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毛泽东《沁园春·雪》郭沫若与王芸生大打笔战

蒋介石评《沁园春·雪》及其它（下）


以“四不”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标榜的《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于11月23日给好友傅斯年写信说：“孟真先生：日前之晤，承问笑话，忘记谈一事，即毛泽东近作之沁园春也。特另纸录陈，以见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也。”（《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诗以言志，歌以咏怀”，这位以天下道义为担当的报人意识到了什么，忧戚之情溢于言表。即便如此，11月28日，恪守独立、公正立场的《大公报》还是将毛词和柳词一并发表。

在重庆，和王芸生一样忧心忡忡的知识分子不在少数。作家吴组缃在第二天的日记里这样写道：“昨日《大公报》转载毛泽东填词《沁园春》一首……毛主一切为大众，于文艺尤主‘为老百姓喜闻乐见’，却作这样的词。毛反对个人英雄主义，而词中充满旧的个人英雄主义之气息。看他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些霸主比高下：说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意与蒋先生争胜，流露踌躇满志之意。说山河壮丽，所以古今英雄都要争霸，逐鹿，他亦自居于此类英雄之一。这些气味，使我极感不快。”（（《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1期，人民文学出版社）查阅有关资料，凡经毛泽东本人亲自审定、正式发表的全部诗作，几乎无一篇涉及全民抗战、抵御外侮的作品。即使这篇1936年写于抗日前线的《沁园春·雪》，也是就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成王败寇发出感慨。逐鹿中原，一匡天下，是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抱负，这一思想在《沁园春·雪》里展露得淋漓尽致。问题的关键在于，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打江山、坐江山”显然不能成为共产党人的历史逻辑。在当时的背景下，吴组缃的忧怀之情颇具代表性。这则史料系吴组缃本人的日记，并未用于公开发表，故在当时未卷入诗文论争。

王芸生并未放弃作为报人的历史责任，从1945年12月16日起，他在重庆《大公报》分四次连载个人署名文章《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文章洋洋洒洒数万言，正如题目所说，表明了王芸生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王芸生在发表这篇文章时，文前曾有一个“补识”，颇引人注目：

这篇文章，早已写好。旋以抗战胜利到来，国内外大事纷纷，遂将此文置于箱底……近见今人述怀之作，还看见“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比量。因此觉得我这篇斥复古迷信、反帝王思想的文章还值得拿出来与人见面。翻身吧！必兢兢于今，勿恋恋于古，小百姓们起来，向民主进步。

中国历史上打天下，争正统，严格讲来，皆是争统治人民，杀人流血，根本与人民的意思不相干。胜利了的，为秦皇汉高，为唐宗宋祖；失败了的，为项羽、为王世充窦建德……这一部兴衰治乱史，正如中国历史的写法，只看见英雄争天下的人物，而看不见人民，至少是看不见人民意志的表现。事实也恰恰如此，中国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所以乱多治少甚至竟无清明之治，就因为只见英雄争，不见百姓起，人民永远做被宰制者。今天我们应该明白这道理了，非人民自己起来管事不足以为治，也非人民自己起来管事不足以实现民主。

他指出的观点，很像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窑洞中关于“政治周期律”的对话，也很像毛泽东在与林彪分道扬镳的庐山会议上严厉批评的“英雄创造历史”的思想。文章发表后，要比那些诗词唱和影响更大，王芸生受到的批评也更猛烈。

郭沫若在《客观》1945年第8期（1945年12月29日）上“步毛泽东原韵”作了一首《沁园春》，对王芸生的“学术文章”和易君左的“和韵”以及其他词作者的观点进行反驳。

