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河南省委副秘书长：1958年河南“潘、杨、王事件”（1）
时间：2006年7月5日
地点：山西太原省山西农机局招待所308房
参加人：王庭栋、李仁安、姚监复
记录、整理：姚监复
姚：1958年河南的“潘、杨、王事件”，杨珏同志和你都曾向我简单谈过事件过程及教训。这次来太原，希望能听你再详细讲讲当代中国农史的这个重要事件。
王：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在大会发言，题为“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公开点名批判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同志：“1957年上半年，当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时候，河南党内一时也产生了一种有利于资产阶级不利于无产阶级的思想倾向，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同志是当时这种倾向集中的代表。”对第二书记吴芝圃突然发难，批判第一书记潘复生的发言，毛主席鼓了掌。1958年5月18日到20日，把因病未参加会议的潘复生从医院拉到会上，揭发批判他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1958年5月18日，中共中央电报通知河南省委，免去潘复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由吴芝圃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河南省委于1958年6月6日至7月1日召开第九次全体扩大会议，集中揭发批判潘复生、杨珏（省委书记）、王庭栋（省委副秘书长）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
批“潘、杨、王”的背景是：在1958年初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周恩来1957年反冒进的右倾“错误”，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陈云再次作了检讨。各省也都在反右倾，广东批冯白驹，毛主席说：“献宝了！”安徽批张恺帆解散无为县的公共食堂。为吴芝圃参加八大二次会议，河南省委经过讨论，为吴芝圃准备好了发言稿，而且印好了带到会上。当时潘复生脑子发炎，因病休息，由吴芝圃亲自召开常委会，讨论通过了河南代表团的发言稿。可是在八大二次会议的大会发言时，吴芝圃在会上抛开了这个省委通过的发言稿，自己另外搞了一套，第二书记作了点名批判第一书记潘复生的大会发言。在潘复生养病期间，第二书记、省长吴芝圃主持工作，他对河南团发言稿的讨论和准备是郑重其事的。但是，他在大会正式发言时，没有用省委通过的稿子。
姚：吴芝圃是不是摸清风向后，在八大二次会上临时改变了发言主题？
王：吴芝圃说潘复生是党内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帽子很大，而且俩人都是中央委员、吴是候补中央委员，吴在发言前事先未暴露。吴发言后中央通知潘带病参加会议。
吴芝圃代表河南团发言的原来的稿子是由我起草的，主要内容包括农村合作化情况、统购统销问题、死了牲口等等。实际上早在八大二次会议之前，1957年8月河南省委五次全会（扩大），传达了毛泽东《1957年夏季的形势》，第一次批判潘复生的“右倾错误”后，1958年10月中央让潘治病休养。到八大二次会议吴发言批潘以后，潘也到会了，吴和他没交换任何意见。至于原来省委集体讨论通过的河南团的发言稿，潘是知道的。吴芝圃在八大二次会议大会发言指责潘复生是“一种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完全是突然袭击，公开点名批判，一棍子打倒，不是影射。
姚：潘复生事先毫不知情、一无所知、没有思想准备吗？
王：潘认为上面批准我养病，不干预省委工作。对整套的突然袭击毫不知情。原来他不想参加八大二次会议，后来应召而来。
姚：原来潘杨王同吴芝圃有不同意见？
王：原来确实有不同意见。吴提出“自留地统管。集体垮了才分”。我们不同意他的意见，赞成“自留地、小自由”。吴主张合大流，牲口集体饲养，农业合作化程度越快越好，河南合作化一两夜就完成，省委一催，下面的合作化速度就上去了。农民还不知道，就成为合作社的社员了。吴芝圃想在合作化上抢先，想表现他这位当年毛泽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的工作最符合毛泽东思想。批判了我们（潘杨王）之后，他接着又搞了人民公社化。那时我们不了解上面的意图，但是知道下面农民接受不了。
