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河南省委副秘书长：1958年河南“潘、杨、王事件”（4）
时间：2006年7月5日
地点：山西太原省山西农机局招待所308房
参加人：王庭栋、李仁安、姚监复
记录、整理：姚监复
（续前）姚：感谢庭栋同志一上午的深刻报告，使我们更全面地了解“潘杨王”事件的来龙去脉，严重后果和深刻教训。还有一个问题是毛主席对“潘杨王”事件是什么态度？
王：在吴芝圃八大二次会议上以河南省第二书记的身份，公开发动突然袭击，点名批判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时，在主席台上的毛主席拍手了。这种地点、时刻，对这种发言鼓掌，可能表明了他的态度。接着免去潘复生第一书记，任命吴芝圃为第一书记的决定，应当是得到毛主席首肯的。
后来，在董必武为书记的中纪委等中央许多部门认真调查反映了河南信阳地区饿死几十万人的严重情况后，毛主席批示，信阳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需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并没有批评指责吴芝圃的左倾错误。因此，吴芝圃上报中央，要把信阳地区地委书记和10个县委书记作为阶级敌人枪毙。吴芝圃没经过地委直接到固始县召开万人大会，宣布原县委书记杨守绩是反革命，并将其逮捕。实际上，杨守绩在1959年出现浮肿病和饿死人时，未经地委直接向省委写了报告，反映了真实情况，要求拨给粮食。吴芝圃逮捕杨守绩正是为了捂盖子，掩饰自己的错误。并将信阳地区8位县市委第一书记开除党籍、逮捕法办，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打死了副书记张福鸿，吴芝圃报中央拟定马死刑，毛主席说，我还没有杀过一个县委书记，判死缓吧。其余县市委书记统统被撤换。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停职检查，9个地委常委只留下2个没有动，其他副书记、部长靠边站检查。信阳农村20多万基层干部集中进行“特殊训练”，调用部队将他们用绳子一个个栓起来武装押运。吴芝圃在信阳进行了一次全面彻底的大夺权。
信阳地区一些被撤职、逮捕的县委书记说，我们县里饿死这么多人，把我们枪毙100回都不冤枉。但是，我们执行的政策，没有一个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土政策，都是省委的政策，我们可是按省委指示干的呀！
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张树藩的遗作：《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中，回忆了他当着李先念、陶铸、王任重等人的面，同吴芝圃的对话。当时吴芝圃说：“树藩同志，信阳地区发生的问题，省委事先一点也不了解，把省委蒙到鼓里了。听说你和路宪文（地委书记）认识不一致，你怎么不找我谈谈呢？如果早找我谈谈，不就避免了发生这样大问题吗？”本来不想对中央领导说什么的张树藩，在吴说了谎言后，说：“芝圃同志，你真的一点情况都不知道吗？那么地委给我戴上右倾帽子，对我进行几个月的批判斗争，这不是省委批准的吗？既然是省委批准的，又是根据什么批的，还不就是根据我在生产救灾会议上的讲话，在地省委估产时地委定的高，我说的少，反瞒产时我在遂平县不仅没反出瞒产，又拿出700多万斤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以及说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打死人是国民党作风等，才给扣上严重右倾帽子进行批斗的？省委批准斗我的根据，不都是我反映的意见吗？芝圃同志，怎能说省委一点情况都不了解呢？对我的安排不都是你的安排吗？我还找你谈什么？”吴芝圃的脸红得成了红布，确实相当难堪。陶铸看张树藩还想谈，加以阻止说：“不要往下说了，我们都清楚了，过去批判错了，我们给你平反，不要再说啦。”
张树藩的遗作指出：“信阳事件的发生，与此前河南省开展的一些错误的政治运动有很大关系。1958年，河南曾发生过震动全省的‘反潘杨王事件’，在吴芝圃主持下把潘杨王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在全省到处抓‘小潘复生’，‘插红旗、拔白旗’，批斗了一大批说实话办实事的党员、干部。这些极左的做法使人人自危，党内生活极不正常。从此，很多人都瞪着眼睛说瞎话，浮夸风、共产风、一平二调风，特别是干部的强迫命令，瞎指挥风，就大刮起来了，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1958年秋，省委扩大会议上，吴芝圃在报告中说，历史上有一个人手执宝剑，指石为金。过去人们说巧媳妇做不出无米粥是错误的，现在巧媳妇就能做出无米粥。就是吴芝圃这样一些意想天开的宣传鼓动，把本来已经完全脱离实际的‘大跃进’又推向了高潮。这就是造成信阳事件的根本原因所在。信阳事件，实际上也是河南省事件，以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应负主要责任。”
