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历史写作的主要分歧（上）
引言：被封锁的纪念网站
2000年10月，笔者做了“中国文革受难者网上纪念园”网站（www.chinese-memorial.org），记录文革期间受迫害致死的人的名字。通过多年研究并采访上千名亲历文革者，笔者写出了数百个文革受难者的故事并把它们放在网页上。受难者的名字以拼音为序，点击名字就可以看到他们的个人信息，如年龄、职业、死亡地点和日期，以及受到怎样的迫害而死亡或经过怎样的拷打和侮辱后“自杀”身亡的细节。
在中国，即使那时使用电脑互联网的条件远不如今天，也有许多读者访问了笔者的网站。很快笔者就每星期都会收到一些电子信件。大多数读者称赞这项工作意义重大，有的还主动提供帮助。然而，2002年3月，网站运行17个月后，北京当局封锁了它，在中国境内的读者再也不能浏览它了。
为什么要封锁这样一个仅仅包含受难者的名字和生平的纪念网站？中国领导人早在1979年就宣布了为所有这些文革受难者平反，现在当局从这一网站的信息中发现了什么危害性？文革历史写作由于缺乏关于受难者的记录而遭到了多少歪曲？在笔者应邀开始写这篇关于文革的“官方历史和平行历史”的文章之前，这些由网站被封锁而引发的问题已经在笔者脑子里盘旋多年。
本文的主要论点是：记载受难者是写作文革历史的关键问题；是否写入受难者，表现了被准许出版的“官方历史”和不能通过官方审查因而也就不能在中国出版的“平行历史”之间的主要分歧。迄今为止，还没有学术论文来分析文革历史写作中叉开的这两支的区别何在。由于控制着互联网和媒体的当局已经表现出其“敏感”并诉诸于压制受难者的声音，对此问题进行比较研究就更为必要。笔者将从事实、解释和方法三个方面来讨论文革历史中的受难者。20多年来笔者所收集的文献和所作的调查访谈，以及过去几十年来关于文革的历史记载如何形成的实际情况，是本文讨论的基础。
事实：遗弃还是记载受难者
找出普通受难者的姓名
大量的人在文革中死于迫害。他们大多数死在自己的工作单位，而不是死在遥远的集中营里。他们在“斗争会”上受到攻击，在毛泽东主张的“群众专政”下被害死[1]。在文革中杀戮从来不是秘密，而是恐吓公众并使之屈服的手段。事实上，遍布各处的无情镇压是文革中几乎没有人能公开抗拒文革的主要原因之一。
毛泽东死亡两年后，中国领导人开始逐渐给文革受难者平反，并付给每个受难者家庭420元钱（约相当于那个时候一般人年工资收入的一半）。然而，新领导人没有公布受难者的名单，也不准普通研究者查阅统计数字和档案资料，尽管实际上每个单位的“政工部门”都按照规定给他们的每个工作人员保存着档案资料。此外，权力当局严格控制官方出版社（在中国不存在非官方出版社），禁止出版关于文革的书或文章。例如，北京《东方》杂志为文革30周年在1996年5月号上汇编了一组有关文章。然而，这期杂志刚完成装订，命令就下来了，编辑部被要求销毁已经印好的刊物，去掉这组文章，重新编印这一期。虽然编辑们执行了命令，但是此后不久这个杂志仍然被永久性地关闭了。有关文革的调查和出版，虽然不是全然无可能，却极其困难。许多作者明白这点以后就放弃了这个题目。
2002年纪念网站在中国大陆被查封以后，笔者继续发展这个网站，并增加了更多内容。2004年，笔者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中文书，570页，书名是《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访谈实录》[2]，在这本书里，笔者写出了659名受难者的悲惨故事，写出了他们在何时何地如何死亡的细节。这些受难者包括教师、作家、医生、农民、工人、低级和高级干部，以及上岁数的家庭妇女。这是第一本使用了第一手的调查访谈材料写成的关于文革受难者的专书。在为这本书作的序[3]中，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教授写道：
在这本书里，王教授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朝着使中国人正视其近期历史的方向。经过她的长期刻苦的努力，无疑还遇到过大量的挫折和阻碍，她揭开了蒙在暴力上的面纱，特别是在她界定为文革中最残忍的两个时期中的暴力。这两个时期是红卫兵运动兴起的1966年夏天，以及由“革命委员会”进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1968年冬天。在书中，她一个接一个地详细描述了数百名受难者的命运，希望以此种方式确保他们将不会被遗忘。
