提出“好政府”作为改革中国政治的共同目标。又提出三个基本要求：第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第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第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并认为政治改革的惟一下手工夫，“在于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向国中的恶势力作战”。他们的主张，显然也有反对军阀统治的积极意义，所以像李大钊这样的共产党人也签名赞成。

　　就在“好人们”的主张发表后两个月，与“努力会”几乎同时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如果说中共“一大”是组织建党，“二大”时，中共便也有了自己的宣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个宣言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对比同时期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和《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前者非常谨慎，甚至有点缺乏自信，后者则是坚定不移。

　　丁文江：“少数人的责任”

　　“好人们”把“好政府主义”提出来了，可面对军阀统治，乱糟糟的国家究竟如何建立一个“好政府”呢？丁文江呼吁：“好人出来奋斗”。其实，所谓“好人政府”并非胡适、丁文江等人原创，最初的提出者是享誉世界的大哲学家罗素。1920年l0月，罗素应梁启超之邀来华讲学，丁文江是总招待。罗素不想谈自己不甚了解的中国问题，可中国人总是希望他发表些“中国向何处去”的建议，无奈之下罗素只好谈了些“走到哪里都不会有错的真理”。罗素在梁启超、丁文江为其举行的饯行宴会上说：“中国要有一打好人，敢于承担责任，敢于将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据说罗素回国后曾对人说：“丁文江是我所见中国人中最有才最有能力的人。”很显然，丁文江就是罗素眼中的“一打好人”之一了。

　　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浸淫的丁文江认为“自然哺育了一种超人，即少数人，他们主宰了社会进步”，“组织政府当然也是少数人的事”。他在《少数人的责任》一文中写道：“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的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只要有几个人，有不折不回的决心，排山倒海的勇气，不但有知识而且有能力，不但有道德而且要做事业，风气一开，精神就要一变……”他自信满满地说：“中国的人民，号称有四万万；进过小学堂以上学校的人，最多不过四百万；中学堂以上的，不过四十万；进过大学堂的，晓得一点科学，看过几本外国书的，不过八万。我们不是少数的优秀分子，谁是少数的优秀分子？我们没有责任心，谁有责任心？我们没有负责任的能力，谁有负责任的能力？”

　　丁文江甚至考虑组织一个“好政府党”。在《答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讨论》一文中，他主张：第一，是要保存我们做“好人”的资格；第二，是要做有职业的人，并且增加我们职业上的能力；第三，是设法使得我们的生活程度，不要增高；第四，就我们认识的朋友，结合四五个人，八九个人的小团体，试做政治生活的具体预备，倡办《努力周报》，就成为“干”政治的第一步。

　　蒋廷黻在《我所记得的丁在君（丁文江）》一文中回忆，“关于军阀和军队问题，在君的知识简直是骇人的。军阀个人的籍贯、年龄、出身、天资的高低、教育的程度、生活的习惯、彼此的关系、部队的数量、素质、配备等，在君几乎是无不知的。”由此看来，丁文江对军阀颇有信心，早有与军阀合作的想法。

　　毫无建树的好人内阁

　　历史有时会以喜剧的形式，与人们开一个悲摧的玩笑。1922年9月，由于军阀派系的矛盾，吴佩孚等支持王宠惠出来组织内阁，署理国务总理，罗文干任财政总长，汤尔和任教育总长。他们三人都曾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名，因此，这届内阁被人称为“好人政府”。

　　胡适、丁文江大喜过望，叫上傅斯年等人，全力以赴地支持和指导王、罗、汤三人如何治理国家，提出来一揽子治国方略。可惜 “好人内阁”并无实权，只不过是军阀手里的一种工具与装饰，王宠惠等整天忙碌，向外国乞讨借款，主要是给军阀做内战经费，因此引起人民的不满。又因军费分配不均，引起直系内部纠纷，王宠惠自然倾向吴佩孚为首的“洛(阳)派”，给他们提供较多的军费，因而引起以曹锟为首的“保(定)派”的极大不满。

　　11月18日，倾向“保派”的国会议长吴景濂等借口财政总长罗文干在签订借款合同中有贪污问题，逼使黎元洪下令将罗文干逮捕，形成轰动一时的“罗案”。吴佩孚便出来干预，将罗释放。曹锟也不罢休，与直系其他军阀发表通电，要求惩办罗文干和王宠惠等人。吴佩孚陷于孤立，只得牺牲车马，与曹锟妥协。王宠惠等人失了后台，被迫于11月29日宣布下台，罗文干还落得个锒铛入狱。下野后的汤尔和曾懊丧地抱怨道：“我劝你们不要谈政治了罢。从前我读了你们的时评，也未尝不觉得有点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里面去看看，原来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你们说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搔着痒处的。你们说的是一个世界，我们走的又是另一个世界，所以我劝你们还是不谈政治了罢。”“好人政府”仅仅两个月零六天，便“倒阁”了。它的短命表演，使“好政府主义”声名狼藉，正派人士都不屑于提及了。

　　“好人政治”以一种典型的实验主义方式证明了自己的破产，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政治实践遭遇惨痛失败。胡适在《努力周报》最后一期上发表了《一年半的回顾》，在回顾一年半来的国内政局之后承认说：“我们当日对于北方政府，确曾抱一点希望”。《努力周报》也再未提“推翻这鸟政府”一类的话了，而且还幻想由军阀政府来“裁兵”，“制宪”，实行“联省自由”，推行一点一滴的改良。这不是为盗贼上条陈吗？胡适后来也承认，他们的幻想简直是“与虎谋皮”。不打倒军阀，空谈“好政府”，反而会起到掩盖和粉饰军阀黑暗统治的作用。

纪彭，《文史参考》2012年第9期（5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