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方法——调查罪行还是局限于二手资料？

文革历史写作的主要分歧（下）


　　方法：进行调查还是局限于二手资料

　　相对文革官方历史而言的“平行历史”30年来不能发展，主要原因是北京当局不断发布禁令和采取措施，以防止出版物偏离党确立的轨道。但本文不讨论政府在历史写作中的作用，而只是聚焦于历史写作本身。笔者想指出的是，上述三本文革通史书都忽略了受难者问题，除了因为官方的控制和检查制度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作者们主要依靠了已经印刷出来的材料而没有去亲自调查。比如，作者之一高皋在她的书的序言里明确说，该书材料来源为三种：文革时期的政府报刊，文革中红卫兵等“革命组织”的印刷品，以及文革后的出版物[41]。

　　如前所述，文革期间的出版物经过非常严格的审查并且没有报道受难者的故事。文革后媒体只报道了有名的和级别很高的受难者，因为当局不想完全披露文革期间犯下的罪恶。中国媒体公开声称自己是“党的宣传工具”。历史写作若纯以这类材料为来源，不可能有望达到学术标准。

　　最近，新技术使中国的非官方历史学者有可能让他们的声音被人听到。他们把他们的文章贴到互联网上，送到成千上万的读者那里；他们使用数码相机制作电影，几年以前这是中国的普通人根本不可能做的事。这种非主流的声音目前还很微弱，但正在渐渐强大，并逐步创立起非官方的历史，即“真实的历史”。中国两千五百年的历史写作以写在竹简上的文字开始。我们有理由希望，在电脑时代人们可以在近期历史研究上取得更多成就。

　　在此背景下，由胡杰（1958～，目前住在南京）拍摄的两部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和《我虽死去》成为了值得关注的优秀作品。这两部影片仅靠胡杰的妻子江芬芬的工资支持而拍摄。虽然在中国的电影院里还不能放映这样的片子，但制成的光碟几年来已经在普通人中流传。影片《我虽死去》自2007年4月起挂贴在YouTube网站上。影片表现的不仅是历史，而且还有电影制作者找回历史真相的努力。这就是为什么两部风格简单朴素的影片能深深感动那么多观众的原因。

　　为拍摄影片《寻找林昭的灵魂》（2004年），胡杰去了好几个省，采访了许多1950年到1968年之间与林昭（1932～1968年）相识的人，听他们讲述了林昭这个年轻的理想主义女性的故事。林昭从1950年代初期追随共产党，直到1957年因同情那些被打成右派的同学而自己也被打成了右派。由于写抨击政治的诗，她在1960年代初被判处20年徒刑。由于在上海的狱中她仍然写日记和诗批判毛泽东，1968年4月29日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事实上，上文提到的徐景贤应是签署死刑判决的人之一）。死刑执行后，警察到她的母亲家索要打死她的子弹的费用。在影片中胡杰不仅让观众看见了采访的情景，还展示了许多原始文件，其中包括法庭审判记录和林昭的手稿。

　　1979年，《人民日报》报道了女共产党员张志新（1930～1975年）案件[42]，她在文革期间由于“反革命言论”被处决。然而，《人民日报》强调，她的被害是因为她反对林彪和“四人帮”，而且她是被她所在的省份中“四人帮”的代理人判决的。《人民日报》避而不谈张志新曾经批评毛泽东。当局根据否定文革而不否定毛泽东的需要塑造了张志新的烈士形象，尽管事实是文革及“四人帮”的罪行都与毛泽东分不开。与官方关于张志新报道形成对比，胡杰的影片追求“讲出全部真相”，表现出受难女英雄的现实主义形象。

　　《我虽死去》（2006）报道了上文提到的中学副校长卞仲耘之死。1966年8月5日她被红卫兵学生残害致死。在电影里，人们能看见血迹斑斑的衣服和被打得扭曲了的手表，那个手表停在她死亡的时刻。40多年来卞仲耘的丈夫王晶一直保存着这些证据，他终于在胡杰的影片中把它们公开示人，实证了文革和红卫兵的暴行。王晶垚也曾向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2004年，Long Bow公司）的制作者——美国电影制片人卡玛·韩丁提供过上述照片，但是她没有采用，把这些照片退还给了王晶。看了韩丁的纪录片，人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她不采用照片的理由：这些可以作为证据的照片不可能使红卫兵保持她影片标题所说的“八九点钟的太阳”的正面形象。韩丁的纪录片没有提到红卫兵杀害了人。五所中学的前红卫兵出现在这个电影里，其中没有一人为1966年他们学校的红卫兵做过的事情道歉。而早在2000年，笔者已经把这五所中学红卫兵害死的八名受难者记录在互联网[43]。

　　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用四种语言发行，并在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的电视台播出。《我虽死去》只有带志愿人员免费翻译的英文字幕的中文版，而且在中国的人不能在YouTube上看到这部影片。尽管没有任何财务支持，胡杰还是坚持完成了这部不能在自己的国家自由播放的影片。虽然如此，他孤独的声音还是得到了他的同胞的承认和赞扬。在一定程度上，胡杰的状况就是其他致力于文革非官方历史写作的作者们的写照。

