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亡羊补牢启“政改”

　　如果记载属实的话，44岁的省部级高干端方，或许说出了他混迹官场以来最为凶险的一句话。


　　在1905年某次与最高核心慈禧太后的会谈中，慈禧问：“新政已皆举行，当无复有未办者？”端方回答说：“尚未立宪。”慈禧又问：“立宪如何？”端方答：“立宪则皇上可世袭罔替”。

　　大清国一向以具有大清特色的社会制度而自豪，坚定地认为落后于人的无非只是器物层面而已。作为大清国的高级干部，端方居然将政改作为皇上“世袭罔替”的前提——追究起来，这完全可作为对“奉天承运”天子的极大不敬。


　　改革波折

　　如此自由化的言论，记载在魏元旷的《坚冰志》中，当然，没有任何旁证——毕竟，那是中央核心与省部级高干的私下会谈，如何传到了时年49岁的小干部魏元旷的耳朵中呢？但是，在“谣言”往往能成为“遥遥领先的预言”的大清国，这种野史般的孤证，似乎往往更能一针见血。

　　《坚冰志》说，慈禧太后听完之后，深以为然，而这成为启动五大臣宪政考察的推动力之一。几个月后，更为靠谱的戴鸿慈日记记载，在革命党袭击了五大臣之后，慈禧太后“慨然于办事之难，凄然泪下”。两相对照，慈禧太后对端方的逆耳忠言能接受，并不奇怪。

　　大清国的确到了皇上可能无法“世袭罔替”的最危险的时刻。


　　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大清国的精英们在穷究战败原因时，开始关注体制、尤其是政治体制上的问题，这成为1898年“戊戌变法”试图进行全面的体制改革的主要原因。而主导“戊戌变法”的光绪皇帝及其身边的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四小军机”，急切而缺乏行政阅历，加上颇具权欲野心的康有为在台前幕后的鼓噪，将一场应该稳步推进的改革变成了文件上的大跃进和组织上的大换班，把几乎所有的体制内精英都推向了“改革”的对立面，导致了流血的“戊戌政变”。

　　戊戌年的折腾，破坏了中央的权力平衡。为了缓和矛盾，慈禧太后不得不为光绪皇帝指定接班人，册立了“大阿哥”溥儁，这导致溥儁之父、端郡王载漪进入了权力中心，并迅速形成了第二个司令部。为了巩固儿子的接班人地位，缺乏行政资源的载漪，最为有效的方式就是利用和鼓动民意，义和团成为他趁手的工具。向来对群体性事件极度敏感的大清国官方，第一次主动煽动民粹，这导致了极端排外的义和团运动的泛滥，并最终引发八国联军入侵，京津沦陷，百姓遭难，两宫出逃。

　　庚子年的惨痛结局，令端郡王等以“保守”面貌出现争夺民意资源的势力，基本覆灭。逃亡途中的大清中央领导核心，发布了继续改革的诏令，接续了前33年（1861~1894年）的改革开放路线（“洋务运动”）。而开始于甲午战败、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也从戊戌时期不切实际的大跃进激情，变得更加理性和现实，稳步推行立宪、实行宪政，开始逐渐成为主流的声音。


　　宪政之胜

　　出使日本大臣李盛铎在1901年6月，就提出应将立宪作为改革的关键：“各国变法无不首重宪纲，以为立国基础。惟国体、政体有所谓君主、民主之分，但其变迁沿改，百折千回，必归依于立宪而后底定。”他建议应当派遣官员出洋考察各国政治。

　　1904年1月20日，云贵总督丁振铎、云南巡抚林绍年向中央提交联名报告，建议效法日本进行政改，否则“虽日言变法，亦必敷衍而终无成效”。驻法国公使孙宝琦也建议中央“仿英、德、日本之制，定为立宪政体之国”。

　　与相对沉默谨慎的官场相比，各种媒体开始热烈地讨论立宪，政改的舆论氛围越来越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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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日俄战争是推动中国立宪的加速器。图为日本人绘制的1904年5月定州大战。

　　发生于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则成为刺激大清国立宪政改的加速器。在这场战争中，新兴的、弱小的日本，居然战胜了老牌的、强大的俄罗斯，这令世界跌破眼镜，也令中国的精英们看到了一条救国的捷径，认为“此非军队之战，乃政治之战也”，是立宪战胜专制的胜利。

　　媒体认为：“历观全地球近五十年来之兵事，其在两专制或两自由国相遇，胜负之数，盖未可定。若夫专制国与自由国相遇，则专制国未有能支者。其一验诸普法之役，其二验诸美西之役，其三验诸中日之役，并此而四矣。”（《时报》1904年6月17日），甚至认为：“专制国与立宪国战，立宪国无不胜，专制国无不败。”