笔者的书记下名字的659名受难者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死于文革的这两个主要运动中。这两个主要运动由无数残酷的迫害组成，这些全国性的迫害行动都是在毛泽东明确而详细的指示下进行的。
除了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姓名索引，笔者的书还提供了受难者死亡地点的索引。尽管笔者查明的受难者名字只有数百个，但这些已经掌握的资料表明了受难者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有多么高。例如，在总共有116个工作人员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有10名教职员工死于迫害，还有一个校外人员在校园里被毒打致死[4]。在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校长和4名教师被迫害而死，两个校外居民在校园里被打死，还有7名教职员工的配偶受迫害致死[5]。在四川省井研县农村的马踏乡中学，总共30个教职员工中有两名教师受迫害致死[6]。在北京大学，63名受难者受迫害致死[7]。清华大学受难者的数字是58人[8]。此外，笔者的调查发现暴力迫害发生在每个调查所及的工作单位，没有一个例外[9]。一个研究者能够查明的受难者人数是有限的。然而，如果把笔者发现的受难者的比例用于当时整个中国的劳动人口，受难者的总数将以数百万计。
对笔者书中记录的大多数受难者，无论在文革期间还是文革之后，官方媒体都从来没有作过报道。1999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在香港出版的一本书列出了一份文革受难者的名单。这个名单是从中国1978年至1999年出版的书籍和论文中得出的[10]。虽然对文革结束后的23年中的出版物作了相当全面的搜索，这份名单却仅仅收录了69个受难者的姓名，他们都是高级干部或社会名人。这个数字仅稍稍高于笔者写出的北京大学的受难者人数。
在文革期间，中国报纸和杂志每天用大字标题来报道文革的驱动力量如“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在全国的活动，但对暴力和杀戮却一字不提。那时中国当局出版的报纸、杂志和纪录片中全是这样的画面：百万名戴着红卫兵袖章的青少年游行通过天安门广场，毛泽东与红卫兵领袖在天安门城楼上握手，背景则是红墙、红旗、红色标语和毛泽东的小红书。欢呼雀跃的年轻红卫兵成为广泛宣播的革命的标志性形象。媒体没有报道革命的血腥的一面：大批被划入“阶级敌人”类别的教师和居民，以及许多出身于所谓“黑五类”家庭的学生，遭到红卫兵学生的殴打，伤害，甚至被殴打致死[11]。文革期间另一个不被报道的死亡是国家主席刘少奇之死。他经历了三年监禁和折磨之后，在1969年去世，但他的死亡消息直到1980年才向中国人民公布，那年中共新领导人决定为他平反。
暴力不但在发生的时候没有被报道，在因毛泽东死亡而文革结束以及新统治建立之后也仍如此。在1978年至1979年，在毛泽东的死亡导致党的内部圈子结束并否定文革之后，中国媒体才谨慎地开始提到一些级别很高的或者很有名的受难者，作为一种为他们恢复名誉的方式。但是这些文章很少写到受难者受到了什么样的迫害以及他们是如何被杀害的。受难者只是被简单地描述为“好同志”，“忠于党”，被“林彪集团”、“四人帮”迫害而死。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只有级别在副部级或以上的受难者才可以刊登在国家级的报纸上。
有偏向有选择的官方历史
中国的新权力当局否定文革以后，三本文革通史专书分别在1986年、1988年和1993年由官方出版。这三本书都把文革作为一个负面事件来加以描述，但是对于普通人遭受的残酷迫害，三本书都没有提供相关细节。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高皋、严家其著）[12]是第一本关于文革的全面历史的书。事实上，这本书不能被视为“出版”了的。1986年10月，在这本书被送到书店出售之前，原北京工业大学的红卫兵头头谭力夫就投诉到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那里，导致胡耀邦要求制止这本书的传播以“保持安定团结”。据说，那时候出版社已经印刷了60万本，面临巨大的财产损失。（后来允许这本书在指定的政府机关“内部”出售，但一直不能公开发行出售。）3个月后，1987年1月7日，胡耀邦辞职，正像1964年发生的赫鲁晓夫在批准出版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关于集中营的著作两年以后被迫辞职的事情一样。作者高皋和严家其是一对夫妇，严家其那时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的所长。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他们逃离中国。2007年春天，一名年轻读者来信告诉笔者，他刚刚在中国以10元价格买了这本书的装订质量很差的盗版本。
