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可能改变中共历史的叛变

大将陈赓的传奇人生（下）


营救与复仇

中央特科并不担负营救所有党员的任务。一般同志被捕由郭沫若、沈雁冰领导的“中国济难总会”营救，只有中央负责同志由特科负责。一般做法是买通国民党警宪机关，掩护被捕同志的身份，也会聘请律师。中央军委书记彭湃的被捕，却没有具备任何营救的因素。叛徒白鑫曾在彭湃领导的海陆丰政权工作，后调入上海中央军委，做彭湃的秘书，他家常被作为军委会场。1929年8月24日下午16点，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负责人范争波派遣警察驾红皮钢甲车来到白鑫家，一个一个按照姓名和照片拘捕了正在开会的5名中共党员，但对白鑫夫妇置之不问。周恩来因故未能出席会议。陈赓得知消息，立刻让杨登瀛调查，当天晚上查明白鑫早在一个月前就和范争波取得了联系，准备将中共军委一网打尽。8月25日，周恩来部署特科人员住在侦缉队附近，8月26日，陈赓指示杨登瀛参加对彭湃的审讯，并暗示彭湃，特科将全力营救他们。

彭湃等被捕后受到严刑折磨，将自己奋斗的历史一再向人宣传，对党的秘密却无半点透露。周恩来接到密报，下令中央特科所有会打枪的人全部出动。8月28日凌晨，陈赓得到消息，彭湃等将被押往龙华警备司令部，特科迅速买来各种器具，枪支则由“三民照相馆”的老板范梦菊运送。当范梦菊骑着脚踏车，将装有驳壳枪的小皮箱运到同孚路集合处，却发现所有枪支上都涂着一层保养用的黄油。特科人员用了约有一小时将黄油清洗干净，20人的救援小队这才来到囚车的必经之路枫林桥，在卡车上放了一个三脚架，摆上摄影器材，分别扮作导演等剧组人员。陈赓当时其实没有去现场，而是在附近的法国公园里接应，等了半天没有听到枪声，才知道耽误了时间，囚车早已经过去了。8月30日，彭湃等4位同志英勇就义。

白鑫被国民党迅速保护起来，陈赓要杨登瀛严密监视白鑫，得知白鑫身患疟疾。陈赓通知柯达文做好准备，果然，白鑫带着保镖找到了“达生诊所”，请多年的老相识柯达文为他看病。白鑫并不知道，他的广东老乡柯达文，早年就加入了共产党，是陈赓手下的特科人员，更不知道，“达生诊所”是党中央的会议场所，传染病房是高层领导的会议室。尽管白鑫更加警惕，更换了住所，直接住进了范争波在霞飞路和合坊的范公馆，并让范争波帮其筹备去意大利躲避，但并没有怀疑柯达文。陈赓将紧靠范公馆后面的房屋租下，派监视哨居高临下俯瞰。大约一个月时间，和合坊新开的门面房，范家女佣的洗衣妇朋友，弄堂口修自行车的小贩全部换成了中央特科的耳目。白鑫动身的时间，乘坐轮船号，甚至范争波送去码头的细节全部被周恩来、陈赓掌握。11月11日，杨登瀛陪同张道藩前往范公馆，确定了白鑫晚上23点离开上海的计划。下午，陈赓亲自带领十来名红队队员陆续埋伏在弄堂里。到晚上22点多，范争波的汽车带了另一辆车来接白鑫，停在弄堂口，佣人们开始往车上搬行李。23点左右，白鑫走出范公馆，他身穿藏青色西裤，上身穿灰哔叽绒衫，旁边还有范争波兄弟和保镖共7人，走向汽车。离汽车还有几米远，特科人员突然从黑暗中冲出来，大喝:“不许动！”白鑫被掩护着向北逃走，保镖们和特科队员展开枪战，一名保镖被打死，白鑫一边逃跑，一边掏出手枪准备还击，但还没开枪，就被特科人员逼到了角落里，子弹射穿头部，当场毙命。据赶到现场的《时报》记者报道，白鑫的尸体“侧身蜷卧，背靠于门，食指犹伸入扳机上，做射人势”。特科人员迅速撤离，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后经巡捕房勘查，共射出90多发子弹，打死5人，打伤3人，而特科无一伤亡。