说甚帝王，道甚英雄，皮相轻飘。看古今成败，片言狱折；恭宽信敏，无器民滔。岂等沛风，还殊易水，气度雍容格调高。开生面，是堂堂大雅，谢绝妖娆。

传声鹦鹉翻娇，又款摆扬州闲话腰。说红船满载，王师大捷；黄巾再起，蛾贼群骚。叹尔能言，不离飞鸟，朽木之材未可雕。何足道！纵漫天迷雾，无损晴朝。

郭沫若的和词除了体现了与聂绀弩和词一样的骂人特点之外，特别突出地赞扬毛词“恭宽信敏，无器民滔”，“气度雍容格调高”，并以“岂等沛风（刘邦），还殊易水（荆轲）”指出了毛泽东与历代帝王、英雄的区别。郭沫若深谙文章的影响力，除了运用诗词进行反击之外，1946年7月，又在上海《周报》第46期上发表文章《摩登唐·吉坷德的一种手法》，点名批驳了王芸生《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一文的观点。他写道：“王先生把别人的寓意之作认为是‘述怀’，心血来潮，于是乎得到了一个惊人的发现：毛泽东才不外是一位复古派，迷信家，怀抱着帝王思想的人物。人赃俱获，铁案难移，于是乎他要‘斥复古’也就是斥毛泽东的复古，‘破迷信’是破毛泽东的迷信，反‘帝王思想’是反毛泽东的帝王思想。”不久，此文又在重庆出版的《萌芽》月刊8月号再次发表。

历史的玩笑开得有点大。1973年9月23日，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管理各地，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在要搞“正确的个人崇拜”的坚持下，“文革”期间，整个中国大地，成为一片红海洋，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语录操，个人崇拜登峰造极。

在这场围绕毛词的唱和中，即使在拥毛阵营中，一些词作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毛词是否有“帝王思想”的笔战，但在字里行间透露出的，也并非对于“圣君明主”之类 “风流人物”的赞赏与向往，而是表达了对于民主政治的追求与期望。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中共领导人王若飞的岳父黄齐生，1946年3月代表延安各界来重庆慰问在“较场口事件”中被国民党特务打伤的民主人士，从报纸上读到一些人对柳亚子的攻讦之作，也步毛韵填了一首《沁园春》：

是有天缘，握别红岩，意气飘飘。忆郭舍联欢，君嗟负负，衡门痛饮，我慨滔滔。民主如船，民权如水，水涨奚愁船不高？分明甚，彼褒颦妲笑，祗解妖娆。

何曾宋子真娇，偏作势装腔惯扭腰。看羊胃羊头，满坑满谷；密探密捕，横扰横骚。天道好还，物极必反，朽木凭他怎样雕。安排定，看居父，走马来朝。

这首词的核心意思，在于“民主如船，民权如水，水涨奚愁船不高？”他强调的是，民主政治首先要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安排定，看居邠亶父，走马来朝”一句，引用《庄子·让王》的典故，虽然他针对的是国民党镇压民主人士的具体案例，却体现了“人权至上”的价值理念。这首词是1946年4月6日黄齐生返回延安前两天，到郭沫若家辞行时书赠郭沫若的。令人感到痛心的是，4月8日，黄齐生在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在黑茶山遇难。

《民主星期刊》是陶知行发起、邓初民主编的一家小报，在这次笔战中，也一时成为进步人士的战斗营垒。该刊发表了一首署名圣徒、题为《沁园春·读润之、亚子两先生唱和有感而作》的和词：

放眼西南，千家鬼嚎，万家魂飘。叹民间老少，饥寒累累；朝中上下，罪恶滔滔。惟我独尊，至高无上，莫言道高志更高。君不见，入美人怀抱，更觉妖娆。

任她百媚千娇，俺怒目横眉不折腰。我工农大众，只求生活；青年学子，不解牢骚。休想独裁，还我民主，朽木之材不可雕。去你的，看人民胜利，定在今朝。

“圣徒”到底是谁？查无可考。在其词中，尤应指出的是这几句：“惟我独尊，至高无上，莫言道高志更高。”“休想独裁，还我民主，朽木之材不可雕”。这些寄托着经过推翻帝制、缔造共和的中国人，虽然历史进程由于军阀混战、外敌入侵被打乱了，但民主政治作为世界潮流，仍然是进步的人们的共同理想与希望。

