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五四年思想批判运动”的回顾和思考

李希凡驳《“红楼梦研究”大批判缘起揭秘》（下）


    李、蓝文章不是《文史哲》的约稿——
    驳斥李、蓝文章是约稿的“两推断”

    《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不是《文史哲》编委会或葛懋春的约稿。它是批评俞平伯先生红学观点的，《文艺报》显然是最合适的首选。因我的信没得到回音，“不得已”才改投《文史哲》。《文史哲》编委会审读讨论后决定“支持”刊载。当年的《文史哲》主编杨向奎先生对此有准确的回忆。这是不争的事实！

    被王学典如获至宝称为“保留有约稿的明确记载”的是我写给葛懋春的信。王文说：“4月13日的信上，李先生把驳俞平伯文章的写作时间是否放在暑假还犹豫着”，“他反复强调不能立即动笔，推到暑假中再写，这是不是说明葛先生在约稿信中索稿甚急，要李马上就写？不然的话，李先生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往后推呢？”王由此做出“两推断”：“1、葛先生在此前的信中，肯定说过编委会需要批评俞平伯红楼梦评价方面的稿子，希望李先生写一篇之类的话。”“2、《文史哲》杂志编委会需要批评俞平伯的稿子”，这都是主观臆断的胡猜乱编！若把我的信完整地看下来，便可知我在信中两三次提到并“犹豫着”要暑假动笔的并非已完成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而是毛主席信中提到的另一篇文章《评〈红楼梦研究〉》，它正是我们在1954年暑假期间完成的。在之前的信中我对葛提过想写批俞平伯红学观点文章，询问过《文史哲》是否需要这方面的稿件，与我写给《文艺报》的探寻信目的一样是“投石问路”。4月13日，文章二稿已基本完成，预感到可能这探询信将和以前的信件一样石沉大海，确实开始考虑将文章投给《文史哲》，但尚未与蓝翎商定，因此没有谈《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已写好的事。由于此前未与葛兄谈过与蓝翎合写文章的事，便介绍了一下蓝翎。至于对“俞平伯把红楼梦的传统性说成形式的模拟”的议论，恰是因文章修改到最后，觉得没写好，才会讲“文章现在写不好，将来也要集中力量搞一下”。

    王文自以为是地分析道：“驳俞平伯的稿子在《文史哲》上的发表似乎已不成问题，故信写得很少客气，几乎没有任何‘恳求支持’的谦恭，也看不到一点曾经的周折。”在叙述葛懋春跟他谈起1954年的往事时，又煞有介事地说“李、蓝的文章是先生约写的这个细节一直刻在心里”。我不禁要问：一篇未经《文史哲》编委会分管编委审阅过的稿子，谁敢说“发表似乎已不成问题”，莫说葛懋春一个普通编辑根本没有这个权限；就是我们也不可能这么自我感觉良好。葛兄是学历史的，从来信中可知，俞先生的红学文章他根本就没看过，何来“约写”？葛不过是说：把文章寄过来看看。谁看看呢？当然是决定文章是否刊发的《文史哲》编委会的老师们。作为朋友他只是鼓励我搞业余的文艺评论写作，欢迎我把文章投给《文史哲》而已。这样的“约稿”与王文所说的“《文史哲》编委会需要批俞平伯的文章”，“主动约稿在前”，显然不是一回事！葛懋春虽已去世，但打着他的旗号编造谎言，也是不能得逞的。王学典故意把“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混为一谈，揣着明白装糊涂，意图从根儿上否定毛主席信中所涉史实的真实性！莫非想当“弄潮儿”在山大校史上留名？那我的答复可就是成人之美喽！