　　作为结束语，中国的两版一百元钞票的故事值得一提。第一版百元钞票在1980年发行，那时共产党刚给刘少奇恢复名誉，他的头像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头像并排印在新钞票上。钞票上的四个人头紧紧排列，不会透露出一点点浸透鲜血的文革历史或刘少奇被折磨了三年后死去的事实。将近20年后，第二版的一百元钞票在1999年开始发行并流通至今。新版票面上不再印刷四个人头而只有毛泽东一个了。年轻一代已经不知道刘少奇是谁，也不知道在文革中发生了什么，于是刘少奇和其他那一时期的“二等角色”都从钞票上被删除了。中国有句老话，“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难道这是真正的文革历史以及文革受难者的不可避免的命运？笔者希望百元钞票的故事不会成为文革历史写作的一个象征。

　　（相关简介：王友琴，历史学者、芝加哥大学中文课程主管。本文发表于法国刊物《中国透视》的“官方历史和平行历史”专号，2007年第4期。原文用英文写成，《中国透视》从英文翻译成法文，同时以法文和英文发表。中文本由作者从英文译出。）

注释

　　[1] 毛泽东，1967年7月9日。这是毛泽东强调多年的想法。

　　[2] 《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访谈实录》，香港，开放出版社，2004年。

　　[3] 原为英文。

　　[4] 王友琴，〈1966年：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5年第4期。文章已增订多次，新版本可见于www.chinese-memorial.org。

　　[5] 陈寿仁，〈北京女三中的杀人记录〉，《开放》杂志，2007年第5期。

　　[6] 见《文革受难者》，同前。第234、496页。

　　[7] 王友琴，〈63名受难者和北京大学文革〉，《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6年第2期。

　　[8] 唐少杰，〈文革期间清华大学的非正常死亡〉，《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6年第2期。

　　[9] 见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同前。

　　[10] 《共产中国50年：1949-1999》，金钟编，香港开放出版社，第229～231页。

　　[11] 见笔者的三篇文章。（1）注4中的文章；（2）〈迫害同学：事实与分析〉，《中国研究》，第2期；（3）〈打老师和打同学之间〉，《二十一世纪》，1996年第5期。

　　[12] 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

　　[13] 高皋、严家其。同上，第75页。

　　[14] 这三名受难者的故事见网站www.chinese-memorial.org和《文革受难者》。

　　[15]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992年重印。

　　[16] 王年一，同上，第86页。

　　[17] 同上。

　　[18] 王友琴，〈1966年：学生打老师的革命〉，《问题与研究》，2001年4月第2期。

　　[19] 王年一，同上，第69页。

　　[20] 金春明，《文化革命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1页。

　　[21] 金春明，同上，第265～270页。

　　[22] 李松晨、唐合俭、杜述胜主编，《文革档案》，《辉煌50年——共和国档案》之三，北京，当代出版社，1999年。

　　[23] 《北京西城区志》，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2页。

　　[24] 王鉴，〈“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普教状况〉，《北京教育志丛刊》，1991年第4期。

　　[25] 《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26] 《清华大学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

　　[27] 《清华大学志》，同上，第2卷，第758页。

　　[28] 《二十一世纪》，2006年第2期。

　　[29] 包括北京第26中学历史，北京第101中学历史，北京育才学校简史，北京通县一中历史，北京166中学历史，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历史。

　　[30] 后来笔者通过其他人找到了这位被杀害教师的名字。她叫齐惠芹，生物教师，在校园被毒打致死。这所学校当时名为“北京第四女子中学”，是一所女子中学。见《文革受难者》，同前，第328页。

　　[31] 见《文革受难者》，同前，第328页注2、第314～326页。

　　[32] 《中国大百科全书》，北京，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社会学卷，第213页。

　　[33] 高皋、严家其，同前，第417～428页。

　　[34] 见王友琴，〈1966年：学生打老师的革命〉，同前。

　　[35] 1983年第36号，1983年10月24日。

　　[36] 见王若水的书《为人道主义辩护》，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6年。

　　[37]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0年，第二卷，第450～451页。周的手稿照片见纪录片《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该片是纪录片《毛泽东与中国》的一个部分。华南和江西音像出版社，书号7-88504-491-2。

　　[38] 见1966年8月24日至9月7日的每日死亡统计图表。《文革受难者》，第224页。从8月26日至9月1日，每日数字达到三位数。杀戮最高峰发生在9月1日，那一天282人被打死。

　　[39] 徐景贤，《十年一梦》，香港，时代国际出版社，2004年；聂元梓，《聂元梓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社，2004年。

　　[40] Positions第13卷第3期，2005年冬。Alain Badiou，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la dernière revolution？ Paris， Le Perroquet， 2002， p.34.

　　[41] 高皋、严家其，同前，序言，第2页。

　　[42] 〈为真理而斗争——优秀共产党员张志新反对林彪四人帮的故事〉，1979年5月25日《人民日报》。一些相关文章后续发表。

　　[43] 这五所中学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北京101中学，北京第十女子中学，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这五所中学的红卫兵在1966年都杀害了人。笔者在“文革受难者”网站和《文革受难者》书中报道了死于这五所中学红卫兵暴力的九名受难者（2000年报道了八名，2005年报道了一名）。其中七人的名字是卞仲耘，陈葆昆，孙迪，刘澍华，郭兰蕙，吴素贞，陈彦荣。除了他们，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打死卞仲耘后，又打死了学校附近玉华台饭庄一名18岁的女服务员，但笔者一直未能找到她的名字。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在1966年8月27日打死了陈彦荣的同时，还打死了一个校外的老年女人，她的姓名还未能查清。这九名受难者只是笔者现在查明的。这五所中学红卫兵杀戮的受难者总人数还有待调查。

王友琴，《领导者》总第44期（2012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