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14日 星期六
曹汝霖:“五四”运动终身受冤诬
【文中「东海」为时任大总统徐世昌,「合肥」为段祺瑞】
章仲和(宗祥)此次回国,有人告我说,外边有谣言,说你们与日本接洽,将倒徐拥段,这次章公使回国,即是商讨进行方法。我说这真是无稽之言,从何说起,我们从来没有这种思想。他又说,你不知道吗?吴笈孙秘书长半壁街有聚会之所,时常密商对付合肥,大约这谣言即从那方面来的。我听了他说得有实据,似信非信,不以为意。仲和此次回国,想多休息,避免应酬,故我以天津特一区寓为其居停。
仲和来後三日,即五月四日,东海在公府设午宴为仲和洗尘,有钱总理杜闰生与我作陪。宴到中间,承宣官入告,吴总监来电话,天安门外学生千余人,手执白旗,标语为和会失败,攻击曹总长诸位,请诸位暂留公府,不要出府回家,因学生将要游行。其时巴黎和会,我国代表不签字的消息已传到北京,我听了即向总统说,这次和会,来电报告很少,不知公府方面有无电告。今学生既归咎于我,总是我不孚众望,请总统即行罢免。总统一再慰留,且说学生不明事情,不必介意,即顾钱总理说,打电话令吴总监妥速解散,不许学生游行。席散後,钱总理约到他公事室少坐,即拨电话告吴总监传达总统命令,闰生先回去。少顷钱总理又电问镜潭(吴炳湘)现在怎样了,吴说正在劝说不许游行,但学生加到约有二千人了。又等了一回,钱干臣(钱总理号)又电问镜潭,解散了没有?吴答人庞口杂,颇不易为,恐他们定要游行示威。钱说请你多偏劳。有顷,吴总监来电话谓,正在劝说解散之时,香岩(段芝贵字,时任卫戍司令)忽要出队弹压,如果香岩出队,即由他去办,我不问了,干臣又电请香岩说,这是地方上的事,不到出兵时候不必出队伍,由镜潭去办,请你不必过问。又等一回,香岩来电话谓照镜潭办法,不能了事,非派队伍出来,吓唬吓唬他们不可。又由吴总监来电话谓香岩如定要派兵,我即将警察撤回,以後事情,由他负责吧,我不管了。钱总理一面劝吴总监妥速解散,一面劝段不要出兵,地方上事,应由警察负责,不必派兵弹压。香岩则说,照镜潭办法,不但不能解散学生游行,恐事情扩大更麻烦。各执一辞,争辩不已。看钱总理两面为难,没有办法,我与仲和说,我们走吧。遂告辞而出。
回家时汽车不经过前门,没有看见学生,到了家门,警察厅派来三四十名警察,队长向我请示,怎样保护法?我说这是你们的事,怎么反来问我?队长说,上头命令「文明对待」,故连警棍都没有带,怎么好呢?我苦笑道,你们看怎么好,即怎么办得咧!警察即找木板石块之类去堵大门。我家向无警卫,墙不高,门又不坚,正在此时,丁问槎(士源)大踏步而进,见我与仲和在客厅谈话,他说我刚路过东交民巷,学生游行队要进东交民巷,为守兵所阻,即向东而行,人数不少,看来即将到这里来了。他见警察在堵门,他说堵门有何用处?我说,他们奉的命令,是文明对待,故连警棍都没带。问槎听了大笑道,好个文明对待!正说话间,听得呐喊叫嚣之声,渐渐清晰,问槎说,来了你们先躲避,不要吃眼前亏。我即到东面去看家父,见我父呆坐在廊下,有一婢一童陪侍着。顷刻之间,呐喊之声,越来越近。有顷,见白旗一簇一簇出现墙外,父嘱我躲避,但我房的建筑是西式一排平列,无处可躲。正在这时,忽有一石对我父飞掷过来,幸婢将身一挡,打中背脊,肿痛了好几天,若中我病父,即不堪设想了,即扶我父进屋。
我于仓猝间,避入一小房(箱子间),仲和由仆引到地下锅炉房(此房小而黑)。这箱子间,一面通我妇卧室,一面通两女卧室,都有门可通。我在里面,听了砰然一大声,知道大门已撞倒了,学生蜂拥而入,只听得找曹某打他,他到哪里去了。後又听得砰砰蹦蹦玻璃碎声,知道门窗都打碎了。继又听得瓷器掷地声,知道客厅书房陈饰的花瓶等物件都摔地而破了。
後门又打到两女卧室,两女不在室中,即将铁床的杆柱零件拆作武器,走出了女儿房,转到我妇房。我妇正锁了房门,独在房中,学生即将铁杆撞开房门,问我在哪里。妇答他到总统府吃饭,不知回来没有?他们即将镜框物件等打得稀烂。我妇即说,你们是文明学生,怎么这样野蛮?我在小室,听得逼真,像很镇定。他们打开抽屉,像在检查信件,一时没有做声。後又倾箱倒箧,将一点首饰等类,用脚踩踏。我想即将破门到小屋来,岂知他们一齐乱嚷,都从窗口跳出去了,这真是奇迹。
