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24日 星期四

王炳南——西安事变扣蒋的幕后推手


   王炳南,1908年2月2日出生于陕西省乾县阳洪乡好畤村,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长期从事统战工作和外交工作,忠实地执行中共的方针政策,团结了杨虎城,参与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务院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等职。

  1936年12月11日,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到止园找杨虎城密商对付时局的办法。张、杨认为蒋介石确实顽固不化,苦谏无效,而自己已被逼得无路可走,只能采取先礼不成而后兵的办法。在交谈中,两位将军内心都有扣蒋的想法,但谁也不愿先说出来。在谈到如何应付蒋介石时,张学良想到了王炳南,突然对杨提出:“王炳南不是在你这里吗?找他来商量一下。”

  杨趁机说:“他这个人思想激进。”
  张进一步问:“他是什么想法?”
  杨说:“他主张扣蒋。”
  张立刻高兴地说:“这也不能不说是个解决的办法。看来也只好如此了。”至此,两人才彻底公开了自己的想法,并决定了12日扣蒋的具体部署。

  西安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商解决西安事变大计。17日周恩来到达西安的当天晚上,立即同张学良会谈,同时指定罗瑞卿找王炳南了解杨虎城的情况,为第二天同杨会谈作准备。王炳南汇报了他所了解的杨虎城的情况:关于十七路军的出路问题,杨虎城曾对王说:“有两个停止内战的办法,一是与红军合作反蒋,以压蒋停止内战;二是联合全国各地方实力派(华北的韩复榘、宋哲元,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共同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杨着重于实现第二个办法。关于“兵谏”,杨虎成在决心捉蒋的前夕说:“把这个摊子(指部队)这样摔了,响!值!”破釜沉舟,悲风易水。

  关于扣蒋的问题,王炳南说:“杨将军认为蒋介石从背叛大革命以来的行动,充分暴露了此人说话不算数、翻脸不认人的丑恶本质。因而他对蒋的警惕性很高,并认为处理稍有不当,必将遭到残酷的打击报复。关于放蒋问题,杨将军没有思想准备。杨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是地位平等的两个政党,可战可和,而他是蒋的部下,如果轻易放蒋,蒋一旦翻脸,他的处境就与共产党有所不同了。”

  对于王炳南提供的上述重要情况,周恩来非常重视。事实上,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杨虎城本来是不同意释放蒋介石的,经过周恩来一次又一次耐心地做说服工作,他也为了顾全大局,以民族利益为重,终于接受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但是杨感到苦恼的是如果放了蒋,自己实在太危险。他想来想去,心乱如麻,因此曾向王炳南发过脾气。王炳南把情况向中共代表团作了汇报。周恩来很注意,认为需要向杨作更多的解释,以巩固“三位一体”的团结合作。周向杨作了多次解释和说明。

  在西安事变的全过程中,王炳南担任周恩来的联络员、情报员,同时充当着杨虎城和张学良之间的牵线人,频繁地活动在三方面之间,传达信息意见,帮助处理问题,成为三方面都重视的人物。

  有一次,王炳南随同周恩来到新城看杨虎城的途中,周恩来对王炳南说:“你被任命为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这对工作很有利。”“设立这个机构很有必要,这是一个正确的措施;要充分发动群众,支持张、杨的八项主张。只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才能保证事变朝着有利于团结抗日的方向发展。”“你在杨将军身边工作是有成绩的,杨将军满意,党中央对你的工作也是满意的,重视的。杨将军这里需要你,因此我们还希望你继续在这里协助杨将军工作。如果干部不够,我可以从陕北调来。”

  不久,党中央就派潘自力、方仲如等到民运会分别担任领导职务,王炳南以合法、公开的身份,利用他的人际关系,广泛联系各界人士,向国内外说明事变真相,积极宣传中共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方针及抗日救国主张。

  中共代表团回延安不久,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分别亲笔写信,对王炳南在西安事变中的工作予以高度赞扬。

叶介甫,《福建党史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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