    王自称查阅了许多相关资料，却选择性失明，把历史当事人陆侃如先生《严厉地肃清胡适反动思想在新中国学术界里残存的毒害》(《光明日报》1954年10月31日)一文漏掉了。陆先生时任山东大学副校长，既是李、蓝的老师，又是当时《文史哲》的编委。唯一的解释是，陆先生的文章不支持其李、蓝文章是《文史哲》编委会约稿的谎言！他不便引用，就装着没看见。陆先生的文章开头即说：“我自己在古典文学的研究上，和俞平伯先生同样地受过胡适反动思想较深的影响，搞过钻牛角尖的小考据，写过主观主义的、形式主义的研究文字……李希凡和蓝翎两位都是我的学生，他们的文章在几个月前从文史哲编委会那里看到，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陆先生说的清楚，他只是在编委会讨论是否刊发我们的文章时，才知道才看到，“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请问王学典：如果真如你所说“《文史哲》杂志编委会需要批评俞平伯的稿子”，批判胡适是“箭在弦上”的计划，是向我们“催稿甚急”的约稿，陆先生还会这样讲吗？他当时可是负责《文史哲》古典文学研究的编委，如果编委会真有所谓约稿意图他怎么可能不知道？编委会又怎么可能越过或瞒着他呢？陆先生的文章发表于1954年，可是无法与毛主席或我们“对口径”的哟。

    王文说“在李先生看来，懋春先生就是毛主席的信中提到的那位‘支持’他们的山东大学的老师”。符合史实的说法应是：支持我们的“山东大学的老师”是以杨向奎主编为首的《文史哲》编委会。杨先生一贯坚持学术研讨“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和扶持青年人独立思考、向学术权威挑战，从不徇私情。1951年第4期《文史哲》发表的我的《典型人物的创造》，是《文史哲》创刊后发表的第一篇学生论文。本是一篇作业，我的老师中文系主任吕荧先生推荐给杨先生，据说发表前华岗校长也阅读过此文。《文史哲》1954年第4期发表了我的《略谈〈水浒〉评价问题》，这是与张政烺先生商榷不同看法的文章。1955年杨先生来京时特意介绍我和张先生相识，才知道张政烺先生是杨先生多年的好友。正是由于《文史哲》编委会一贯倡导的不论资排辈的学术民主的清明之风，我们这种“小人物”的文章才得以发表。杨先生在看过我的《送懋春兄远行》后，曾特意托人带话给我，说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是编委会集体讨论过的，葛懋春一个编辑怎么可能决定呢？细想一下，可不就是这么回事嘛！我以后的回忆文章都做出修正。2000年7月杨先生逝世后，我的追忆文章《迟到的悼念》已记述过此事。

    王文说：“使胡适暴得大名的学术主干一个是‘古史辨’，另一个就是‘红楼梦辨’”（纠正：《红楼梦辨》是俞平伯的著作；《红楼梦考证》才是胡适的著作），罗列出《文史哲》在1952年组织过对胡适“古史辩派”的批判，以佐证《文史哲》也要组织批判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以上列举的事实表明，“《文史哲》杂志编委会需要批评俞平伯的稿子”且“催稿甚急”，是无中生有的臆造！自《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问世以来，还从未听到有任何一位历史当事人——《文史哲》编委会的老师讲过：这篇文章是他们“主动约稿在前”。果真有所谓“约稿在先”，我们岂敢贪母校《文史哲》组织约稿之功？！且早就会有当事人站出来讲话啦！我就纳闷：难道是你王学典这现任《文史哲》主编跨越时空向我们“约稿”啦？！

    王文所谓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存在的“问题”3：“说‘他们不得已写信给山东大学的老师’，事实并非如此。”问题4：“《文史哲》杂志对两个‘小人物’不是被动‘支持’在后，而是主动约稿在前”。在上述历史事实面前不攻自破！毛主席所说：“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被证明符合史实，准确无误！实际上，毛主席这封信是在详细了解情况后写成的。他委托邓拓同志找到我和蓝翎，邓询问得很详细。邓还讲过是从山东大学找到我们的，那当然首先是从文章发表园地《文史哲》开始的，了解到我们是山大毕业生，了解到“山东大学的老师”即《文史哲》编委会对我们的支持，这都是“铁案”！

    关于“五四年思想批判运动”的回顾和思考

    以上答辩文字，意在批驳王文牵强附会的奇谈谬论，厘清事实真相。虽重复琐碎，却不得不为之。最后，还想谈谈对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以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为起始的“五四年思想批判运动”的回顾和思考。