在三本文革通史书中，高皋、严家其的书是唯一提到了普通人受难者的姓名的。这本书在“崛起的红卫兵运动”一章中提到了退休老校工徐霈田和中学生王光华这两个名字[13]。徐和王都是在北京第六中学红卫兵设在该校音乐教室的监狱里被打死的。北京第六中学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在地中南海仅隔一条马路，距离天安门广场也只有几百米远。徐霈田被不实地指控为1949年前是人力车铺业主。王光华的家人在1949年前拥有小生意，所以不准他加入红卫兵，但他不服从红卫兵的命令，参加了到外省的“革命大串联”。事实上，还有第三人也在这座校园监狱中被杀害，他叫何汉成[14]，一个老人，在学校附近拥有几处出租的房屋。因为何汉成算是一个“资本家”，所以这本书中没有提到何汉成的死亡。
第二本书是《大动乱的年代》[15]，王年一著，自1988年出版后一直可以在国营书店看到。此书多次重印，并在2005年发行了新修订版。这本书没有提到任何死于1966年夏天北京红卫兵暴力的教育工作者，具体写到的只是“北京中、小学的若干教师被剃了阴阳头”[16]。后来笔者写了一篇文章，指出了王年一书中这一表述的严重疏漏，并举出了11名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的名字作为证据[17]。在2001年发表的内容有所增补的这篇文章的英文新版本中[18]，笔者列出了30名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的名字，以及一些遭到折磨和凌辱后自杀的人的名字。
王年一没有对笔者的批评作出回应，在他2005年的新版中也未对笔者指出的失实描写作出改动。他在书中用了两页为1966年8月北京的红卫兵暴力事件辩护，而对受难者的描述只有一句话：“据统计，在1966年8、9月北京市打死1000多人。”[19]这个句子在文法上不通。动词“打”没有主语。这是在有意避免提及打死人的凶手。事实上，关于红卫兵在北京造成的死亡，官方正式公布的数字是1772，出现在关于文革的第三本正式出版的书上，作者金春明。
另外，王年一把1772这个数字轻描淡写地缩减为“1000多人”，而不是人们通常会说的“1700多人”。他和金春明都来自中国最权威的机构——中共中央党校（金春明）和国防大学（王年一），并有从党内文件中接触数据的机会，但是提到这个数字的时候都只是简单的一句，没有作进一步评论。他们都没有问：谁被打死了？谁打死了他们？只写一句话，好像1772人在北京被打死是无需加以说明的小事一桩。
金春明的书《“文化大革命”史稿》[20]像前两本书一样，主要是描述文革期间中国媒体已报道的事件，但是对那些事件作了与以前不同的结论。比如，文革中被打成“党内头号走资派”的刘少奇案在金的书中被写成“最大冤案”。作者将刘少奇的死归结为毛泽东相信了刘是“叛徒”的假证言，仿佛毛泽东是个天真的孩子[21]。书中没有提到“清理阶级队伍”这一毛泽东发动的“运动”，一半以上的文革受难者死于这个使无数人的身体和精神饱受虐待的运动。王年一在其648页长的书中只用了两页的篇幅写这个“运动”，但没有提到任何一个受难者的名字。
1999年，上下两册长达1555页的《文革档案》作为《共和国辉煌50年》总题目下的第三卷书出版[22]。这本书由一组作者集体写成，篇幅有上面写到的各本文革通史书的三倍长。它没有提到1966年夏天北京红卫兵打死过普通人，更没有引用“1772”这个上文讨论过的被红卫兵打死的北京人的数字。自1980年代后期始，各县各省出版了一大批新的地方志，许多大学和中小学校也编撰了学校的历史。他们是怎样处理文革十年的呢？
