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河南省委副秘书长:1958年河南“潘、杨、王事件”(2)
时间:2006年7月5日
地点:山西太原省山西农机局招待所308房
参加人:王庭栋、李仁安、姚监复
记录、整理:姚监复
(续前)姚:这种大批判的斗争方式实际上不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吗?吴芝圃这样批潘杨王是不是必然地直接导致“信阳事件”的出现?
王:“信阳事件”之所以发生,正是由于批判斗争了“潘杨王”之后,河南干部再不敢说真话了。政治气氛的压力很厉害。我自己心里想,很冤枉,从小干革命,怎么会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分子”?1962年平反时,吴芝圃找我谈话,我质问他:“你说我‘反党’,我反了什么党?我怎么反党了?你说我们是‘反党集团’,潘复生是省委第一书记,怎么就成了‘反党集团’?不就是反对你的错误意见吗?”吴芝圃支支吾吾地说:“都过去了”。“算了”。“当时戴帽子错了”。
姚:实际上吴芝圃并没有从思想上真心承认批判“潘杨王反党集团”是错误,只是帽子戴大了而已。
王:把我打成“反党分子”,始终想不通。对敌斗争时,如果被敌人杀了,是光荣的的牺牲,我毫无怨言。可是,现在被自己人当成反党分子的敌人斗争,我想不通。我一直对党忠心耿耿,从小家里什么也没有,一个穷学生跟着党,靠党培养成干部,咱有啥理由反党?没有任何具体行为反党,没有任何反党思想,我们只是要求为农民留下自留地、留下活命的口粮,不要让牲畜死亡,这咋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硬给戴大帽子。在很厉害的政治气氛下,家属也受到迫害、侮辱,大孩子在路上可以打我的小孩,因为是“大右派的孩子”。群众不知真情,认为省委大张旗鼓地反对潘、杨、王,反对大右派,那么肯定是真正抓住了真的大右派。查查当时这样搞法的根据,原来只是在八届二中全会后省委内部开会解决潘复生问题,并没有要求全社会对“潘杨王”公开地开展群众性斗争。吴芝圃非这样搞不可,一定要搞成群众运动,说明他的极左思想太极端了。
对吴芝圃的极左思想和做法,不少同志是有看法的,对我表示了不同形式的同情。李雪峰在郑州看见了我,问我:“小王,你咋搞的?!”作为华北局第一书记,他其他话也没有说,也不好说。高扬后来是河北省委书记、中央党校副校长,在抗日战争时,他担任地委书记,我是他的秘书长。1958年他是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后来又担任中央工交政治部副主任。大炼钢铁时,吴芝圃吹牛说,河南的钢铁日产量超过美国。正好上海钢铁厂生产缺少生铁,中央就派高扬到河南催办调运生铁。高扬到现场看了以后,认为没铁可调,因为不能调运这种土法炼铁的烧结铁或者废渣去炼钢,他如实向上反映说,河南的铁不能用于炼钢,这种烧结铁不能往上海调。吴芝圃反过来批评高扬反对大炼钢铁,反对大跃进和三面红旗,高扬就受不了。最后,由于高扬到河南讲了实话,也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发配到云南的小工厂劳动改造。当时没法说话,还没说就被打倒了。后来担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的李琪,也是我从前工作的老领导,见我时说:“小王,你受苦了。”当时,就是这么个环境。据说,胡耀邦也讲过,“那时都不敢去河南了。”因为去了,看见真相了,讲不讲真话?讲了真相,就遭恶运。
姚:你下放当社员劳改,农民对你怎么样?
