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炳南——西安事变扣蒋的幕后推手

 　　王炳南，1908年2月2日出生于陕西省乾县阳洪乡好畤村，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长期从事统战工作和外交工作，忠实地执行中共的方针政策，团结了杨虎城，参与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务院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等职。

　　1936年12月11日，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到止园找杨虎城密商对付时局的办法。张、杨认为蒋介石确实顽固不化，苦谏无效，而自己已被逼得无路可走，只能采取先礼不成而后兵的办法。在交谈中，两位将军内心都有扣蒋的想法，但谁也不愿先说出来。在谈到如何应付蒋介石时，张学良想到了王炳南，突然对杨提出：“王炳南不是在你这里吗?找他来商量一下。”

　　杨趁机说：“他这个人思想激进。”
　　张进一步问：“他是什么想法？”
　　杨说：“他主张扣蒋。”
　　张立刻高兴地说：“这也不能不说是个解决的办法。看来也只好如此了。”至此，两人才彻底公开了自己的想法，并决定了12日扣蒋的具体部署。

　　西安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商解决西安事变大计。17日周恩来到达西安的当天晚上，立即同张学良会谈，同时指定罗瑞卿找王炳南了解杨虎城的情况，为第二天同杨会谈作准备。王炳南汇报了他所了解的杨虎城的情况：关于十七路军的出路问题，杨虎城曾对王说：“有两个停止内战的办法，一是与红军合作反蒋，以压蒋停止内战；二是联合全国各地方实力派(华北的韩复榘、宋哲元，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共同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杨着重于实现第二个办法。关于“兵谏”，杨虎成在决心捉蒋的前夕说：“把这个摊子(指部队)这样摔了，响!值!”破釜沉舟，悲风易水。

　　关于扣蒋的问题，王炳南说：“杨将军认为蒋介石从背叛大革命以来的行动，充分暴露了此人说话不算数、翻脸不认人的丑恶本质。因而他对蒋的警惕性很高，并认为处理稍有不当，必将遭到残酷的打击报复。关于放蒋问题，杨将军没有思想准备。杨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是地位平等的两个政党，可战可和，而他是蒋的部下，如果轻易放蒋，蒋一旦翻脸，他的处境就与共产党有所不同了。”

　　对于王炳南提供的上述重要情况，周恩来非常重视。事实上，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杨虎城本来是不同意释放蒋介石的，经过周恩来一次又一次耐心地做说服工作，他也为了顾全大局，以民族利益为重，终于接受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但是杨感到苦恼的是如果放了蒋，自己实在太危险。他想来想去，心乱如麻，因此曾向王炳南发过脾气。王炳南把情况向中共代表团作了汇报。周恩来很注意，认为需要向杨作更多的解释，以巩固“三位一体”的团结合作。周向杨作了多次解释和说明。

　　在西安事变的全过程中，王炳南担任周恩来的联络员、情报员，同时充当着杨虎城和张学良之间的牵线人，频繁地活动在三方面之间，传达信息意见，帮助处理问题，成为三方面都重视的人物。

　　有一次，王炳南随同周恩来到新城看杨虎城的途中，周恩来对王炳南说：“你被任命为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这对工作很有利。”“设立这个机构很有必要，这是一个正确的措施；要充分发动群众，支持张、杨的八项主张。只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才能保证事变朝着有利于团结抗日的方向发展。”“你在杨将军身边工作是有成绩的，杨将军满意，党中央对你的工作也是满意的，重视的。杨将军这里需要你，因此我们还希望你继续在这里协助杨将军工作。如果干部不够，我可以从陕北调来。”

　　不久，党中央就派潘自力、方仲如等到民运会分别担任领导职务，王炳南以合法、公开的身份，利用他的人际关系，广泛联系各界人士，向国内外说明事变真相，积极宣传中共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方针及抗日救国主张。

　　中共代表团回延安不久，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分别亲笔写信，对王炳南在西安事变中的工作予以高度赞扬。

叶介甫，《福建党史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