    众所周知，曹雪芹的《红楼梦》是毛主席最喜爱的古典文学名著，他自己讲曾读过十几遍。他认为《红楼梦》是我国古代小说中写得“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说它写的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是“顶好的社会政治小说”。他赞成我们文章中称其为“封建末世的百科全书”的观点，说“不读《红楼梦》就不懂封建社会”。新中国成立后，正是由于毛主席对《红楼梦》的推崇和热爱，推动了它的空前普及，也使它走出学者的书斋，成为不只吸引研究者也备受国人关注的“显学”。如今，“红学”研究已成为中国学术为世界瞩目的“三大显学”（另两门是“甲骨学”和“敦煌学”）之一。

    毛主席把《红楼梦》视为“文化国宝”。在《论十大关系》中曾说：我国“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 其意即《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最高成就和标志，这一观点已成为全民族的文化共识。正因为毛主席对《红楼梦》的评价是如此之高，他才会那样不能容忍胡适“新红学派”对《红楼梦》价值的肆意贬低——“《红楼梦》的真正价值正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上面”；“不脱东方思想的窠臼”；以至把《红楼梦》说成是曹雪芹的“自传”；其基本观念是“色空”等等主观唯心主义的呓语！据已公布的史料，毛主席对《红楼梦》的研究是很深入的，“新红学派”的代表作：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修订后改名《红楼梦研究》）、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等，都认真地阅读过，藏书中都留有他研读的痕迹，特别是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传》第293页第5个注是这样说明的：“毛泽东在他仔细阅读过的俞平伯所著《红楼梦辨》一书中，差不多从头到尾，都有他画的杠杠和圈点的笔迹，还打了很多问号，共50多处，本书所引俞著的那些话，毛泽东都画了杠杠，打了问号”。《毛泽东传》中是这样论述的，“显然，这些观点，毛泽东都是不赞成的”。他主张用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封建社会大背景下来解读《红楼梦》，来进行思想艺术成就、人物形象的分析评价；进行作者家世及作品的考证等等。他对《红楼梦》有很多精辟独到的见解，散见在他的许多文章和讲话中。前两年我看过一本《毛泽东读〈红楼梦〉》（董志新著，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出版），讲得很详细，有不少是我头次听说。我认为，是可以称之为红学的“毛泽东学派”的，我和蓝翎文章中的观点应属于这一学派。这些年，王学典们所贬损的李、蓝的文章只是充当了毛主席对胡适的“政治学术批判工具”之类，只是极其浅薄的谬评而已。

    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已为许多读者熟悉。毛主席称李、蓝“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毛泽东传》在谈到毛主席之所以重视我们的两篇文章时做了这样的阐释：“毛泽东认为，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思想领域里，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还是资产阶级观点，指导社会科学研究，而不单单是一个纯学术问题”。（《毛泽东传》第293页）两个“小人物”的两篇文章，能得到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如此评价，夫复何求！毛主席信中批评的重点，则是文艺界党的领导工作中存在的指导思想问题：从《毛泽东选集》四卷的最后几篇文章，以至他对放映影片《清宫秘史》、《武训传》的不满，都是着眼于思想文化领域历史唯心主义的泛滥。当他发现了两个“小人物”对“新红学派”唯心主义观点的批评，要求《人民日报》转载，却遭到“种种理由”“婉拒”（以我的所见所闻，我对党史中“邓拓婉拒”的说法存疑），经过曲折达成“妥协”，他的感受自然和我们不同。在这封信中，他不只批评了《文艺报》，也批评了《人民日报》以至文化思想领域的党的领导，对胡适唯心主义的容忍，依从甚至“投降”，这是明眼人都能看得出的。后来毛主席看到《文艺报》的“编者按”时，已经由不满变成愤怒了，这就是随后出现了发表在《人民日报》的钟洛、袁水拍、黎之等几篇署名文章的原因。

