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解释——文革迫害致死，犯罪还是犯错？

文革历史写作的主要分歧（中）


　　解释：犯罪还是犯错

　　不可避免的是，任何历史写作不仅与事实有关，还与对这些事实的解释有关。对于文革这样的近期历史事件更是如此。对历史学者来说，事实在任何时候都应该优先，而解释应当从事实中得出。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在文革的官方历史中，中国权力当局对文革的解释决定了对史实的选取。在《文革受难者》序中，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教授指出：

　　在文革这一案例中，中国共产党在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煞费苦心地对其历史作了基于现实需要的表述。《决议》批评了毛泽东，说文革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的，但是把“四人帮”和林彪的所作所为描写成“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说他们“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煽动人民“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从1978年开始，邓小平和胡耀邦开始为数以百万计的文革受难者，甚至更早的政治运动如“反右运动”（1957年）和“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1952年）的一些受难者平反。他们还为活下来的人撤销了各种指控，释放了那些被以“反革命”罪名监禁的人们。这是毛泽东死亡后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无数受难者家属感激这些新政策，很多人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天。假使毛泽东不在1976年死去，这些平反是不可能发生的。然而，邓小平和胡耀邦只把他们的举措叫作“平反冤假错案”，新政府把罪责归给林彪和“四人帮”，而不是毛泽东。他们坚持，毛泽东犯的只是“错误”，林彪和“四人帮”犯的才是“罪”。官方历史选取了那些能支持1981年《决议》的事实，而避免写入《决议》解释不了的事实。

　　所谓“四人帮”包括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和其他三个人，他们在文革中从较低地位高升到中央领导圈中。江青在1930年代成为毛泽东的妻子之前曾是上海的一个演员，并且以前结过婚。由于担心这段历史会威胁自己在党内的升腾，她下令销毁有关她的这一时期的文献并迫害监禁了那时候和她一起工作的同事。她对电影导演和演员的迫害在1981年对她的审判中被详细询问，并在后来在官方媒体上刊出。高皋、严家其的书用12页报道了这些故事[33]。

　　1966年7月26日，江青在北京大学对一万多人发表讲话，赞美那年6月18日发生在北京大学校园中的对所谓“阶级敌人”的暴力行动。她的讲话鼓励了暴力迅速蔓延发展。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副校长卞仲耘被殴打致死，成为北京红卫兵运动的第一个受难者。

　　江青多次会见中学红卫兵的领导人，并且称他们为“小太阳”。8月18日，100万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卞仲耘那所学校的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评论她的名字“彬彬”时说，“要武嘛！”这次集会后，杀戮立即升级。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北京有数千名教师和居民死于红卫兵暴行。那些被指控为“阶级敌人”的人的家被红卫兵查抄。十万居民被驱逐出北京，约占北京人口的百分之二[34]。这期间在各省也发生了相似的血腥事件。

　　中国具有尊师的悠久历史，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学生大规模杀害教师的事件。杀害北京数千名教师和居民显然是严重的犯罪，绝对不比迫害那些了解江青1930年代历史的导演和演员的罪行为轻。但是无论在审判江青时，还是在已发表的文革历史中，1966年8月的红卫兵杀戮都没有作为主要罪行被追究或记载。在笔者1988年首次发表文章披露卞仲耘之死之前，没有任何出版物提到这位中学校长被红卫兵打死。这不仅仅是因为她并非高级领导干部，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她代表了一个数量庞大的由更严重的犯罪行为造成的受难者群体。江青迫害那些知道她1930年代历史的演员还可以被归结为她个人的动机，但对大批教师和居民被杀害却不能这样解释。大批杀害教师和居民，只能归因于毛泽东的领导。其血腥性质使其可作为“群体灭绝罪”的罪证。然而，这也就正是为什么在审判“四人帮”和编写历史书时这些标志性的血腥图景被删除的主要原因。

　　把文革灾难归罪于林彪和“四人帮”企图篡夺党的最高权力，这样解释文革太缺乏说服力，不足以说明发生文革的起源，尤其不能解释对千千万万普通人民的残酷迫害。198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王若水（1926～2002年）推出“异化”新理论解释文革发生的原因。按他的理论，这一悲剧是由于社会主义偏离了人道主义，也就是“异化”了（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造成的）。此外，他认为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毛泽东时代人道主义被称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他主张从人道主义立场批判文革。

　　王若水努力面对并解释文革中发生的残酷的迫害，他反对仅仅把迫害归罪于林彪和“四人帮”，但同时他努力不损坏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名誉。中共高层领导人不赞成王若水的理论，在1983年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精神污染”运动中，他被撤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职务。事实上，当党中央下达指令性文件要人们开会批判“异化”论时[35]，即使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也很少有人弄得懂王若水的连篇术语和晦涩措辞。官方打击这一理论的后果是抹去公众对受难者和反人类暴行的记忆，以至于不再需要有理论来解释它们了[36]。在现实中，有了暴君就有受难者。在历史写作过程中是反过来的。当受难者得到记载的时候，杀害他们的作恶者自然就成暴君了。没有了大量的受难者，中国共产党1981年的《决议》就可以把文革解释成是毛泽东的错误而不是罪恶了。