又到两亲卧室,将一切器皿打毁,对我双亲,承他们没有惊动。打开橱门见有燕窝银耳之类,即取出了匣子摔了满地。我父即说,这是人家送我的我还舍不得用即送你们好了,何必暴殄天物?他们不理,还是践踏得粉碎而去。後到汽车房,将乘用车捣毁,取了几筒汽油,到客厅书房等处浇上汽油,放火燃烧。顷刻之间,火势上升。问槎即将老父母扶到院中角落坐下。
仲和在锅炉房,听到上面放火,即跑出来,向後门奔走,被学生包围攒打。他们见仲和穿了晨礼服,认为是我,西装撕破,有一学生,将铁杆向他脑袋後打了一下,仲和即倒地。问槎向警长说,现在学生已放火伤人,成了现行犯,还能文明对待吗?警长亦不理。适日友中江丑吉闻讯赶到,见仲和倒在地上,他亦认识,即推开学生,将仲和连抱带拖,出了後门,藏在对面油盐店,把门而立,说日本腔的中国话,这是我的朋友,你们要打即打我,我不怕!他虽知自卫之法,亦已受铁杆打伤多处,臂背红肿,经月余才愈。吴总监随即赶到,一声「拿人」令下,首要学生听说,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只抓了跑不及的学生二十余人,送往警察厅。
我仍在小室里,吴总监向我道歉,将全家送到六国饭店。消防队亦赶到,东院一排西式房已烧尽了,只剩了门房及西院中国式房一小部分,随即救灭。仲和亦由总监派车送入同仁医院,我即到同仁医院,见仲和面色苍白,闭目而睡,状很疲惫狼狈,我没有惊动他。医生告我,他全身共受伤大小五十六处,幸没中要害,後脑震动,故致晕倒,等静养两三天後再看。我又回到六国饭店,嘱部电京奉局速开一专车到天津,接仲和夫人来京。傅沅叔(增湘)总长来慰问,他说我听得消息,即到北大劝说,但已预备出发,阻挡不住,请你原谅,想不到学生竟如此大胆荒唐。府秘书长亦来,余因不满于他,对他很不客气。他问我火烧情形,我说我也不知道,你自己去看吧。後吴镜潭来,问他逮了几个学生。他说,他们听了我汽车喇叭声,要紧的学生都已逃光了。等我下令拿人,只剩了二十余个跑不及的学生,我看他们不是重要的。我说,打人放火的都没抓到,这些盲从的学生不必为难他们,请都释放了吧,他答应而去。
後我又到医院,因不知仲和伤势情形,即住在医院。仲和夫人来时,已经在第二天凌晨了。我虽住医院,亦不敢去看仲和,恐他感触,于伤不利。他夫人告我,若无中江,仲和之命休矣,我听了凄然,很感中江之见义勇为,真够朋友。仲和说,有一小记事本,和皮夹钥匙,都放在曹家锅炉房里,後都找到了。等仲和伤势渐愈,我才出医院。东海为我安置于团城,团城前有玉佛殿,後有住房十余间,又有一斜廊通到一亭,下临北海。我即以住房住家眷,家父母已于翌晨送天津住友家。亭名沁春,我即以作书房起坐室,殿前两旁,各有群房十对间,其时部中秘书,恐我有事,每日必来,即于右侧群房为休息所。左侧群房,公府派一连兵护卫,跟我家仆役厨房等同住一起。
我到团城第二天,合肥即来慰问。此老向不虚伪的敷衍,他说这次的事,他们本是对我,竟连累了你们,我很不安。又问仲和伤势如何。且说你们不必辞职,看东海如何处置?说了即辞出,我本已预备辞呈,因合肥嘱不必辞,只好暂搁。後仲和出院,东海安置他于北海北隅之静心斋。时北海尚未开放,静心斋亦有亭榭楼阁,古松翠柏,风景宜人,外交部新修理油漆,以备招待外宾,与团城一苇可通,不必经由外面。东海为我与仲和之安顿,倒是斟酌周到,煞费苦心。
我住团城数天後,东海忽傍晚驾一扁舟,由北海登城而上。我适在沁春亭,他直入亭中,时已夕阳西下,清风徐来,他说这里很凉快。又下亭同到前院,经过玉佛殿,说玉佛还是暹罗
进贡的。见古[木舌]数十株,他说这俗名白皮松,只有北方有,团城特别多。且走且说,我留一小舟,在城下北海,可驾游北海。北海鱼种很多,亦可垂钓消遣。又问我带书本来没有?答没有,他说,可送些书来,供你解闷,你有所需,打电话给秘书厅好了。走到北海边,即乘小舟而去。他谈笑如常,对学生事,一字不提,避开现实,真老于世故者也。随即送来一部东三省政书,是此老在东三省政绩奏折与军机处来往书电很多,木板大本十二册,诚洋洋大观也。後又遣吴笈孙送我及仲和各五万元,一为盖屋,一为养伤。余报告合肥,合肥说,还了他,我们不是可以用金钱收买的,遂送交吴秘书长嘱代谢总统。後又要为我置买一宅,我亦辞谢。