但是，吴芝圃并未受到严肃的批评与处理。1962年4月8日，河南省委作出为潘杨王平反的决议，认为潘有错误，实际上留有尾巴。1962年5月2日，中南局批示，说吴芝圃犯了“左倾蛮干的错误”，结果到中南局当书记，去上一级党组织继续作更大的官了。想来，对吴芝圃的这些结论和处理是经过毛主席同意的。
姚：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吴芝圃批“潘杨王”是错误的，你们当时有哪些政策主张，后来被批判呢？
王：你看看这份资料《河南省的‘潘、杨、王’事件》，其中有张林南（河南党校党史教研室）写的“关于反潘杨王事件”一文，原载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河南省委党史委编的《风雨春秋》书中。
潘复生1957年4月以后抓的几项工作：
1、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缓和干群关系，促进社会稳定。
由于合作化遗留下了不少问题，1956—1957年一季度，河南农村有2万多人闹事（闹社、闹粮）。商丘地区部分干部违法乱纪，对1397名群众捆绑、吊打、罚跪、游街、大会斗争、管制、扣押，致死者9人。潘复生慎重处理了闹社问题，认为指导思想上对于新形势下敌对间矛盾已不再是主要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突出的情况，处于不自觉状态。仍用老眼光、老路数看待和处理新问题，没有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潘复生强调不要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同富裕中农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要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2、调整农村政策，解决合作化的遗留问题，促进生产发展。
1956年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中，潘复生主张步骤上要稳当，分期分批进行，方法上个别试点，逐步推广。他担心速度快会出乱子，影响农民积极性，从而破坏生产力。1957年他指出，合作社的规模过大，牲口集中喂养损失很大；自留地收归社有，给群众带来许多不便；光搞农业，挤掉了副业、手工业，使农民收入减少。他认为，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水平，考虑任何政策，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和切身的利益出发。1957年6月25日以省委名义发出《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宣传要点》，提出一系列政策：凡获得农业增产者，均给予精神或物质奖励；认真推广牲口分槽喂养，分散到户，养用合一的饲养方法；允许社员自养牲畜；留给社员不超过全社每人平均土地5％的自留地，只计征公粮，不计购销；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执行包工包产、超产奖励；大力发展家庭饲养业，正确发挥农民原有的经营多种经济的技术和经验，增加社会财富和农民收入；正确地开发自由市场，禁止商业投机；规模太大的社，社员要求分社者，可根据大多数社员的意见变为联社或分社；社员个人开垦的隙地、废地所获收入，完全归社员个人所得，不计购销；鼓励合作社和社员大量植树造林，集体栽培的归集体所有，社员利用小块隙地、废地栽培的树木，归社员个人所有等。
3、从省情出发，正视困难，关心群众疾苦，注重解决粮食和牲畜问题。
潘复生要求正视工作中面临的困难，不要脑子发热，只看有利条件。河南地少人多，灾害频繁，单产不高，只135斤/亩（全国199斤/亩），决定了全省农业生产、群众生活存在不少困难。丰产时是余粮省，统购时留粮标准低，又不要红薯，余粮户按4：1吃红薯，情绪不高。口粮按人平均，劳力强的吃不饱，小孩多的有余粮。及时向中央报告灾情，要求少购粮食，给农民留一些。主张薯粮比改为5：1。城市人口、干部也要吃红薯。农民自留地不计购销，留粮标准不低于380斤，口粮以人定量。
潘复生认为合作社里财产损失最大的是牲口。1955—1957年牲畜非正常死亡177万头，瘦弱和不能使役的牲畜占30％。牲口是生产力问题，把生产力破坏了，怎么搞丰产。人民的损失就是我们共产党的损失，牲口再这样死下去，不是错误而是罪恶。主要是存在“只能集中不能分散喂养”，“怕影响集体所有制”等糊涂思想所致。省委要求认真保护和发展耕畜，三年恢复，以保证农业生产发展所需要的畜力，同时大量养猪积肥。
4、在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中，掌握政策，区别对待，尽量缩小打击面。
