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能不能走上人類文明的共同大道，關鍵在於能不能擺脫毛澤東的陰影，使這個黨和全國人民一起，從毛澤東的獨裁統治和毛澤東思想的奴役下面解放出來。在“四五”運動中，在真理標準討論中，在理論務虛會中，在四千人討論中，都有重大的認識成果。但是，鄧小平“一句頂一萬句”，利用強權，力排眾議，扼殺了這些積極進步的認識成果
編者按：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30年後的2011年10月中旬，北京民間文化智庫天衡文化中心邀請北京一批知名學者，分兩次座談這個由鄧小平一手推出的《決議》。座談屬於小型的，沒有任何宣傳，但是與會者站在民間立場的自由發言，從歷史真實出發對《決議》進行的深刻批判，非常值得關注。
《歷史決議》與三中全會精神相悖
鄭仲兵：今天邀集朋友們來評說30年前出台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意在回顧和反思那段歷史，自然是不帶任何政治功利目的的、純史學意義的、民間的自由討論，也無意針對其它機構召集的有關討論，請大家隨意發言。
本人不是這個《決議》的參預者，但當時在中宣部理論局工作，對前後一些歷史情況不能不有所瞭解，為拋磚引玉，我想說些對《決議》的看法。
多年來，官方和一些學者的著述，都把《決議》說成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撥亂反正的產物，說它是在鄧小平和胡耀邦主持下搞出來的。
其實不然。恰恰相反，它是鄧小平繼1979年3月30日在理論工作務虛會所作《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報告後反“自由化”的產物，是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歷史版，完全是鄧小平意志的反映，與“三中全會精神”——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相悖的。
1978年12月，中共召開帶有歷史轉折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1979年1月—4月（中間休會一個月），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中宣部長的胡耀邦召開理論工作務虛會。務虛會以實踐檢驗真理以及理論、政策、是非的標準，對中共建政30年的歷史，特別是“文革”十年，以及毛澤東的責任和問題，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和總結。我認為這是中共歷史上僅見的生動活潑、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會。
鄭仲兵
但是，在胡喬木、鄧力群等人的鼓噪下，鄧小平把它看作是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泛濫，在務虛會的第二階段做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腰斬了理論務虛會，從而也腰斬了方興未艾的思想解放運動。與此同時，還取消了民眾表達自己思想和訴求的“西單民主牆”，抓捕了魏京生、傅月華等人，取締了從反對“四人幫”暴政而自發產生的民間組織和刊物，從而也扼殺了從“四五”運動、“四人幫”垮台到三中全會以來產生的自由、民主的萌芽。
當時，這一系列違背三中全會精神甚至違反憲法的言論和行為，給予正處於思想解放運動高潮的理論界和知識界的打擊，更甚於“兩個凡是”的社論和凡是派對真理標準討論的壓制。因此，在黨內黨外引起了強烈的反彈。
為此，10月下旬，鄧小平提出三項動議，並在政治局常委會上做出決定：一，修改黨章，把“四項基本原則”寫入總綱；二，修改憲法，取消公民的“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權利；三，起草《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用他的“完整準確的毛澤東思想”，用四項基本原則，統一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三箭齊發，異曲同工，都是為深入反自由化。
中央文件說，《歷史決議》“是在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領導下，由鄧小平、胡耀邦主持進行的”。其實《歷史決議》自始至終都是完全在鄧小平個人掌控中進行的。而具體負責文件起草和修訂工作的，也是反自由化最積極的胡喬木和鄧力群。如鄧力群在《12個春秋》中說的：“起草工作由胡喬木負責。起草小組的組織、安排，同上下左右的聯繫、交流都由我負責”。起草小組的筆杆子主要是鄧力群挑選的，有關人員有鄭惠、盧志超、滕文生、鄭必堅、廖蓋隆、袁木、邵華澤、石仲泉、李洪林、龔育之等，前四名都是鄧力群主政下的書記處研究室的幹部。李洪林因著文評析“長官意志”與胡喬木觀點相左，便不讓他參預執筆。鄧小平、胡喬木、鄧力群形成嚴密的三位一體，胡耀邦根本插不上手。鄧力群說：“每次稿子送到他（按：指鄧小平）那裏，都看、都想，都提意見。大多把胡喬木和我找去，講他的意見。我把他的意見記下來，回來向起草小組的人傳達，有的還在書記處研究室傳達，每次傳達後，都由衛建林幫助整理。前前後後，鄧小平發表意見有十五、六次。”
據不完全統計，從1979年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做出正式決定起草《歷史決議》，到1981年6月十一屆六中全會正式通過《歷史決議》，中經一年零六個月。鄧小平指示性的談話有19次之多（其中直接找胡喬木和鄧力群談話有6次），再加兩次和外賓的談話，涉及《歷史決議》講話共21次。（未完待續，《新史記》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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