参与笔战人士的历史命运

对于国民党和一些知识分子关于“帝王思想”的指责，毛泽东自己作何解释呢？若干年后，毛主席正式为这首诗作批注：“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经历过十年“文革”之后的人们，不会再将领袖人物的某句话作为判断是非曲直的金科玉律。我们有必要整理一下当年参与这场笔战的有关人士后来的历史命运。

这场笔战的主角，无疑当属柳亚子、易君左、郭沫若、王芸生、聂绀弩等人。易君左在政权变换之际，去了台湾。柳亚子留在大陆，在新政权中，曾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政务院文教委员、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等职。1952年，他与叶恭绰、李济深、章士钊联名上书毛泽东，呼吁保护民族英雄袁崇焕墓，使袁墓古迹得以保存。除此之外，较少有影响的社会活动，于1958年逝世。学生时代的毛泽东，虽在“驱张”时期曾得到过吴祖光姻亲的帮助与支持，然而，首次发表毛词《沁园春》的吴祖光仍然没有逃脱政治运动的迫害。1957年吴祖光被打为右派，下放北大荒劳动改造，妻子新凤霞同年也被划为右派，“文革”中再次受到迫害。

在围绕《沁园春》的笔战中，王芸生时任《大公报》主编，他在建国后却经历了另一种人生历程。王芸生是一位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政论家、卓越的新闻工作者，在国共两党对决的夹缝中，他始终坚持独立的立场，不仅不断地批评当权的国民党，也没有放弃对革命的共产党的批评。抗战刚结束，王芸生就表示：“我们建议政府先做一件事，就是：取消新闻检查，开放言论自由……新闻检查的后果是领袖神圣化，只闻谀词，身入云端，政府一切好，绝对无错，在政府的文告里，永远责备人民，而不自检，于是久而久之陷于腐化无能而不自知，至于否定民主，远离人民。”这样的行事风格与思想立场，后来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

王芸生是在得到毛泽东口头请柬后才下决心北上解放区的。他北上的目的很清楚，初衷不改，不想为官，文章报国，为《大公报》事业继续奋斗。这是得到最高层明确承诺的。然而，他还未踏上解放区的土地，就得知天津《大公报》被易名为《进步日报》，重庆《大公报》也被改为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大公报》的同仁们，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都先后不同地经历了悲惨的命运，杨刚、范长江自杀了，蒋荫恩、孟秋江“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许君远、徐铸成、徐盈、彭子冈、赵恩源、李纯青、萧乾、陆治、朱启平等都没有逃过厄运。1957年，王芸生由于得到毛泽东的亲批，才逃过一劫，没有被划为右派。1980年5月在北京逝世，结束了半生辉煌、半生忧郁的一生。

这场笔战中，站在拥毛立场上的另一重要媒体，是聂绀弩担任编辑、由储安平创办的《客观》杂志。储安平的结局已为世人所熟知。

而曾为捍卫毛词挺身而出的聂绀弩先生，则是中国现代作家中少有的传奇性人物，一生大起大落，饱经沧桑。他1920年代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参加过国共合作的第一次东征，后又考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他是周恩来的学生，曾与邓小平、伍修权、蒋经国同窗；他曾与毛泽东彻夜谈诗论文；鲁迅逝世时，他是八名抬棺者之一。1955年，他在胡风事件中受牵连被隔离审查，1957年“反右”中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又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并长期在北大荒劳动改造。