　　早在日俄战争结束之前，张謇等主张立宪的体制内智囊，代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魏光焘拟了一篇要求立宪的奏稿，虽然最终没能上达中央，但其明确提出的“仿照日本明治变法，五誓先行，宣布天下，定为大清帝国宪法”等主张，对地方实力派们影响不小。

　　战后的舆论普遍认为，世界上仅有中俄两个国家实行专制，而俄国在战败后开始了立宪运动，就只剩下中国成为专制制度的最后堡垒。“试以中国目前之象言之，其黑暗面与俄国无不酷肖。其有俄之专制而种族不如俄、地形不如俄、威望武备不如俄者，其亦可以惧矣。”（《中外日报》1904年5月9日）如果不实行立宪政改，则“国事不定者，如以无舵之舟泛于沧海，随风移引，漂流无定，朝兴一新政有人梗焉则暮罢之，暮行一新政有人议焉则朝易之，东涂西抹，置旗不定，徘徊歧路，百举而卒无一成”。（《时报》1905年7月16日）日俄战争，是“天意所示其趋向，引导中国宪政”（《南方报》1905年8月23日），《大公报》甚至喊出了“惟立宪而后可以救中国”的口号。

　　此时的政改要求，与戊戌年相比，更体现出了实践的艰难，而不再仅仅停留在“口水”改革的层面。“改立宪政原未有仓猝立办者，必须预为宣告，限若干年改立宪政，日本之前鉴未远也。以中国今日文明进步之速，不过十年国民之程度必已增高，朝廷如果从今日确定方针，期以十年颁行宪法，尚何有不能之虑乎？


　　“鬼使”出发

　　派遣高级官员出国考察宪政，被中央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与战前主要由媒体呼吁政改不同，日俄战后，要求立宪政改成为大清国官场的主旋律。

　　日俄协议签订后，密切观察着俄国立宪运动的驻俄公使胡惟德，提醒中央：“今我国处孤立之地，日英同盟本不足恃，宜定立宪法，上下一心，讲求自立之策，以防俄国及各国之侵害。”直隶总督袁世凯提出：“欲图自强，宜考求各国宪法，变通施行”，他建议将东三省作为“政改特区”，给予地方官特权、更改旧制、旧官吏一律不用等。两江总督周馥则提出，在东三省“仿欧美设立法、执法、行政三项官之意”，“改行省、添州县、变刑章、订税则”，“预立地方自治之基”。对此，舆论认为：“今日日俄之役，既明明示以立宪之利、专制之害，苟中国之人心犹未尽死，则其翻然悔悟，固不必待上智神圣之生，此各省督抚所以有议立宪政之举也。”（《警钟日报》1904年5月20日）。

　　在这样的背景下，派遣高级官员出国考察宪政，就被中央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1905年7月4日，中央正式决定派团出访，从宗亲、枢臣、户部堂官、督抚中各选一人，组成考察团，人选初定为载振（商部尚书，作为宗亲代表）、荣庆（军机大臣，枢臣代表）、张百熙（户部尚书）、端方（湖南巡抚、督抚代表）四人。

　　但是，除端方外，其余三人都不愿意去充当“鬼使”（当时贬称出使外国为“鬼使”）。

　　张百熙的理由是工作太忙，无法脱身，而且“头晕时发”，不能乘船，他推荐户部右侍郎戴鸿慈前往。媒体则认为张百熙当时有望进入军机，不愿意在这关键时刻离开北京。

　　荣庆的理由没有明言，应该与其守旧的政治倾向有关。中央只好改派另一军机大臣瞿鸿禨，瞿又推辞，又改派“实习军机大臣”徐世昌。根据李宗侗1957年发表的资料，其父李焜瀛（李鸿藻子）是考察团随员，他说瞿鸿禨与奕劻在军机处斗法，奕劻经与袁世凯、徐世昌商议，用立宪考察的名义将瞿鸿禨挤到国外去，但被瞿鸿禨识破。主动提出派员考察、又在军机处里年纪最轻的徐世昌，只好作茧自缚，主动请行。

　　载振的理由最堂皇，说自己“权位太重，恐外人疑我借此干预（日俄）和局”。当时，的确有国际舆论认为中国派团的目的之一，是干涉日俄的休战谈判，以便维护自己在东三省的利益。载振向中央建议，改派地位略低的载泽前往。

　　7月16日，中央宣布：“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总因承办人员，向无讲求，未能洞悉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弱而救颠危。兹特简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7月27日，又宣布加派满洲镶黄旗人、商部右丞绍英随同出洋考察，考政大臣改为五人之数。

　　亡羊补牢，终于开始了第一步。

　　只是，大清国的羊圈，还来得及补上吗？

　　雪珥，《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