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员连吃一顿饱饭的权利都没有！

原河南省委副秘书长：1958年河南“潘、杨、王事件”（2）


时间：2006年7月5日
地点：山西太原省山西农机局招待所308房
参加人：王庭栋、李仁安、姚监复
记录、整理：姚监复

（续前）姚：这种大批判的斗争方式实际上不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吗？吴芝圃这样批潘杨王是不是必然地直接导致“信阳事件”的出现？

王：“信阳事件”之所以发生，正是由于批判斗争了“潘杨王”之后，河南干部再不敢说真话了。政治气氛的压力很厉害。我自己心里想，很冤枉，从小干革命，怎么会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分子”？1962年平反时，吴芝圃找我谈话，我质问他：“你说我‘反党’，我反了什么党？我怎么反党了？你说我们是‘反党集团’，潘复生是省委第一书记，怎么就成了‘反党集团’？不就是反对你的错误意见吗？”吴芝圃支支吾吾地说：“都过去了”。“算了”。“当时戴帽子错了”。

姚：实际上吴芝圃并没有从思想上真心承认批判“潘杨王反党集团”是错误，只是帽子戴大了而已。

王：把我打成“反党分子”，始终想不通。对敌斗争时，如果被敌人杀了，是光荣的的牺牲，我毫无怨言。可是，现在被自己人当成反党分子的敌人斗争，我想不通。我一直对党忠心耿耿，从小家里什么也没有，一个穷学生跟着党，靠党培养成干部，咱有啥理由反党？没有任何具体行为反党，没有任何反党思想，我们只是要求为农民留下自留地、留下活命的口粮，不要让牲畜死亡，这咋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硬给戴大帽子。在很厉害的政治气氛下，家属也受到迫害、侮辱，大孩子在路上可以打我的小孩，因为是“大右派的孩子”。群众不知真情，认为省委大张旗鼓地反对潘、杨、王，反对大右派，那么肯定是真正抓住了真的大右派。查查当时这样搞法的根据，原来只是在八届二中全会后省委内部开会解决潘复生问题，并没有要求全社会对“潘杨王”公开地开展群众性斗争。吴芝圃非这样搞不可，一定要搞成群众运动，说明他的极左思想太极端了。

对吴芝圃的极左思想和做法，不少同志是有看法的，对我表示了不同形式的同情。李雪峰在郑州看见了我，问我：“小王，你咋搞的？！”作为华北局第一书记，他其他话也没有说，也不好说。高扬后来是河北省委书记、中央党校副校长，在抗日战争时，他担任地委书记，我是他的秘书长。1958年他是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后来又担任中央工交政治部副主任。大炼钢铁时，吴芝圃吹牛说，河南的钢铁日产量超过美国。正好上海钢铁厂生产缺少生铁，中央就派高扬到河南催办调运生铁。高扬到现场看了以后，认为没铁可调，因为不能调运这种土法炼铁的烧结铁或者废渣去炼钢，他如实向上反映说，河南的铁不能用于炼钢，这种烧结铁不能往上海调。吴芝圃反过来批评高扬反对大炼钢铁，反对大跃进和三面红旗，高扬就受不了。最后，由于高扬到河南讲了实话，也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发配到云南的小工厂劳动改造。当时没法说话，还没说就被打倒了。后来担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的李琪，也是我从前工作的老领导，见我时说：“小王，你受苦了。”当时，就是这么个环境。据说，胡耀邦也讲过，“那时都不敢去河南了。”因为去了，看见真相了，讲不讲真话？讲了真相，就遭恶运。

姚：你下放当社员劳改，农民对你怎么样？

王：农民很实在，通过大批判的具体内容，知道“潘杨王”的观点，农民说：“这些人是为咱好，是好人。”但是，生活上按上级安排，要我住在驴圈里。从省委直接下放到生产队劳改，从1959年到1961年这三年最困难的时期，我都是吃队里的公共食堂，吃社员同样的饭，多盛一点也不敢。每顿饭每人两大勺，盛上一大碗，其中每一勺有两块红薯干，剩下的就是野菜和红白罗卜，后来罗卜也吃不上，基本上没有粮食吃。河南省吴芝圃规定4斤红薯顶1斤粮食，其他省是5：1，可为农民多留点红薯，而河南4：1是为农民少留点。一天两顿都只是两瓢汤。我虽然是社员身份，实际上作为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对待，我还有粮票，交给生产队。1959年下地劳动，日夜连轴转，大跃进时都是干重活。吃饭，里面只有两块白薯干，白天干上一小时重活，出汗多，再尿上一泡，肚子空了，饿得站不起来。黑夜也在地里干活，农民爬不起来也得起来，妇女也得出工，主要是平整土地，晚上看不清，在地里挖了几个大坑。结果，平地挖成坑，胡挖！今天挖过来，明天又挖过去。抗旱时，要求农民晚上推水车从井里提水往地里送水浇地，农民累得不行。我摸到了公社干部的活动规律：后半夜1点钟，他们骑着自行车去各队检查劳动出勤情况。他们走近了，才能看见人；在远处只看马灯亮不亮。我把马灯挂在井台上，远处看有灯。社员每人带着席子来，白天干活晚上累的不行就躺在席子上休息，公社干部不到跟前也看不见，无法统计谁出工了没有。我有手表，估计到晚上1点干部要来了，就在12点多时叫醒社员起来干一会，等他们检查完走了，再接着睡。老百姓挺高兴。