聂绀弩为毛辩护填写的这首《沁园春》不能说是成功之作。也许正应了“文章憎命达”、“愤怒出诗人”的古训，建国后聂绀弩落难时的诗作，主要由“三草”（北荒草、南山草、赠答草）组成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于2009年11月出版，倒是在当代文学界产生了强烈反响。首发式上，有学者指出，聂绀弩的诗是 “一代儒林痛史”。在长期流放北大荒劳动和坐牢的岁月里，聂绀弩事事入诗，给后人留下了一部可贵的诗史。下面从中选取两首，一首是与当年的拥毛词同调的《沁园春·赠木工李四》：

马恩列斯，毛主席书，左拥右摊。觉唯心主义，抱头鼠窜，形而上学，哑口无言。滴水成冰，纸窗如铁，风雪迎春入沁园。披吾被，背加皮塔尔，鱼跃于渊。

坐穿几个蒲团，遇人物风流李四官。藐鸡鸣狗盗，孟尝宾客；蛇神牛鬼，小贺章篇。久想携书，寻师海角；借证平生世界观。今老矣，却穷途罪室，邂逅君焉。

另一首是《挽雪峰二首之一》：

狂热浩歌中中寒，复于天上见深渊。

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

一夕尊前婪尾酒，千年局外烂柯山。

从今不买筒筒菜，免忆朝歌老比干。

这两首诗词，无论艺术水平还是思想水平，得到了人们更多的首肯与赞赏。特别是“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一句，夏衍赞道：“真是深刻的名句。”老报人曾敏之称此句，“高度概括了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痛苦遭遇”。

郭沫若逝世于1978年，他在建国后基本充当了新中国“文化班头”的角色。这位曾经叱咤文坛的文化领袖，20多年后因在解放前的名作《十批判书》中批评秦始皇，在“文革”中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郭沫若在“文革”中的“风派人物”作派，一直为人诟病。建国前，在白色恐怖之下，曾经写过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郭沫若，这样歌颂毛泽东：“在一万公尺的高空，在图-104的飞机之上，难怪阳光是加倍地明亮，机内和机外有着两个太阳！”（《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他也曾这样歌颂“四人帮”中的首要分子江青：“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被粉碎，郭沫若作了这样一首《水调歌头》：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

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文革”结束后，有人在《人民日报》撰文，指责他“软软腰肢，弯弯膝盖……朝秦暮楚，门庭常改”；讽刺他“大风起兮云飞扬，风派细腰是弹簧”。即便如此，他在 “文革”中亦未能逃脱悲惨结局。1966年夏，“文革”开始，全国掀起一股“扫四旧”的狂飙，郭沫若为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所题书签被人揭发隐含“反毛泽东”的字样。狂热的红卫兵开始冲击郭沫若并限期让他“交待罪行”，郭沫若大难临头。周恩来得知情况，提前把他秘密转移。此时的郭沫若百感交集，遂写一首《水调歌头》以排遣郁闷，并解释真相：“《欧阳海之歌》书名为余所书，海字结构本一笔写就。有人穿凿分析，以为寓有‘反毛泽东’四字，真是异想天开。”词中有“堪笑白云苍狗，闹市之中出虎，朱色看成蓝。革命热情也，我亦受之甘。”之句。

的确“白云苍狗”，1967年春到1968年春，一年之内，郭沫若的两个儿子在“文革”风暴中先后被逼死或自杀。1967年4月，三子郭民英在部队自杀身亡，明明是冤死，郭沫若仍向组织写信，进行自我批评，“我没有教育好子女”。1968年4月，二子郭世英被北京农大歹徒绑架关押，他连周总理也不敢告知，还言不由衷地说：“我是为了国家好啊！”儿子后来被打死了还是不敢说话，只是默默抄写儿子留下的日记……

针对历史上郭沫若与王芸生的笔战，学者谢泳曾写过一篇题为《郭沫若与王芸生，谁看清了历史？》的文章，指出：“应该说真正看清中国史的不是郭沫若，而是王芸生。”此言确当与否，当由读者判之。

《同舟共进》2011年第6期，作者：安立志（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