1999年出版的北京市《西城区志》[23]只列出该区4名死亡的中学校长的姓名，没有提到是红卫兵学生杀害了他们。作为对比，发表于1991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普教状况》[24]一文说：“仅西城区教育系统的干部、教师、职工在十几天（指1966年8月18日后）中，就有近百人被迫害致死，伤残者不可计数。”从1991年到2000年，这些杀戮数字变得完全不被提及了。事实上，在1966年8月9月，在北京西城区，除了教育工作者，红卫兵还打死了三百多名居民。
教育工作者是最大的文革受难者群体之一，但即使是学校的校史，也往往不记录受难者的名字和数字。例如，北京大学有39名教师文革期间死于迫害，但两卷本的《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25]只记录了一些正教授的死亡，却没有提到任何副教授或讲师死亡者的姓名。在厚厚两大册的《清华大学志》[26]中，只有部分受难者的数字，只列出了两个受难者的名字[27]。唐少杰教授的文章《文革期间清华大学的非正常死亡》和笔者的文章《63名受难者和北京大学文革》提供了完整的受难者名单，也描述了他们在中国的两个最负盛名的大学里怎样悲惨地死亡。然而，这两篇文章都不能在中国大陆出版，只得发表在香港的杂志上[28]。1986年，北京市教育学院印出了（非正式出版）一系列中学历史小册子[29]，其中简单地提到了发生在这些学校的暴力和死亡。可是当2000年笔者打电话给北京陈经伦中学（未包括在1986年印出的校史小册子中）“校史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请求提供一名1966年8月下旬在该校校园中被红卫兵打死的女教师的姓名的时候，她大声回答“这一段时期我们是跳过去的”，拒绝帮助[30]。可以“跳过”这一段历史时期，被这位校史编撰者看作理直气壮不容置疑的事情。
潘光旦是笔者的书中659名受难者之一。他早年留学美国，1949年前在中国是著名的人类学教授。他在1951年写的所谓“自我批评”中侮辱了他的父母、老师和同学；他在1957年被划为“阶级敌人”之一类的“右派分子”。文革开始后，1966年和1967年他被强迫在校园中做繁重的体力劳动，当时称为“劳动改造”，尽管他年轻时失去了一条腿，是个有严重身体残疾的人。1967年他去世前不久，告诉一位朋友，1949年后他的生活可以用四个以S开头的英文词“投降”、“屈服”、“活命”和“灭亡”来概括[31]。
事实上，潘教授的遭遇在那些有类似教育背景和教授头衔的人中很典型。然而，在1991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关于“潘光旦”的词条是这样写的：
潘光旦：1899～1967
1899年8月13日生于江苏宝山罗店镇。1913～1922年在北京清华留美预备班学习。1922～1926年留学美国，先在约汉普夏州哈诺浮镇达茂大学学生物学，获博士学位，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学动物学，古生物学，遗传学，获硕士学位。1926年回国，在上海任大厦大学教授，复旦大学教授，光华大学教授。1934年起，任清华大学教授，教务长，社会学系主任，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主任，教授。1952年～1967年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任研究部第三室主任。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67年6月10日在北京逝世。[32]
从上面的词条中，看不出潘光旦教授的一生与那些一辈子生活在世界别处的教授们有什么不同。这段文字中也没有什么是假的，但回避了两个重要事实：潘于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他在文革期间死于迫害。从百科全书中的“潘光旦”词条看，似乎“反右派”运动，文革，以及所有其他的迫害人的运动从未发生过。以这种写法写成的人物词条很常见，但它们真实吗？这种仅仅选择部分事实加以报道的手法，已经成为文革十年的官方历史的主要特征。
在官方历史中普通受难者的姓名和悲惨遭遇都不准出现的情况下，住在中国的人告诉笔者，他们对笔者的受难者纪念网站被封锁了五年多根本不感到惊讶。尽管纪念网站上的受难者们都得到过一纸“平反书”，但是他们的名字和故事仍是出版物和互联网上的禁忌。（未完待续）
王友琴，《领导者》总第44期（201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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