有一天，生产队队长找我，喊：“王秘书！”我说：“我不是秘书长了。不是秘书。”队长说：“至少是秘书。”他问我：“辛辛苦苦干了一夏天，咱们吃一顿白面馍行不行？”当时，征购粮基数很大，特别是小麦几乎全征购走了。小麦一打下来，上面就催着交公粮，十几辆马车就把打下的麦子全给送走了。我说：“就让社员吃一顿饱饭吧！”队长说：“今黑夜就干。晚上作扣子馍。”打下的麦子连麦粒一揽子全放在碾子里，磨成比全麦粉还粗的面粉，用大食堂的大蒸笼，十多层，蒸一根根的长条条的扣子馍。蒸出来，马上就分给社员吃。老百姓饿了多少日子，好容易吃上一顿饱饭，高兴得不行。我想社员劳动强度大，口粮又少，身体不行了，就对队长说：“社员身上没劲，咋劳动？吃吧！”后来不知什么人向公社报告了，公社书记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王庭栋煽动社员大吃大喝，破坏统购统销。”公社书记把村上干部叫去骂了一顿，接着又召开大会批斗我，我承认“我同意农民吃一顿饱饭。社员饿得不行了，就吃上一顿饱饭。”会上喊口号：“打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王庭栋！”对上面有了交待也就行了。这样，社队干部都表演了一番，上面也没办法。现在想想，农民劳动一年，就吃了一点点收获下的小麦，就吃一顿饱饭，还要批斗一番。社员连吃一顿饭的权利都没有！只允许社员留秋粮——白薯，不让留小麦。农民吃上一顿白面馍，还犯了破坏统购统销的罪！这就是大跃进中间河南的斗争方式。

1959年庐山会议后上面批了彭德怀，每逢什么节日，县里、公社都要把我拉去再斗上一顿，口号改变成：“打倒彭德怀的应声虫、彭德怀的徒子徒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王庭栋！”在这种政治运动面前，是不可抗拒的。不论什么政治性节日，都要我们出场点缀一番，造成特有的政治气氛，不然所在的县社对上面交待不过去。我们也习惯了，愉快地接受这种例行公事的斗争。在1958年省城郑州，吴芝圃批判“潘杨王”时，很多人不理解我们的观点，把革命者的火气充分调动起来了，把年青人、小孩的无知的热情也煽动起来了，出现了围攻、侮辱人格的非理性行为。但是，到了农村，反而比较安全。农民听说：“潘闫王”来了，就围在地边看我这个“闫王”的凶相，后来一看，也是同他们长得一样、干同样活的社员，又从批判大会上接受了反面教育：发现“潘杨王”是为农民说话才下放挨批遭罪的，反而偷偷地从心里同情、可怜我这个“潘闫王”。我常常发现，我住的驴圈的小窗外窗台上常常在黑夜里有农民放的小瓶瓶，里面装着些盐腌过的树头芽。我问社员：“弄些腌树芽放我窗台上，啥意思？”社员说：“王秘书，你跟咱们社员不一样。你过去在城里当干部，不习惯这劳动。怕你身体顶不住。哎呀，真没啥可送你。就送树头菜给你，要保住身体！”从批判会上发言的很具体的内容，潘、杨、王的言行中，农民实事求是地得出结论：“这些人为咱农民好！”越是大批判，社员越清楚地看出了：“这些人不是坏人，是想着农民的好人。”一直到现在，到了河南，一说“这是‘潘杨王’的王庭栋”，河南人对我就非常热情。我后来去登封，人大主任本来不认识我，一听“潘、杨、王”的王来了，就热情极了。说过去批判你们，现在认识到了，你们才不是坏人，是真正的好干部。我离开河南好久了，但是只要一提起“潘、杨、王”，对我都很亲切。为什么有些大官，来去匆匆，人们都忘了他们的名字？为什么对“潘、杨、王”这么亲切？农民很实在，说：“他们是好人。”登封的干部也说：“一定要看看潘杨王。受那么大罪，挨那么多批。”总之，到农村当社员劳改的三年中，我看到了农民真是实心实意的。这一点，是吴芝圃始料未及的。