王:农民很实在,通过大批判的具体内容,知道“潘杨王”的观点,农民说:“这些人是为咱好,是好人。”但是,生活上按上级安排,要我住在驴圈里。从省委直接下放到生产队劳改,从1959年到1961年这三年最困难的时期,我都是吃队里的公共食堂,吃社员同样的饭,多盛一点也不敢。每顿饭每人两大勺,盛上一大碗,其中每一勺有两块红薯干,剩下的就是野菜和红白罗卜,后来罗卜也吃不上,基本上没有粮食吃。河南省吴芝圃规定4斤红薯顶1斤粮食,其他省是5:1,可为农民多留点红薯,而河南4:1是为农民少留点。一天两顿都只是两瓢汤。我虽然是社员身份,实际上作为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对待,我还有粮票,交给生产队。1959年下地劳动,日夜连轴转,大跃进时都是干重活。吃饭,里面只有两块白薯干,白天干上一小时重活,出汗多,再尿上一泡,肚子空了,饿得站不起来。黑夜也在地里干活,农民爬不起来也得起来,妇女也得出工,主要是平整土地,晚上看不清,在地里挖了几个大坑。结果,平地挖成坑,胡挖!今天挖过来,明天又挖过去。抗旱时,要求农民晚上推水车从井里提水往地里送水浇地,农民累得不行。我摸到了公社干部的活动规律:后半夜1点钟,他们骑着自行车去各队检查劳动出勤情况。他们走近了,才能看见人;在远处只看马灯亮不亮。我把马灯挂在井台上,远处看有灯。社员每人带着席子来,白天干活晚上累的不行就躺在席子上休息,公社干部不到跟前也看不见,无法统计谁出工了没有。我有手表,估计到晚上1点干部要来了,就在12点多时叫醒社员起来干一会,等他们检查完走了,再接着睡。老百姓挺高兴。
有一天,生产队队长找我,喊:“王秘书!”我说:“我不是秘书长了。不是秘书。”队长说:“至少是秘书。”他问我:“辛辛苦苦干了一夏天,咱们吃一顿白面馍行不行?”当时,征购粮基数很大,特别是小麦几乎全征购走了。小麦一打下来,上面就催着交公粮,十几辆马车就把打下的麦子全给送走了。我说:“就让社员吃一顿饱饭吧!”队长说:“今黑夜就干。晚上作扣子馍。”打下的麦子连麦粒一揽子全放在碾子里,磨成比全麦粉还粗的面粉,用大食堂的大蒸笼,十多层,蒸一根根的长条条的扣子馍。蒸出来,马上就分给社员吃。老百姓饿了多少日子,好容易吃上一顿饱饭,高兴得不行。我想社员劳动强度大,口粮又少,身体不行了,就对队长说:“社员身上没劲,咋劳动?吃吧!”后来不知什么人向公社报告了,公社书记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王庭栋煽动社员大吃大喝,破坏统购统销。”公社书记把村上干部叫去骂了一顿,接着又召开大会批斗我,我承认“我同意农民吃一顿饱饭。社员饿得不行了,就吃上一顿饱饭。”会上喊口号:“打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王庭栋!”对上面有了交待也就行了。这样,社队干部都表演了一番,上面也没办法。现在想想,农民劳动一年,就吃了一点点收获下的小麦,就吃一顿饱饭,还要批斗一番。社员连吃一顿饭的权利都没有!只允许社员留秋粮——白薯,不让留小麦。农民吃上一顿白面馍,还犯了破坏统购统销的罪!这就是大跃进中间河南的斗争方式。
1959年庐山会议后上面批了彭德怀,每逢什么节日,县里、公社都要把我拉去再斗上一顿,口号改变成:“打倒彭德怀的应声虫、彭德怀的徒子徒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王庭栋!”在这种政治运动面前,是不可抗拒的。不论什么政治性节日,都要我们出场点缀一番,造成特有的政治气氛,不然所在的县社对上面交待不过去。我们也习惯了,愉快地接受这种例行公事的斗争。在1958年省城郑州,吴芝圃批判“潘杨王”时,很多人不理解我们的观点,把革命者的火气充分调动起来了,把年青人、小孩的无知的热情也煽动起来了,出现了围攻、侮辱人格的非理性行为。但是,到了农村,反而比较安全。农民听说:“潘闫王”来了,就围在地边看我这个“闫王”的凶相,后来一看,也是同他们长得一样、干同样活的社员,又从批判大会上接受了反面教育:发现“潘杨王”是为农民说话才下放挨批遭罪的,反而偷偷地从心里同情、可怜我这个“潘闫王”。我常常发现,我住的驴圈的小窗外窗台上常常在黑夜里有农民放的小瓶瓶,里面装着些盐腌过的树头芽。我问社员:“弄些腌树芽放我窗台上,啥意思?”社员说:“王秘书,你跟咱们社员不一样。你过去在城里当干部,不习惯这劳动。怕你身体顶不住。哎呀,真没啥可送你。就送树头菜给你,要保住身体!”从批判会上发言的很具体的内容,潘、杨、王的言行中,农民实事求是地得出结论:“这些人为咱农民好!”越是大批判,社员越清楚地看出了:“这些人不是坏人,是想着农民的好人。”一直到现在,到了河南,一说“这是‘潘杨王’的王庭栋”,河南人对我就非常热情。我后来去登封,人大主任本来不认识我,一听“潘、杨、王”的王来了,就热情极了。说过去批判你们,现在认识到了,你们才不是坏人,是真正的好干部。我离开河南好久了,但是只要一提起“潘、杨、王”,对我都很亲切。为什么有些大官,来去匆匆,人们都忘了他们的名字?为什么对“潘、杨、王”这么亲切?农民很实在,说:“他们是好人。”登封的干部也说:“一定要看看潘杨王。受那么大罪,挨那么多批。”总之,到农村当社员劳改的三年中,我看到了农民真是实心实意的。这一点,是吴芝圃始料未及的。