　　一方面那些官方历史的作者选择与党的解释吻合的事实，然后，这些选择而来的事实又为新的解释提供了基础。举例来说，1966年8月30日，在红卫兵杀戮的高峰时期，周恩来总理用铅笔写了张字条，列出了13名“统战对象”的名字，其中包括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孙中山遗孀宋庆龄在内。周恩来要求对这13人的家庭和住宅施行保护，红卫兵不得冲击。文革后，在正式出版物中，周恩来的字条成为他在文革期间努力制止文革暴行的明显的有力证据[37]，但这样的解释是需要从历史中删除大量教师和居民受难者才能得出的。事实是，当周恩来写这一字条的时候，每天仅在北京就有数百普通市民被红卫兵打死。写这张只保护13个高层人物的纸条，实际上也是对大规模屠杀的默许[38]。

　　据有机会查阅“内部文件”的人说，当时中央每天通过数个情报收集部门得到被打死的人的数字的报告。显然，假如公布这些内部数字，周恩来的正面形象就很难维持，而那是文革后中共极力维护的形象。周恩来的这种正面形象有助于把文革描述为“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见1981年《决议》）。好像文革的首要受害者是党，而不是人民。

　　文革积极分子写的书也不提受难者。2004年，两本由徐景贤和聂元梓写的文革回忆录在香港出版[39]。徐和聂在文革期间都很有名，并据有很高很有势力的职位。徐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第三号人物（在他上面的那两个人都是“四人帮”成员）10年，文革后被判处18年徒刑。聂是北京大学文革委员会主任。据“内部统计”，在上海文革中有11150人被迫害致死，但徐景贤在他433页的书中竟没有提到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同样，在书中聂元梓抱怨她被判17年徒刑，但没有对北京大学的大批文革受难者（多达63人）表示道歉。徐和聂都足够聪明。他们知道，只要人们听说了受难者就会问谁是害人者，所以他们干脆不提受难者，对此否认。中国当局没有批准出版这两本书，但在如何处理受难者名字的方面与这二人并无两样。

　　政府对有关受难者的事实的查禁实际上助长了对文革犯罪的否认。聂元梓的书出版后，她恢复了曾经享受而因被判刑而取消的干部医疗待遇。当她出现在北京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高干门诊”时，老医生们很惊讶，而年轻人则不知道她是谁。2007年9月9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原师大女附中）为90周年校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集会上，红卫兵的标志性人物宋彬彬被授予“知名校友”荣誉称号。1966年8月18日她为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的著名照片在校园里展览，还印在校庆纪念册上。在拍成这张照片的13天前副校长卞仲耘被该校红卫兵打死，随后数千北京居民被红卫兵打死，这些事件则完全不被提起。

　　倾向于支持文革的西方学者同样表现得不愿意承认或面对文革暴力事件和巨大的受难者数字，尽管这些事件和数字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中文和其他语言如英文、日文的报道。2005年法国教授阿兰·巴迪欧发表了篇幅长达32页的《文化大革命：最后的革命》[40]一文，使用诸如“伟大的经验交流”、“与修正主义的斗争”这样的语汇称赞文革。文章叙述了文革全过程，提到了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的人的名字，甚至提到了1966至1968年间的一名学生造反派头头蒯大富，惟独没有提到受难者。很难判断阿兰·巴迪欧教授是假装对受难者存在的事实一无所知，还是他根本不在乎有多少人被杀害。他甚至不想费心为红卫兵暴力认真辩护，只简单解释了一句：“使得某些革命组织的野蛮性更加严重的（原因）是，在青年行动的规模上，从未有过这样的为政治肯定和创新的全球政治空间。”

　　在法庭上作证，证人要先宣誓：我将讲出真相，讲出全部真相，只讲真相。“讲出全部真相”和“只讲真相”也应该是以写出真相为基本使命的历史写作的两条原则。假使没有关于毒气室和安妮·弗兰克那样的受难者的报道，希特勒和第三帝国可以被描述成只是好战而已，而好战在欧洲历史上并不是绝无仅有的特殊情况。假使没有关于古拉格群岛的报道，斯大林的政权就可能被看作与俄国历史上的典型的沙皇统治差不多。回顾过去30年里发表的官方文革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上述两个原则都很重要，但“讲出全部真相”比“只讲真相”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当受难者们被遮蔽，文革的大图景就被扭曲了，文革的起源和性质就被错误解释了。（未完待续）

王友琴，《领导者》总第44期（2012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