姚：历史是公正的，人民是公正的。但是，毕竟当事人和家人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和牺牲。

王：我当过省委秘书长，官不小，有什么名气？但是，在河南一提到“潘、杨、王”就都很热情。吴芝圃那些人在批斗“潘、杨、王”以后都掌握了实权，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成为全党、全国的大红人。但是，吴芝圃采取的政策是饿死几百万老百姓的政策。因此，河南老百姓作出了历史评价：“跟着吴芝圃，受了三年苦”，“跟着潘复生，粮食吃不清”，“跟着王庭栋，一天吃一斤。”1962年平反后，我到新乡工作，担任书记，仍然贯彻落实曾被批判过的一些政策，老百姓说：“跟着王庭栋，吃得走不动。”

1962年平反以后，理应回原单位工作。但是，吴芝圃同我谈话时讲：“你对农村工作有经验。现在，农村有困难。你到下面工作，帮助渡过困难局面。”虽然，1962年对“潘、杨、王”的甄别、平反，是经过党中央、毛主席审批的。实际上，1960年冬天就在酝酿，后来不平反，省委的会都开不下去。王任重（中南局第一书记）到河南做工作时说：“一个人走路，左了右了，都会摔下去。”实际上是说，左、右都不对。1962年的平反，没有留尾巴。我自己也写材料感谢党，为我们平反。还承认自己有“右倾”思想，要认真改造。当时，思想、环境只能这样讲。后来批“翻案风”，没说对我们甄别、平反是过去有错误、不对。但是，这次对“潘、杨、王”的批判斗争，深深地教育了我：党内斗争比对敌斗争还残酷。

姚：对敌斗争，牺牲了是烈士。党内斗争，被批判、斗争，如果不平反，永世都是“敌人”、“反党分子”。永远翻不了身。如果自杀了，就是叛徒。确实党内斗争很残酷。潘复生、杨珏平反后，分配什么工作？

王：1962年平反以后，杨珏恢复了省委书记职务，以后分配到北京，在华北局经委工作。潘复生由李先念提议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文化大革命前任黑龙江省委书记。他又在文革中被打倒，说他是“叛徒”，他的命运很惨。到后来，很长时间才说调查清楚了，可以从沈阳农场回来，没事了。结果，突然心脏病发作去世了。心情太兴奋，心肌梗塞。在潘复生长期被审查期间，他夫人上吊了，小孩也都从部队里被赶出来了，家不成为一个家。整了那么多年，最后又没事。他突然从紧张中松下来，反而乐极生悲，离开了人间。几个小孩受打击太大，妈妈早死了，爸爸也死了，两个女儿两个男孩原来都在部队，后来为了与反党集团划清界限，所在单位也都把他们调出部队了。他们也就没有更好的学习、工作机会，作为被管制的黑帮子女，只能结婚、一般工作、退休。

姚：你的小孩的命运好一些吗？

王：1958年我挨批斗时，我爱人生下了小女儿，她从幼儿园起就得了肺结核，后来恢复健康了。河南每年要征几十万兵，因此，我的小孩有机会参军了。老大现在武汉军区。大儿媳在解放军驻港部队。老二在葫芦岛海军基地服役，他学了俄、英、德、法语，在研究所工作，二儿媳也在部队。小女儿现在在打工，她没有参军，因为王谦说，在职的省委领导人的子女，刚毕业不能参军。提工资，即使中央有政策，王谦也说“不让省领导带头涨”，是一种过左的土政策。但是，他本人自己也确实带头执行这类土政策。老三上初中，后来去二炮，在云南深山里工作，那年大地震，他们还以为原子弹爆炸，现在一家外贸公司工作。她从部队上的大学，没有托人情，自力更生，我也没估计到。转业时，我不让她回来，我说：“领导的子女回到身边，对他们自己有小好处，大坏处。干好了，要提拔，总有人认为是沾了领导的光，不好说。不如就在原地，靠自己。”后来老三愿意调回太原，从海校到了山西外贸单位。（未完待续）

姚监复整理记录，2006年7月14日于北京。
此文为反右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之一。来源：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