我在团城头几天,还有学生,手执了白旗,三三五五的行走,後来即没有了。北大蔡孑民校长有简单谈话登于报上,记得有「民亦劳止,讫可小休」之语,亦是劝学生停止之意。我以为学潮已经结了,岂知不多几天,有友来告,学潮又起来了。这次似有背景,且像有组织,有名人在街头演说,不是学生,历数你们种种罪恶,中有一人,你亦相识(姑隐其名)*,竟抬了棺木在旁,大骂你为亲日派,甚至说你不但想出卖山东,连中国都要给你卖掉,说你签了二十一条还不够,将来必将与日本签中日合并条约呢。你们学生,怕还不知道。还说他有权力,可能杀我,我拼一条命,跟他斗到底,故将棺木预备在此。此人演说即在北大近处,顿时学生来听者数百人。学生大声说道,我们也非跟他拼命不可。于是这人帮助学生,设立学生联合会,派学生到上海联络。且运动商会,要求罢市。上海学校亦同时响应,但商会不很听他们鼓动。上海有青年会会长朱某亦是好出风头的人,趁此机会帮助学生,向商会董事要求,且叫学生向商董磕头跪求,说得痛哭流涕。商董无奈,允开会商议。报馆亦附和鼓吹,说和会失败,全因我们三人对日外交失败之故。学生联合会又运动商会联名电政府,请求罢斥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以谢国人。政府接到此电,以为机会正好,即不等我们上呈辞职,竟下辞职照准之令矣。
以我的揣想,东海本拟借上海和会,抑制合肥势力,故南方代表,初提陕西及参战借款问题,都是针对合肥。若合肥不理,即以破坏和会之责,委之合肥,公之世论。乃合肥测之其用意,即令陕西划界停战,参战案件送阅和会。南方代表,乃提议裁撤参战军,同时提到国会问题,到此反关于东海自己地位问题。适发生学潮,攻击我们,即利用此机以剪除合肥羽翼,断其日援之路,本非初意。又不敢直接下令罢免,于是绕了大圈子,达成目的,惜百密不免一疏,不先设法令我辞职,竟下辞职照准之令,反授合肥口实,斥为命令造谣,成为政府笑话。
令下之日,合肥即来团城气呼呼的说,没有辞职,而捏造辞职照准之令,命令亦造谎言,天下尚有公论是非吗!东海为人敦厚,以前举动,亦许不是出之他意,这次命令,他尚能辞其责吗?此次学潮,本已平息,那班破靴党,以为没有达到目的,又利用街头演说,鼓动起来,扩大到各处,唯恐天下不乱,东海知而不加制止。尤其对你们,为他冒大不韪,借成日债,这种举动,真所谓过河拆桥,以後还有何人肯跟他出力?他对我作难竟累及你们,良心何在,岂有此理!说罢不等我答复,竟悻悻然而去,可见此老心中之忿懑,满腹牢骚。
後来政府下了一道命令,告诫学生,且说我们都是公忠体国,为国家效力,没有对不起国家之事,尔学生勿轻信谣言等语。这是官样文章,为我们洗刷,但与免职令自相矛盾矣。继以钱能训辞总理,任龚仙舟(心湛)为总理,以示钱引咎,且与段有接近之意。以东海素称为德高望重,为北洋元老,犹不免使用权术,可知政局之复杂阴阳。以我平凡向无机诈之人,何能适应此环境。自愧无能,从此退出政界,未尝再问政治,自号觉庵,窃比古人年至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那时我已近五十矣。
此事对我一生名誉,关系太大。学生运动,可分前後两段,前段纯系学生不明事实,出于爱国心,虽有暴行,尚可原谅。後段则学生被利用,为人工具。那位演说之人,尽其毒舌之所能,任意造谣毁谤,学生幼稚心理,以为名人演说,一定可靠,牢记在心。甚至我子女上学,亦受同学揶揄,可想中毒之深。俗语说,真金不怕火烧,话虽如此,然在此浇漓社会,子且不能信父,何况他人,我若不于此时表明真相,恐我之後人,亦将误会。故我写此事,不厌其详,但求真实,信不信由人,我总凭自己的记忆,将此事之真实性,尽量报告出来,亦可使我良心稍安而已。