姚：吴芝圃批潘复生，为什么又批潘杨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宗派集团”？
王：河南省委1958年6月6日至9月1日召开第九次全体扩大会议，传达八届二中全会精神，先批潘复生十多天，后来又批判分管农业的书记杨珏，杨珏和我是同潘复生一起从原来的平原省合并到河南的。在批判杨珏前，吴芝圃找我（当时任省委副秘书长）谈话，吴说：“你年青，思想、能力强，对我帮助很大。你对农村工作熟悉。”他还给我倒茶，送客，似乎没有反对我的思想。但是，不到一个月后，省委批潘杨没批头时，吴又说：“王庭栋的观点同潘杨一样，他起草的文件都是潘杨的观点”。吴芝圃对潘杨王定性拟划为“右派分子”，上报中央之后，中央不同意。1958年上半年反右派斗争结束后，吴芝圃要反“极右分子”，上面还是不同意，他就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认为潘杨王三人不是孤立的，观点都一致，是一个“反党集团”。反党，不知反党的什么。吴定为潘杨王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后来去掉了原来提出的“反革命分子”）集团，潘杨王反党集团。潘杨王被戴上帽子后，由于潘复生官大，是中央委员，被下放到西华农场任副场长，这是一个位于黄泛区的大型机械化国营农场，生活条件好点，能吃饱，还可以吃点蜂蜜。杨珏下放孟县任县委委员，在公社劳动改造。潘杨王中间，我官最小，就下放到生产队当社员，接受劳动改造。地点是许昌地区襄城县孙祠堂公社孙祠堂大队柳林生产队，当社员。由一位公安人员陪送我去，把我交到生产队后，他就回去了，我从省里原来被监视的人变成一个人民公社社员了。分配我住的一间房子是一个社员家里喂牲口的房子，里面有一头毛驴和驴槽，地下有驴粪。靠着一扇小窗下面放着一个小床和一个小桌子。小床只有木头框架，框架上有洞，从洞中穿过绳子，上面再放一个草垫子就是我睡的小床。床单、被子都是自己带去的。吃饭就在队里公共食堂吃。我是从1958年下半年起批斗近半年后，1959年1月下放当社员的。
姚：你受批判，影响到家里人吧！
王：我爱人当时在商业厅下属单位工作，我们有四个小孩。批判斗争我时，正好我爱人生第四个小孩。还不让我爱人住院生小孩。她后来就自己住院了。她生小孩两天后，我去医院看她，省委车队的一位司机认识我，就大喊：“大右派王庭栋就在这！”“王庭栋老婆在这里！”情况上报了，医院就轰我爱人出院，小孩出生第三天就让出院。我想找上面也白找，就回家了。我抱着东西，她抱着小孩哭哭啼啼地从医院走回家了，从医院到家进门一路上，人们喊叫着：“快来看大右派王庭栋！”就这样出了院，她一路哭哭啼啼……出来后，送她到她工作单位的宿舍去了。因为我住的房子门口贴满了大字报，窗户上挂着“潘家黑店”，房间里面、床上也贴上了大字报，这样就去她自己住的房子。三个大一点的小孩，我就给他们饭票去机关食堂吃饭。我爱人的母亲来照顾女儿，取牛奶时，人们又大喊：“地主老婆喝牛奶哩！”老人家不是地主，成份划得高，定为“富裕中农”，还是被斗争。白天我不敢回家，社会上任何人都可以批斗我们。因为上面指示：潘杨王放开斗。我每天坐在省委大院的台阶上，按规定看批潘杨王的大字报。我晚上12点还不敢回去，怕人追着跟去批斗，老人、产妇受不了，很晚很晚才去看看她们，才敢回家。
姚：为什么坐在台阶上，不去办公室？
王：去办公室干啥？要挨批判斗争。斗争中有的人讲理论，还算客气，批判我们什么“反合作化、反公社化、反统购统销……”。社会上乱七八糟的什么人都有，斗争时有人踢上几脚、唾上几口。有的人表现积极是为了表明自己同潘杨王划清了界限。那个时代的斗争，是一群随时随地可以抓住我们进行批判斗争，逼着你低头挨斗，骂你一通……
姚：对你们的批判是作为党内斗争吗？
王：批判才开始时，1958年6月6日至9月1日，是在省委会议上的批判，还算是讲点道理的口头批判。对潘、杨、王“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归纳为8条“罪状”：
1、否认阶级斗争，否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制造“阶级斗争熄灭论”；
2、攻击农业合作化，否定合作化的优越性，宣扬“小农经济优越论”；
3、攻击和企图取消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反对批判资本主义自发势力；
4、同资产阶级右派内外呼应，向党猖狂进攻；
5、披着领导反右派斗争的外衣，竭力阻挠、破坏反右派斗争；
6、坚持发布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指省委关于开展整风运动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指示；关于不在县级以下机关开展反右派分子斗争的指示；关于转发新乡地区大型农业社实行联社独立分红自负盈亏的报告的批语；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宣传要点等文件，被批判为“带有资本主义纲领性的文件”，认为“宣传要点”尤为突出）；
