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将陈赓的传奇人生(上)
叶大鹰在拍完《陈赓大将》之后一年补写了一个“导演阐述”,在阐述里,他把这个电视剧定位为《一个英雄的传奇》,中心大意是:“一个民族不应该遗忘他们的英雄!”《陈赓大将》播出后,叶大鹰接受我们采访时有一次强调了这个大意:“我们不想评判历史,因为我们不是干这个的。我们干的就是讲我们民族的故事,讲陈赓这种奇人的故事,因为他们有伟大的人性。
一场革命或战争造成的历史结局尚未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对战争的叙述回顾,总是会惯性地停留在由胜败导致的光荣与仇恨的基础上,光荣来自胜利,而仇恨因为是对手。当历史稍稍远去一些,重新检索战争中建立功勋的人物,遥想当年的风云变幻,他们所经历的奇关异险,以及在那种经历中百炼成钢的人物背后的做人原则和能量,不正是伴随漫长历史的英雄传奇?其中悲与喜的衡量都由于历史的境遇而耐人寻味。在我们告别了一个时代之后,难以告别的是这些时代英雄。
陈赓传奇开始的时代,中国社会的衰败、可悲和毁灭的迹象激发出各种要求改变社会的力量和理想,国共两党的主张代表着当时对新型社会的追求,无数想要改变中国面貌的理想主义青年都在这两种主义中选择自己的道路,1922年陈赓加入共产党,随后他又考入黄埔军校。
从今天的距离去看80年前的黄埔军校,无论是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想还是共产党的共产主义理想都不是最迫切的任务,而是如何面对混乱的时局。正是那个历史环境造成了很多人身兼国共两党党员的奇特政治面貌,在当时,理想的*廓对很多人来说也许并不像时局发展到后来那样清晰。1926年,在蒋介石重新制定政策,要求黄埔军校的军官和学生填表声明党籍,不准跨党,声言“凡在本校本军里的CP(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同志,不管是愿意脱离CP,或者愿意脱离国民党,他总要做一个纯粹的党员”。在这个政策中,所有身兼两党党员的人都经历了人生道路的第二次选择,不同选择框定出了此后中国历史时期中敌对两方诸多重要成员,也延伸出跌宕起伏完全不同的人生境遇。陈赓虽然跟随蒋介石参加了两次东征讨伐陈炯明的战斗,并在第二次东征时,救过蒋介石的命,但校长的器重和同窗情谊都没有让他在这次道路选择中改变初衷,他公开了共产党员身份,同时声明脱离国民党。同他一起报考黄埔、又经他介绍参加共产党的宋希濂,就是在这时退出了共产党。宋希濂后来被国民党派赴日 留学,1930年回国后,很快就连续升任国民党军团长、旅长,1933年升任第36师师长时,军衔由少将升为中将,时年27岁,成为国民党最年轻的高级将领。这时候的陈赓在红军中只是个团长。到了1948年昔日好友分属的两党做最后决战的年代,宋希濂曾身居华中“剿匪”副总司令兼14兵团司令的高位。
陈赓选择的道路充满艰难。1926年,陈赓被共产党派往苏联学习特种工作经验,这意味着随后他将进入特殊时期的特殊境遇。所谓“特殊”,就是1927年国共两党分裂,共产党进入地下状态,可想而知,叛徒对于秘密状态的共产党是严重的威胁。顺应时世的突变,随即中央特科成立,特科的主要任务就是深入敌军警宪特机关,探取机密,向组织报警,镇压叛徒,保卫中央机关。因为处境险恶,能够进入特科的成员都是身怀绝技,胆识超群的党员。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顾顺章是与陈赓一同到苏联学习的同事,顾顺章后来的叛变虽然是他的耻辱,但叶大鹰提醒我们注意的是在那种险象丛生的景况中,人的灵魂所经受的磨砺。