东海不满合肥,是权力之争,然合肥之权力并非与东海争夺而来,这是尽人皆知。然居其位而无其权,总不免觖望,而合肥对东海,以我之观察,总算唯命是从,不失其尊敬之意。即以此事而论,亦没有直斥东海,足见合肥之厚道,而东海对我们,事前如何布置,我不知道,事後之安排,亦可认为有内疚之心,故我仍事以师礼,至街头演说之人,与我虽非至交,亦非泛泛。其人写作甚佳,唯器量太小。大凡器小之人,必多猜疑,我与仲和曾向东海推荐他为秘书,东海说,我的秘书长,用不着磐磐大才,即指此也。岂知他反疑东海要用他,为我们破坏。又有一年,他向我借三千元过年,我亦答应,因急景凋年,一时忘了于年前送去,到了新年送去,他竟大怒拒而不受。我莫名其妙,後有他同乡告我,借钱过年,总是为穷,新年送穷,我乡最忌,他以为我故意开玩笑,触他霉头。但我哪里知道,真是为好反成怨了。然因此细故,竟成大仇。他明知政务事实,故意颠倒是非,无中生有,以蛊惑青年,毁我名誉,至于此极,使青年信以为真,何乃太毒。然人心不古,天道犹存,此君热衷过度。合肥执政时,他又入段系,派为参政,曾托云沛向我疏通,我谓事已过去,请不必介意。後投入郭松龄部下,郭败,此君死于乱军之中,尸骨无存,自食其果,我亦为之惋惜。
其时友人都说,你为何不辩?我以为众怒难犯,众口铄金,辩亦无益。况家严曾有止谤莫如自修之训,若彼此呶呶不休,更增老父之虑,故从无一言辩白。岂知处此是非不明之时代,不自辩白,即认为默认,不表白真相,即目为不敢发表,久而久之,积非成是。故虽事成陈迹,不能不发其真实相也。後来北大有关此事之人,已将此事改称为文艺运动,使人将「五四」运动,淡然忘之,不意国府编辑教科书又将此事列入教科书,加以宣染,遂使全国学子,知有「五四」运动之事,即知有不佞之名,不佞之谤满天下,实拜国定教科书之赐也。我所写的,是凭我亲历之事,即捕了无关紧要的学生二十余人,是凭吴总监对我说的,我已请他释放。後有说北大学生亦有被捕,经名流保释,则非我所知矣。至其他方面的事情,我不知者,亦无从写起,非故意从略也。
子兴(陆征祥)回国,以夫人病,遂请出使瑞士,为夫人养病。东海允其所请,派为出使瑞士公使,遂偕夫人出国,在瑞士置一别墅,为夫人养病。夫人故後,以夫人遗言,入天主教本笃会隐院修道,苦修十六年成为司铎。罗马教宗对陆氏特别待遇,本拟俟陆氏司铎後,来华传教,俾可与上流社会,广传教义。但又恐陆氏身体孱弱,不胜繁剧,故先派南文院长来华观察。南文到南京後,已与当局接洽同意。他临行时,陆氏嘱其对徐东海与余,特别致意,故又到天津访东海。东海为设茶会,约我全家与会,并摄影嘱南文氏携归,送与陆氏以为纪念。陆氏自进本笃隐院後,与我常通信,告我本笃会情形,并赠我与培德夫人新婚丽影。院中因他身弱,特设一小教堂,省他多步。他来信告我,谓将我与许文肃公照片,并列祭台,每天做弥撒,为我祈祷,并附寄祭台照片,较在国内时,倍觉亲切。迨临终时,嘱陪他的司铎说,我死後告知在中国四位挚友,即颜惠庆、刘符诚、顾少川及余也(据「陆征祥传」)。揣其用意,似于「五四」运动对我弥补其歉疚之意焉。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又闻与此事有关之青年,因此机缘,出国留学,为国家成就人才。在我呢,因之脱离政界,得以侍奉老亲,还我初服。所惜者,此事变化,以爱国始,而以祸国终。盖学潮起始,由于学子不明事实真相,误听浮言,激于爱国心,以致有越轨行动,情有可原。迨北大校长蔡孑民先生,发表谈话,劝学生适可而止,学潮似已平息。然反对者以尚未达到目的,又鼓动街头演说,加以背後有组织,有援助,遂扩大范围,游说至上海等处。迨至我们三人下台,钱阁引咎,蔡校长亦辞职南下,反对者已如愿以偿矣。哪知反对者所利用之工具,反为阴谋野心家渗入利用,遂使此风弥漫全国,以後遇事,辄以学潮游行为武器,扰扰攘攘,永无停止,直至大陆变色,此风反嘎然而止。推原祸始,未始非「五四」运动为之厉阶也。
曹汝霖,《周末文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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