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对对外政策调整的贡献

    1976 年粉碎“四人帮”后，国内工作需要调整，对外工作当然也应该调整。1977年5月，华国锋决定向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发贺电祝贺他85岁寿辰，随后又恢复了两党关系。南斯拉夫党是1958年国际共运中第一个被我们指责为“现代修正主义”并被中断了两党关系的党。这可以说是对外工作第一次拨乱反正，但是很可惜，调整工作没有继续下去。

    为什么需要调整对外政策

    1977年 7月邓小平同志复出后，在对外工作方面，大力落实毛泽东主席“三个世界”理论、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毛主席1973年同美国基辛格谈：“要搞一条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土耳其、欧洲，共同对付苏联。”）。1977年 1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大字体、六整版的纲领性文章《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文章肯定“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新的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要立足于早打大打”；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比美国更危险的世界战争策源地”，要“结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打败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注：实际上专指苏联）和战争政策”。

    1978年8月，中日双方经过3年半艰苦谈判，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日方一直不愿意在条约中写入“反霸条款”，怕得罪苏联，最后同意写入了“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中美建交谈判从1977年8月开始。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副总理基本同意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提交的建交联合公报美方新草案，但公报应重申“反霸条款”。在宣布公报的前一天，即12月15日，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又紧急会见邓小平，要求澄清：一年后“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后，美国仍将售台武器。邓小平表示不同意，最后同意把美国售台武器问题搁到以后再讨论，不影响发表建交公报。1979年1月29日，邓小平副总理访美，回国路经日本又同日本首相会晤。2月17日至3月5日进行了中越边境战役，以扩大反霸统一战线。3月26日美国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宣布美国将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

    胡耀邦同志调整对外政策的努力

    胡耀邦同志从他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时候起，就以无私无畏、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着手调整对外战略和政策的一些重大问题。现在能看到的中央正式对胡耀邦在这方面的评价是：“为我国对外政策在新时期的重大调整，做出了努力”。以下我试从几方面来谈谈这个问题。

    （一）苏联是不是社会帝国主义，是不是要进攻中国？ 1979年7月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上，一些驻外大使对“联美反苏”的战略提出了不同意见。胡耀邦秘书长在会议讲话中谈了四点“体会”。他说：我们过去说苏联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社会制度变了，现在回过头来看，提出的理由不充分，这个看法必须重新考虑；苏联要打我们，搞大规模的反华战争，占领中国，至少得1000万军队，不是一般的难，而是难上加难。他讲了苏联人民对我友好之心未泯，相当一部分干部也是友好的，对他们必须放开手做工作；边界上我们不能挑衅，那个地方是不能挑衅的；对东欧国家也要做工作。

    胡耀邦上述“个人体会”被会议的总结报告否定了，报告说：战争的因素在继续增长，战争要来只能来自苏联，我们要立足于它早来，立足于大打。我们“一条线”的战略，就是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所谓“反霸”，就是侧重反“一霸”，联合“两霸”中间的“一霸”。按照列宁的教导，美国起码是间接同盟军。

    （二）胡耀邦同志鲜明提出要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1981年3月13日成立了以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为组长包括万里等同志的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3月 9日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了外交工作。胡耀邦对外交工作做了全面的分析和论述。他这次讲话的主题是：要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不跟任何一个国家的指挥棒转；我们不要提“联美反苏”，美国的霸权主义本性没有变化等等。胡耀邦这次讲话的内容很丰富，盛平主编的《胡耀邦思想年谱》有详细记载。

    李先念和外事小组在很多问题上同胡耀邦的观点是吻合的。

    1982年9月1日，胡耀邦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第五节以“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为总标题，提出“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后来他又公开说：“独立自主就是不同任何大国结盟”。

    （三）在十二大报告中，胡耀邦还指出：“革命决不能输出，它只能是各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结果。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始终坚持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这是我们党从 1949年建立新中国以来第一次确认“不输出革命”，否定了“革命外交路线”。胡耀邦亲自对一些长驻中国的东南亚国家共产党领导人做工作，对我们过去要他们搞武装斗争作了自我批评，指出“共产党必须依靠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口头上说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在行动上输出革命，不仅使社会主义形象受损失，有关共产党的形象也不好”。我们给这些党充分时间转变政策，逐步减少援助直至完全停止援助；领导人员离开中国，年老想留在中国养老的不得再参加反对本国政府的活动。可以说我们处理这个问题是做到仁至义尽的。

   （四）胡耀邦是最先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最根本问题的领导人。1984年5月，胡耀邦在欢迎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社会党国际主席勃兰特讲话中指出：“什么是当前最重大的国际问题呢？在我们看来，当今世界上最根本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维护世界和平问题，一个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问题，也就是通常所讲的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问题。”这是我党第一次否定沿用了多年的当今时代的根本问题是“战争与革命”的论断。中央后来又概括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

    本文没有谈中央正式评价中关于胡耀邦对发展我党同其他国家共产党、社会党、民族主义等政党关系以及他为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政府和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的贡献，也没有谈他的外交创新包括以身作则学习周恩来总理深入交朋友、不忘老朋友的外交风格。1983年访日时，根据中央批准的方案，他代表中国人民和青年邀请 3000名日本青年 1984年来华，成功地举行了友好大联欢，但在 1986年底却被指责为是一个错误。从此很久未提到这次影响很大的活动，后续工作停止了。令人欣慰的是胡锦涛总书记批准邀请日本200名友好联欢的参加者或他们的子女包括原首相中曾根，于2007年6月访华，成功地恢复了“中日友好联欢”的后续活动。现在我国领导人同外国领导人都把大规模的青年交流作为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组成部分，胡耀邦同志在这方面可以说是首创的。

    胡耀邦同志为我国对外政策在新时期的调整的巨大贡献应该载入史册。他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本文由《学习时报》节选自朱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部长）《对外工作回忆与思考》（当代世界出版社 2012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