历史中顾顺章被捕与陈赓被捕不在同时,但叶大鹰在电视剧中设计出两人在同一牢房里的对话,无非也是为了对比陈赓在黄埔军校公开共产党身份时的那种坚定和道路选择后的坚毅。顾顺章是陈赓的上级,两人既是战友,又是同学,又是上下级,互相了解就如台词所说“像了解自己的手指”,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就要对比两个灵魂的对话。关于顾顺章的叛变有很多传说,叶大鹰在为《陈赓大将》收集资料时遇到一个传闻,说顾顺章招供之前在厕所里有一次惊天动地的号啕大哭,哭过之后走出厕所,全部招供。从他的哭声中透露的也许是意志在做最后的抵抗。顾顺章也做了第二次道路选择,不过是在一种没有尊严的处境中对第一次选择的背叛。
历史并不留给人太多的机会,战争逻辑比起这种机会显得更为简单,无非是胜与败、生与死,在这种简单逻辑中,道路的选择才显得艰难。而光荣与耻辱、得与失以及所有的情感与义气、品格与意志都在那简单的逻辑中被诠释,形成了不同质地的传奇。
陈赓的传奇色彩丰富,还在于他与对战双方都有非同一般过命的渊源。1955年,蒋介石在接受一个美国记者的采访时,曾提到黄埔军校时期著名的“黄埔三杰”;多年后周恩来对记者也谈到了同样的话题。他们都提起“三杰”中陈赓曾经救过他们的性命。1933年陈赓被捕大难不死,蒋介石没有杀害他,显然不能简单地归为那一次救命之恩,来自各方的政治压力阻挡了蒋介石才更符合战争逻辑,但那救命之恩才显得陈赓的命运有回旋的余地,蒋介石许诺:“只要你愿意,我可以随便让你指挥任何一个师。”但他依然不做第二次道路选择,把自己置于生与死的边界。
由于陈赓的位置,他的传奇必定联系着一段历史。理想可敬,历史无情,他的戎马一生中竟有大约10年时间是在与自己的同窗旧友做生死决战,当那段历史远去时候,当事双方也许终能一笑泯恩仇,但风云际会的历史现场上,那又是一种与庄重的道路选择相互考量的内心伦常秩序。并非每个人都要经历这样的考量、都走到过生死边界,陈赓与历史中交战双方的命运纠缠以及他在战争中几次大难不死,是他的传奇中不可缺少的意志与能量的光彩。从这种不可毁灭光彩中我们似乎能看到某种坚硬的东西,它比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更牢固、更持久。
1961年,陈赓58岁时去世,他的传奇终止得又是那么早,这与他的传奇一生又形成某种对比。
历史比戏剧还要精彩。1928年到1931年,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各租界巡捕房、甚至青帮小头目都熟悉的名字“王庸”,从来没有出现在陈赓自己的文字中,更没有留下任何照片。作为中央特科情报科长,陈赓和他的同志们保守了秘密。
中央特科没有留下大量详实材料的原因也许正在于此:能掌握全局的周恩来、陈赓、潘汉年、康生没有公开任何信息,而普通情报人员当时根本不知道“中央特科”这个名字——他们直属于某位领导,执行某一项任务,对其他情况一无所知。老记者穆欣作为这段历史的最初研究者,早年曾多次采访过陈赓和一些特科工作者,他提供的材料由此成为了解这段历史的基础。
早期特科
1926年9月,陈赓秘密离开黄埔军校,到上海中共中央报到。陈独秀派遣他和顾顺章一起前往苏联“契卡”受训。半年里,他们先在伯力学习侦探、审讯;又到海参崴学习暴动、劫狱及爆破、射击、秘密通讯等专门技术。1927年秋,周恩来向党中央提议成立中央特务科,直接归党中央领导,并借鉴苏联经验,规定“三项任务——打进敌人内部获取情报,筹款,制裁叛徒;一条原则——侦查手段绝不许在党内进行”。