潘复生认为，必须同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斗争，在斗争中教育和团结中间派，不能把错误思想当成反动思想，如果把中间派划成右派，就要犯严重的政治错误。党团员要学会说理斗争，注意分寸，以理服人，才能争取中间派，孤立与分化右派。各单位确定的右派，一定要报告省委整风领导小组审核，要有证据，有分析，绝不允许主观臆断，乱戴帽子，一定要防止看错人，斗错人。宁漏掉几个也不要错斗。7月11日潘复生说，反右派的战场不宜再扩大，再扩大容易影响生产，而且不好领导，扩大了没有好处，特别是中小学，没有搞的必要。在农村容易搞到富裕中农或者出社人的头上，要求出社不是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开封提出的扩大到农村是不妥当的，在农村要集中全力争取大丰收。究竟划多少右派，要实事求是，从河南省的情况看，一般不超过2％（中央指示提出1、3、5、10％）。这次反右派是政治斗争，是思想斗争，必须坚持说理斗争，绝不准简单化和粗暴从事，不能让群众自流去搞。7月21日潘复生在青岛向毛主席汇报，初步统计，河南全省右派分子911人，估计可能到1500人。目前反右派的偏向，主要是有的扩大打击面，有的将中间偏右的划为右派，另外是简单粗暴。但揭批“潘杨王”以后，河南吴芝圃来了一个反右补课，全省划了7万右派，占全国55万的14％，全省干部的15％。农村、工厂、中小学、县以下单位也都划右派。批判了几十万干部、党员。还抓“潘杨王漏网分子”。
5、严肃处理违法乱纪的干部，挽回党的影响。
潘复生认为对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必须严肃处理。干部打死人的，应该受到法律制裁，按照法律办事。犯严重错误的应受到党籍处分；给人民造成损失的，应由违法乱纪者自己赔偿群众损失。总之，欠了账一定要还，这才能安抚群众创伤，划清是非界限，教育、提高干部，挽回党的影响。除严重的打死人、打伤人以外，不追究个人责任，领导上有责任应该担起来，因为与我们的指导思想有关。在干部中进行遵守宪法教育，在党内进行纪律教育，增强干部的法制观念。
姚：批“潘杨王”以后，是非颠倒，造成河南几百万人非正常死亡的惨剧。还有那些具体的严重后果与评论？
王：这本资料《河南省的“潘杨王”事件》中有一些可作参考的信息。包括：
1、批判“潘杨王”的“生产悲观论”、“河南特殊论”，高指标的浮夸风更烈。
吴芝圃等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12年达到的目标）、水利化、“四无省”（无苍蝇、蚊子、老鼠、麻雀）、消灭文盲、实现绿化。1958年5月宣布全省实现水利化，7月放小麦卫星西平县和平社亩产7320斤，新乡专区日产钢铁120万吨大卫星。
2、批判“潘杨王”的“小农经济优越论”，大刮共产风。
1958年8月6日毛主席视察河南七里营人民公社后，8月底河南全省实现人民公社化，全国第一。省委规划4年过渡到共产主义。1958年夏，1959年秋“一平二调三收款”，剥夺农民20多亿元。大办水利，1959年冬—1960年春平调3.3亿元。大办公共食堂，剥夺农民自留地、家禽家畜、直至锅碗瓢勺，不准农民家里开火。大跃进时公社大队劳动军事化，大兵团作战，强迫群众光膀子，化妆唱歌，连轴转。建共产主义新村，并村拆房大搬家。
3、批“潘杨王”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结果高估产、高征购，后饿死人。
批判、停止执行“潘杨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政策，认为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反对统购统销的“右倾错误”，结果大搞浮夸，高估产，高征购。1958年粮食产量实际281亿斤，高估到702亿斤；1959年大旱灾，粮食实产194.9亿斤，吴芝圃主观定为450亿斤，不准动摇。高估产必然高征购，1958年征购粮食80.8亿斤，占实际产量的28.7％；1959年征购72亿斤，加上公社自筹粮和周转粮，仍为80.8亿斤，占实际产量的37.14％。两年多征购60多亿斤，不少地方把种子、饲料粮、口粮都交了。还不准群众家里冒烟（做饭）、不准挖野菜、不准逃荒、不准上访告状，认为这是阶级敌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故意给社会主义抹黑。导致大量非正常死亡的严重后果。饿死人最多的信阳地区，1958年粮食产量56亿斤，1959年大旱百日没下雨，地委估计72亿斤，实际上产20多亿斤。各县都超额征购了粮食，出现透底粮，有外出逃荒、浮肿，还继续反瞒产，光山县要邮局扣压反映实情的信件12000封，有一个村23个党员，饿死了20个，剩下的3个党员向省委写血书求救，被省委秘书长戴苏理扣压并要查处。
4、“信阳事件”中，光山、商城、固始、潢川最为严重，河南非正常死亡200万人。
1961年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说：“我到光山去看过，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确实这样，这不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攻击我们，这是真的。先念同志对我说：‘西路军失败惨得很，我没有流泪，到光山看到这种情况流了泪。’是痛心哪！”“如果把自留地坚持下来，小自由多一点，即使是反革命破坏，人也要少死好多。既没有自留地，又不让群众挖野菜，又把小锅砸破，群众根本不能搞一点吃的。严重的地方食堂停伙90天，不准群众家里冒烟，难道还不痛心地接受这样的教训吗？”李富春副总理到河南吃着掺上野菜的面团子感慨地说，如果河南人民都能吃上这个就好了。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给吴芝圃一封群众来信，反映商城、罗山、息县有些地方食堂停伙，以致饿死人的现象。而吴芝圃未予重视，一意孤行地反右倾，反瞒产，抓阶级敌人。最终结果是河南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生产倒退到解放前；