可能改变历史的叛变

特科领导人顾顺章的叛变，曾经被亲手抓捕他的国民党特务蔡孟坚说成是“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历史的故事”。比陈赓大8岁的顾顺章，出身于上海贫民窟，他在上海工人运动中多次领导罢工和工人武装，缔造了红队的雏形。后来进入中央政治局，和周恩来、向忠发共同领导特科工作。他自己能徒手无声杀人，作战勇敢，红队中有一些人是他的徒弟。罗伯特·帕克写道:“顾顺章渴望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得到重视，身为杜月笙青帮的一员，顾顺章很快就能接触到上海各警察队的情报。他还经常出入夜总会，吸鸦片，以魔术家化广奇的名字在著名的大世界娱乐中心表演。大世界是一幢高高的、像结婚蛋糕一样的建筑，里面提供各种形式的娱乐，从跳舞、卖淫到射靶、轮盘赌。张国焘曾经说，‘顾顺章的外表和习性有点像花花公子’。”这些因素让周恩来感到不安，1931年4月，周恩来派顾顺章护送张国焘去武汉。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顾顺章为我服务，十分卖力。”一切都安排得非常妥当，何时转船，何时按照暗号乘坐黄包车，顾顺章对张说因为他曾用化广奇的名字多次在武汉游乐场表演，所以朋友很多。4月8日张国焘得到安全交接，顾顺章却不顾周恩来反对，留在了汉口，在德明饭店公开表演魔术，还到处张贴“化广奇”的海报。4月24日，一个叛徒认出了顾顺章，国民党武汉侦缉处的蔡孟坚逮捕并审讯了顾。蔡曾经写回忆文章说:“顾一进门就说:‘我不是普通共产党员，是共产党中央常委，和周恩来平起平坐；共产党党务，我掌管大部分，任何秘密机关由我安排。这次我护送张国焘任豫鄂皖边区的主席，你找到我，对国共两党都有好处，我不能多谈，留下重要的问题，请你安排我与蒋委员长商谈。”蔡孟坚于是决定“大方些”，尽快送他去南京面见蒋介石。
4月25日，顾顺章供出了中共在武汉的各大办事处和联络点，造成十余人被捕。顾顺章要求，在他人到南京之前，绝不要向南京拍发电报，以免走漏风声。但是武汉方面已经向南京的中央调查科科长徐恩曾打了电报。

亮出底牌终结特科

就在这天晚上，南京中山东路5号，徐恩曾的办公室接连收到6封来自武汉的特急绝密电报，每封都写着“徐恩曾亲译”。当晚是星期六，办公室只有机要秘书钱壮飞一人。他手里掌握了徐的密码本，迅速译出所有电报后大吃一惊。第一封电报说黎明(顾顺章)被捕，并已自首，迅速押解至南京，则3天之内中共中央将全部肃清。第二封说将用兵舰运送，第三封则改由飞机送，因为黎明认为兵舰太慢，而且绝不能让徐左右的人知道这个消息……
钱壮飞记下电文，又封好电报。他做的第一件事是翻出“京沪路行车时刻表”，让自己的女婿刘杞夫连夜坐特快到上海，将此事转告李克农，再报陈赓。

将近30年后，徐恩曾在其回忆录里讲到钱壮飞的时候，还惊骇不已地说:“我得悉捕获顾顺章的消息时，极为兴奋，命令立即将其递解南京总部。……顾顺章的自新立即使我得到一些令人震惊的情报。顾说，我的手下有一个最能干的工作人员保管着我们的绝密文件，此人实际上是一个共产党的间谍。他是我的秘书，我在1928年建立第一个商业的无线电台时，便雇用了他，并在我手下工作近3年时间。我过去一直认为他是一个工作勤奋、忠诚、有能力的年轻人。他从不多说话，也从不打听他工作范围以外的事情，熟练地执行我的命令。我确实怀疑，这样一个模范职员会是共产党的特务。报告捕获顾顺章的密电是由他译出的，又是他把译出的报文交给了我。我希望顾是在撒谎，但是我派去寻找他的人回来报告说，我的职员已经在前一天早晨偷偷地溜走了，我才相信顾顺章所说的话是真实的。”