    1954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钟洛的署名文章《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意在阐明，开展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的目的和意义，即“在古典文学研究的领域里清除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主观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认识和评价古代文学经典，促进、提高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觉悟和水平。这篇文章只能称为“署名文章”，正如执笔者在回忆录中所说压根儿就是“遵命文学”，因为文章的立意和思想显然都不属于他。

    1954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袁水拍署名文章《质问〈文艺报〉编者》，尖锐批评《文艺报》转载李、蓝文章所加的“编者按语”及学术界、文艺界各机构中普遍存在的“压制新生力量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态度”。文章指出：“长时期以来，我们的文艺界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曾经表现了容忍麻痹的态度，任其占据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统治地位而没有给以些微冲撞；而当着文艺界以外的人首先发难，提出批驳以后，文艺界中就有人出来对于‘权威学者’的资产阶级思想表示委曲求全、对于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摆出老爷态度。难道这是可以容忍的吗？”“对名人、老人，不管他宣扬的是不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一概加以点头，并认为‘应毋庸疑’；对无名的人、青年，因为他们宣扬了马克思主义，于是编者就要一律加以冷淡，要求全面，将其价值尽量贬低。我们只能说这‘在基本上’是一种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态度。”据已公布的史料记载，毛主席对文章做过多处修改，文章中有的段落及标题也为他所加。

    此后，毛主席对冯雪峰的《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错误》；黎之的署名文章《〈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做了多处批示，指出：《文艺报》是“编辑部被资产阶级思想统治了的问题”，“是他们的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问题”。据黎之回忆：“我后来听周扬顺便讲起，当时毛主席拿《文艺报》给他看，说：你看，倾向性很明显，保护资产阶级思想，爱好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仇视马克思主义。可恨的是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何必做共产党员！——周扬说：主席这句话重复了两遍——毛泽东说：《文艺报》必须批判，否则不公平。”（黎之：《文坛风云录》）

    1954年10月24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开《红楼梦》研究问题座谈会，批判俞平伯及胡适新红学派主观唯心主义的研究观点。10月31日至12月8日，中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多次召开联席会议，结合对新红学派《红楼梦》研究观点和胡适主观唯心主义的批判，检查所属各协会的工作，重点检查《文艺报》的工作。会议作出《关于〈文艺报〉的决议》，改组《文艺报》编委会，冯雪峰被免职。12月8日，郭沫若作了题为《三点建议》的发言、茅盾作了题为《良好的开端》的发言、周扬作了题为《我们必须战斗》的报告。据《毛泽东传》对这段历史的记述，毛主席对上述文件都亲自审阅修改过。

    在这场思想批判运动起来之后，我和蓝翎就已经插不上话了，我们还是接着写自己关于《红楼梦》的评论文章。目前，对于这一被王文称为“被时代的列车抛在半个世纪前”的思想批判运动，包括新时期的各种“红学史”，论者们都各有各的评价，“树欲静而风不止”。但它毕竟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严肃的斗争，对它的功过是非，从胡绳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到《毛泽东传》再到《中国共产党历史》（均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都对它进行了详尽的叙述和评价。我要引述的是最新的即纪念建党90周年（2011年）时出版的杨德山、刘建美编著的《中共党史简明读本》，对这场批判运动做了简明扼要的评价：

    为了贯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使广大干部脱离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党在思想文化领域还开展了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斗争。这场批判运动是从批判新红学派权威作家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开始的。其导火索是1954年9月至10月，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两篇文章中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观点的批评，这引起毛泽东的重视。他热情支持两个小人物对俞平伯的批评。随后，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批判运动，从批判俞平伯的学术观点、研究方法，进而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这场全国规模的批判运动，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通过批判运动，知识界划清了与胡适思想的界限，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近来，常会想起被贬谪的林则徐的悲愤之问：“青史凭谁定是非”？！我没有他那么悲观，只想改两个字——“青史终能定是非”！我也坚信：事实胜于雄辩。这便是我结束此文时的坦然心境。

李希凡（口述）李萌（执笔），《中华读书报》2012年04月11日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