非正常死亡200多万人：
牲畜非正常死亡500多万头；
耕地碱化1000多万亩；
树林被砍80—90％；
农具损坏50％；
……
群众生活极其艰难；
党组织大伤元气；
……
难道这样悲惨的令人痛心和震惊的后果，不能促使我们对河南吴芝圃“反潘杨王”事件进行深刻的反思吗？
姚：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在《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一文最后写道：“群众说：‘跟着潘复生，一天吃一斤；跟着吴芝圃，吃了不少苦。’这种民谣不少，说明谁是谁非，人民看得最清楚。从信阳事件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真是太好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连的人民是多么听话，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而我们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
大跃进中，信阳地区非正常死亡的两百万人民公社社员，河南省几百万人，全国上千万人，“宁愿饿死，不抢粮库”，听话、遵纪守法、相信党的善良人民，实际上死得冤枉、死不瞑目。为什么在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相信我们伟大的祖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千百万中国农民，却倒在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高举的“‘左’倾盲干错误”的三面红旗之下？吴芝圃，这位曾在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的毛主席的好学生，把中国的好农民带领着进入了走向共产主义天堂的金桥——人民公社，却阴差阳错地走进了地狱之门。面对成百上千万活活饿死病死的亡灵，作为应永远代表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和全体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为什么不从内心感到羞愧、忏悔和罪恶感？为什么至死也没有为后人留下一份象样的良心终于发现的深刻的检讨和“罪己诏”？难道，过了半个世纪，一个郑重的党、一个严肃的对待自己严重的错误、过失的党，对自己领导下的政权造成上千万人无辜死亡的罪恶，不能作一些认真的反思吗？这样不作反思，能良心平静地告别世界，去面对冤魂吗？对得起那些“听话、相信党、遵纪守法”、活活饿死而不抢粮库的十分勇敢又十分善良的中国老百姓和他们的后代吗？
为了革命的胜利，夺取无产阶级的红色政权，无数革命先烈和人民群众，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才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执政党的地位，志士仁人、英雄烈士和普通老百姓的鲜血染红的五星红旗才能在全国迎风飘扬。但是，牢牢掌握了印把子、枪杆子和笔杆子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却在自己全权负责、一元化领导下的人民政权手中，生生制造出了一个触目惊心的“信阳事件”，全国也有一系列类似的“信阳事件”，使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在老根据地、老解放区的土地上、在国家粮库的粮垛旁边活活地饿死了。赞扬人民真好、真遵纪守法的同时，难道不是在谴责吴芝圃式的共产党省委第一书记的非善良之心、违纪乱法的“左”倾蛮干是对人民犯罪的行为吗？如果不对“信阳事件”、“反潘杨王事件”、“反右倾、反右派斗争”……等左倾蛮干思想和后果作历史性的深刻反思，怎么对得起牺牲的烈士？烈士们流血牺牲换得了人民政权，为什么人民政权的领导人，象吴芝圃式的第一书记们把人民带向苦难的死亡深渊？革命中人民的牺牲，难道是为了在人民政权下牺牲人民？这是为什么？以革命的名义、以革命烈士的名义，党应当正视、面对这段痛苦的严酷的历史事实进行严肃的深刻的反思。否则，愧对烈士的英魂！
我们必须反思历史上的教训，因为马克思讲过：“人类历史上存在着某种类似报应的东西，按照历史上对应的规律，制造报应的工具的，并不是被压迫者，而是压迫者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308页）。
姚监复整理记录，2006年7月14日于北京。
此文为反右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之一。来源：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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