初创的中央特科并没有陈赓领导的情报科(二科),它只有两部分:红队,专门负责镇压叛徒;总务科,为党中央办理杂务,比如采买、布置会场、安置同志。由顾顺章领导的“打狗队”当时在上海已经有了名气,国民党特务、警宪和租界的包探、巡捕都以为,红队只有4条枪,威力却很大。它的前身是五卅时期的“上海工人纠察队”。美国记者罗伯特·帕克曾写道:“红队由一批熟练的枪手组成,为上海全党的高级干部提供警卫,并负责各类会议的安全;紧盯国民党特务;但最主要目标是实施惩罚,处置那些叛变投敌的共产党员——这为它争得了‘打狗队’的名称。”红队具体工作安排,顾顺章在叛变后,为国民党写的《特务工作制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曾有所描述:“如果C.P.(共产党)今天要在某处开重要会议,就要通知红队到开会的地方看看有没有不保险的地方。他们的保护是利用电气及武器等,万一发生危险,他们立刻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抵抗敌人,一部分保护各要人出去,这是在房内。房外保护,有自行车队员的巡查,还有许多做小生意的,皆负有保护使命。如果有人来破坏而发生危险,就用规定的特别记号按门铃,通知戒备。如他们有时为保护党的安全而杀一个人,方法很多,或在路上,或在敌人家里,因事制宜,没有一定。内部同志自首者,他们便要设法活捉回来审讯,看看有其他阴谋和其他小组织否,然后再杀。……此外,如果C.P.经费缺乏,就要用非常手段,或其他方法来供给党。但不是自私自利,而是为他们的党。”
在顾顺章领导下,红队的行动能力很强。散发传单之类的活动,几乎可以半公开化。1928年春,25岁的陈赓带着腿伤,奉周恩来之命进入特科,任情报科科长,也是顾顺章的副手。
情报科长陈赓上任
陈赓一进入特科,就开办了为期29天的训练班,隔年又为红队专开训练班,训练项目是:熟悉上海各街道里弄的名称、路线和居民住宅情况,熟悉警察、宪兵、特务机关和流氓帮会的情况;学习化装术,以便能切实有效地隐蔽自己和对敌人进行侦察、监视;学习猜破敌人密码,用隐显墨水写密函,被捕后打开自己的镣铐,在汽油里掺糖以破坏汽车等等。除了这些,还有枪法训练,心思缜密的陈赓安排租船到长江口,入海学习枪法。中央特科的几位领导人周恩来、顾顺章等都是化装高手。陈赓会说几种方言,能根据身份变换形象,有时西装革履,像租界的洋行买办;有时长袍马褂,礼帽缎鞋,扮作巨商。陈赓穿什么像什么。国民党将领张克侠第一次见到陈赓,说他“一身青缎子裤褂,裤腿用黑缎带扎紧,样子很像上海的小开。我问他腿伤如何,他一会儿纵情跳跃,一会儿又下蹲屈腿,……我们十分知己”。“王庸先生”个性风趣亲和,交游广阔,与国民党特务机关、警察局、党部,巡捕房的探目、包打听,乃至上海各帮会地痞均有往来。有位同志在公车上丢了文件,不到两天就被流氓寻回。秘密工作的关系网逐渐建立起来。
到底情报科有多少耳目,多少工作人员?谁也说不清楚。在顾顺章为国民党画出的示意图上,中间的圆圈写着“侦探科长陈赓”,向周围辐射的许多小圆圈,分别写着“某通讯社记者”、“上海警备部某女侦探”、“上海军械局”、“青帮流氓杨安清”、“日本翻译”、“高丽人”等许多联络人,这些人又再辐射更多联系人。除了上海和南京,还有香港、满洲的中共情报团,有些具体姓名连顾顺章也不知道。但是他向国民党供出:“第二科对于全国政治、经济以及国际方面得来的消息非常敏捷而有价值。尤其是如要破坏他们的机关,他们事先已经知道,因为每天编有一种叫《敏捷飞》的情报出来,所以消息灵通。同时又设法破坏敌方,有时制造种种相反消息,以挑拨对方内部,使其互相猜忌,力量分散。”所有特科侦探都是单线联系,只认识自己的直接领导者。陈赓手下的几个得力的情报工作者,分别联系不同的线人。也是在陈赓主持工作以后,中共发展了几个重要的情报关系。