7、欺骗中央，与中央的正确路线相对抗（指1957年7月潘复生在青岛会议向毛主席反映河南真实情况，认为他把河南工作说成一团糟）；
8、结成反党宗派，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潘复生、杨珏、王庭栋都从平原省调来河南，由于工作分工，接触较多，对形势、农村问题、整风反右等认识比较一致）。
吴芝圃和河南省委第九次全体会议认为，潘、杨、王已经形成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宗派集团”，同潘、杨、王斗争的性质，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坚持执行中央正确路线和反对、歪曲、修正中央路线的斗争”。全会建议并报请中央批准，撤销潘复生省委常委、省军区政治委员、省政协委员会主席等职务，保留省委委员；撤销杨珏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职务，保留省委委员；撤销王庭栋省委副秘书长职务，保留省委候补委员。全会责成潘、杨、王继续检讨，彻底交待其“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并决定立即在河南全党和全省人民中间，广泛、深入、系统地、大张旗鼓地揭发批判“潘杨王”，彻底肃清其“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吴芝圃等当时的河南省委领导认为，开展对“潘杨王”的斗争、批判，彻底肃清其“反动思想”的影响，对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彻底胜利，贯彻八大二次会议决议，促进河南社会主义建设跃进再跃进，都具有决定性意义。这种公开地在社会上批判潘复生的做法，违反了邓小平在八大二次会后的意见：“对潘复生的批判只能在党内进行，不能扩大到社会上。”
即使在省委会议上，批判斗争潘复生时，不准患病、发烧的潘复生坐下，不让喝水，不准申辩。有人对他大声责骂，有人甚至想动手打。会后，潘复生拖着病体回家，走几步蹲下休息一会，艰难地站起来再走，很长时间才痛苦地回到家中。
姚：省委开会内部批判后，很快就公开批判了吗？
王：省委九次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未经请示中央批准，吴芝圃就在河南报刊上公开批判“潘杨王”。7月1日《中州评论》创刊号登了吴芝圃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公开点名批判潘复生的右倾，把河南在大跃进中已经过左的思想路线推向极左的危险深渊，颠倒黑白地认定主要危险是“右”而不是“左”，这是造成河南非正常死亡几百万人的催命符，吴芝圃吹响了死亡号角。
《河南日报》从6月24日到9月2日陆续发表11篇社论，系统地批判“潘、杨、王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和观点；7月8日起报上辟“插红旗、辩方向、为彻底肃清潘复生的影响而斗争”的专栏，刊登联系实际批“潘杨王”的文章。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甚至火车的播音室的广播中不断地播送批判“潘杨王”的稿件。大字报也遍及全省，铺天盖地，省直机关党委规定每个干部要写100张批潘大字报，农民也要写，有的农民一张大字报上写一个字。在潘复生门口扎了三个草人，上面写着“潘杨王”，后来大跃进时，村边路口设了“跃进门”，门下也有三个草人，代表“潘杨王”挨批斗。乡下农民没听清“潘、杨、王”，就说成是批“潘闫王”。这样做，为了煽起群众的义愤。我驻古巴大使黄振吉从新闻媒体上看到河南如此批潘、杨、王的情况，也很奇怪，怎么在河南会成为这么大的问题，党内斗争变成报刊、广播中公开点名大批判几个月，怎么这样干法。省里不论开什么会，都要对“潘杨王”斗争，不是拉到会上批，就是到家里来斗上一通。对我们规定时间去看大字报。对潘、杨、王是什么问题，小孩也不理解，跟着大人起哄，向我们家里扔石子、倒尿……可是潘复生还是中央委员呀！为什么省委允许社会上这样斗争而不制止？干部在会上表现态度积极，划清界限，是怕旗帜不鲜明，应付不过去，要是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可不得了。从省委到农村，谁同意“潘杨王”的观点，就当作“小潘杨王”挨批判；谁不同意吴芝圃和省委的这种全社会大批判的做法，就给谁扣上“包庇潘杨王”的帽子。（未完待续）
姚监复整理记录，2006年7月14日于北京。
本文为反右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之一。来源：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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