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有位朋友为我在重庆图书馆查找到了一本《游击战术纲要》。这是我在1938年写的书。上面印着：“重庆读书生活出版社；作者：陶剑青（我当时用的笔名）”。相隔50多年后，我第一次看到自己写的书。这半个世纪后的馈赠，使我久久不能平静。思绪万千的我又回到了中国人民蒙受战争灾难的那些日子。
一
抗战全面爆发时，我19岁，刚从红军大学调至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驻扎在山西五台县苏子坡。1937年至1938年间，大批东北、平津、山西等地的知识青年奔向革命，投入抗日的队伍。此时，抗战前线急需大批军政干部，他们之中的一部分同志经过随营学校的政治、军事等培训后，即开赴战场。我当时在学校任支队长兼军事课教员。
一天，八路军收到一封来自国统区的信函，落款是邹韬奋。信中希望八路军能为抗日军民提供一本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的书。其实，这是国民党方面通过关系向八路军索要军事理论书。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校长韦国清，把邹韬奋的信件交给我说：“正好你教这一课，就由你来写吧。”红军队伍是在游击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可以说每一个红军战士的自身经历就是一本游击战的活教材！当然，把战斗经验写成书，还有相当一段距离。在那动荡的岁月里要坐下来“爬格子”，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手里除了一本苏联的小册子和听过报告的记录外，再没有什么资料可供参考。
二
万事开头难，记得我拟过十多次提纲，都毁了，直到最后满意为止。由组织先把提纲和写作计划寄到重庆，在得到同意和答复之后，便采用完成一章，寄出一章的办法进行。并且是自己誊写，自己画战略图解和各种表格，自己校对，可谓孤军奋战。每章书稿的寄出，都是煞费苦心，先由同蒲路最南端的风陵渡辗转送到西安，然后空运到重庆。历经三个多月，共完成17万字，分15章。除总编外，还包括游击队的组织、作战方针、任务、侦察、警戒以及行军宿营、遭遇战、退出战斗、通信联络和后方工作等内容。书后还附录了四位八路军将领的短文：林彪的《抗战经验》、刘伯承的《我们在敌人后方的战术的应用》、萧克的《论平地游击战》以及郭化若的《游击战争战术上的基本方针》。
从我接受写书任务到完稿，部队辗转于山西五台县苏子坡、榆次、汾阳、孝义、盂县、交城、文水等地，驻扎时间最长的是在洪洞县（约两个月）。我带着这本未完成的书稿，随时准备着转移或投入战斗。
书的最后一章，是从洪洞县寄出的。没想到不久竟接到出版社寄来的稿酬，是一大捆邮票。国共合作期间，邮票是通用的，甚至还可以当做货币来使用。那时生活十分艰苦，拿着这笔稿费，我和同学们到小馆子改善生活，用完餐后掏出邮票付账，引得同学们开怀大笑。
《游击战术纲要》一书在重庆正式出版后，因道路、通信被日军截断，与出版社的联系也就中断了。几十年来，我始终未能见到自己写的这本书是什么样的。
三
1994年，在黄埔军校建校70周年纪念会上，一位从台湾来的国民党老军人在闲谈中对我提到：“1939年，国民党在湖南南岳集中了一批抗日前线各战区的军官，学习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当时学的就是《游击战术纲要》一书。”
我问他：“可记得此书作者？”他说：“不就是陶剑青先生吗？”我说：“鄙人是也。”
这位80多岁的国民党老军人连忙起身拱手：“你是我的老师。”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共和国蒸蒸日上，人民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我要告诉人们的是：沉睡在图书馆的这本书，是在硝烟弥漫的抗日年代诞生的，曾在炮声隆隆的战场上对抗击日军发挥过作用。今天，《游击战术纲要》早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但它带给我对戎马生涯的回忆却是无穷无尽的……
陶汉章，《党史博览》201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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