4月26日凌晨，李克农在上海接到情报，立刻告诉陈赓，陈赓上报周恩来。一天之内，一切顾顺章可能侦查的人员全部转移，废止一切顾顺章知道的秘密工作方法，上海中央特科人员全部调换。4月27日，顾顺章到达南京，先去徐恩曾中山东路的办公室，一见到门牌，顾顺章就说，“徐恩曾的秘书钱壮飞是中共安插的核心间谍……”随即供出周恩来、瞿秋白、向忠发等所有领导人的地址和办公网络。尽管一网打尽共产党的计划未能得逞，和盘托出的顾顺章还是让中共受到了损失。当时被杀的领导人包括恽代英、向忠发、邓演达、蔡和森等。周恩来前往广州，上海党中央基本撤离，陈赓隐藏在天津。中央特科由陈云、潘汉年和康生接管，以后几年的工作以处理顾顺章叛变的遗留问题为主。继续留在特科的陈养山曾经著文说:“负责干部大都撤离，党的组织均遭破坏，到1935年，上海的保卫组织已不存在。”

在陈知建看来，长年来，父亲一直被各种各样的传奇故事所笼罩，诸如陈赓救蒋、陈赓蒙难、上海特科的红队传奇等等，“以至于人们忽略了一个军事家真实的军旅生涯和漫长的将星之路”。在陈知建看来，“最本质的一点，父亲首先是位优秀的军人和优秀的军事指挥员”。
在陈知建看来，陈家的“尚武”传统应追溯至曾祖父那里。“我的曾祖父是位传奇式人物，他青年时从了军，由一名伙夫开始，屡立战功，转战十几个省，官拜花翎副将，是湘军中最有战斗力的曾国荃部的一员战将。”
原配妻子去世后，曾祖父又续娶了一位，这便是陈赓的继祖母。“我的曾祖母是位女侠式的人物，精武艺、善骑射，十几岁时便成为替天行道的女侠，后投奔湘军，在曾祖父帐下当了一名骑士。直到五六十岁时，曾祖母蹿房越脊仍如履平地。”

陈知建说，“就像父亲在我心目中是一位大英雄一样，曾祖父在父亲心目中，也是位大英雄”。曾祖父后来解甲归田，置地盖房，繁荣陈氏家族，也许觉得自己年轻时候厮杀过多，曾祖父不让自己的儿子当兵、做官，但到了陈赓这一代，尚武从军的传统已流淌进他的血液里。加之自古湖南民风剽悍，“无湘不成军”，受家庭和地域的双重影响，13岁那年，因为不愿意与一位比自己大两岁的富家小姐成婚，父亲离开了正在就读的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偷偷跑到湘军当了兵。又怕家人追查，于是将学名陈庶康改成“陈赓”。老一代共产党人林伯渠当年在旧军队里视察湘军时见到陈赓，当时就感慨一句:这么小的孩子也在这里当兵呀！

陈赓的经历与许多将领有所不同。他念过师范、英文，受过正规的初级军事教育。在黄埔军校一边接受正规的军事教育，一边参加战争实践，这都使他受益匪浅，“作为一个杰出的军事家，他的经历和素质是令人羡慕的完美”。陈知建对陈赓的评价，不止是出于儿子对父亲的尊敬，更是一个军人对另一位军人由衷的敬佩与赞赏。
活跃 幽默，善于交际的陈赓与国共两党的领导人都有密切接触。他看到恽代英忙于工作睡眠不足，就趁他睡着时用墨把他的眼镜片染黑了，让习惯戴眼镜睡觉的恽代英总以为天还没有亮。“父亲身上有很特殊的一点，国共两党领导人都很喜欢他。他和这些领导人的关系，没有经历过战争那种生死洗礼的人，是不会理解的。父亲跟毛泽东、周恩来这些人开的玩笑，可能在别人眼里都有点过火。”陈知建说，有几个人的玩笑，父亲是很少开的，比如彭德怀和邓小平。但参加朝鲜战争时，每当彭老总的火爆脾气又发作，有些事情僵在那不好办时，也只有陈赓能出面协调一下。