间谍
陈赓手里的王牌是杨登瀛。1928年1月,国民党中央党部成立调查科(“中统”前身),要在上海筹建调查机构。杨登瀛得到蒋介石手谕,成为“中央驻沪特派员”,独立于军警和侦察机关,直属于陈立夫。他同时又是陈赓手下陈养山的旧相识,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与张道藩有私交。陈养山发现,杨登瀛对共产党很有好感,又不愿意放弃做官的机会,将情况报告给了陈赓。周恩来和陈赓决定借陈养山拉拢杨登瀛。表明身份后,陈赓切断陈养山和杨的关系,自己单线和杨登瀛联系。杨登瀛要求汽车、保镖和活动经费,陈赓请示周恩来,尽力满足他,并要求他和上海党部、市政府、淞沪警备司令部建立关系。上海各种警察机构之间的矛盾复杂,杨却能得到各方信任,他独立的身份又有权参加陪审。在政治上,杨登瀛并不可靠,据当时给他做保镖的党员回忆,杨官架子很大,做事情总是两手准备,心思深,然而秘密工作却需要这样的人。1929年10月,陈赓为杨登瀛在北四川路大德里对面过街楼上成立了一个办事处,挂牌“国民党中央调查科驻沪办事处”。陈赓派女党员安娥去做秘书,杨登瀛一带回情报,安娥就及时抄送陈赓。这里也是杨登瀛和国共两路人马会合的地方,侦探和奸细都会来这里和杨接头,中央特科常会送来一些秘密性不大的文件,配合杨登瀛的工作。随着杨登瀛的地位升高,又得到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重用,陈赓一方面加强对杨登瀛及家人的思想工作,一方面将杨的任务转向协助处理共产党内部的奸细。1928年底到1930年初,向国民党“投诚”的叛徒被杨登瀛“拦截”,再交由红队处理的,记录在案的就有戴冰石、陈尉年、黄第洪等人。陈赓主持特科情报工作的时间里,杨登瀛是陈赓最重要的联络人之一。
除去和国民党的执法机关打交道,共产党的工作需要更高层的政治情报信息。上层的内线更隐蔽,情报工作维系全党安危。1975年,周恩来逝世前几个月,才要秘书到《辞海》编辑部,说明袁世凯的谋士“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李大钊被捕后,他变卖居所,换得4500元营救,后来成为杜月笙的挂名“秘书”,多次用雪茄烟盒给中央特科送情报,晚年入党。周恩来要求:如果《辞海》编入杨度,应加入党员一条。上海律师界和新闻界也遍布中共眼线。周恩来和陈赓掌握了多个秘密上层联系人。斯诺的《西行漫记》里,第一次提到了“红色牧师”董健吾的故事。他主持的圣彼得教堂,是陈赓常常活动的地点。董健吾当过冯玉祥家人的英文教师,又对青帮了如指掌。1929年下半年参加特科工作,代号是“周二胖子”。他每星期去宋子文家里,陪宋氏的母亲倪桂珍做祷告。陈赓把这个关系交给了情报科副科长刘鼎,刘鼎后来回忆说:“当时有好几个牧师,陈赓自己联系几个,把董交给了我,那段时间主要让他以牧师面目,和宋子文的母亲接近,了解蒋、宋情况。”董健吾的“大同幼稚园”也是培育共产党子女和烈士遗孤的秘密场所,毛泽东的两个孩子——毛岸英、毛岸青都曾得到他的抚养。(未完待续)
舒可,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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