姚:历史是公正的,人民是公正的。但是,毕竟当事人和家人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和牺牲。
王:我当过省委秘书长,官不小,有什么名气?但是,在河南一提到“潘、杨、王”就都很热情。吴芝圃那些人在批斗“潘、杨、王”以后都掌握了实权,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成为全党、全国的大红人。但是,吴芝圃采取的政策是饿死几百万老百姓的政策。因此,河南老百姓作出了历史评价:“跟着吴芝圃,受了三年苦”,“跟着潘复生,粮食吃不清”,“跟着王庭栋,一天吃一斤。”1962年平反后,我到新乡工作,担任书记,仍然贯彻落实曾被批判过的一些政策,老百姓说:“跟着王庭栋,吃得走不动。”
1962年平反以后,理应回原单位工作。但是,吴芝圃同我谈话时讲:“你对农村工作有经验。现在,农村有困难。你到下面工作,帮助渡过困难局面。”虽然,1962年对“潘、杨、王”的甄别、平反,是经过党中央、毛主席审批的。实际上,1960年冬天就在酝酿,后来不平反,省委的会都开不下去。王任重(中南局第一书记)到河南做工作时说:“一个人走路,左了右了,都会摔下去。”实际上是说,左、右都不对。1962年的平反,没有留尾巴。我自己也写材料感谢党,为我们平反。还承认自己有“右倾”思想,要认真改造。当时,思想、环境只能这样讲。后来批“翻案风”,没说对我们甄别、平反是过去有错误、不对。但是,这次对“潘、杨、王”的批判斗争,深深地教育了我:党内斗争比对敌斗争还残酷。
姚:对敌斗争,牺牲了是烈士。党内斗争,被批判、斗争,如果不平反,永世都是“敌人”、“反党分子”。永远翻不了身。如果自杀了,就是叛徒。确实党内斗争很残酷。潘复生、杨珏平反后,分配什么工作?
王:1962年平反以后,杨珏恢复了省委书记职务,以后分配到北京,在华北局经委工作。潘复生由李先念提议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文化大革命前任黑龙江省委书记。他又在文革中被打倒,说他是“叛徒”,他的命运很惨。到后来,很长时间才说调查清楚了,可以从沈阳农场回来,没事了。结果,突然心脏病发作去世了。心情太兴奋,心肌梗塞。在潘复生长期被审查期间,他夫人上吊了,小孩也都从部队里被赶出来了,家不成为一个家。整了那么多年,最后又没事。他突然从紧张中松下来,反而乐极生悲,离开了人间。几个小孩受打击太大,妈妈早死了,爸爸也死了,两个女儿两个男孩原来都在部队,后来为了与反党集团划清界限,所在单位也都把他们调出部队了。他们也就没有更好的学习、工作机会,作为被管制的黑帮子女,只能结婚、一般工作、退休。
姚:你的小孩的命运好一些吗?
王:1958年我挨批斗时,我爱人生下了小女儿,她从幼儿园起就得了肺结核,后来恢复健康了。河南每年要征几十万兵,因此,我的小孩有机会参军了。老大现在武汉军区。大儿媳在解放军驻港部队。老二在葫芦岛海军基地服役,他学了俄、英、德、法语,在研究所工作,二儿媳也在部队。小女儿现在在打工,她没有参军,因为王谦说,在职的省委领导人的子女,刚毕业不能参军。提工资,即使中央有政策,王谦也说“不让省领导带头涨”,是一种过左的土政策。但是,他本人自己也确实带头执行这类土政策。老三上初中,后来去二炮,在云南深山里工作,那年大地震,他们还以为原子弹爆炸,现在一家外贸公司工作。她从部队上的大学,没有托人情,自力更生,我也没估计到。转业时,我不让她回来,我说:“领导的子女回到身边,对他们自己有小好处,大坏处。干好了,要提拔,总有人认为是沾了领导的光,不好说。不如就在原地,靠自己。”后来老三愿意调回太原,从海校到了山西外贸单位。(未完待续)
姚监复整理记录,2006年7月14日于北京。
此文为反右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之一。来源: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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