“幽默”，在一些特殊环境下，更是一种智慧的体现。1959年，话剧《蔡文姬》公演，郭沫若想为曹操“翻案”却翻过了头。演出结束后郭沫若请大家提意见，老帅们都在，陈赓见没人说话，就开口道：我来说两句，曹操该填表了(指填入党志愿书)，老郭可以当介绍人了。大家哈哈一笑。
虽然身为残酷战争中的一个军人，但陈赓被公认为是一位有“人情味”的军人。陈家的孩子都知道父亲看重身边的“五大员”：警卫员、通讯员、炊事员、司号员和饲养员。尤其对司号员格外看重，“他经常说，司号员的工作最危险，人家蹲着他站着，人家趴着他蹲着，也是部队的精神领袖”。也正是陈家子女的提醒，电视剧也特地安排了陈赓请五大员吃饭的镜头。

陈赓是一个念旧情的人。对曾与自己出生入死的伙伴，他一直念念不忘，想方设法寻找。这一次，正参加重走长征路的陈知建在四川遇到了父亲当年的一位马夫，兴奋不已，因为他知道父亲已经找了他很多年。
即便对“你死我活”的敌人，陈赓也表现出其有“情”的一面。“有一次战役打完后，父亲和部下视察战场，他身边的一个战士踢了一脚死亡的国民党士兵，父亲特别愤怒，说他已为他的错误付出代价了，你怎么还侮辱他？”

1949年，当父亲率领十几万大军进军两广之时，其属下的第15军有一个战士要离开部队，去香港继承一笔遗产。这在部队引起轩然大波，大家说他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代表，众口一词主张要枪毙这名战士。父亲正好骑马经过这里，他命令立即将这位战士释放，让他回家继承遗产。面对不解的战士，父亲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让他去吧，将来海外又多了一个帮我们说话的人。”这个战士后来果然成为旧金山的一位爱国侨领。创办哈军工时，陈赓把教授都让进了条件好的小楼，而他和一些老干部们住进了仅8平方米的平房，对此，很多老革命颇有意见。陈赓只是微笑着说：“你们有你们的二万五，别忘了，他们有他们的十年寒窗苦。”在那个年代，能有如此胸怀的人确实不多。

作为一名军人，陈知建最大的遗憾，就是16岁那年失去了父亲，再也得不到他的口授亲传。若干年后，陈知建得到了父亲当年的“作战经验总结”，以后，“我多次梦见在交趾城见到父亲双手扶杖坐在一个草棚下休息。我向他请教40师的战斗评价，他笑嘻嘻地说:‘打得不错！就是伤亡大了一点……’”醒来时，已泪湿枕巾。交趾城，是云南省文山州麻粟坡县老山脚下的一个边境小村。1950年7月18日，陈赓受胡志明主席的邀请和党中央派遣赴越南参加越北战役，此地是陈赓赴越前在中国境内休息的最后一站。

1960年冬天，陈赓带着孩子们去了上海。此前，他曾对夫人傅涯说过，之所以不愿意去广州是因为他是病号，会给正在那里开会的中央领导增加麻烦；二来上海是他出生入死战斗多年的地方，有着深厚感情。所以当上海方面邀请他去养病时，陈赓欣然同意。在火车从浦口过长江的轮渡上，陈赓给孩子们讲他东征时救蒋介石的那一段，以及后来蒋介石在南昌劝降他的故事，“这是我印象中父亲给我们讲的最长的一次故事”，陈知进说。
那一次，陈赓与傅涯还带着孩子们参观了敌伪时期的一个监狱，回来后，陈赓对傅涯说，他做的这一切，只是想告诉孩子们他们曾经经历的一切，“我不知道若干年后，孩子们还能否理解我们经历的那个年代”。陈赓去世时，傅涯坚持要为他伤痕累累的两腿拍照，说这是陈赓的遗愿，要让后代记住他革命历程的艰辛。陈知进深深体会父亲的一番苦心，“他怕我们忘了他们经历的岁月，但我想告诉父亲，我们从来没有忘，也永远不会忘”。

舒可，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